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曆史研究》和“四人幫”究竟密切到什麽程度，“四人幫”是如何控製《曆史研究》的，我一直也沒有弄明白。《曆史研究》複刊之後，不歸原來的主管單位學部（全稱是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1977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而是歸國務院教科組主管。國務院教科組在1970年成立之後，接管了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遲群是其主要領導成員。有一種說法，遲群主管《曆史研究》，曹青陽直接與遲群聯係。但曹青陽自己回憶說，他的上司不是遲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組的領導。我的腦海裏，沒有留下遲群到編輯部的記憶。李琦曾任周恩來秘書，水平較高，態度平易近人，從不講空話。
如果遲群直接主管了《曆史研究》，那《曆史研究》與“四人幫”的關係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陽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遲群，也還不能排除“四人幫”控製，至少是影響《曆史研究》的可能性。
“文革”期間，北京有一個很有名氣的寫作組，叫作“梁效”。“梁效”是“兩校”的諧音，指的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寫作組的成員大都是這兩所學校的人。遲群是“梁效”的領導者，而複刊後的《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樣都要送給“梁效”審查。“四人幫”完全可以通過這一環節對《曆史研究》加以控製。
我參加過一次“梁效”的審稿會，是在北大朗潤園。那一次主要是給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見。我在旁邊觀察了一下，感覺“梁效”寫作組中，真正起作用的，隻有某某某一人，處在領導地位，顯得很自負，頤指氣使，大大咧咧。湯一介、周一良、田餘慶等人，都還是書生本色。田餘慶發言，完全是學者風度，都是從學術本身談。
借調《曆史研究》編輯部
還有另外一些信息，顯示複刊的《曆史研究》與“四人幫”之間確實有一些聯係。據胡繩武回憶，有一次江青接見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曆史研究》編輯部的人。我想，如果確有此事，大概也是派代表去的吧，因為我實在不記得自己接受過江青的接見。
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江青給《曆史研究》編輯部送杧果。
編輯部成立之後不久的一天，曹青陽興高采烈地拎了一籃子杧果回來。說這是外國友人送給毛主席的，主席看大家辛苦，讓江青同誌轉送給大家。我們一聽，感動得不行。編輯部開了一個小會，大家圍坐在一起，激動萬分地品嚐毛主席送的杧果。他拿回來的杧果很不少，每個人都吃到了一個。我感慨萬分。多年以來，一直被視為“牛鬼蛇神”，挨罵挨批，現在終於被當人看待了，還受到毛主席的關心，實在太令人振奮了。一激動，我把杧果核揣進了兜裏，珍藏了好久，後來還帶回武漢，向親友們展示。
沒有想到，“四人幫”倒台之後，有人想抓我的小辮子，聯名貼我的大字報，說我吃了江青送的杧果，是“四人幫”一夥的，至少有投靠嫌疑。記得我當時答複說：“杧果是毛主席的，隻是通過江青的手送來的。我吃的是毛主席的杧果，這是我的光榮！”這一答辯大致不差，但現在想起來，是不是確實有一種可能，“四人幫”是借毛澤東的名義送杧果給編輯部，借以籠絡我們，進而控製《曆史研究》呢？
類似的事情似乎還有。我記得編輯部不止一次受到“關照”，在正式放映之前去欣賞一些電影，如《閃閃的紅星》之類。這是不是也是“四人幫”的籠絡手段呢？
另外，複刊之後的《曆史研究》編輯部，不但沒有設在學部（先在前門飯店，後在和平賓館），而且，報到後不久，我們還被曹青陽提醒：“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最好不要和學部的人聯絡。”如此鄭重提醒，似乎也顯示，圍繞著《曆史研究》編輯部，確實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