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每周兩天做學問？
擔任校長數年，留下一些故事，成為人們談資。這本是極平常的事，但有些偏偏傳到了我耳朵裏，甚至還有好奇之人來向我求證。人生經曆很多事，說過很多話，有時或許給別人留下了印象，而當事人則轉身即忘。加上我已老邁，有些事情已經記不清楚，因此，有些事，我也不能確證究竟是別人談論的準確，還是自己的記憶準確。因此，本篇所述，與其說是澄清別人的口述，還不如說是以別人的口述為引子，對任校長數年往事的一點補充。
有一種說法流傳很廣：我在當校長期間，堅持每周有兩天時間做學問。其實，這一說法似是而非。
當然，空穴來風，其來有自。因為我本無心當校長，隻想做一個曆史學者，因此，在上任之前，我向教育部提出了幾項要求。其中的一條，是我隻做一任，另一條，是每個星期要允許我有兩個半天時間做學問。教育部都答應了。
但是，這兩條後來都沒有落實。大概是對我在第一個任期內的工作還比較滿意，到任期屆滿時，他們不願意讓我退，要求我再做一任。至於每周兩個半天科研時間，更是無法兌現。
開始時，我堅持要有兩個半天做學問的時間，甚至妄想在辦公室門口掛上牌子，免受打擾，但做不到。
為了保證那點可憐的做學問時間，我也曾試圖躲回家裏，不去辦公室，但人們就找到家裏來了。辦公室未能變成做學問的書房，書房卻變成了辦公室的延伸。
到最後，我隻好利用每天早上4點到8點這段時間做點學問，其餘時間，都用來處理校務。每天早上4點到8點，就成了我做學問的“黃金時間”。
因為我唱了“每周要有兩個半天做學問的時間”的高調，在校內還曾經引起非議，成為有些人攻擊我不好好當校長的證據。其實，在中國的高校，是沒有辦法保證校長每周有點空餘時間做學問的，我也很快妥協。
清晨做學問當然很享受，但也帶來一點問題，那就是到校部上班的時候，總有一段時間特別困倦。我的太太最擔心的，就是我在開會時打瞌睡。但也很奇怪，雖然有一陣子昏昏迷迷，但過了之後，又清醒了。在我自己的記憶裏，沒有因為我打瞌睡而影響過工作。至於是不是我曾打了瞌睡但別人不好意思說破，那就不得而知。但至少沒有誤過事。
在此過程中，我也漸漸總結了一些休息的小訣竅。一種是“換工種”。同一種事情做得時間長了，人會很疲勞，而經常變換一下工種，則可以達到休息的效果。比如說，做學問與處理校務，就可以變成互為休息。學問有不同專題，校務有不同類別，不同專題的學問間的轉換或不同類別的校務間的轉換，也可使大腦得到一些休息。另一種是“動中求靜”。這是我的妻弟傳授的，他是一位資深大夫。據他講，人並非躺在**不動才能休息。雖在處理各種事務，但通過心靈的調節，達到一種寧靜的地步，這就是動中求靜，可以節約很多能量，達到休息的效果。我常用此法，獲益良多。
當然，由於每天能夠做學問的時間隻有早上4點到8點，並且這一時間也經常無法確保，因此，當校長的那些年裏，出的學術成果不多。專題論文寫過一些，著作則隻出了兩本。《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一書完全是在每天的治學“黃金時間”裏完成的。80年代有文化熱，現代化也成為一種熱潮。我那時有意促成現代化研究，主編“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離異與回歸》作為叢書之一出版，可以說是我在時代思潮下思考近代曆史的一點心得。
任校長期間出版的另一本專著是《張謇傳稿》，但此書其實是我在60年代的舊作。不過為了修改此書，我請了半個月假。因為書稿已在箱底沉睡多年，我需要有點時間重新尋找感覺，讓身心都從現實中遊離，去和張謇再次對話。
為此，我去了南通。接待我的是已經退休的曹鬆坡副市長，他家的先人，是在張謇企業做過事的，因此對張家有種特殊的感情。曹先生將我安置在一個職業學校的招待所。這所學校在城鄉接合部，招待所外麵就是一片很大的菜園，一派農村風光。最大的好處，是離嗇園（張謇的墓園）很近。曹先生對我說：“你寫累了，就可以到嗇園走一走，坐一坐。”
那是1985年深秋，小招待所客廳擺滿**。很安靜，客人隻有我一個，**歸我一人欣賞，食堂也是我一個人吃飯，雖無大魚大肉，但做得很精致。晚上連工作人員都回去了，一幢樓隻剩我一個人。我往往獨自漫步嗇園，或在墓前石椅上小坐，靜穆之中，仿佛張謇就在眼前。
那真是一個難得的寫作佳境。但半個月的時間畢竟有限，無法做太多修改。不過思路是完全理順了，把社會群體轉型引入傳記，經過進一步潤色，文字也更加流暢了，但“左”的影響未能改盡，仍然殘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