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4日，我和懷玉登記結婚了。我們沒有舉行婚禮，新房是懷玉一手布置的。當然，那時候布置新房也比較簡單。布置前後，有兩樣東西變化最大。一樣是棉被，一樣是臉盆。
小兩口（1957）
我用的被子，是在開封時發的那條兩斤半棉被。到武漢之後，一直沒有換。記得才到武漢不久，老隊主任牟政和我開玩笑：“我的被子都換了，你還沒有換？你不到你的資產階級老家去拿兩條被子？”我自覺與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再則年輕好勝，認為在武漢用那條被子能夠過冬，因此多年未換。時間一久，就漸漸顯出破舊來了。被田家農那個煙頭留下點紀念之後，更顯得有點殘破了。布置新房的時候，懷玉讓它退居二線，做了墊被。她另外做了一床厚一些的新棉被，被麵是她家為她準備的，傳統湘繡，金黃色絲綢底子，上麵繡著龍鳳，看上去非常喜慶。對這一變化，我非常歡喜。那條軍用棉被，勞苦功高，確實不應該讓它在一線操勞了。在那之後，它當過一段時間的墊被，女兒出生時，又改作小床墊被，一直到外孫女出生時，還做棉片用過。
我的臉盆，一直用的是在開封時發的那個鋁盆。它在開封的時候是“多功能”，到了武漢之後，也還是“多功能”。剛合並到華大時，條件比較簡陋，沒有正式的餐桌，吃飯的時候，每桌需要有一個大盆子裝菜。那時有一種以舊換新的業務，軍用的鋁盆隻需稍微加一點錢，就可以換一個搪瓷盆。很多人的軍用盆都換搪瓷盆了，搪瓷盆漂亮，舍不得裝菜，我的盆子那段時間就要在洗臉、洗腳、洗澡之外，擔負起裝菜的任務。
後來條件好了，不需要用它裝菜了。不久，改成薪金製，大家手頭有點錢了，想著要改善生活。那時“王老五”很多，大家平時都吃食堂，沒有炊具，想改善生活還不好弄。我的盆子又派上了用場。我買了一個炭爐，經常用盆子燉點牛肉，或者做點紅燒豬肉，“王老五”們聞香而來，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多麽快樂的單身漢！
這個盆子是我非常重要的家當。但是，那天下課回到宿舍，欣喜地看到繡著龍鳳圖案的新棉被的同時，發現我的寶貝盆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彩色的搪瓷盆，上麵有一對紅色的金魚。原來，在我去上課的時間裏，懷玉把我的多功能鋁盆以舊換新了。新盆子很漂亮，很喜慶，但我還是若有所失。我的“王老五”生活，就這樣隨著那個鋁盆一去不複返了。
不過，話得說回來，經懷玉這麽一布置，整個房間頓顯喜氣，雖然沒有貼“囍”字，但比革命時代的婚房仍然顯得正規多了。在革命時期，結婚的時候，將兩條兩斤半的被子抱到一張**，然後買兩包花生米，大家來道個喜，就功德圓滿了。
我們登記結婚前後，“整風”已經變成“反右”。大學校園內也反複做“反右”的動員工作，我記得原中原大學的員工還單獨做過一次動員。動員會上，劉介愚院長親自講話，話不多，但講得很沉重。京劇有一個傳統劇目叫《四進士》，講四個同科進士，在後來的發展中，三人貪贓枉法，另一位剛直不阿，對他們動了真格，拿下問罪。劉院長說：“現在到了《四進士》的階段。”意思就是說，要動真格的，大義滅親了。
這些動員，我都聽了，也不是完全沒有震動。但是，對我而言，當務之急是結婚，因此，還是沒有過於關注。我們沒有舉辦婚禮，買了一些喜糖，放在新房裏，來了客人，就請人吃一點。不過，那時形勢確實十分緊張，人心惶惶，唯恐“右派”帽子落在自己頭上，來吃喜糖的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