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老是我的恩師。我們相識，是在他1954年奉調擔任華中師範學院院長之後。在與全院教職員的第一次見麵會上，他的講話是這樣開始的：“我叫楊東蓴，常被叫作楊東專，名字取得不好。”（蓴的本字是蓴，“秀才”念字讀一邊，被念作專了。）他的發言非常風趣，一下子就增進了全院師生對他的親近感。
大概由於他自己是一個曆史學家的緣故，曆史係是他分工親自抓的基層單位。他和曆史係每個教師都談過話，並且所談很有針對性，不是走過場。和我談話的時候，對我的家世與經曆，他都非常清楚，可見他事先看過我的人事檔案。
也許是由於我教中國近現代史，與他的研究領域相近，此後他對我非常關心。每逢接待外國來訪曆史學者，他必定要我陪同，並為他準備發言稿。遇到“近代史分期”一類的問題，他還會對坐在一側的我說：“章開沅，這個問題你談一談。”我一般情況下隻是隨侍在側，不發言，在他點名的時候，才談一談。這種陪同給我很大鍛煉，讓我較早學會國際學術交流。
1956年“向科學進軍”期間，我的工作熱情很高，有點忽略了身體。有一次，曆史係大三的學生邀請我為他們做“向科學進軍”的報告，講到快結尾時，喉頭突然一癢，我趕緊用手帕捂住嘴唇，輕輕一咳竟發現唾液中布滿血絲。強忍咳嗽結束報告之後，躲進廁所，一咳嗽，竟大口大口吐起血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口吐血，心裏有些害怕，回到宿舍稍事休息之後，到醫務室看急診。經診斷，不是肺病，而可能是運動時出力過猛，損傷了肺部若幹毛細血管，演講時又過於激動，以致血管破裂溢血。
這件偶發事故，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可是有一天，當我走進曇華林校區大門的時候，遇見了東老。他喊住我，親切地問：“聽說你最近‘失紅’？”我點頭承認。他沒有深究，隻是慈祥地叮囑：“年輕人不要霸蠻。”“霸蠻”一詞是拖著湘音說的，聽來備感親切。東老是湖南醴陵人。
東老此舉，影響我終生。從他的簡潔話語中，我真切地領受了他的關切與規勸，我意識到，努力拚搏的同時要時時注意保護自己的身體。更為重要的是，東老作為一個老教育家，對於我的帶病工作，未給予任何獎勵，更不要說宣傳，這是他對青年真正的關愛。“拚命三郎”式的不惜損害健康以追求眼前功利，畢竟不該提倡；如果領導者竟然以這種事情來宣揚自己的“政績”，那就更是其心可誅。東老此舉，確實給我上了極其深刻的一課。
1957年暑假，東老奉調離開華師，去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臨行之前，雖然很忙，仍囑人將一箱子常用的中國近代史書籍贈送給我。其中有一本李六如送的《六十年的變遷》，他還特地用毛筆注明書中主人公季交恕就是李六如，並介紹李六如的簡曆。這些細微之處都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東老本是中國有數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以翻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享譽進步學界。他參加革命也很早，長年在白區工作。不過，由於一度脫黨，因此留有“汙點”。雖然後來恢複了黨籍，但他在新中國成立後變得非常小心謹慎。他在白區工作的時候，聯絡人是周恩來。聽說周恩來曾私下批評他：“你這個人什麽都好，就是膽子小了點。”意思是說他膽小怕事，“革命性”不夠。這種批評難免使他背上心理包袱，變得更加小心。
政治上的小心謹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不過，在有的時候也確實保護了他自己。在“大鳴大放”中，他就一如既往謹小慎微，沒有發表任何偏激言論。反右階段有一篇署了他名字的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標題是《何物自由主義》，其實不是出自他的手筆，而是他兒子楊慎之的代筆。他沒有“大鳴大放”，並且及時表態支持中共中央，因此沒有受到什麽衝擊，並盡力對受到衝擊的朋友們伸出援手。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曆次運動中，受衝擊最嚴重的，首當其衝的都是原來在“白區”工作的。據東老講，此事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在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那些“白區”來的人們，平常難得見麵，經過天翻地覆的變化，重新聚首，於是物以類聚，坐到了一塊。有來自根據地的人看到了，馬上說：“你看，那些人坐在一起了。”其實，他們來自根據地的也坐在一起。後來的一係列恩仇記，似乎都可由此看到一點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