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由口傳曆史發展為文字記事，此即所謂“百國春秋”，而孟子口中之《春秋》《乘》《檮杌》等編年之書即其代表。然而惜乎秦始皇三十四年，納丞相李斯之言，下製令“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此為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史禁，於是諸侯國史燼於一炬，以故史禍遠甚於“在齊太史簡”。由是先秦史書之記言、記事方法及其前後變化，遂為後世所蒙。按：李斯之所以建議焚史禁史，其主因是“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而與“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之政策相違。[11]至於其所以明令“史官非《秦記》皆燒之”而焚及《詩》《書》也者，蓋秦廷此時仍知此二書乃是古代史書，為諸生之基礎與普及讀物，更是“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之所以依據；至於連及“百家語”，則是因其為應用曆史以建立之“私學”，而與學者各“以古非今”之因素有關（詳見下節）。
蓋自孔子以來，編年記事之法恐怕與姬周盛時已有所差別，此與“私學”之興起有關。也就是說，先前史官所“常敘事之法”，概需依循於王者製定之價值標準與規範，此即所謂王製義理之成法，以故史官不得逾越而記；然而自孔子之後，曆史已為私家所講論所利用，於是為史者遂可得而從中有“作”。此處先以儒家為論。
例如，魯宣公二年秋九月，趙穿弑其君，而晉太史董狐則記曰“趙盾弑其君”，其辭甚簡，且含“責帥”之義，與魯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方法含意相一致。然而孔子作《春秋》，則改為“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齊崔杼弑其君光”。古時為君者諱，而孔子竟直書此二君之名，其意在彰顯此二君之無道不君，是則已有“思”與“作”之意義。至於董狐責罪於趙盾，《左傳》載孔子評其事雲：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複。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穀梁傳》更直指趙盾與趙穿誌同，而“誌同則書重”之史法：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盾）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誌同。誌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
是則孔子兼責事發之兩君臣，與史官依法責臣頗不同，此即於記事之間有“思”有“作”矣。所謂董狐“書法不隱”，而趙盾“為法受惡”，此之所謂“法”，實指史官舉職記事之史法而言。此例可以觀察古代史官依法判斷，書法不隱，不避權威，文辭直接簡要，以及立即宣示於朝的“敘事之法”。至於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左傳》記此後發展，謂“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12]顯示此史官舉職依法記事之法，應為諸國史官所共遵共行之法則，所謂“行王道”是也；隻是孔子為之，則被後人說得神聖偉大，為“一王大法”罷了。
及至進入戰國，記事傳統猶未大變，如趙王與秦王澠池之會仍可見到此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其事雲：
此例可見各國史官不避強權，文辭直接簡要，而書法不隱，但價值判斷則已各依其國立場而有所變化，雖不再統一於姬周之王官，但敘事之法仍依稀可見，以故杜預研究晉世出土之科鬥文書，判斷《紀年》為戰國時魏史官所書之編年通史，而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14]劉知幾於《史通·惑經》篇嚴厲批評孔子據魯史而修《春秋》，有“情兼向背，誌懷彼我”之弊。實則孔子之時，各國各依本國立場以記事的趨勢變化已呈現，第知幾於此無所知耳。
姬周盛時，史官依王者所製之義法、用直接簡要而不隱之文辭以記事，此為“記錄史學”之特色。然而自春秋中期以降政出多元，諸國各有其國家利益，故“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諸國既各有其國家利益，以故亦必各有其國家立場，是以史官亦必各有立場以記事；至於私家，亦在王製義法鬆弛，所謂禮崩樂壞之下，遂對史事或有筆削增益之言，或取用史事以建立其學說。昔日之史學，已隨世變而漸變矣。觀上引秦、趙史官之書法，孔子之增書君諱，《穀梁》之責趙盾，則國各異立場、人各善私學之情勢，已然勢不可當，當然不為“別黑白而定一尊”之秦廷所樂見。司馬遷於《六國年表序》曾雲：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周室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15]
此所謂“刺譏”，即與諸侯各依其價值立場以判斷秦之言動施為，而書於其國之史記者有關；不過觀上引秦、趙史官之書法，秦之史書實有記載年月，而近今出土之《秦大事記》，記秦施為於諸國諸事，形式雖以簡記某年某月為某事、攻某地為常，但亦有年月可稽。或許司馬遷所讀之《秦記》，是秦早期文化尚落後時之記事形式。[16]要之，諸侯史記既對秦有所刺譏，則表示各國對史事看法不同；至於“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則更是脫離官方價值，而與秦廷思想觀念大不相同了，是為史學價值由統一於王法，而變為可述而作之關鍵與主因。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所反映者正是此史學之發展趨勢，甚或是此趨勢因孔子的率先以私家講究其義，而加大加速其發展。
按：《論語》未提及孔子作《春秋》，謂“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始見於孟子，以其有義法繩賊亂之故。司馬遷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述其事，並論及左丘明之作傳雲：
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此說若無訛，則孔子之作《春秋》，正是私家修史之祖，其方法為論述官方史記舊聞，“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其觀念即是欲“述中帶作”，下啟後世述作必因於文獻的史學文獻主義之端。至於左丘明傳經之法，更是學術史上第一次展現以史實傳真相、以真相明真理之“事實明則義理明”觀念。
孔子既傷王道不行，世衰道微，禮崩樂壞而據舊史作《春秋》，故是原則上維護姬周封建文化之學者，因此其所備之王道，所浹之人事，應即依本於姬周之王製義法。周禮規定史官敘事必須依法依則，所以孔子據周室史記以及魯史記而修《春秋》，理應也是依此遵行。不過，其修史之法既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似即對舊史有過筆削與製作，並非全而本之，但也非全而舍之。亦即表示孔子雖本於舊史記事之文辭，然於筆削取舍之間，實有其所欲申明之義旨，而非全然抄錄舊史。為此，孔子修史雖多據姬周王者之義法以及官史之舊文，但不免仍滲有私家之觀點意見，所以說脫離官方價值之史學發展趨勢，殆由孔子而啟端，或至孔子而明朗。基於此故，是以孟子遂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司馬遷亦重申孟子之言，謂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雲雲。[17]由於孟子、史公將此事說得神聖莊嚴，以故唐世劉知幾遂於《惑經》篇大力質疑及批評《春秋》，而提出其十二未諭以及五虛美之說。
義法古今有同有殊，隨世變而變，即孔子所謂的“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是也。孔子既本史官舊文而事筆削，則其所依應即以姬周之王製義法為主，而其中亦不免蘊有孔子個人所欲表達之價值思想；然此價值標準未必就同於劉知幾所知之標準，因此知幾舉後世義法標準以責孔子，恐怕大有問題。不管知幾所言是否過當，要之其批評孔子修《春秋》，是襲舊史之文而“不加刊改”（第九未諭），“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第十一未諭），“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第一虛美），皆正足以據《春秋》之文，反映出孔子時代及其以前，記錄史學記載簡要直接之方法特色。正唯文辭如此簡要直接，春秋二百餘年史事盡記入此一萬數千字之中，因此詳細史實以及史事之解釋與評論——即“丘竊取之”的義，孔子即需在講學時透過口述而予以傳授，所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是也，而無意中卻暗合了上古口傳曆史之傳統方法。不過，也正唯此方法之運用，而弟子效之，所以才會有“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情況發生。[18]例如，《春秋》記齊桓晉文之事簡略而少評論，但《論語》於《憲問》篇即記有相關之三條口述：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是載於《論語》之明文，弟子或不至於人人異端，各安其意以傳述孔子之意，而至於失其真；不過，其後如孟子答齊宣王“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之問時，孟子竟然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此則無異已是“睜眼說瞎話”矣，何止失真！是則《論語》無載、孔子卒後，有關史實以及義理之說明或評論，則“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情況，顯然既會發生，而也是真的已發生。此所以左丘明乃“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也。
左丘明之姓氏、職業、身份，以至目的是為傳經而作《左傳》，抑或徑為保存史實而作《左氏春秋》，學界多所辯說，[19]姑不贅論。要之，《左氏春秋》實為古代編年史學之偉大創作，不僅表現於揚棄舊流之文辭簡要，兼且尊重事實，隱寓“事實明則義理明”之觀念要旨，而又在論述方法上能使“言事合一”——熔記事、記言之法於一爐，在論述內容上匯《詩》《書》《禮》《樂》《易》於一體，下啟司馬遷之“新史學”，對中國史學之發展，貢獻可謂偉矣！茲續舉齊桓公之事，以為例說明。
魯莊公九年，齊國政變，莊公伐齊，納公子糾，而其弟小白先入於齊，是為齊桓公。莊公戰敗而歸。桓公遣鮑叔帥師來，要求莊公殺公子糾。隨公子糾入魯之召忽殉死，而管仲則被囚歸，並相桓公。翌年齊師仍來戰，《春秋》記雲：“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公羊》所記相同，《穀梁》則於此句之後，多加“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不知何所雲？而《左傳》之記述則不同，所述簡而詳，要而不煩，謂：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
（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曹劌）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
公將鼓之。劌曰：“未可。”
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對長勺之戰，僅以此記言、記事融為一體，本於事實而兼述兼論以作論述之“言事合一”方法，即將魯國之國力分析、士氣消長、戰術運用、戰爭過程、獲勝原因、勝負關鍵以及戰果擴張，作了最佳之戰爭本末論述，實為出色之戰史記載。
再以《春秋》記魯宣公二年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為例。《公羊》《穀梁》文同於《春秋》，其解涉及經、史之別，容下節分析；不過，《左傳》則詳載此事件之本末，故於此先予論述：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鬥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醜，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複。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20]
按：此仍是“言事合一”，兼述兼論，而會《詩》《書》《禮》《樂》於一手的史學方法。據《史記·趙世家》，趙盾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趙盾以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但恐被襲誅，乃遂立太子，是為靈公。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而驕虐，趙盾等驟諫而不聽，乃生此禍。稍後，趙盾又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而立之，是為成公。[21]因此之故，當趙盾卒後，晉景公與其寵臣司寇屠岸賈追究此事，乃遍告諸將：“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遂攻趙氏而滅其族，於是乃有公孫杵臼與程嬰護救趙氏孤兒之事情發生。
據此，可知禍發之時，趙盾逃而未出境；君弑之後，趙盾還未討賊，所以董狐乃有此書。由於趙盾一直專國政，以故董狐所書不能謂非，而趙盾甘願自詒伊戚，為法受惡，也不能說其無辜。
無論如何，董狐所記簡要，正是古代記事之“記錄史學”特色，而《左傳》本於事實之兼述兼論，則已是“言事合一”，而又匯《詩》《書》《禮》《樂》，以至於時人評論於一爐之新敘事史法；並且在敘事之中，《左傳》透過言與事，論述了事情之所由起、發展經過、轉變關鍵以及成敗得失，此正是論述史學的特色，後來司馬遷《自序》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以及其《報任少卿書》所謂“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之新史學要旨與方法，也正淵源於此。
要之，《左傳》不管是傳經之作抑或是述史之作，皆代表了古代史學之偉大創作以及重要演進。《左傳》透過事實之“言事合一”複合論述，改變了古史學記言、記事流派之舊方法，兼且在論述事實之中，說明了事情本末始終、盛衰成敗之變化關鍵與道理，以故此創新性史學，可以謂為“論述史學”。其特色不僅與古史學之文辭簡要“記錄史學”不同，抑且亦與唐宋以降但重史實敘述之“敘述史學”不同。
由此可知，上古由結繩口傳之曆史，發展為以文字記言、記事之史書，其特色皆是依王法而為簡要之記載，基本上不容史官有“作”，以成“記錄史學”，是為“古史學”。此於“修舊起廢”之孔子以及儒家弟子而言，則無異為“舊史學”。其中記事史之流發展為“百國春秋”，惜乎秦始皇納李斯之言，下製令“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為古史學之一劫，遂使史學變化之真相隱晦不明，甚至發展斷絕。其實即使無秦火之禍，後世對此簡要編年記事之學實為“古史學”，其認知亦恐將有所隱晦，或至絕滅。此中有兩個原因：
首先，因“古史學”被“私學”廣為變形應用，諸子用之以創立學說。此雖非古史學之主流發展，但儒門弟子將古史學導向經學，乃至滲入陰陽圖讖之學，是則雖為主流趨勢所在，但也不免仍有變形應用之嫌（請詳後）。後來劉向等人承此主流，將史書列入“春秋類”，附史於經，遂使此獨立學術為之隱晦不明。
其次，因《春秋》經學之一支《左傳》，於有意無意之間發展為“論述史學”，下開司馬遷之“新史學”。“新史學”使中國史學史進入新階段，取代“古史學”而作為主流凡四百年。由是使“古史學”需降至魏晉始被重新認識，以故為世所忽略，以致隱晦不明。
此下經魏晉以降史官史家之努力，編年記事之史學複興，又經晉世杜預等人之研究，推斷《紀年》等書為“古者國史策書之常”，學者遂重新認知“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也。[22]於是降至唐初，始將此類承傳“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的正法，分類而為“古史”類。因此，秦火之前，儒家將古史導向經學，諸子用古史以為立說工具，皆使古史學的發展以及被認知，受到嚴重的影響。為此，下章意欲略論儒門子弟以及諸子之所為。
[1] 章學誠對“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嚐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傅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之學術發展趨勢，論之甚是；但其所謂“著述始專於戰國”，恐僅是概論泛稱之辭。參見其《文史通義·詩教中》（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內篇一，頁18～19。
[2] 章學誠於其《文史通義·易教上》開宗即明言“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是為“事理一致說”。接著於《書教上》質疑“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之說殆為禮家之衍文，認為“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據此申論《尚書》“記事而言亦具焉……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嚐分事、言為二物也”，此即“言事一致說”。
[3] 《書教上》篇解釋孟子此語，謂是“蓋言王化之不行，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此說恐未得孟子之真旨。兼且，章氏由此批評後儒分《尚書》《春秋》為記動、記言之失（見上注），更言“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並指出“馬遷紹法《春秋》”，“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異哉”！此說恐亦未得先秦史學流變之真相。至於其在《書教下》，又謂“《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若就論述史學之發展言，則此說尚有可通者。要之章氏前說、後說，殆有語意籠統而又矛盾之嫌。關於論述史學之發展，其詳請見本書後麵諸章節
[4] 司馬遷此信先為《漢書·司馬遷傳》所節錄，後為昭明太子將原文收入《昭明文選》，讀者請自參閱。
[5] 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見《左傳》（本文以下所引《春秋》及三傳、諸禮、《論語》《孟子》，均據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所影之清重刊宋本，但標點符號則作者自為）昭公二年春條，頁173。
[6] 語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本文所引之正史，均據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但標點符號則筆者頗有所改），卷一百三十，頁3295。
[7] 引文見《文史通義·報孫淵如書》（內篇三，頁342）。此書既是簡信，故章氏未能詳說其理，而言之亦不免過當。
[8] 《禮》《樂》《書》原為王者創製無疑，而《詩》與《易》雖或間有出於民間者，但至諸王官將之記錄之時亦已是官定之成辭，皆不容史官有“作”之成分。
[9] 孔穎達於《禮記注疏》附會左主陽，為動，故左史書之；右主陰，為言，故右史書之。又謂大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六藝略》載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玉藻》相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見《玉藻》篇注疏，頁545）。其言未為確論，證據不足故也。
[10] 參見《後漢書·荀淑列傳·孫悅附傳》，卷六十二，頁2061～2062。
[11] 參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條，卷六，頁255。
[12] 經文及二傳之文，見該二年月所載。
[13] 此事發生於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趙惠文王二十年，詳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卷八十一，頁2442。
[14] 晉武帝時汲塚出土之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墓科鬥文書，其中《紀年》應是晉乘之屬，為晉、魏編年通史，故史謂“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雲雲（見《晉書·束皙列傳》，卷五十一，頁1432），而杜預於其《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15] 見《史記·六國年表序》，卷十五，頁686。
[16] 司馬遷於《六國年表序》提到的《秦記》，恐怕是秦國之編年通史，故特謂“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雲。又說：“餘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可見他所據不載日月而又文略之《秦記》部分，應是早期秦史官所記之部分。
[17] 見《史記·孔子世家》，卷四十七，頁1944。
[18] 《公羊》《穀梁》等傳其實也是口傳至漢始記錄為書，是為今文經。至於鄒氏、夾氏等，更是至漢仍口傳無書。因此《漢書·藝文誌·六藝略》謂“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雲，見卷三十，頁1715。
[19] 正文所揭司馬遷之言，傾向謂《左氏春秋》是傳經之作，但西漢卻不如此視之，以故不將之列入學官。為此，劉歆曾移書痛批五經博士，申述《左傳》是左丘明親見孔子之作，而左丘明之價值觀念也同於孔子，故傳經遠勝於《公羊》《穀梁》二傳（參見《漢書·楚元王傳·劉歆附傳》，卷三十六，頁1967～1971）。劉知幾亦本《左傳》為傳經之作的意旨，而撰《申左》篇，指出《左傳》有三長，而二傳有五短，除了再申劉歆之意外，更是根據實錄史學之要旨作申論，可詳參見《史通·申左》篇（台北：裏仁書局，2000年版）。至於民國以來對此問題之討論甚多，於此不贅。
[20] 見《左傳》宣公二年九月乙醜條，頁75～76。按：‘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句前有些版本有“詩曰”二字。杜預注謂引佚詩，王肅以為引《詩·邶風·雄雉》（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該年月條）。然而《雄雉》之句為“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楊氏同注既以字句不同而否定引自《詩·小雅·小明》，則同理“我之懷矣，自詒伊戚”恐亦非引自《雄雉》。又，孔子此時未生，更未刪詩書，以故杜注較是。楊伯峻書，據台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版。
[21] 《史記·趙世家》所載是趙盾“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複反”，是則弑君立君皆是趙穿所為，與《左傳》略異。
[22] 編年史學在三國以降之重新被知，可參見《隋書·經籍二·古史》序，卷三十三，頁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