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9年初奉命離開草埠湖，回到華師，在下放人員中算是比較早被調回來的。之所以會如此，有兩點原因。第一點，是華師教學需要人。第二點，是宜昌市委有意挖人，華師怕夜長夢多，趕緊撤回一批。原來，我們下放的時候，人事關係已經轉到宜昌地委。宜昌當時正在組建宜昌師專，需要大量人才。我們下去之後，都被當地政府摸了底，知道其中有很多理論骨幹，非常高興，有意留人。我也被看中，排名靠前。我對於留在宜昌工作，並非沒有興趣。宜昌離四川近，飲食接近四川口味，大米也要好一點。我在四川漂泊多年，早已將那裏視為第二故鄉。
我是奉命回了華師，一同下放的一些人，則真的留在了宜昌。留下之後，頗受重用，朱轅就直接被任命為教務長。但被留下的人中也有鬧意見的，認為自己之所以被留下，乃是華師拋棄了他們。
由於在下放期間表現不錯，我被農場評為一級勞動模範。很多人都認為我這回可以入黨了，我也積極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但還是沒有成功。係主任田家農是學校黨委委員，由他傳達最後結果：“係裏麵是通過了的。最後黨委研究了一下，但批準的名單上沒有你。”他私下對我講，不讓我入黨的理由，主要是我的世界觀還有些問題。說白了，就是我在下放期間依靠右派的問題。我知道他是非常希望我入黨的，但他也沒有辦法。多年之後，“**”期間我被借調到北京，其時田家農在北京工作，我們見麵，他還說起此事。種種因素之外，他覺得我個人也還是有點問題，那就是我不夠積極。
我隻有苦笑。我不是黨員，黨要我做右派聯係人，我便以“黨外布爾什維克”自居，聽取他們的心聲。我不是黨員，在生產過程中，在救災過程中，都處處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並努力提振人心。這還不夠積極麽？是不是非要像有的人那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寫申請書，寫匯報材料，不獲批準之後，再寫血書？我覺得作為知識分子，還有起碼的自尊。別人不要你進入，你卻還要用手扒著門，兩眼淚汪汪地乞求：“讓我入，讓我入。”這種“積極爭取”，有損知識分子的風骨，我當時做不來，現在做不來，永遠也做不來。
說到世界觀，那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下放期間，我的很多工作，都是依靠右派開展的。但是，在我看來，右派確實是我可以信賴的力量。相反，有些共產黨的幹部，卻沒有為我提供什麽臂助。下放期間，我身邊的右派都沒有做壞事，他們做的，都是好事。相反，有的共產黨幹部卻表現不好。我總記得，二分場黨委書記在下放期間把一個老師的妻子（也在下放）勾引上了，在野外發生關係，被人抓住，後來被開除黨籍，撤銷了職務。還有一個書記，下放期間高高在上，基本上沒有參加什麽勞動。雖然是簡陋的房子，但他單獨享用了一套，還配有一個女秘書，連洗腳水都要秘書倒。洪水過後，我們在那裏出生入死，生產自救，他跑回武漢做報告，繪聲繪色，講他們分場員工在洪水中站在屋頂唱國際歌等故事，聽得人們熱淚盈眶。他儼然成了下放人員的傑出代表，榮耀由他來享受，好像能戰勝洪水，乃是由於他領導有方。
我身邊的黨員幹部如此，我在生產中，在救災中，不依靠右派依靠誰呢？恰好是那些“左”派黨員幹部，在下放期間自己圖享受，但對我依靠右派，對右派“鬥爭”不堅決的“劣跡”卻記得很牢，到了學校黨委討論入黨名單的關鍵時刻，能一舉抓住我的要害。世界觀有問題就有問題吧，問心無愧就行了。我如此安慰自己，我相信校、係黨政主要領導畢竟是理解我的。
於是，我繼續做“黨外布爾什維克”。還好，那時還可以做“黨外布爾什維克”。再過一些年，到了“**”的時候，連“黨外布爾什維克”都不能做，我正因一向有“黨外布爾什維克思想”而增添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