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史學的萌發與流別
今之所謂“曆史”，是指人類在過去特定時空所發生之事物象。而過去則是當下刹那之前，上限延至宇宙開創之時，因而宇宙萬物皆各有其發生、發展之曆史，特人類特別注重其群體之曆史而已。就此而論，鳥獸魚蟲的確各有其曆史，隻是並非為人類特所注重之曆史罷了。然則，人類憑何知其群體共同記憶之曆史？答曰：上古靠口傳，稍後靠文字。
《尚書序》雲：“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此蓋相傳之說，以故注疏紛然。要之，文字創造以前，口述語傳確為記憶傳遞之方式，晚近無文字之民族仍皆如此；然而中國遠古曾否有過結繩之政，甚至如《鄭注》所言“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則宜存疑。即使有過，則各大小之繩結猶需口傳而說明之，而憑此以記憶之諸事，則仍不免易忘易亂，難言記憶之可以共同。
正因文字創造以前口傳為記憶傳遞之方式，故風雅之詩，誓誥之書，後世史所記之事，在出現文字記錄以前，多為口傳之辭，而皆是傳述某人或某群人在特定時空所發生演變之事物象耳。上古之書為王者諸侯之言，詩則雜有民間之語，待文字發明後而皆為“史”所記。[1]依章學誠所謂古者“言事一致”之義，[2]則古人所言所為之內容，固皆為過往發生之曆史事實也。據此理，則集群言而編為《書》，集眾語而纂為《詩》，使讀之者能知較具係統之往事變化，是以讀《書》《詩》即為讀曆史，而《書》《詩》即為史書，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由此解讀始得其是，章意於此處固非指六經皆史料而言也。至若單讀其中某篇某章，其意義無疑是讀史料，而透過讀此史料得以知過往片段之史實，所謂多知前言往事，多識鳥獸魚蟲，蓋此之謂。因此，就“史學”而言，讀《書》《詩》諸經不本於讀史書之心態，而出於讀史料之心態，則雖能多知前言往事，多識鳥獸魚蟲，其效亦不過如孔子所謂之“雖多亦奚以為”耳。
眾所共知之記憶當非群體之小事，《易係辭》謂“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之所謂“治”，亦即《尚書序》所謂之“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蓋指古者王天下之政治，也是孔子近世所謂“齊桓晉文”之事。就此而論，群體透過諸經所傳知之共同記憶，蓋指五帝三王時代封建貴族階層之共同記憶，初非謂全民之記憶。
《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其書所述多為祀戎諸事。此等諸事既為王侯之事，因此皆是王官（史）所載，私家無以為述，以故孟子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按：《春秋》所載“齊桓晉文”之事不難理解其所以為“史”，但對《詩》則不然，若不重視雅、頌則不易理解。實則自商頌以至大、小雅諸篇，多詠殷、周王跡，而諸國風也不能謂與王跡無關，所以孟子才有此言。詩之所詠既為王者之事跡，故即是王者之曆史，而先為口傳，終為史官所記錄者，因此，中國曆史之記憶，從開始即為口傳性質之貴族政教史，其後始折為文字之記錄，此即“其文則史”，觀念至孟子時猶明；章學誠《書教》篇所論，反致混迷矣。[3]
過去特定時空所發生之事物象既為王官所載，而王官所載之事物象即為後世之所謂曆史，則此“王官”究為何官？
殷世尚矣，於甲文見有貞卜之辭。《尚書·洪範》載稽疑則命卜筮，《孔疏》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此卜筮諸人或即是殷之貞人。司馬遷於《報任少卿書》中，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4]而此諸官據《周禮》則各有職掌司存，皆為春官宗伯——掌祭祀文化——之屬官。雖然，但卜筮是一事，將卜筮結果記錄又是一事，而掌記事者則為史官。同理，《漢書·藝文誌》論九流十家各出於王官而各有司存，則此司存所記殆亦出於史官，此理若明，則章學誠於《文史通義·書教》篇所謂記注有成法而各存於有司之解釋，始能得以明白。
《說文》雲：“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蓋指“記事者”持“中”而記錄之事。至於“中”之為字，於甲文、金文像冊、算乃至鑽之形，今人解釋莫衷一是，姑不贅引論。然而漢末許慎謂“中，正也”者，其說殆是本於屬辭比事之“春秋教”，甚或是西漢以來之“實錄”史學觀念，而作引申解釋歟？蓋因《說文》解“正”字為“一以止”，殆即今日所謂是什麽就是什麽、記述一如其事而止之意，也就是持正確、中正之態度，適如其實以記事之意。“屬辭比事”之“春秋教”旨正含有此意（說詳後論）；而劉向、揚雄之徒稱讚司馬遷撰《太史公》，謂“其文直，其事核”應即此意。而章學誠於其《書教下》，謂“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蓋得此旨。不過，證諸孟子所言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可知事由齊桓晉文為之，文則是史官所記，而事文內蘊之曆史意義則為孔子所取，義解甚明。因此，許慎所謂“史，記事者也”，應解作“記事者”，此史官而言，而非指記事之文；史指為記事之文，則蓋為引申之義。
若是，則殷之史官不得而詳，周則詳見於《周禮》。《周禮》或許為周秦間所編成，要之論姬周史官則不能不參考其所載。
按《周禮》：教育之職，掌於地官司徒。司徒屬官之保氏適當其任，所謂“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也，周代文字之官由此培養；然而記錄及掌理文字之官，則事歸春官宗伯所屬之五史。因與下文論證有關，茲略贅錄《周禮·春官宗伯》所載五史之職掌如下：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諡。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係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製祿，則讚為之，以方出之孤；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誌，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禦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讚塚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讚書。
雖然卜祝等職另為屬官如大卜，大祝等官所掌，不過五史所掌諸般典籍文書，實已包括各種法令與禮儀，史記與誥令，曆書與卜筮，以及四方之書史與三皇五帝之書等。五史備掌王者之典，故周之禮法亦備見於五史。魯為許行周禮之國，難怪韓宣子來聘於魯，於太史處觀書，能見到《易象》與《魯春秋》，並歎“周禮盡在魯矣”。[5]至於孔子據魯史而修《春秋》，所仍者乃是此套王製法則，以故被孟子之徒稱為行“天子之事”，終而將古史學引向經學發展，其端在此（詳見後文）。引文所謂諸史官掌法掌則以逆治讚治也者，蓋其並非執政之官，以故隻能以所掌典籍所示之禮法，以接讚行政之官署，所謂“以貳六官”“以詔王聽治”“以讚塚宰”是也。《周禮·天官塚宰》載雲：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紀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顯示王官諸典，典理與執行各有司存，教之文字亦另有司存。司馬遷於《太史公·自序》中，謂其父“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又謂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正是姬周史官掌理書典法則以讚治之遺製。班固複於《漢書·藝文誌·六藝略》中，謂“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則是因姬周史官既“掌敘事之法”，以故由太史考課文字，課最者乃得為史之遺意歟。
就諸史掌理官典而言，諸典皆為王者之政典；就官典是官方執行之依據或紀錄而言，則孔子取材於此而刪定之《詩》《書》《禮》《樂》《易》《春秋》，實皆為王者行事之跡。因此，章學誠於《易教上》，開宗明義“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按：“六經皆史”是因其為史官所記載所掌理之先王政典，是言事一致、曾經發生過之王者實跡，以故後世所謂之“六經”，應是孔子承傳古史學的記載，編為各種王侯實跡之史書，實為中國文獻主義史學之所由起，而非指今日所謂之史料。孔子如此編書，與其承傳周道以及尊重曆史文獻之客觀態度有關，此即司馬談遺囑其子，謂“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之修舊起廢是也。司馬遷引其先人所言，謂欲“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6]意亦在此。孔子此舉，顯與諸子用史立言——即以史為我所用、為我立說注腳——的相對主觀態度方式不同（詳見後文）。然而，章氏又有“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之說，於此不可不辯。其辭原文略謂：
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7]
此所謂“四種門戶”，蓋謂經、史、子、集之四部學術。按：暫不論古人之學術分類觀念及其演變，單就中國上古有官學而無私學之事實而論，則後世四部學術皆出於王官之學，可以無疑；然而，觀其所謂“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一語，殆指六經未出以前之所有著作而言也，是則上古學術真相恐不盡如此。蓋章氏鄙視編次成書之史纂，而不視之為史學，治史學史者已多知之，可見其對“著作”之界定相當重視。不過，章氏於《書教下》曾詳論古代史官所為有撰述與記注之分，而謂“諸史（指史官）皆掌記注，而未嚐有撰述之官”，而於《詩教上》更明言：
古未嚐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也。……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嚐著述也。
是則假若著作是指著述或撰述而言，而上古卻未嚐有撰述之官，孔子亦未嚐有著述之事，則孔子以前何有“著作之林”？假若著作僅指記注而言，非指著述或撰述，則盈天地間之文字記載，僅是王者之實跡以及政典，充其量皆為“史”，而所謂“皆是史學”雲乎哉？由此言之，上古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官所記之文，孟子所謂“其文則史”是也；而此史文即為史學所煉取之泉源，所憑借之基礎，史學由此而生。因此，章氏所言失諸過當。其所以失諸過當也者，蓋未究明史官、史文以及史學之關係。按：作為王官之史官，必先有所學於禮法典則者然後始能為官，故其所記之史文必寓有所學所思，此即史學所由生。史學既為史官學而思之活動，本身則不免有所“作”，如董狐之記趙盾弑君即可為例。其後孔子之所謂“修舊起廢”，就是學思於史官之所學所思而為之；且史文浩繁，孔子顯非全存周公之舊典而為之，而是在修起之際必有所選擇。當孔子於舊典之中“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之時，斯則必有其自己之學思存焉。因此，史官雖守其典章而記事，但所記之文不免寓有其學思，是則古史官無異嚐有著述之事，恐怕其間僅有輕重強弱之別而已，由此解上述章氏之言，或亦勉強可通。孔子據舊典“修舊起廢”，選擇適當史文而從之，無異亦有所著述也，蓋選擇本身即存有思考判斷。至於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蓋自謙之辭耳。
然而，史官所記載掌理之先王政典，被孔子“修舊起廢”而為六藝，後來被尊為六經。六藝之中，《詩》《書》《禮》《樂》《易》實為王者之創製，不容史官有“作”之成分，[8]史官僅據其實言實跡而記錄之耳，此即所謂“述”；獨有《春秋》，原為當時史官即時所書之文，容或存有史官個人之思考，以故晚後史學之源，遂以此為主流而出。不過，孔子以前，史官依法依則編年記事，其間“作”之成分殆亦不甚強。請試論之。
姬周掌理典籍之五史，其舉職之昭明顯著者，莫過於須依照法、則或禮法、法令以書王言、讚王事。“史”既是官，於是中國史官之修史，可謂自可知之姬周以來，即受官方之約束。隻是姬周約束史官以既成之法則禮令，史官記事須據而本之，原本從中無可“作”者，以故章氏乃謂上古史官記注有成法；後世史官則不然，約束於朝廷君相之意旨，君相意旨無定形，以故史官記載無成法，而益使所記易於偽亂真而已。其實，上古史官所記既是殷周封建貴族階層之共同記憶，也就是出於貴族階層之共同價值判斷，而非全民各群體各階層之共同價值判斷，因此能否做到不偽亂真仍有可疑，請容下文論述“趙盾弑其君”時始予以充分討論，此處先論古史之流別。
按：《禮記·玉藻》篇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之說；《漢書·藝文誌·六藝略》則謂“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9]揆諸現見史料，除了《禮記·玉藻》之外，《周禮》無載左、右史之官名以及分職，他經注疏所述皆是引《禮記·玉藻》之辭，以故左、右史分記言、事之說，或許已涵蓋於五史之職掌中，或許是稍晚始從五史職掌分化而出。東漢末期，荀悅撰《申鑒》，內謂“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或許五史有事時始依記言、記事之責，臨時分任以職，下麵所舉趙、秦王澠池之會，由禦史執筆記事，蓋亦其例。至於荀悅又為獻帝依《左傳》體以為《漢紀》，其《序》謂“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誌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10]此則是以漢世經學之義旨附會於古史學矣。顯然本班固之言而予以發揮，遂為後史議論所本。
蓋姬周五史所掌之諸典諸誌，或既已包含了記言、記事之書，隻是《周禮》載述簡略未詳而已，此應為合理之推論。試以內史為例：“內史……常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所謂“敘事之法”或指記事而言，“命諸侯及卿大夫則策命之”或指記言而言，“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或指諸侯國書須受納於天子，而視其所書之法則是否與天子所頒一致，並使天子知道四方之事。要之，製度原非永恒不變，先秦史官製度有先後變化分化，應是可能之事。不過無論如何，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之言，似乎適足以說明上古自口傳曆史之《詩》（記言），一變而為記載史事之《春秋》（記動），而各國記事史書之名雖異，但記事之法則因依於古史學之發展事實與趨勢也。
因此，劉知幾於其《史通·六家》篇，論中國史學“不恒厥體……其流有六”，謂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家，卻不言及《詩》，殆為一誤；而蒲起龍將此六家依次釋為記言家、記事家、編年正家、國別家、紀傳家之祖以及紀傳正家，則尤其失當。蓋劉知幾之所謂流，流別是也，是遷就漢唐之史學格局流別而言，其說之誤在以後視昔，未能原始察終。因為假若姬周五史之說若尚有可信者，則後世《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所謂六經，實皆與其掌典籍以讚治之職掌有關，至於《史記》《漢書》，則是漢世晚近始流出之新史學，不可與先秦典籍相提並論。
據此，先秦之史學，若謂姬周五史所掌概已包含記言、記事二“流”——古史學之兩大傳統，則兩大傳統之下另有若幹小傳統——此即二流之“別”。如《書》為“三皇五帝之書”，所記為天子諸侯之言（典謨誓誥）；《詩》則分國記政府、民間之言（雅頌國風），《國語》隻是分國記言更為明顯罷了，是皆記言之流，而所偏重之內容與方法則有所別，甚至大抵皆以國別為體例，隻是國別體例隱顯之間亦有差異而已，殆皆源於“四方之誌”。至於《春秋》《左傳》，或為稍晚而出的記事之流，所謂“邦國之誌”（魯史）是也；然因記事之法詳略不同，無疑是編年記事之新、舊流別。此諸書對內容方法之規劃同異，其實皆有學、思、作之成分，隻是屬於王官之史學，而非孔子以後之私學罷了。此記載有關人事變化的兩大古史傳統之外，《禮》《樂》出自史官所掌，亦為讚治之王者典製，而《易》則更是諸史通變學術之基礎，以故《漢書·藝文誌·六藝序》謂《書》《詩》《禮》《樂》《春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是則《禮》《樂》《易》蓋是古史學人事記載之外屬於物象的記錄範疇，固為另一大傳統也。
物象記錄的大傳統姑暫不論，要之劉知幾所論，實未明先秦與人事有關的古史學，是由口傳而至文字，從而發展出記言、記事此古史學二大傳統；其後又因編纂方式以及記敘內容與方法有所差異變化，遂演變出此二大傳統的諸種流別，實際上皆是同流（大傳統）而衍生異別（小傳統），亦即由二大傳統各自演變出各種小傳統也。此王官古史學之發展變化，其中蓋含蘊有史官學、思、作之成分，以故始能促成此種流中有別的發展。至於章學誠，於其《文史通義》暢論六經之教，然卻僅及《易》《書》《詩》三教，所論又多托古改製，創為新說，蓋亦未詳此中之變化，以故化樸素史學之發展而為高深玄奧之理論。益有甚者，章氏謂“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嚐著述也”，則可謂無知於孔子之“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取此斷限與方法而闡論某些義法，以成“孔子史記”，實已含有學、思、作之著述成分矣（詳見下節）。對《春秋》之依本魯史而性質原為史，後為經，以及《春秋》何以成為史學之大宗，章氏似乎認識不多，以故其《文史通義》遂無“《春秋》教”以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