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個研究所的創始人，第一任所長，年老之後，還曾長期擔任名譽所長，風雨陽光，均所親曆。我認為，培育、辦好一個研究所，必須有一個頭、一副肩、一雙腿。
有一個頭，意味著有思想，有理念，有戰略眼光。腦中要有全局視野，對於從事本專業研究的各個單位，甚至是個人，什麽做得好，什麽做得不夠，要有一個把握。在此基礎上，對本研究所在這個大棋局中究竟處於什麽位置，才能準確定位，並進而思考如何做眼，如何借勢，以便做大做強。
要做大做強，須在學科建設和隊伍建設兩個方麵下功夫。學科建設和隊伍建設實際上是合為一體的，但內容又不完全一樣。隊伍建設偏重於人才素質的提升和團隊精神的培植，學科建設中，布點最為重要。中國近代史作為一個學科，如何建設？對於一個高等院校的研究所而言，不可能全麵鋪開，隻能根據自己的優勢，在某些重要問題上重點突破。如此，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找準本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此之謂“布點”。
大凡成立一個研究所，肯定前期已在某一領域有一定積累。這一領域，乃是研究所的起點，甚至可以說是據點。對於本研究所而言，起點乃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起點很重要。若無起點，就沒有特色，就沒有起跑線，但不能滿足於此。有了一個據點之後，必須考慮開創別的點。有主點，有次點，然後才能形成一個麵。形成了麵，才會有多樣化的可持續發展。國內有一些高校，本來在某些點上有很好的基礎，但因長期固守這一點，因此未能做大。本研究所的好處，就是雖然立足於辛亥革命史研究，但沒有滿足於此，在辛亥革命史之外，又開創出商會、教會大學、社會史、現代化、文化史等研究點，引領潮流，積極開展研究，故能一路走來，形成今日局麵。
在隊伍建設方麵，要有一個合理的梯隊，並要在人員培養方麵下功夫。作為學科帶頭人，不能隻顧自己，不顧團隊，必須有團隊意識。當然，人才的成長，主要是靠自己。曆史學人才的成長，資質固然重要，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勤奮。勤能補拙，在曆史學科體現得尤為明顯。但這並不是說，學科帶頭人可以不管人才的成長。因為再勤苦的人，也有一個上路的問題。在年輕人苦苦尋覓，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學科帶頭人若能稍微點撥一下，指示正路，能使年輕人免去很多彷徨。學術帶頭人願意把金針度人，坦誠相待，隊伍自然團結奮發，精神振刷。本研究所向來注重人才的梯隊建設，並且，學科帶頭人和老輩學者都願意為年輕人的成長付出辛勞，因此，結構還算合理，內部尤為團結，這是我們最大的一筆財富。
2014年春，研究所同仁合影
有一副肩，意味著有擔當。一個研究機構，若不能在學術研究上有一些領導潮流的舉措，是很難做好的。領導潮流，在很多時候意味著風險。沒有一副鐵肩，不能勇於擔當，害怕冒風險，如何能領導潮流？在學科布點上，隻跟著學界的風尚轉固然不對，隻跟著政府的方針轉同樣沒有出息。跟風能獲得生存，但同時會失去自我。保持獨立性難免孤獨，但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來，甚至領導潮流。本研究所的學科布點，商會研究、教會大學研究等都不是跟風的結果，而是我們自己的選擇。開始的時候難免有些艱難甚至嚴重挫折，但後來都成為本研究所的特色。
擔當的另一個側麵，是要為研究所的同仁創造一個寬鬆的、能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環境。見解有高下，學術無禁區。為了鼓勵本研究所的年輕學人獨立思考，我常常對他們說：“政治上我負責，學術上你負責。”當然，寬鬆的環境，並不意味著對研究所同仁毫無督責。王汎森主持當時的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對於同仁的研究，非常寬鬆，但他也會時不時提醒一下，問一問研究的進度。問得多了，有的人都害怕了，躲著不願見他。這種督責，我認為也是學術帶頭人應該有的一種擔當。
有一雙腿，意味著勤於走動。現在的鑽營家有一秘訣：“跑步（部）前（錢）進。”他們也有一雙腿，他們的腿也很勤。但我心目中的腿要勤快，不是指此。學術帶頭人的腿，應該走一線，走基層。走一線就是衝鋒陷陣，自己帶頭幹。本研究所每布一個點，都會大力進行資料建設。很多資料，都是學術帶頭人親自從檔案館爬梳出來的。我一直記得剛接觸蘇州商會檔案時的情形：檔案積滿灰塵，堆放在蘇州市檔案館的地下倉庫裏。天氣頗冷，工作人員唯一的取暖工具是一個打點滴用的玻璃瓶子，裏麵注滿開水，用手捂著，驅除寒意。我連那種瓶子都沒有。後來，他們送給我一個玻璃瓶，但我又不能用，因為抱著玻璃瓶就沒有辦法去看檔案，做記錄。勤於查閱資料，這對於一個學者而言，是必備的基本素質，與是不是學術帶頭人沒有關係。但學術帶頭人更應有一種寬廣的胸襟，搜集曆史文獻，不僅僅是供自己研究，同時要服務於本研究所的學科建設。
1980年元旦攝於蘇州檔案館
腿勤的另一方麵，是要勤於發現人才，求賢若渴。我總記得我和唐文權之間的交往。文權出身蘇州唐家，是唐伯虎的後代。他在“文革”前畢業於蘇州師專文史科（兩年製），一直在蘇州的中學任教。但他有心向學，“文革”期間在湯誌鈞先生指點下係統研讀章太炎的文獻，頗有心得。大概是1975年左右，他開始和我有書信交往，探討章太炎研究。通過書信往來，我發現他真是一個讀書的種子，假以時日，必能大成。1980年元旦前後，為了研究江浙資產階級，我到江浙一帶查閱文獻。其間，特意與文權聯係，一則請他導引我去蘇州市檔案館，一則見一見這一位已經通信多年的朋友，好好了解了解他。經近距離接觸，我更進一步認識了他向學的決心和學養的深厚。
次年，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學術研討會期間，他明確表示願意從我治學。於是，我立即向學校打報告，發商調函。學校很支持，蘇州市教育局也很支持，但華師的頂頭上司湖北省教育廳不答應，原因是唐文權隻讀了兩年製的大學，沒有正規大學本科畢業文憑。我們多次說明唐文權的學術水平完全能夠勝任大學教職，而且前程必定看好，但毫無效果。
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到我校考察工作，並專門到曆史係看望張舜徽先生與我，臨別時誠心誠意地問我們有什麽難題需要他幫助解決。我就乘機匯報調動唐文權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刻拍案而起，大聲說：“我連中學文憑都沒有，新中國成立前還能成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長頗為感動，安慰我們說：“我同意你們的看法，但調動手續還必須經過湖北省教育廳辦理，我這就與他們商量。”
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與教育廳負責人深談過一次，教育廳終於正式發出商調函。就這樣，1983年，唐文權正式進入本研究所工作。
當然，作為學科帶頭人，最為重要的，是自身的學問必須做好。自己學問做不好，就缺乏說服力。而自己學問做好了，它本身就是一個無聲的教育，大家會跟著你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