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世到《懺悔錄》前六章出版的幾年間（1778—1782年），盧梭的私生活為人注意，但一件事從不同角度理解，意義會不同。與之熟識的人、喜歡他的讀者喜歡追憶日常之事，1778年8月，裏爾丹寫了一封長信，描述盧梭在埃莫農維爾的生活：“他享受久已向往的自由，早上太陽升起時起床（五點左右），在外采集標本，陶醉於自然景色，之後回來與夫人吃早飯，飯後去散步，家裏養了幾隻鳥，他稱之為‘音樂家’。”[87]普萊斯勒和馬格蘭回憶拜訪見聞：他與裏爾丹一家相處融洽，跟人交談時流露著童真。
親身見聞之外還有傳言。米拉波聽說盧梭在埃莫農維爾時，用抄樂譜賺的錢幫助有困難的人，接濟過附近村子一位貧困的老婦人，盧梭去世後，她在墓前哭泣：“他不是天主教徒，卻幫助我，這個質樸的心靈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宗教。”[88]此事難辨真偽，但米拉波獲悉後更加敬重他。盧梭將孩子送到孤兒院的事又引起關注，1781年，米裏埃（Millière）四處探尋孩子的蹤跡，無果。[89]普通人對逸事傳聞興趣濃厚，即使不認識他，未曾見過他，也樂意打聽，“就像不了解他去世的場景就談論一樣”[90]。報紙盡力滿足閱讀需求，與之有關的事，無論大小真假都予以報道。
同情者的讚美，批判者並不認同，兩派爭論不休。前者奚落後者隻會嫉妒，盧梭是因為博愛才為人憎恨，而後者指責前者不了解盧梭，他的缺點讓人厭惡。1778年，《百科全書報》指責他“不獨立思考，而是模仿古今作家”[91]。關於抄襲，1764年就有此類指責，那時巴黎流傳過匿名小冊子《日內瓦盧梭的抄襲》。[92]此時舊事重提，作為反駁同情者的依據。
盧梭曾說法國音樂無法超越意大利音樂，法國的文化保守派和古典主義者以之為無法容忍的偏見，“意大利音樂確實動聽，為人喜愛，難道法國人不能有自己的音樂？”[93]1755年，《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出版時嘲諷四起，盧梭去世後同樣如此。1778年10月5日，哈珀在《法國信使報》發表長文《論讓-雅克·盧梭》：“那部作品裏盡是矛盾，注重情感，忽視理性，他的原理是錯誤的，寫作動機也不純粹，在交往中屢受衝擊，一個生活的失敗者覺得獨處才幸福。”[94]借助於《法國信使報》的影響力，這篇文章傳播廣泛。[95]類似的爭論時常出現，主題隨意，隱含不同的訴求，爭論的氣氛嚴厲，但很快會消散，新的爭論又取而代之。
1766年盧梭休謨之爭時，英法報紙相互指責，而此時，法國的報紙對立加劇。《巴黎日報》主編克蘭賽指責過盧梭，但麵對百科全書派的攻擊時轉而維護他的聲譽，1778年10月29日《巴黎日報》發表致哈珀的公開信：“盧梭不是強調科學藝術對風俗的害處，而是強調對那些不培育科學卻享用的人有害。”克蘭賽論及他與盧梭二十年的交往，期間未曾聽到他對文人有不敬之詞，“哈珀偏信奇聞軼事，不公正，也不全麵”。1778年11月，有人在《巴黎日報》上匿名撰文，批評哈珀“對伏爾泰盲目敬重，對盧梭蔑視憤恨”，德萊爾隨後在該報刊登為盧梭辯護的信。[96]裏爾丹自始至終不認同哈珀，“盧梭沒說文學必然敗壞風俗，他提及捆綁和束縛會限製孩子發育，而體育鍛煉、自由理性有益於成長，這樣表述沒有矛盾”[97]。最終，關於《論讓-雅克·盧梭》的爭論擴大為《法國信使報》與《巴黎日報》的對立，兩家報紙受眾廣泛，對盧梭的曆史形象有難以忽略的影響。
與此同時，文人忙於書信論戰。蘭格比較盧梭與伏爾泰的異同，“一個情感暴躁，一個尖刻詼諧，都不乏狂熱的支持者，他們對藝術，乃至人類精神進展有貢獻，理應博得大名，卻濫用了才智，所以有危險”[98]。盧梭的支持者很快回應，杜潘（Du Pan）斥責他沒讀完盧梭的作品就隨意評論，“若要欣賞他的原則，就得恭敬地了解，內心澄明才能走向神殿”[99]。公允的判斷不多，黨派之見橫行，“對盧梭批判最嚴厲的往往是支持伏爾泰的人”[100]。這樣的對比自盧梭去世就開始了。1778年，《秘密通信報》提及兩人的風格：“伏爾泰有才智，但好嫉妒，報複心強，心靈不美；盧梭雄辯，備受謾罵，他的正直卻不容置疑。”巴黎音樂家科勒（Collé）不以為然：“伏爾泰的名聲會傳到遙遠的後代，盧梭是詭辯家，塵世名聲不會超過三十年。”[101]1781年，《文學通信》意識到他們對時代風俗影響大，而科學院隻是步其後塵。[102]
思想批評尚能為人接受，但矛頭轉向了人身侮辱，“泛濫的惡意裏有一股怒火，像阿基米德用杠杆抬起地球，迫使人改變看法”；論敵不停地散布傳言，斥其狡猾、卑鄙、傲慢、不誠實，自詡是日內瓦公民，對法國不忠誠，“類似的辱罵有千百種”[103]。日內瓦的書商高斯（Jean Gosse）說像他這樣的作家有大害，“用看似高尚的文字抹黑社會”[104]。1778年8月，梅斯特（Meister）牧師寫了一首諷刺詩，盧梭被描述為難以捉摸的怪人：
我是奇怪的人，
粗魯詭異、難以捉摸，
世上從沒我這樣的。
我知道我的缺點，
也為此抱怨，
我真是奇怪的人。[105]
百科全書派對盧梭的批評最係統。18世紀中期，他們控製著法國部分官方出版業（《百科全書報》《文學通信》《法國信使報》），為達目的，不惜黨同伐異。盧梭與該學派的交往可追溯到18世紀40年代，盧梭負責《百科全書》的音樂類詞條，也寫過《論政治經濟學》，因性情、風格和病痛而被人誤解。達朗貝爾在《百科全書》的“日內瓦”詞條裏建議日內瓦開劇院，盧梭指責他要敗壞日內瓦共和國的風俗，自此公開與百科全書派為敵。1766年赴英避難時，他覺得陷入了他們的陰謀，餘生未從受害幻想裏解脫。百科全書派了解盧梭的雄辯力，又害怕在《懺悔錄》中受汙蔑，就極力糾正。1779年，達朗貝爾發表《米羅爾·馬雷夏爾頌歌》（Eloge de Milord Maréchal）：“盧梭曾對基斯伯爵說，自己死後特蕾茲會很困難，基斯接濟了三十金路易，盧梭沒有致謝，反而用侮辱的言語回報恩人。”[106]針對達朗貝爾的指控，支持者找到了盧梭與基斯的通信，所謂的“三十金路易”與事實有出入。1765年，基斯知道盧梭要離開聖皮埃爾島，資助了二十六路易的路費，他們相處融洽，盧梭向來尊敬基斯。[107]
在百科全書派裏，狄德羅的攻擊最嚴厲，因其擔心被盧梭抹黑。1782年，趕在《懺悔錄》出版前，他重版《論塞涅卡》，題目改為《論克羅德與尼祿的統治》（Essai sur les ré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新添兩個注釋，指責盧梭汙蔑朋友：“如此的卑劣與魯莽，難道不是在團結的哲學家庭裏挑起紛爭，不是在友人間種下長久的仇恨？這是個邪惡的人。”[108]他又指責盧梭抄襲：“哲學思想、道德原理和政治理念來自塞涅卡、普魯塔克、蒙田、洛克和西德尼（Philip Sidney，16世紀英國詩人），詭辯與矛盾的風格歸於塞涅卡，他在基督徒麵前自稱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徒麵前說是基督徒，而在兩派麵前又承認是自然神論者，或索齊尼教信徒。”狄德羅還說，一星期內，盧梭給日內瓦的朋友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勸其心境平和，第二封信卻鼓動他們敢於複仇；他寫文章反對戲劇，不久就創作戲劇，他反對文學，可一生沉浸其中。矛盾的風格源自陰暗的想象：
在他眼裏，一切是壞的，他對達朗貝爾、伏爾泰、基斯、休謨、杜索爾，還有其他人的惡意是明證，他的思想與其說是哲學的，不如說是宗教的，是理解錯誤並走向極端的宗教觀念，會激發不寬容的精神。[109]
這足以顛覆讀者的印象，盧梭的批評者哈珀也覺得狄德羅過分了，“道德意義上批評得有理，但在文學方麵欠公正”[110]。支持者難於一一應付，針對《論克羅德與尼祿的統治》的無禮，穆爾圖簡要回複：“狄德羅，你說得真對，你描述的那個魔鬼，隻在你的腦袋裏。”1779年，在一篇《盧梭頌歌》裏，穆爾圖又回應其他人的攻擊。[111]關於思想的矛盾，自從盧梭進入文學共和國，爭論就未間斷。18世紀末，勒格羅（Legros）神父堅持盧梭思想的統一，杜爾格（Turgot）卻不認同；20世紀初，盧梭研究家朗鬆為盧梭辯護，而勒梅特爾（J. Lema?tre）說他的思想裏有難以解釋的矛盾。而盧梭的風格為人提供了口實，1738年9月，他致信《法國信使報》，談論地球形狀，以及亞裏士多德、托勒密、牛頓與卡桑（Cassin）的相關理論。[112]18世紀40年代，他參加霍爾巴赫沙龍時支持科學藝術，但在1750年第戎科學院的征文裏改變了立場，他正是借助這篇論調突兀的文章在文學共和國獲得了身份。《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同樣前後不一，哈珀說它繼承了《論科學與藝術》的矛盾，有意挑起自然與社會的對立：“那是奇怪的詭辯，人完善自己的才能，竟違背自然，人生活在社會裏，卻不自然了？”[113]文字上有矛盾，他的日常言行也如此。1766年年初，休謨為盧梭申請國王年金，他起初拒絕，但很快又反悔，喬治三世最終同意授予，卻不理解他的意圖，英國人對之更輕視。[114]
去世後，盧梭的影響越來越大，首先在於他的善惡觀獲得了後人的同感。教權和君權製度缺乏人道主義關懷，忽視個體情感，民眾有些麻木，但對於美好的生活依舊有想象力，而盧梭的作品使之有實踐的願望。德萊爾說自己從未見過如此有美德的人，並在盧梭受《巴黎日報》攻擊時極力為其辯護。[115]菲利龐（Phlipon）夫人說他以智慧啟發同代人，“他的正直和美德永遠有力量”。1779年，一個小人物蘭格維爾（Longueville）寫了篇《盧梭頌歌》，因無錢出版就低價賣給一家圖書館；鄧坦（Dentand）向盧梭墓地獻花時，想到他的美德追求感動不已。[116]
感性主義是對個體心理的關懷，一種人道主義，不同於君主對臣民的愛護，有別於上帝對信徒的救贖，而是人與人基於平等關係的仁愛與尊重。盧梭不為取悅君權與教權，他在向人訴說，是以良善與友誼為目的的訴說。德萊爾覺得字裏行間是這樣的語境——“對讀者有真誠的善意”[117]。感性主義改變了舊製度的話語風格，並培育了新的處世道德，裏爾丹善待盧梭的行為同樣符合人道主義，為人讚許，“他與盧梭交往時體會到命運的悲苦，卻從中獲得安慰”[118]。這是具有鼓勵性的安慰，苦難不會阻礙一個人去追求美德和真理。鑒於此，法蘭西學院的杜西（Ducis）為裏爾丹寫了一首詩歌：
在安靜的白楊樹叢間安息著讓-雅克·盧梭。
您（裏爾丹）接近一個正直敏感的心靈，
您（裏爾丹）的朋友在他（盧梭）的墓地裏死去。[119]
18世紀，質樸、純淨是造作、偽善的對立品質，盧梭對自然的熱愛暗示他向往樸素的生活，故被譽為“自然之子”（Enfant de la Nature）。[120]盧梭去世後，裏爾丹對祭拜墓地的人講述時有意強化他與自然的關係，“從早到晚，他沉浸在和緩的快樂裏，采花、幻想、水邊漫步，在安靜的森林裏聽風吹鳥鳴，享受自然的樂趣”[121]。一位母親給他的靈魂寫信，因其喚醒個人對自然的情感，“從今之後，所有毀壞自然的東西，以及讓憐憫與溫和的情感窒息的物象，會為人遺棄”[122]。
根據盧梭的遺願，培魯和穆爾圖重新編排《鄉村卜師》，七幕劇情，配樂優雅。[123]1779年4月20日，《鄉村卜師》上演，“芭蕾舞劇有氣勢，像當年在凡爾賽宮演出時那樣”。《秘密通信報》說它美妙，《巴黎日報》描繪了演出場景：“空中彌漫著音樂，有一種古典的美。”[124]日內瓦牧師羅什（Roches）和鄧坦讚許該劇以理性、自由和勇敢讓法語有了力量，“經過他的筆，法語像詩人塔索的意大利語一樣美妙”[125]。普通人對這部戲劇期待已久，上演後反響熱烈，他們能從中領略一位偉人的藝術觀。與之相應，民間流傳著劇情版畫，廣受歡迎。[126]對於演員是否能表達盧梭的本意，觀眾有過爭論，但未減弱普遍的熱情。[127]新版《鄉村卜師》在國外的反響也不錯，英國很快有了英譯本，荷蘭刊印了劇本台詞。1781年7月2日，意大利劇院上演情節劇《被拋棄的阿麗亞娜》，以盧梭的《皮格馬利翁》為模本。[128]至此，雖不能說法國與意大利的戲劇之爭有了勝負之分，即法國戲劇贏了，盧梭的戲劇獲得認可卻是真實的。
1778—1782年，盧梭的形象一天比一天生輝，“生前，曲折的命運讓他蒙羞，而去世後一切顛倒了”[129]。他不再是瘋癲無常的下層文人，或來自日內瓦的流浪漢，而是關懷社會福祉的思想家，敢於丟棄陳詞濫調，以感性主義培育人的心靈。報刊的持續關注讓他始終是公共輿論的主角，有無限美化的可能，當突如其來的革命需要一個領路人的時候，他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