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為《曆史研究》寫一篇複刊詞。為了我能夠寫好，編輯部開過一次會議。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或說要破舊立新，或說要有靶子，但未得要領，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指導精神，我實在很為難。熬了兩個通宵，得了習慣性的偏頭痛，好不容易湊成一篇，交上去，不能用。原因很簡單：目標不明確，沒有戰鬥力。
其後，撰寫複刊詞的任務落到了寧可的頭上。他大概知道一些內情，或許他撰寫的稿子在發表前經過了“梁效”把關修改，反正定稿的發刊詞充滿了火藥味。比如批判“文革”前的編輯部，用了“群魔亂舞”一類的字眼。這恐怕要令黎澍傷心。寧可是黎澍非常欣賞的，我想他不至於用這種詞語。
那時“評法批儒”正在**，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要找出典型來，章太炎被定為近代的“法家”。我曾被要求領銜撰寫一篇討論章太炎的“法家思想”的文章。編輯部近代史組的幾位同仁，包括負總責的胡繩武在內，私下對於“評法批儒”都持保留意見，大家一致認為近代無法家。但任務被派到頭上來，隻能硬著頭皮上。
奉命與我一起做這件事的還有兩人，一個是劉耀，他是研究現代史的（那時以1840—1919年為“近代”，以1919—1949年為“現代”），對章太炎沒有興趣；另一個是方黎燕，她是一個工人，隻有初中文化，還不到20歲，根本讀不懂章太炎的文獻。因此，此事隻能由我獨立承擔。
1976年攝。右一為方黎燕
我不認為章太炎是法家，偏偏又要評論他的“法家思想”，該怎麽辦？左思右想，決定避重就輕，專門評述他的《訄書》。在拿定主意之前，我還特意去征求東老的意見。東老覺得可行：“這樣做，既可以完成任務，又可以回避一些牽強附會，很好。”考慮到《訄書》艱澀難懂，他還特意介紹我去向馬宗霍請教。
馬宗霍是太炎的及門弟子，在中華書局工作。我去拜訪他，他很熱情：“我這裏有一個沒有標點過的本子，你先拿回去，標點一下給我看看。”
過了一些日子，我拿著標點好的部分《訄書》再去向他請教。他仔細看了一下，說：“你能讀得懂的，要不然怎麽這麽快就都標點出來了呢？”
我說：“我隻是根據語氣、結構加以標點，畢竟是膚淺的。太炎先生的文章，還有很多很深的意思，希望您能指點。”
馬宗霍歎了一口氣，說：“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們跟著太炎先生學習的，包括在日本時期就跟著太炎的魯迅，都沒有哪一個真正弄得懂先生的奧義。先生的文字太艱深，很少的文字要表達很多意思，領悟不易。中國的文字本身就具有多義性，可以做多種解釋的，隻要能夠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你放心寫吧。”
經馬先生這麽一打氣，我倒是有點勇氣了。回去之後，認真研讀《訄書》，做了很多筆記，寫成了一篇《論〈訄書〉》，在方黎燕、劉耀和我的名字中各取了一個字，湊成一個筆名（好像是“黎耀章”）署上，總算交了差。
在編輯部的最主要工作，是做編輯，還要外出組稿。為了組稿，有的同事幾乎把全國勝地都跑到了，看遍了祖國大好河山。我的出差地點則非常固定，隻有一地，就是武漢。之所以一出差就爭取回武漢，主要是家庭的關係。那時妻子健康出了點問題，一度懷疑是乳腺癌，這令我非常擔憂。小女兒還小，後來又發現眼睛有點問題，做父親的當然非常牽掛。
回武漢出差，我既組中國近代史的稿子，也組中國古代史的稿子，還組世界史的稿子。組稿的過程中，大家喜歡問我一些情況，我也就熱心介紹一些京師動向。沒有想到，待“文革”結束，華師政史連的幾個同事（主要是弄馬克思主義的），突然貼了我一張很大的大字報，標題“十問章開沅”，說我是“四人幫”黑線，回武漢組稿時經常傳達“四人幫”的黑指示。我在心裏叫苦：“文革”的時候，我被說成是中宣部黑線在桂子山的代理人，批判大會上，給我的黑牌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鄧黑幹將”，“文革”結束後，我又成了“四人幫”黑線上的人！
因為這張大字報，學校還專門立了案。既然立了案，那就必須調查清楚。學校派了黨支部的一個幹事前往北京，專門調查我在編輯部時的表現。被調查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以為有人要陷害我，因此對調查者頗不客氣。有位朋友在被調查時說：“章開沅和‘四人幫’有什麽關係？他在編輯部的時候是受批判的，是重點批判對象。他那樣子，能成為‘四人幫’的人？”最後查無實據，隻有銷案了事。
我在編輯部的時候，確實遭到過批判，但也說不上“重點批判”。挨批的起因，是我負責校對的一篇張春橋的文章，標點錯了兩處。我自認編輯、校對都很認真，但還是出了紕漏。自古“校書如掃落葉”，要做到滴水不漏，幾乎不可能。因此，編輯部的同事們都表示理解。曹青陽也沒有擺出要嚴肅批評的架勢。但負責監督我們的“工人傑出代表”中的那位老王師傅，堅持要對我展開批判，於是在編輯部內組織了一次批判會。我們雖然都稱老王為“王師傅”，但他其實不是一般的工人，是黨委副書記，有點工人貴族的樣子。
老王師傅橫眉怒目，帶頭發炮，說之所以出這麽大的問題，是因為我有資產階級名利思想，不安心在《曆史研究》編輯部好好幹，卻去為人民出版社寫書，出版《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場大論戰》，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雲雲。他曾是“四人幫”一手培植起來的天津東站寫作組負責人，自然要表現得忠心耿耿。
在他之後，有幾位黨員也不得不說了一些應景的話，但批得有氣無力。隨同老王來的兩位年輕師傅，也沒有熱烈附和他。由於寫《論〈訄書〉》期間方黎燕與我接觸較多，萌生了學習文史知識的興趣，我在業餘經常作點輔導，她感覺頗有收獲，自然不會批判我。（後來，方黎燕因此遭到老王批評，說她被資產階級專家“同化”了）小王師傅很直爽，批判會上沒有向我開炮，後來還找機會告訴我，在批判會之前，老王找他們討論了一下，認為我是編輯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據小王講，老王之所以覺得我是“資產階級代表”，一則我還不是黨員，二則說話“有點隨便”，三則我收到家裏寄來的零用錢最多，四則我有前科，以前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我一聽，啞然失笑。胡繩武的工資是每月140元，我的工資是每月120元。他不是“資產階級”，我卻是“資產階級”！我妻子多給我寄一些錢是有原因的，一則她看我此前數年一直挨批挨整，生活很苦，現在難得在北京放鬆一下，北京東西貴，還有點應酬，不能太寒磣；二則我的小女兒患眼病，為方便治療，有一段時間被送到北京與我同住，我們是兩張口吃飯，花銷自然也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