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在哈爾濱召開一個關於中俄邊界問題的學術討論會，我作為《曆史研究》編輯部的代表出席了。那時“四人幫”的日子已經不那麽好過了，鄧小平已經主持國務院工作，大家心情都蠻好。黎澍也被啟用了，並且親自參加那次學術討論會。

出發之前，原《新建設》編輯王慶成提出了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現在物資匱乏，我們要不要帶點煙去？”

我看北京到處都有煙賣，估計哈爾濱應該也有吧，因此說：“不用帶。你去開會，難道還沒有煙供應你？”

其實我並不了解煙的供應情況，隻是隨口說說而已。沒有想到，幾位抽煙的朋友聽了這話，都相信了，都沒有帶什麽煙就上路了。

結果，還沒有到哈爾濱，還在大慶的時候，他們就“斷炊”了。那天晚上住在一個招待所，比較荒野，沒有煙。王慶成煙癮發作，開始抱怨：“就是你說有煙，害我沒有帶足……”

看著煙民們飽受煙癮折磨的難受模樣，我感到很歉疚，深怪自己不該多話，但也沒有辦法。好在同行的有一個吉林大學的女工農兵大學生小冷，非常熱心，主動提出到外麵幫忙買煙。街上的小店早已打烊，她一家一家地敲門，向人求告：“我們這裏有幾位來自北京的大學者，老教授，沒有煙抽，很難受……”最後居然買到兩條煙，當寶貝似的抱回來了。

煙民們一看煙來了，一下子都湧了過去。小姑娘一看，故意賣關子，抱著煙轉身就走，煙民們也馬上跟了上去。我看著有趣，又多了一句嘴：“你們這架勢，真是好有一比。”

有人接嘴：“你比什麽？”

我說：“就像楊子榮拿著聯絡圖，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剛緊隨其後。”

他們聽了，不與我爭，笑笑就走了。對煙民來說，抽煙要緊。

第二天，終於到了哈爾濱，在北方賓館安頓下來之後，我正準備看看報，喝點水，有人在我的門口探頭探腦。一看，是趙矢元。

他衝著我說：“快，開會開會！”

我問：“開什麽會啊？”

他一臉神秘：“重要的會。”

我問：“我怎麽事先不知道？”

他說：“臨時決定的，非你去不可。”

我不知所以，在他的拖拖曳曳之下，跟著去了。來到一個小會議室一看，煙民們都在，圍坐了一圈。待我坐下，就有一人出來主持會議，宣布：“章開沅批判大會現在開始！下麵，有請矢元同誌講話！”

原來是這麽回事！他們到了北方賓館之後，有足夠的煙抽了，精神足了，於是謀劃召開這麽一次“批判會”。為了不驚動我，還讓不抽煙的趙矢元去叫我，真是煞費心機，也可見當時大家的心情確實比較愉快。

“批判會”上，大家東一句，西一句，嘻嘻哈哈，頗為熱鬧。最有水平的一段，我至今記得，可惜忘記是誰說的了：“章開沅，你知道嗎，這是一場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鬥爭。這不是開玩笑。我們抽煙，每年給國家大量交稅，是愛國主義。你不抽煙，不交稅，是賣國主義。你害得我們沒煙抽，嚴重影響了國家稅收，罪加一等。你還侮辱我們，說我們是座山雕的手下，敵我不分，顛倒黑白，還要罪加一等！”大家聽了，笑得很開心，我也跟著開懷大笑。

“批鬥”期間，有一個人在外麵偷偷朝裏望。我到門口一看，是陳鐵健。他沒有接到開會通知，因為他和黎澍住在一起，要照顧黎澍起居。

陳鐵健問：“你們開的什麽會？聽說開批判會，怎麽又嘻嘻哈哈的？”

我笑道：“大家開玩笑的。”

他說：“黎澍聽說開你的批判會，擔心你又出了什麽事，怕你吃虧，要我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