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參與籌建史調會
1963年國慶節，受內蒙古大學戴學稷等邀請，我和祁龍威一起到內蒙古大學講學，順便領略塞上風光。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還沒有離開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就收到了東老發來的電報，叫我立即返回北京。
攝於內蒙古大學，右側是祁龍威
回去之後，立即找東老。東老說：“現在有一件重要工作，是胡喬木同誌委托的。”原來，前不久，住院療養的胡喬木把他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劉大年找去談話，認為對中國近代的社會曆史展開調查很重要，希望能成立一個機構來推動一下。但該如何開展？當時並沒有任何計劃。大概東老在接到任務之後，一時也不知如何籌辦，急切之中，便把我叫回來了。
不過，在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籌建調查機構一事並無任何進展。我還照常在文史委審讀稿件、陪伴北洋老人、研究張謇。不過，東老和大年沒有放鬆。據趙慶雲的《一次流產的近代社會曆史調查》一文披露的材料顯示，東老和大年“根據喬木同誌的意見，前後談過幾次”。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並提攜一下華中師範學院，東老還把劉望齡也借調到北京。1964年2月7日，東老和大年聯名向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分黨組、全國政協黨組、中宣部、統戰部寫信，建議成立“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工作委員會”。
在信中，他們建議，該委員會由學術界的代表和政協文史委的代表組成，業務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具體來講就是近代史研究所）指導，動員政協係統人力的組織工作由全國政協領導。
他們提出，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有如下一些：（1）製定工作規劃，草擬調查項目；（2）和有關單位聯係，了解調查對象和資料積累情況；（3）組織人力和推動有關單位進行調查工作，交流工作經驗；（4）初步審查稿件，有計劃地安排出版工作。
他們還提出，這個委員會要設立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處理日常工作，進行典型事件的調查。這個辦事機構設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具體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負責。
2月29日，中宣部、統戰部複函，同意設立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工作委員會的建議。在那之後，籌建工作才有了正式依據。
首先建立起來的是辦公室（這就是東老和大年在信件中提到的“辦事機構”）。辦公室設在中華書局，工作人員由我、劉望齡和近代史研究所的王來棣、周天度、王公度組成。辦公室不設主任，但有一個秘書，由王來棣兼任，負責內外聯絡。辦公室成立之後，還專門刻製了一枚公章，上刻“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工作委員會”。
史調會辦公室成立之後，我就搬到中華書局去住，此後與文史委北洋史組的工作就疏遠了。多年以後，近代史所的朋友對我講，在成立史調會辦公室的時候，近代史所有一個小算盤：將來把這個辦公室連人帶文獻“一鍋端”，都收歸近代史所。我想起來，是有那麽一次，近代史所開例會，劉大年把我和劉望齡也叫去了，可見他們確實把我們當自己人看。
史調會雖有辦公室，但並不是大家天天都要去坐班。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平常還是在近代史所工作，並不常去史調會辦公室。有事的時候，東老才會召集他們來開一下會。
我常駐辦公室，工作也不多，有比較多的時間做自己的研究。我在史調會有一個權力：購買資料。這是我很樂意幹的事情，經常往琉璃廠等處跑一跑。最得意的，是把滿鐵株式會社那套資料買齊了。這些資料，後來都“一鍋端”到近代史研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