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被下放到東風農場之後，樂趣就更多一些了。
東風農場離武漢不遠，位於大冶，就在梁子湖邊，靠近碧石渡，山清水秀。離開了華師本部，就沒有什麽批鬥了，我們和其他革命教職工一起，被扔在農場裏，以自我改造為主。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受到一些“鞭策”。
比如說，我在勞動中經常會忘乎所以，與職工打成一片，大家有說有笑，享受勞動的快樂。這時候，就有工宣隊的師傅“提醒”一下：“章開沅，你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
我在周末有時會和工人一起，走上二三十裏地，到鐵山鎮去逛一逛。待我回到農場，也有工宣隊的師傅敲打一下：“章開沅，你不要忘記你的身份！”我很識趣，不回嘴，最多說一句：“啊，我知道我的身份。”但仔細一想，我究竟是什麽身份，自己也糊塗。
陶軍是湖北省乃至全國都少有的一位被補劃右派的，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很大，這時也被下放到東風農場，並帶了夫人，以便相互照顧。休息日裏，幾個來自中原大學的老戰友有時會到他家裏，弄點魚，弄點酒，聚一聚。連這種休閑聚會也被“敲打”過。記得有一次我們正在把酒臨風，廣播響了：“你們不老老實實改造，每到周末還弄些不三不四的人，裹在一起吃喝玩樂！”我們聽了，付之一笑，繼續吃喝。
總體而言，在東風農場時的心情是愉快的。“革命群眾”與“專政對象”之間，基本上是“敵我不分”的，大家一起在田間揮灑汗水，一起分享勞動的辛苦與歡樂。東風農場種雙季稻，我把種水稻的全過程都經曆了一遍，可說是為草埠湖下放補課。雖然“雙搶”的時候很辛苦，起早貪黑，有時還要打夜工，產量也不是很高，但畢竟沒有遇到天災，享受到了收獲的快樂，感覺很值得。
梁子湖的魚非常好，大名鼎鼎的“武昌魚”，就以梁子湖的最正宗。聽說此處所產的武昌魚，比別處所產的多一根肋骨，很有特色。由於魚多，因此很便宜。最好的是桂魚，隻要四毛錢一斤。一般的魚，就隻有一兩毛錢一斤了。因此，我們一有機會，就要品味一下，哪怕遭到“敲打”，也不去管它。要是有機會回武漢（比如說過春節的時候），大家還要盡可能多買一些魚，肩挑手提地帶回來，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
除了春節，我還獲得過一次額外的回武漢的機會。那一回，我被指派與本係的吳量愷、崔曙庭兩位回校本部，撰寫一篇批判“讓步政策”的文章。接到任務之後，少不了盡可能多帶些魚。回來之後，我把最大的一條青魚（九斤多重）送給了托養小女兒的那戶人家。我心裏多少有些期盼，希望他們家在收了我的“大禮”之後，會待孩子好一點。
寫批判文章，由吳量愷負總責，但是他對此並不熱心。崔曙庭呢，是一個活神仙，一貫不緊不慢，也不急著要寫出什麽大批判文章，老是悠然自得，品茶抽煙，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麽。至於我，更加積極不起來，因為所謂“讓步政策”，主要是重於古代史，而我的專長在近代。這樣一來，寫批判文章，就成了我的一次變相休假。我一有機會就溜出去，跑到寄養小女兒的家裏，陪孩子玩。有一次有飛機表演，我更是義無反顧地開了小差，帶著小女兒看熱鬧去了。讓她騎我肩膀上，她樂極了。看完表演之後，我還帶孩子到一家名為“生香”的館子開葷。
這樣過了兩三個月，批判文章還是沒有寫成。後來量愷怎麽向上交代的，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因為時過境遷，大家又都忙於批林批孔去了。
下放期間，令我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小老虎班”。
那時的勞動組織是軍事化的，按連隊編排。政治和曆史都是小係，被組成一個連，叫作“政史連”。政史連是第一連。我被分在第一排，並被安排擔任一個班的班長。這個班的成員，都是年輕工人。這個農場本來是個勞教農場，他們多數都因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在這裏接受過勞動教育。勞教農場改為國有農場之後，他們留下來，當了工人。我一個“牛鬼蛇神”被任命來當這麽一個班的班長，應屬“門當戶對”，加上我曾經是全國青聯常委，領導以為我一定會做工作，因為這個班的調皮搗蛋全場聞名，特別是有幾個刺兒頭很難纏。
接受任務之後，我立即去和他們見麵。他們分住在相近幾間宿舍裏，每間住著五六個人。其中一間宿舍的編號是“111”，人們習慣念成“幺幺幺”，那是他們的活動中心。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圍在111寢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飯碗，一碗一碗地在那裏喝。
我簡單做了一下自我介紹。其中一個說：“我們已經聽說了，來了一個老班長。”
我說：“我們以後就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我在勞動方麵趕不上你們，請你們多指教。”
有人說：“不要客氣。”
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麵前。
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雖然我喝酒不行，但還是接過酒碗，仰頭一口喝完。掌聲響起，大家齊說“痛快”，實際上已經接納了我。在那之後，我們就一起生活，一起勞動，休息時一起到鐵山鎮玩，毫無界限。我從來不和他們談政治，也不談道德、倫理，更不去談彼此過去的事情，隻就勞動談勞動，江湖義氣。我種水田沒有什麽經驗，在勞動上，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
由於得到了尊重，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很快發揮出來了。他們都是十八九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大多尚未結婚，身強體壯，無牽無掛，農忙需要出力的時候，他們樣樣都好勝搶先。因此，我們這個班很快就受到表揚。先是通過廣播全農場表揚，稱之為“青年班”。後來開會表揚的時候，則稱之為“小老虎班”，誇獎他們幹起活來像小老虎一樣。受到表揚之後，青年們幹勁更足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在軍宣隊率領下，華師全體教職員工都到農場拉練，集中進行鬥批改。有一位李副指揮長，非常“左”，慣於無限上綱。他喜歡做大報告，嗓門很大，說話很衝，他一開口，就令人生厭。批鬥中，他硬說中文係的一個老教授有特務嫌疑，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須刀割腕自殺了，據說他還是章太炎的弟子。另外一位老師，國民黨時代參加過三青團，還當過分隊長，當然是有“曆史問題”了，不過早已“交代清楚”，成為革命幹部了。在大會上，李某翻舊賬，點名臭罵一頓。這位老師自己倒挺住了，但他愛人卻被嚇瘋了。
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輕人血氣方剛，就以老虎班的名義貼了一張大字報，提了若幹建議，也夾雜一點牢騷。沒想到，李某對此也不能容忍，又開大會，點名批判。其中最傷人的一句就是：“幺幺幺（111），洞洞皆妖！”本來指望著可以得到領導表揚的，結果卻被扣了這麽一頂大帽子，“青年班”成員心一下子就寒了。
在那之後，他們就鬆懈了，有些甚至故態複萌。拜李某所賜，有的“小老虎”真的變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論，軍宣隊的有些人還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據我側麵觀察，最高領導方指揮長與分管大冶農場的蕭副指揮長，對知識分子都比較理解與尊重，但像李某那樣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間軍宣隊長期駐紮高校，還給高校留下了很多壞風氣。最為明顯的，就是等級觀念。以前學校裏幾乎沒有以職務相稱的，一般都是以老師相稱，或者叫某某同誌。但在部隊裏，逐級都要稱官銜。他們把這一套帶到學校，時日久了，給學校無形造成消極影響。“文革”以後，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裏，也“某校長”“某處長”乃至“某科長”地叫開了。到了後來，你要不這麽叫，有些“長”還會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