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校友說，我在當校長的時候，對於上級的指示和政策，不同意的就不執行。我知道，這麽說的校友，是為了顯示他們的母校出了一個有風骨的校長，是對我的肯定。我確實非常希望大學能夠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對於主流體製，不要跟得太緊，而要有自己的步伐。但是，說句實在話，作為一個體製內的大學校長，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同意的就不執行”。比較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不為”的情況，大致有三種。
一種是公開地對上級的某些不當的決策持保留意見。比如說上任之初，省裏麵提出來要將副校長王慶生“掛起來”，我就是堅決反對的。通過學校常委討論，正式做出決定：尊重上級的處理，但我們並不同意。這其實是在履行黨員的義務。因為根據黨章，黨員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種不為是陽奉陰違。比如，當中國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蘇聯曾經批評為“自由化”。曾幾何時，國人自己也用上了這一詞語，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現過幾次“反自由化”的運動。接到這種文件，我總是應付了之，事實上並沒有反。因為我校沒有“自由化”可反。
一種是在內心抵製。很多事情，由上到下布置下來，雖不盡合理，但學校必須執行。對於這種事情，我隻能消極抵製，做不到“不執行”。比如說，有所謂“職稱改革”，表麵上是提高黨政人員的積極性，允許黨政人員往教學方向靠，結果很容易造成黨政人員在“政”與“教”兩邊都想撈好處，或者哪邊對自己有利就往哪邊靠。我深知其弊，因此對此事從來不親自動員，以示有所保留，但這不等於華師沒有從事“職稱改革”，也不等於“職稱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因為客觀地講，能夠真正“不為”的空間不是太大。但至少有一點，我力求保持清醒的頭腦，凡事有自己的判斷，不是整天跟著“指揮棒”團團轉，對很多事情，確實也有所保留。我有一個為人的底線：絕不說違心的話。我的有些不為，雖屬於消極抵製，事實上是在堅守這一底線。
與對上級指示“不同意就不執行”相似，我與有關官員的交往，也被有些校友編成“段子”，在坊間流傳。比如說，有一位校友，在其教案裏麵寫著如下故事：
某年月日，教育部長約章開沅校長參加一項9點開始的活動，章開沅8點50就到了，部長9點10分還未到，於是章開沅起身走了。部長當時很生氣，但後來又給章開沅打電話，說：“章先生，您是對的。”
我想，這位校友講這個故事，肯定是為了教育學生要遵守時間。這一故事，確實有原型，但校友所述有點不準確。
此事其實發生在我任校長之前，約見我的，也不是教育部的部長，而是教育部的一個司長。那位司長到華師來辦事，順便約了一批年長一點的，有點影響的教授座談。教授們都提前到了校部。去了之後，沒有人管我們，好像我們可有可無似的，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後來安排了個地方，把大家領過去，卻連門都沒有打開，大家就站在那裏。約定的時間過了，司長也沒有來。我覺得太不像話，和校辦的人說了一聲，轉身就走了，表示抗議。
1989年6月教會大學史會議
很多年以後，我已經從校長任上退下來，他也退休好幾年。不記得在一個什麽場合，我們又見麵了。他很誠懇地對我說：“章先生，有件事情，我不能不和你講一下。很多年前，我到華師約見你，因我遲到，等我到時，你已拂袖而去。其實，那次不是我要遲到。”原來，那天下午，他本來隻安排了和我們見麵一樁事，但校方臨時又強邀他去看另一“亮點”，結果就耽擱了半個小時。學校臨時有安排，本也可以理解，但為何沒有人解釋一下呢？隻要有句交代，我就不會走了。
倒是以下幾則故事與我的記憶比較吻合。都是關於我和湖北省委領導人的交往。
一個和韓寧夫有關。我任校長期間，高校都沒有正教授審批權，須在省裏統一審批。我是文科評議組的組長。有一次，評議期間，教育廳廳長通知，晚上韓省長要請我們吃飯。
我說：“我們都想回去了，今天晚飯就不吃了。”
廳長問：“為什麽呢？”
我說：“我對韓省長有點意見。”
廳長問：“什麽意見？”
我說：“這當然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每次政府首腦請客，總是客人先到，主人後到。主人來的時候，客人們還要起來，夾道歡迎。究竟是誰請誰呢？”
廳長說：“你放心，會改過來的。”
於是，大家還是高高興興地去參加晚宴，看看是否真的會有所改變。果然，韓寧夫先到了，站在門口歡迎大家。
韓寧夫畢業於北大曆史係，應屬同行。他亢直爽朗，就是大大咧咧，且易忘事，能夠如此虛心改進，應予肯定。
一個和關廣富有關。我上任之後不久，關廣富到華師來與部分師生座談。與會的學生比較拘謹，因此，有點冷場。有人提議：“請章校長開個頭。”
於是我說：“在湖北曆史上，最重視教育的還是清末的張之洞。在這方麵，新中國以後主政湖北的官員，沒有能夠與張之洞相比的。”
我講的是大實話，但缺乏必要的鋪墊和修飾，因此關廣富有點坐不住了，站了起來，滿臉通紅，不斷踱來踱去。
陪他來的科教部長何界生趕忙打圓場：“章校長是學者，章校長是學者。”我不知“學者”是褒義還是貶義，但關廣富畢竟坐了下來，臉上又恢複了笑容。
聽說關廣富回去之後，專門叫人向武漢大學的曆史係老師詢問：“章開沅為什麽說新中國成立後的湖北領導人不如張之洞重視教育？！”武大的同行如何向他解釋，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這沒有影響他與我的正常交往。稍後，他帶領湖北省代表團參加十三大之前全國黨代表會議，我忝列成員之一，而且是湖北高校的唯一代表，可見當時省委對我還是相當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