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之後，在前往國立大學的途中，丘吉爾提出來：“應該到中國使館報個到。”但使館大門緊閉，冷冷清清。經通報後，文化處官員把我們從側門引入，第一句話就是：“你老先生怎麽這個時候來馬尼拉，我們連大門都不敢出了。”
我笑道：“本人信奉‘言必信，行必果’，已經答應的事情一定努力辦到。”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空氣頓時變得輕鬆。兩位菲律賓女士似乎是使館的常客，隨手拿了幾本畫報之類的宣傳品，便與我一起告辭了。
其實馬尼拉的局勢並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樣緊張，但也可能是最緊張的危機時刻已經過去了。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車經常堵成長龍，花花綠綠的“吉普尼”（Jeepney，利用“二戰”期間美軍遺留的廢舊吉普車改裝成的簡易交通工具）屁股後麵冒著滾滾濃煙，賣煙、賣糖的大群小販穿梭奔跑在各種車輛之間，不時把手伸進車窗大聲叫賣，好像什麽事情也未發生過。
兩位女士把我送到國立大學的賓館，並陪我共進晚餐。她們以葡萄酒為我壓驚，並告訴我：“有人打電話，說章先生已經到新加坡了。”
我說：“有驚無險，太缺乏刺激，不過我倒是想寫一篇小說。”
她們連忙問：“您想寫一篇什麽小說？”
我說：“題目叫作‘兩個女人援救一個男人’。”
她們一聽，開懷大笑，大家像老朋友一樣打開了話匣子。
第二天早上起來，一開門便看見有佩槍警衛坐在正對麵，據說昨晚馬尼拉市區仍有槍聲。早餐後，我到附近山間小路散步，感到後麵一直有人跟隨，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服裝整潔的青年，互道早安之後便結伴而行。他肯定是大學保安人員，不過我也懶得捅穿，與他天南海北地閑聊一番，語言倒也不俗，顯得較有教養。
我的講演如期舉行，講題是《孫中山與宮崎兄弟》，聽眾沒有預期的那麽多，大概偶發的政局波動多少產生了一些負麵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恐怕是菲律賓沒有多少人研究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一般人，包括許多中青年學者和教授根本不知道孫中山是誰，也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麽回事，更不知道宮崎滔天兄弟是什麽角色。我很後悔帶來這麽一篇講稿，如果改成《1896年菲律賓革命與辛亥革命》或《孫中山與彭西》（彭西是菲律賓革命誌士），也許會引起較多人的興趣。
菲律賓的曆史學科不大景氣，幾乎全靠女學者支撐，聽說“男人都做生意賺錢去了”。由於國策需要，比較受重視的是東南亞研究。因此，我講演以後無從展開討論，倒是很多人要求我介紹當代中國大陸，這樣才有了可談的話題。
丘吉爾等東道主始終熱情洋溢，利用各種方式把我介紹給許多有代表性的人士，並且設法讓我到一些比較安全的名勝古跡參觀訪問，熱情可感。
菲律賓之行結束之後，我即前往新加坡參加學術會議。這次旅行倒是輕鬆愉快，因為菲律賓國立大學各係、所有一批教授（約20人）與我同行。在機場候機時，我發現自己如同廁身女兒國，因為這些教授除三四位男性外，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們意氣風發，談笑風生，我們這幾個大男人反而顯得勢單力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