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海外訪學，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先後工作過的大學有三所：普林斯頓大學（1990年8月到1991年6月）、耶魯大學（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1992年3月到1993年6月）。1993年6月，應熊本縣和東京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等單位邀請訪日，8月從日本赴台，1994年3月重返武漢。
剛到美國的時候，“六四”的影響還在，美國人的反華思潮正盛，以致我原本準備開設的中國史課程幾乎完全沒有人選。那時恰巧餘英時已從耶魯來到普林斯坦，他與我在金大的兩位學長，牟複禮與陳大端對我關照最多。美國有一個“人權委員會”，打“人權”牌，專找共產黨麻煩。有一回，該組織的一個成員找到我，要采訪我。餘英時代我嚴正拒絕：“章先生從一開始就說了，他訪學結束之後，是要回國工作的。”我很感激餘英時。如果接受了該組織的采訪，被他們一渲染，那問題就鬧大了。
我確實看到過誇大其詞的報道。比如說，有一個以前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年輕人，逃亡到美國之後，為了表達對王軍濤的感念，寫了一篇文章，說在華中師範大學，王軍濤受到我的重用，辦班就像辦黃埔軍校一樣，“一期”“二期”地往下辦，為民選儲備人才。王軍濤在華師辦學，那是正常的專業培訓，怎麽能以黃埔軍校相比附？他正在獄中，如此種種渲染，無中生有地拔高，豈不是給他添麻煩？我看了很生氣，曾經通過一定渠道提出抗議。
我平生不喜寫日記，但出國那段時間，我寫了日記。因為到美國之後，發現環境相當複雜，尤其害怕有關媒體信口開河的報道，回國之後無法澄清，寫點日記，可為日後查證。
其實，我也曾經是個被開除的學生，與一些年輕逃亡者的接觸，還是挺愉快的。比如說柴玲，她在美國就頗低調。我在普林斯頓時，她正在該校求學。和有些逃亡之後四處演講攻擊中共的人不同，她較少出頭露麵，隻是踏踏實實地學習英語，並做升學準備。在普大校園，我有次看到她牽著一條小白狗，忍不住問她：“柴玲，你為什麽要養狗？”她說：“我與外界交往較少，養條小狗，可以練習英語。”
又一次，在林蔚家聚會。林太太“口述”我的“曆史”，說1985年到孟菲斯大學訪問時，校長請當地一位老年女性名流陪同我參觀“貓王紀念館”。這位女士一邊開車，一邊講個不停。我笑道：“你開車和我舅母一樣。”她狠狠地望我一眼，質問道：“和你舅母一樣？”英文女性長輩沒有中文那麽多稱呼的區別，一概稱為Aunt，她說這個詞時把前麵的重音拖得特別長。我已發覺自己失言，連忙解釋：“我原意是說你像我舅母年輕時一樣活潑。”她大笑說：“你真會隨機應變。”
林太太“口述”完畢，大家哄堂大笑。柴玲為了逗趣，對我說：“章老師，請你也‘恭維’我一下吧。”我說：“我其實不會說恭維話，隻會說實話。我要說你比小白還要漂亮。”柴玲回應很快：“恐怕我還沒有小白那麽漂亮吧。”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因為小白確實很可愛，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罵人。
我在美國，並不回避和柴玲、王丹等人交往。因為他們畢竟還是學生，作為長者，我深感自己有道義給他們以精神上的關切，對於他們勤奮好學，力求充實自己並自食其力，我也充分給予肯定。說老實話，對那些以辱罵中國政府而博取外人歡心的“吃民主飯”的偽義士，我非常鄙視與憎惡。
在美三年，除了參加各種學術會議，還參加了很多課堂討論與教學。美國大學教育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們的吃飯與教學兩不誤。
記得1990年秋到普林斯頓大學不久，社會學係的羅茲曼（Gilbert Rozman）教授邀請我參加他的討論課。因為他是《中國的現代化》一書的主編，與我在國內的研究正好對口，加上討論課的主題又是蘇聯、東歐現代化麵臨的問題，對此我也很感興趣。但上課卻是在午餐時間，與國內教學安排大相徑庭。
我的生活一向規律如鍾表，睡覺吃飯都有定時，特別是午餐如有延誤，就會餓得頭昏眼花。因此，第一次上課前很犯愁，是吃了再去，還是去了再吃？結果還是按老習慣，先吃一碗麵條墊底。
但一進課堂我就懵了，附近餐館“外賣”剛剛送來熱騰騰的炒麵、炒飯、鍋貼，也許是為了慶祝新學期開始，還有兩大盆香噴噴的川味炒菜。學生和個別客座老師早已到了，而且都毫不客氣地各取所需吃了起來。中國人向來拘謹，又怕是他們自己出錢預訂的午餐，加以已有一碗麵墊底，沒有頭昏眼花之虞，所以我就坐在一邊翻閱今天討論的專題報告。但很快就有相識的學生發現了我，並且送來一碟食物和飲料，他笑著說：“羅茲曼公費請客，不吃白不吃。”
不久，羅茲曼來了，也自取一份午餐，坐在中間的位置（課桌椅擺成圓形），稍為介紹本學期教學計劃和今天的報告者，也吃將起來。大家邊吃邊聽報告。然後又邊吃邊討論，最後由羅茲曼做簡單小結。
美國人吃飯多半是為了填飽肚皮，不會細嚼慢咽，從容品嚐，所以磨刀不誤砍柴工，吃飯教學兩不誤。不過以後羅茲曼也略有改革，即先吃後講，層次較為分明。
起初我還困惑不解這筆飯錢如何報銷？後來才知道羅茲曼是講座教授，他有一筆豐厚的講座經費，上課吃飯屬於教學範圍，報銷飯錢自然是天經地義。
然而吃的豐儉也視各係、所與教授個人的經費狀況而異，同樣是在普林斯頓，我們曆史係，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討論課就很寒磣，無非麵包、奶酪外加生菜、飲料而已。偶爾請外校或外國著名學者來講座，課後餐館宴請也隻限於少數老師作陪。還有更窮的討論課，即使是在吃飯時間也毫無供應，但允許學生自帶食物、飲料進課堂，依然是吃飯教學兩不誤。
一年後轉移到耶魯，情況與普林斯頓大同小異。倒是最後一年半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專職教書，又使我增加若幹見識。
1993年春季始業，我與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合開一門新課——中國近現代史料學，上課時間是上午10時至12時。下課雖是吃飯時間，倒也好辦，“拜拜”之後各人自行解決肚皮問題。但周錫瑞教學特別認真，總想多給學生一點知識。有時講到12時半還興猶未盡，振臂高呼：“願意共進午餐的跟我來。”所謂午餐實際是課堂討論的繼續，邊吃邊談，弦歌不絕，有時師生雖爭得麵紅耳赤，倒也不傷和氣。不過這可是“沒有白吃的午餐”，需要各付自己飯錢。學生隻要不與其他課程衝突，倒也很願如此“共進午餐”，因為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教師食堂，並且得到許多課堂上得不到的學術信息，甚至偶爾還可以獲得就業的機遇。
周錫瑞是講座教授，也有一大筆自己掌握的講座經費，但不屑於開銷這些零零星星的飯錢，他另有必要的開支，其中一項即用於經常性的家庭“派對”（Party）。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隔兩周便要請一位外校或外國學者前來講演（列入討論課計劃）。時間多半安排在星期五下午，接著便於星期六上午在周錫瑞家舉行簡易輕鬆的酒會，實際上是課堂討論以另一種方式的外延，學生可以借此與外來學者深入交流。食物是千篇一律的BBQ——烤雞腿，外加生菜、麵包、酒水，在美國屬於“普羅”（大眾化）層次。周錫瑞是“有事先生服其勞”，把烤雞腿的活全包了，據說是因為手藝好，但據我觀察，多半是借此放鬆一下連續一周的緊張腦力勞動，同時也讓學生與外來的及本校的其他老師有更充裕的時間交談。酒會的女主人當然是師娘，客廳、花園盡可隨處活動，人人手執雞腿一支、酒水一杯，三三兩兩，或坐或立，自由交談，於消閑中授業解惑，此亦人生一大樂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