這篇後記本來應該是由童慶炳先生本人親自撰寫的，但實際情況是，老人家還沒來得及進入這一環節，就於今年6月14日仙逝了。這樣，便隻好由我越俎代庖，勉為其難地寫上幾筆。
據我掌握的信息，也據童老師最後四屆博士生回憶，《童慶炳文集》的整理與編纂經曆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2010年9月，新一屆博士生江飛和李立剛入學不久，童老師便找他們幫忙，囑其編輯文集一事，以便為以後的正式出版做準備。江飛說：“當時，童老師隻給了我們一摞已複印保存的文章，數量少，也比較散亂，基本上是在網上容易找到的文章。為了編得更準確、更齊全，那時我們在課餘時間搜遍了網絡，跑遍了北師大圖書館，坐公交車到國家圖書館更是不計其數，查找、借閱、複印、整理、編纂，力求將童老師發表的所有文章一網打盡。”經過三個月的努力，他們二人初步完成了十二卷文集、總字數約四百萬字的編輯工作，其中包括《童慶炳文集》十卷和《童慶炳研究（1979—2010）》上下兩卷，同時他們還分別編纂了《童慶炳文集（1961—2010）》總目錄、《童慶炳文集編年索引（1961—2010）》以及各分卷目錄。值得一提的是，當初的十卷文集是按時間順序編輯起來的，這應該是童老師對自己文集的最初構想。
之後，2011級博士生李聖傳與段愷，2012級博士生薑洪真、席誌武與彭薇，2013級博士生楊寧寧又根據童老師的另一種編排思路，在此前編輯的基礎上調整結構，完善內容，查漏補缺。薑洪真回憶，2012年10月，童老師在北醫三院因心髒病接受治療期間，曾向她口述過一個文集編排的思路框架——四百多萬字的文集準備出十二卷，每卷約四十萬字，其中理論研究十卷，文學創作兩卷。理論研究包括審美詩學（三卷）、心理詩學（兩卷）、文體詩學（一卷）、比較詩學（三卷）和文化詩學（一卷），文學創作包括兩部長篇小說（一卷）和散文隨筆（一卷）。童老師出院後不久，他便安排薑洪真與席誌武按新的編排原則加以落實，薑洪真負責審美詩學和心理詩學兩大塊，席誌武負責文體詩學和比較詩學兩部分。文化詩學因僅涉及初步完成的一部書稿，這部分便交由李聖傳校對完善。2013年2月，他們編出了文集目錄；2013年秋，重新編排的文集已大體竣工。
但實際上，這並不意味著這套文集就萬事大吉了，因為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童老師還曾不斷念叨起文集之事，而每念叨一次，我聽出來的話外音都是不滿和焦慮。例如，在文藝學研究中心舉行的2013年年底總結會上，童老師顯然有備而來，因為輪到他發言時，他說他要給大家講一講自己的最新思考，可概括為“兩論”——“體製論”和“單元論”。所謂“單元論”，是說學人治學一般以十年為一個單元，隻有在一個單元內集中做一件事，深挖洞，廣積糧，勤思精研，窮其所有，才能把它做到極致。隨後他馬上以自己為例說：“但我研究《文心雕龍》，十年中並沒有把它研究到極致，沒有成為這個方麵首屈一指的專家。”2014年5月17日，文藝學研究中心召開學術委員會會議，會上童老師又講起了科研速度與學術質量問題。他從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講起，先是談鍾敬文先生在“六五”規劃中的遺憾——他想寫本梁啟超那樣的書，卻終未如願。接著又拿自己說事：編了十卷本的文集，覺得好多東西是應景之作，有價值的東西不多。而編自選集時他也意識到，自己這輩子真正滿意的文章，有些價值的文章，不過五六篇而已。
這番話讓我很受震動，我也立刻聯想到鍾敬文先生的一個說法：“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人民的學者鍾敬文》，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頁）兩位老人晚年時如此評價自己，不約而同，在我看來絕非什麽自謙之詞，而是活到一種境界之後的大徹大悟之言，其中我以為隱含著兩層意思：一是要想有所發現，有所出新，以真知灼見之文行世，是難乎其難的；二是貪多求快，或逞一時之勇，可能會寫出學術時文，卻又往往速生速滅，成為過眼煙雲。我覺得起碼在童老師那裏，他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卻又來不及補救了。因為那天他結束發言時說：“我自己覺悟得太晚了。”
因此我猜想，在編輯自己的文集時，童老師或許並非主要是欣慰和滿足，而是有些失望，有些遺憾。為了彌補一些缺憾，也為了把他這套文集歸置得妥帖些，修補得漂亮些，2014年暑期他又親自動手，調整、補充、完善、提高，直到把自己折騰出毛病。我還記得那是去年8月28日下午四點半左右，我把童老師的保姆小郭約至北師大西門外，與她在零星小雨中聊童老師近況，長達一小時（此前她曾給我打過電話，直言童老師身體不好，希望與我見麵說十分鍾）。她說，童老師最近被十卷文集折磨得夠嗆，腦子也不好使了，重複打印了多遍文稿，老出錯。她還說，童老師依然惦記著要再寫兩三篇關於《文心雕龍》的文章，這樣才能使《〈文心雕龍〉三十說》圓滿。而這本書既被童老師看得很重，也正是他準備收到文集中的內容之一。她希望我們想想辦法，幫幫他，勸勸他，讓他停下手頭的所有事情，好好休息一陣子。
事情緊急，我馬上給程正民老師打電話，向他求主意。程老師立刻去看望童老師，發現他果然狀態很差，便趕快跟我說，得給童老師減負。他建議我與姚愛斌加入進去，愛斌負責《文心雕龍》卷，我負責另一卷論文組成的集子，別讓他再跟自己的文集較勁了。但我們還沒來得及進入，童老師就在9月初給我電話，讓我和愛斌各派自己的一位學生去他家，幫他再整理一下十卷本的文集，他說他自己老也弄不好。我隨即與愛斌商量，他派出了楊寧寧，我則派出了徐曉軍。
2014年秋冬之際，很可能是童老師平生狀態最差的時期。那一陣子，他的腦子確實出了點問題——張嘴忘詞，提筆忘字，思維遲鈍，語速更慢。他也跑了幾趟醫院，讓醫生幫其診斷病因。但就在這種狀態下，他每天還要讀書寫作，力爭讓他的《文心雕龍》研究有一個大團圓結局。他跟我說過，坐在電腦前，他經常是精神渙散，哈欠連連，犯困，打盹兒，有時甚至會睡過去，但醒來之後還得接著工作，效率很低。每每想到這幕情景，我就覺得心酸，也覺得有些悲壯。也許，那時的童老師已意識到什麽，他在與死神賽跑，也在挑戰生命的極限。套用以前的一個說法，他確實是戰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息。
至年底，他終於把十卷文稿理順了，也差不多補齊了。但交到出版社後，他依然不放心，便又在今年春節期間修補一番，重新提交一遍電子版。大概隻是到那時候，他才算是鬆了口氣，也了卻了自己平生最大的一樁心事。
我把童老師文集的成型過程簡要描述如上，是想說明一個問題：盡管昆德拉說過，現在已是一個寫作癖正在流行，滿大街都是作家的時代，但是對於一個學者來說，一輩子能夠寫出四五百萬文字著作文章，又能把它們在生前出成文集的情況還不太多見。童老師看重這十卷本文集，那固然是他一輩子思考的結晶，但又何嚐不是一個學者畢生追求的東西？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典論·論文》）如今，把文章上升到“經國之大業”的高度或許已顯得迂腐，但“不朽之盛事”卻很可能還是許多舞文弄墨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情結。因為誰都知道，在生命終止之處，文字可以再度出發，那是生命的延續，也是薪盡火傳的主要通道。我聽說圈內一位正值盛年的學人身患絕症，當他得知自己不久於人世時，首先想到的便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我也剛剛參加了“慶祝聶石樵先生九十壽辰學術研討會”，聶先生的夫人鄧魁英老師在會上披露，當十二卷《聶石樵文集》的樣書送來後，聶老一晚上不斷摩挲，連說真好真好。這幅畫麵令人動容，也許它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一套文集在學者心目中的份量。
當然，我更清楚，童老師的文集也是他為自己準備的生日禮物。他跟我說過：“等過八十歲生日時，這套文集也麵世了，那麽我要為來賓、為學生每人準備一套書，送給他們。但十卷本文集又太沉了，不好帶走。所以我會讓他們留下地址，然後讓小郭，讓學生幫忙，挨個兒給他們寄回去。”這番話是在今年4月的某一天說的，那時候他並未想到他會先走一步，永遠失去“摩挲”這套文集的機會。每念及此，我就覺得造化弄人，心裏特別不是滋味。
這套文集的順序，每卷的書名和其中的內容都是童老師生前親自敲定的，而整體框架也大體上遵循了他在2012年形成的編輯思路：始於審美詩學，終於文化詩學。與他那時的構想相比，文集隻是少了兩卷文學創作，那應該是出版社與他商量的結果。據我粗略了解，這十卷本文集或許還不夠全麵，但基本上已把童老師學術方麵的著作文章搜羅殆盡了。如何全麵評說這皇皇巨著，顯然是一個大工程，並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也並非筆者學力所能勝任。不過，據我先前閱讀的點滴體會，我似乎可以重複一下我曾經形成過的一個看法：“在我的心目中，童老師是一個真正懂得文學、並能吃透文學諸多奧秘的人，於是文學在他那裏便能敞開、顯豁、透亮。唯其如此，他才能夠把來自自己閱讀、創作、生活感悟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又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中去印證自己的經驗，最終提煉出某種文學規律。”（《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童慶炳先生對於中國當代作家的意義》，《南方文壇》2014年第1期）基於我的這一理解，我覺得在這十卷著作中，無論童老師是說中道西，還是談古論今，都可以看作一個深諳文學之理、審美之道的溫厚長者在與您圍爐夜話，侃侃而談。在他的娓娓道來中，在他掰開來揉碎式的講解中，理論不再顯得僵硬了，不再讓人頭疼發怵避之唯恐不及了，而是有了血肉，有了靈魂，有了溫度，有了豐采。如果去掉那些大而無當的溢美之詞讓我說句實在話，我更願意與讀者朋友分享我的這一感受。
感謝北京師範大學以及出版社的領導，正是因為他們的重視和推動，才使這套文集有了麵世的機會。出版社學術著作與大眾讀物分社主編譚徐鋒先生告訴我，因為學校和出版社要為資深教授出文集，他曾奉命與童老師商談此事。那是2013年10月22日上午，童老師把他約到家中，談正事也談天說地，總之是相談甚歡。譚主編說：童老師當時講啟功，說汪曾祺，還把他自己寫就的未刊發過的小說打印稿拿出來，與他一起賞析。“老爺子的平易近人，讓我倍感意外，或許是由於我對民國以來的學林掌故略知一二，所以還能對上一些話題。當時說了很久，結束後他還專門把我送出來，很是熱情。”2014年，譚主編又就文集之事與童老師交流過四五次，而最後一次見麵則是2015年4月。可以說，在具體運作這套文集的過程中，譚徐鋒先生各方麵都考慮得細致周到，為童老師提供了一次愉快的合作機會。
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諸位責任編輯，他（她）們為這套書的編輯付出了大量勞動。據策劃編輯曾憶夢講，這套文集每一卷都有一位責編，而她則負責整套書的組織協調工作。當文集經過二校依然存在著編輯無法解決的一些專業問題時，曾憶夢和童老師的兒子童小溪先生與我商量，希望文藝學專業的老師和學生加入進來，群策群力，完善文稿。於是在中秋節那天上午，曾憶夢、童小溪、《文學評論》編審吳子林、文藝學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師（陳太勝、陳雪虎、姚愛斌和我）及文藝學專業的幾位碩士生，一起在北師大出版社的二層會議室開會，商談如何處理每一卷發現的問題，並進一步分工，由老師帶著學生通讀二校稿，訂正錯誤，再由每位老師分別寫出所經手的那兩卷的“本卷說明”。具體分工是這樣的：吳子林老師與周嬈同學負責第一卷《文學審美特征論集》和第八卷《中國古代詩學與美學》，陳太勝老師與王子健同學負責第二卷《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和第三卷《精神之鼎與詩意家園》，姚愛斌老師與胡一飛、王文文同學負責第四卷《文體與文體的創造》和第七卷《〈文心雕龍〉三十說》，趙勇老師與段萌婕、熊超同學負責第五卷《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和第六卷《文學創作問題六章》，陳雪虎老師與鄭浩潔同學負責第九卷《現代視野中的中華古代文論係統》和第十卷《文化詩學的理論與實踐》。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圓滿地完成了最後的任務。
還要感謝關心童老師文集出版一事的親朋好友和學界同仁，感謝參與《童慶炳文集》相關事務的所有老師和同學，特別要感謝童老師的最後幾屆弟子。他們的名字及其工作我在前麵已一一提及，茲不贅述。
走筆至此，我也想在這裏指出困擾童老師也困擾幫他整理書稿者的一個問題，那就是重複。童老師曾經跟我講過，編輯文集時他才發現，書稿中有許多東西是重複的。所謂重複，既指一篇文章與某本書中部分內容的重複（即文章內容進入了某本書的某一個章節中），也指不同著作和不同文章之間一些論述上的重複。而據楊寧寧講，當文集的編排告一段落時，實際上後來幾位弟子的主要任務便是查重——發現重複之處告訴童老師，讓他親自處理或他們試著幫他處理。盡管重複問題在童老師生前已有所解決，但責編們後來依然發現不少。於是我們商量決定，凡文集中單篇文章與某本著作的部分內容整體重複，一律刪除單篇文章；而如果是著作與著作之間、著作與文章之間的部分論述存在著重複，則不再改動，意在保持文氣的貫通和著作文章的完整性。
重複問題讓編輯們頭疼，也引發了我的思考。我是這樣理解重複問題的：一、學者著書立說之時，往往便有階段性成果以論文的形式先期麵世，而成書時把這些論文改造成書中章節，這應該是學界通行做法。此種情況沒必要深究。二、當不同的著作文章論述到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問題時，其語境交待、舉例引證等或許就會有重複之處。這固然算不上盡善盡美，卻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最穩妥的做法是另起爐灶，讓它們以不同的文字行世。三、重複現象增多，在我看來又是數碼寫作時代的一個特點。當年筆耕墨種的時候，我們是不大可能把自己以前寫的文字掐胳膊去腿，“拖”進新寫的文章中的，但自從有了電腦之後，複製、粘貼等既讓寫作方便了許多，卻也往往會讓人生出不少惰性。童老師得風氣之先，是國內最早使用電腦寫作的學者之一，這樣，他在享受著電腦寫作便利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了這種寫作的某些“病毒”。我想，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沒有必要為童老師避諱。他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麵臨的問題。而指出這一點，既是對童老師的尊重（其實，他生前對此問題已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也是對《童慶炳文集》諸讀者的一個交待，還是對後來者的一個提醒：如果您此前不大注意，那麽等您晚年編文集時，困擾童老師的那些問題很可能也會讓您苦惱不已。
需要說明的是，童老師並未來得及專門為這套文集寫序。但事實上，早在1993年他就意識到一個問題：書須有序。當其時也，台灣一家出版公司約他出書，書稿交上後責編又催其寫序，說書有序言才符合出版規範，才能使一本書圓滿。於是童老師引台灣作家柏楊的話——“一本書沒有序，好像一個人沒鼻子。夫‘序’者綱要也，讀者老爺看了序，對全書的來龍去脈，就有一個概括的了解。”——以此佐證序言的重要性（參見《苦日子 甜日子——童慶炳美學隨筆·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基於此，我們覺得找他一篇文章使其成為該文集“綱要”，是順理成章的。而童老師在編完《從審美詩學到文化詩學：童慶炳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後，隨即寫出了《我的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之旅》。此文是他對自己這輩子研究之路與學術之旅的回顧與總結，把它拿來用作這裏的“序言”，應該說也恰如其分。這樣，這套文集就有了“序言”或“前言”。
閱讀這篇長文，我很是感慨。我也特別注意到童老師在此文的結尾部分寫下了這樣一番話：
新時期過去了三十餘年，轉瞬之間，我已從中年邁入晚年。我從審美詩學起步，經過了心理詩學、文體詩學和比較詩學的跋涉，最後一站來到文化詩學。這就是我的新時期的文學理論之旅。回顧所走過的路，總覺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遺憾太多，論文和著作的質量不能令人滿意。我清楚知道，我離我的學術研究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未能像某些大家那樣達到那種令人神往的境界。但生命的火焰即將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麽來補救了。遺憾將陪伴上天留給我的日子。我隻能告誡我的學生：努力吧，勤奮地、不倦地在文學理論這塊園地裏耕耘。要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永遠和現實生活保持密切的、生動的聯係，把書本知識、創作實踐和生命體驗貫通起來，也許你們能在這塊園地獲得豐收。我從來不嫉妒學生。我希望你們成家立派。當你們像我這樣年老的時候，回首往事，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虛度，你們已經成功，達到了你們的老師沒有達到的境界。那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這段表白責己也深，期待也甚，行間蘊情意，字裏含悲音，讀來令人感喟，啟人三思。把它作為總結自己、鞭策後進的學術遺言，是一點都不為過的。但言之鑿鑿，情之切切，聲猶在耳，斯人邈矣。
於是我想說，盡管童老師晚年覺悟，對自己做出了不無苛刻的評價，但他依然是他們這代學人中的佼佼者。他甚至已把他們這代人的學問做到了極致，做到了境界。我輩隻有腳踏實地，勤奮耕耘，有待於內，無期乎外，或許才不至於辜負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詩雲：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讓我們一起努力！
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趙勇
2015年10月23日寫於北京，25日改於滎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