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祭奠墓地與現代感性風格
盧梭去世後，裏爾丹侯爵在世襲領地埃莫農維爾為之修建墓地，“為後代保留這個不朽的人很快消失的一切”[1]。裏爾丹家族素來開明，關心哲學事業，敬重文人，在領地上建哲學祠（Temple de la philosophie），一座拱頂圓形建築，六根柱子上刻著六位哲學家的思想貢獻：“牛頓……光，笛卡爾……自然裏無空白，伏爾泰……諷刺，威廉·培恩（William Penn）……人性，孟德斯鳩……正義，盧梭……自然”[2]。哲學祠至今在那裏，曆經風雨，殘缺不全。
這片覆蓋著森林的土地有自然的美，又因盧梭而聞名。1778年秋墓地落成後，到此遊覽和瞻仰的人絡繹不絕，是18世紀歐洲大旅行的一站。來者遍及各階層，有法國王後、貴族、騎士，有青年人、老年人，有巴黎人、外省人，有瑞士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瑪麗·安東奈特、拿破侖一世、約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奧地利開明君主）、馬勒澤爾布、富蘭克林，革命家米拉波、羅伯斯庇爾，畫家路易·大衛，農學家帕芒蒂耶（A. A. Parmentier），詩人舍尼埃（André Chénier），作家席勒、夏多布裏昂、喬治·桑、雨果都來過。祭奠風潮，除為美景吸引，“是去緬懷盧梭的傑出天才、崇高心靈和充滿力量的修辭”[3]。根據1780年6月《秘密通信報》的報道，“幾乎一半法國人到過那裏，王後和王子上星期就去了，他們在白楊樹蔭裏待了一個多小時”。尼維農公爵遊覽時寫了一首詩歌：“人們告訴我這個美勝之地，在此安息的人成了上帝。”[4]羅馬的阿卡迪亞協會（Arcadian society）成員風塵仆仆、滿懷喜悅地奔來，一個英國人獲悉盧梭喜歡采集植物標本，為裏爾丹的孩子講解植物學的往事。[5]
一次有緬懷意義的鄉村之行，對於那些厭倦人際紛爭和城市風俗的人是解脫，他們在寧靜裏體驗自由與獨立，想象淳樸的生活。參拜者在樹林裏到處走，確切地說“是在充滿敬意的沉默中漫步”，與盧梭的遺孀交談，了解他的簡單生活。[6]裏爾丹侯爵是向導，以優雅的言辭介紹他的事跡，在漫步沉思中有一個淡化政治、崇尚個體感受的語言空間，與盧梭相關的物象有了生命。祭拜者多，持續的時間長。1778年9月，布弗萊（Boufflers）騎士對人來人往的情境感歎不已：
如果這股潮流不是針對聖人的，至少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精神。簡直難以想象人們的熱情，魯什（Roucher）剛完成讚美詩歌，羅伯特（Robert）又繪製了墓地草圖，烏東（Houdon）還忙著雕像，所有的藝術向盧梭致敬。[7]
1783年7月14—30日，開明學者布裏紮爾（Brizard）和普魯士貴族克羅茨（Cloots）去祭奠時，當地農民悉心指路，為他們尋找盧梭住過的小房子、待過的山洞、歇息過的林蔭道，還有構思《漫步遐想錄》的幽靜樹林，兩個青年人用鉛筆畫下遊覽途中看到的景物。[8]雕塑家梅裏格（Merigot）在河邊找到了一塊石頭，盧梭散步時會在上麵休息。1790年6月，來自俄羅斯的詩人卡蘭茲（Karamzine）獲悉：“盧梭在此地時不再動筆，但會施舍窮人，最大的樂趣是散步，與農夫親切地交談，與天真的兒童做遊戲。”[9]有人晚上去林間漫步，銀白的月光照亮墓地，靜穆裏有光的澄明。拉卡納爾（Joseph Lakanal）曾任天主教修會的哲學老師，革命時代任國民公會的議員。1794年，他在那裏短住十餘日，借宿於附近農民家裏，體會盧梭質樸的心靈，讚美他“將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帶回本初狀態的功績”，但拉卡納爾難以理解的是，“一個善良的人為友情拋棄，隻能從靠近自然的人那裏尋找真實”[10]。
祭拜者最關注的是湖心處的白楊島，那裏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棺槨。棺槨向南一側有浮雕，一位象征豐收的婦女坐在棕櫚樹下，一手挽著孩子，一手拿《愛彌兒》，一群婦女尾隨其後，將鮮花和水果擺在為“自然”設立的祭壇上。浮雕一角，一個小孩點火燒掉繈褓和縛人的繩子，另一個小孩戴著軟帽，歡快地跳躍。浮雕兩邊各有一根柱子，上麵刻著圖像，一幅象征愛，一幅象征雄辯。浮雕上方的三角楣上有盧梭的格言，“為真理不惜生命”（Vitam Impendere Vero）。棺槨向北一側刻有文字，“這裏棲息著自然與真理之子”（Ici Repose l’Homme de la Nature & de la Vérité）。（圖4-1）棺槨做工簡潔，肅穆莊嚴，在穿過白楊林蔭的風裏飄散著意義：
葳蕤的樹叢裏有一尊潔白的墓，想起它的主人生前對美德與自由的熱愛，還有無出其右的文采，不禁讓人崇拜，很難不為這樣善良、多情又敏感的人吸引。[11]
[img alt="" src="../Images/image296-1.jpg" /]
圖4-1 白楊島上的盧梭墓，1778年
祭奠者的日記或回憶錄中出現最多的詞是“淚水”，女人流淚，男人也會。斯塔爾夫人在墓前踱來踱去，流著淚沉思；《秘密文學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secrète）的主編麥特拉（Louis-Fran?ois Metra）在遊覽時發現同行的人與他一樣，“眼中噙著淚”。[12]1778年8月，《秘密通信報》上有一個人的朝聖經曆：“我踏上白楊島後，心情是多麽沉醉，既感動又仰慕，淚水在眼裏打轉，與我一道的人心情皆如此。”[13]革命時代，盧梭是美德、平等與自由的聖賢，祭奠者的心裏因此會有麵對宗教殉道者時的托付感與敬畏心：
我們邁著顫巍的腳步走到墓前，活躍的感受以多麽大的力量控製著我們！那是怎樣的感受，怎樣的熱情！靠著墓地旁的白楊樹，我們向那塊大理石，向那人中豪傑的棺槨，投去渴慕的眼神，懊悔、友愛、痛苦、仰慕……五味雜陳，還有眼淚。[14]
在瞻仰風潮中，緬懷詩歌一首接著一首，措辭隨意，多是有感而發，不像中世紀的十四行詩那樣講究韻律和格式，但情感更真實。1783年，克羅茨在那裏半月有餘，每天記錄自己的行程和觀感，還寫了首讚美詩：
那位聖人在這裏安息，
我們送上一朵玫瑰花，
為他的墓地。
……
在此地的靜穆中，
他握著筆，
去完善人類心靈的科學。[15]
一位女士聽說盧梭以“你”稱呼其夫人，就要求她的丈夫如此稱呼自己，丟棄舊禮儀中空泛的優雅，夫妻間平等相待。遊覽埃莫農維爾時，她在墓前唱了一首自己譜寫的歌曲：
“您”會嚇跑愛情，
“你”會讓愛情重生。
……
“您”會傷害心靈，
“你”讓心靈陶醉。[16]
盧梭因為坦誠而與讀者有了親近感，不像伏爾泰，他的作品裏少有作者的影子，即使偶爾出現，也是訓導者或理性人的形象，拒絕坦露情感；也不像百科全書派，他們塑造的是沒有私人性的公共空間，其中活躍的角色是訓練有素的工匠或措辭嚴謹的研究者。盧梭的文辭涉及公共問題（道德風俗、自然教育、政治立法），也有一個讓人好奇、仰慕的心靈。這是他生前為人喜愛、為人憤恨的道理，也是去世後讓人惦念的緣由。克羅茨在森林中邊走邊讀《新愛洛漪絲》第四卷中間的一部分，他不敢讀得太快，怕很快讀完，結果一封信讀了二十遍。[17]
祭拜墓地時，自然風物進入現代思想。工業化初期，“自然”寄托著世俗生活的理想，有批判意義，祭拜者將盧梭的美德賦予自然界，又將自然的質樸與其心靈相聯係，由此發現了古典意義的盧梭，他熱愛自然、敬重美德、追求真理，“此地的景致與他的風格合而為一，盧梭與他的歌唱、自然及其魅力合而為一”[18]。在崇尚美德的語境裏，瞻仰者覺得他是寬容的，一個人仿佛聽見他在說話：
忘掉曾經迫害他的人，也原諒他們自己的敵人，以及那些憲法的阻撓者，慷慨大度，他們的錯誤終歸於無……舒瓦瑟爾、格裏姆、狄德羅、達朗貝爾，都過來，讓我們擁抱。[19]
1766年後，盧梭想從公共視野裏消失，一度隱姓埋名，卻不經意間創造了現代人格，一個不是純粹理性所能創造的人格。在厭惡教權和世俗權力、缺乏信仰的時代，祭拜者以之為新的寄托，從中尋找現代人的性情稟賦。1778年，擔任帕爾姆（Parme）公爵圖書管理員的德萊爾（A. Deleyre，革命時代是吉倫特派議員）隱約論及祭拜者眾多的原因：“盧梭去世前，讀者仰慕他的心靈，渴望見到他，獲知他的消息；去世後，參拜者對他的人格有了興趣，這是盧梭與參拜者之間的秘密，局外人難以理解。”[20]埃莫農維爾之行是對一個現代人的瞻仰，盧梭在動**中感受到的喜怒哀樂，盡管是平常事，在他的筆下卻有更多的思想意義。
除了埃莫農維爾，盧梭去過的其他地方也有人祭奠。1789年8月末，地理學家羅伯特（Robert）去了瑞士莫第埃，他從房屋的擺設推斷盧梭是有美德的人，念及他生前的境遇，羅伯特心中不平：“一個18世紀的傑出天才，文辭雄辯熱烈，對於人的心靈，像是太陽照耀萬物，日內瓦卻不惜迫害它的公民。”[21]1790年7月，高迪耶（Gauthier）夫人先去莫第埃，她特別留意盧梭的書房、烹飪用的鐵叉，及其為小女孩製作的發帶。之後又去了聖皮埃爾島，在那裏遇到不少前來瞻仰的外國人，並記錄了他們留下的一首詩歌：
他的天才、孤寂、高傲，
還有不幸與瘋癲，
以及受到的迫害。
在哲學的火光裏，
我們緬懷偉大的人，
思考他對人的關懷。[22]
洛桑人卡蘭茲遍訪與《新愛洛漪絲》有關的場景，其中一地是克拉蘭（Clarens）村。當地居民知道這部小說，他們“感謝盧梭以其聲望讓這個小村子揚名於世”，村中老人給卡蘭茲指引茱麗與聖普欒初吻的小樹林。[23]之後，卡蘭茲去了聖皮埃爾島，在林中路上，在老邁的栗子樹蔭下，尋找盧梭的遺跡。沉於想象時，他看到湖中一條船，在明鏡般的水麵上滑行，坐一位老者，身著東方服飾，“正是他，正是他，被法國、日內瓦和納沙泰爾驅逐”。卡蘭茲學著盧梭的樣子，踱步沉思，突然看到一個年輕人走過來，手裏拿一本書，低垂的帽子遮住了臉，走近前說：“您一定在思考他。”之後，這個難辨身份的人繼續趕路，聽口音像英國人。[24]盧梭的身體湮滅了，但與之有關的物象有了生命，那是足以讓人沉醉、托付心靈的崇高精神。在他的墓前賦詩、落淚，在他生活過的地方感受他的孤獨，從作品中尋求美德與質樸，發現他與自然、農夫的親切關係：一幅浪漫主義的景象出現了。這不是某個瞻仰者孤零零的回憶，而是盧梭信徒的浪漫心境的集體展示，盧梭之前的時代沒有過，所以這是現代情感史上的第一次。
二、健康問題與去世原因
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盧梭的病痛已是公共話題：他為什麽總與人爭吵，是否有精神問題，他所抱怨的疾苦是否真實？類似的疑問可追溯至1766年盧梭的遭遇，他的身心問題在時代倫理中有多重解釋的可能。1768年8月5日，《秘密回憶報》說：“他不是壞人，不是存心挑事端，隻是病了。”[25]待之去世，公眾仍好奇不已，尤其想到他是《新愛洛漪絲》的作者，伏爾泰卻說他患了性病，盧梭也說過自己的尿路先天畸形，奔波各地就醫，“這些問題在當時不是秘密”[26]。在逸事匯編類的報刊裏，盧梭是惹人興致的話題：他死於自殺還是他殺，是開槍自殺還是服毒自殺？《18世紀軼事》斷定他死於中風，“從發病到死亡持續兩個半小時”，《伯爾尼雜誌》堅持“腎髒病變導致死亡”的說法，《歐洲郵報》《巴黎日報》《秘密回憶報》《秘密通信報》熱衷於報道相關爭論，說他死於尿毒症，或是腦出血引起的梗死。[27]醫學所限，沒有人清楚他的問題，而傳言掩蓋或扭曲了真相，更加令人困惑。
曾與之交往的人覺得有責任澄清事實，但情感化的解讀不能讓他遠離紛爭。去世當天上午9—10點，盧梭腹疼難忍，雕塑家勒米爾（Lemire）了解到他前一天吃了草莓和奶油，據此猜測“食物涼氣引起了腹疼”[28]。《巴黎日報》主編克蘭賽憶及盧梭去世前時常**，麵貌難辨認，表情讓人害怕，眼睛注視一切，卻什麽也看不到，手臂下垂，會有突然的動作，像是鍾擺，“他自出生就有這樣的問題，周期性發作，到去世也未治愈，最後幾個月氣力微弱，勞作越來越少”[29]。法國拉羅謝爾（La Rochelle）的商人蘭桑（Jean Ranson）說隻有情感豐富的人才這樣離世，“深陷憂鬱，心靈無時無刻不破碎”。1794年，政治家西耶斯（Sieyes）認同蘭桑的說法，描述盧梭的心情時，西耶斯用的是Douleur，既指身體疼痛，也指內心深處的悲傷。[30]《懺悔錄》出版後，讀者希望從中發現疾病的線索，伯維爾注意到盧梭在尚貝裏時健康已開始惡化，為確定病因，盧梭自己研究生理學和解剖學，斷定心髒上長了肉瘤，並以此說服了薩洛蒙（Salomon）醫生。而得知蒙彼利埃的菲茲（Fizes）曾治愈此病後，他涉遠途求醫，“所有努力成效微弱，他難從病痛裏解脫”[31]。
好奇、猜疑的語境能容納各種解釋，但不能讓人判斷哪一種更真實，也就不能平息各類解釋之間的矛盾。盧梭的去世場景是18世紀的謎，自去世第二天開始生長。格裏姆的《文學哲學通信》猜測是服毒自殺，艾斯切尼說他因精神錯亂、苦悶與憤怒而自殺。[32]1789年有兩本小冊子，一本認同盧梭自殺，另一本反對。[33]至於自殺原因，有人說他受權貴迫害，要被人從埃莫農維爾趕走，年邁不堪其辱；又有傳言說“回憶錄”手稿被盜，他極度悲傷，消化不良，最終去世。[34]那些信以為真的人從他的書信裏找證據，在《新愛洛漪絲》第二十一封信裏，盧梭讚成自殺：“趨福避禍，不損及他人，是自然賦予我們的權利。”1756年8月18日，他致信伏爾泰：“生活即使不幸，也是財富，當命運傳來天國的召喚時，有智慧的人自願懷著希望出走。”1770年2月又致信聖日耳曼：“我在研究植物，找一些毒藥。”[35]但克蘭賽說他用的是手槍，“頭部有創口，但解剖報告對此有隱瞞”，他在《巴黎日報》上撰文，影響力頗大，但如何處理開槍自殺與服毒自殺的矛盾，他推定先服毒，再開槍。[36]
無端的猜測一旦占領公共輿論，再以逸事奇聞的形式進入曆史，待當事人離世就無澄清的可能。若主角是有爭議的人，民眾的好奇心就不受阻抑，不是因為事件的曆史價值，而是它的娛樂性或隱秘利益。談論它的人有扭曲的觀感，或要刻意報複；於是，最初的猜測再次進入公共輿論，版本變幻，一切聽起來像真的，卻是假的。有人傳言盧梭是被溺死的，或被人謀殺，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下毒謀害，為的是“有充分的自由與裏爾丹侯爵的一個仆人鬼混”[37]。而之後的事有佐證的跡象：盧梭去世不久，特蕾茲用他的積蓄在巴黎北部的普萊西（Plessis-Belleville）租了或買了房子，與裏爾丹侯爵的仆人同居。這對特蕾茲的名譽極為不利，所以她想方設法反駁，1778年她向建築師巴裏斯（Paris）講述了當時的情境，將盧梭的去世描述得像聖徒升天一樣：“他的眼睛望著窗外，說天空純淨，上帝在等他，他希望我原諒他的不當言行，他說自己從未想傷害他人。”[38]1789年6月16日，她要求巴黎北郊小城桑裏斯（Senlis）教區主管高什（Pierre Gaucher）寫公開信，證明她的清白：
應盧梭遺孀的請求，我在此附加說明：特蕾茲與盧梭相處融洽，在我的轄區，她的誠實是不容懷疑的，無論是盧梭生前還是去世後，她沒有過多交往，從未與某個人有定期的聯絡。盧梭去世後，她在埃莫農維爾住了一年，之後遷往巴黎普萊西，沒有再嫁。我敢擔保，特蕾茲在我的轄區時，我從沒聽說有損於她的名聲的事。[39]
1790年10月，特蕾茲致信手稿收藏家杜布羅斯基（Pierre Dubrowski），說盧梭喜歡埃莫農維爾的生活，“與裏爾丹一家關係融洽，臨至生命之末，他從未沮喪低落，言談中有教益，不時感慨自然之美”。1798年，她致信克蘭賽，重申一貫的立場。[40]
參與爭論的人都說要尋求真相，也都說有確切證據，但為什麽見識各異，一個真相伴隨著千百種猜疑？革命前夕，法國的公共輿論缺乏讓人信服的力量，上帝和國王不再是真理的代言人，人人都去評判是非，辯論無果就退回個體心理世界，隻相信自己。而在客觀意義上，盧梭的死因之所以有不同的推測，在於各種見識裏的邏輯斷裂，特蕾茲對克蘭賽的陳述有曲解的可能：
上樓時，我聽到我丈夫悲哀的聲音，就快步上去。他躺在地板上，我要叫人幫忙，他拽著我說，既然我回來了，就別去找別人。他讓我關上門，打開窗，之後我扶他起來……我以為他已休息好，誰知他徑直倒下，臉結實地碰在地上，攥著我的手，不說一句話，他去世了。[41]
盧梭不像特蕾茲之前說的那樣是平靜地去世，她的描述不確切、不完整，盧梭為什麽兩次倒在地上？第二次跌倒前發生了什麽？克蘭賽發現自殺說與特蕾茲的描述不衝突，相反是對她的粗略描述的補充。之後，他從距離埃莫農維爾二十公裏的盧維爾（Louvres）郵局的負責人那裏聽說盧梭自殺的事，對此更加深信不疑，由他負責的《巴黎日報》是自殺說的傳播媒介。[42]
18世紀的法國，郵差四處奔走，接送信件，接觸的人也多，是信息傳輸的中介，郵局是一個地區公共交往的場所，逸事奇聞在那裏匯集發酵，不斷變換著版本，以滿足各類人的觀感。盧維爾的郵差如何知曉傳言，傳言怎樣傳播，故事版本前後有怎樣的演變？旁觀者的好奇、批判者的報複與嫉妒心起了多大作用，這些說法對革命時代的盧梭形象有何影響？在觀念相對靜止的傳統社會，流言生成與傳播模式著實重要，那些口耳相傳、卻未成為曆史文本的觀念是現代學術的盲區，語境消失了，隻留下記載部分原因或結果的文獻。若以之為證據，因語境殘缺會有誤讀的風險，若置之不理，其中的真實性會受到忽視，尤其是轉瞬即逝的個體心理對於曆史進程的影響。
在風俗動**的年代，道德主義泛濫，這對盧梭身後的名聲影響極壞，對其朋友也不利。18世紀，自殺仍舊受世俗法律和宗教法規譴責，“那是野蠻醜陋的行為”[43]。有傳言說，盧梭在埃莫農維爾時，與裏爾丹關係破裂，心情苦悶，所以自殺。作為遺體解剖的見證人，裏爾丹很快完成《日內瓦盧梭去世場景》，澄清事實：“醫生確認他的器官健康，除腦部有帶血的積液，未發現明確死因，醫生勉強歸之於急性中風發作。”[44]這本小冊子在隨後幾年多次印刷，《文學年鑒報》對之認同。[45]高什也是解剖見證者，他寫了一份聲明：“盧梭在他夫人懷裏去世，死於中風，第二天由三位外科醫生解剖，另有兩名醫生和其他人作證。”[46]裏爾丹又授意一封公開信的寫作，題為《盧梭的朋友致〈巴黎日報〉的信》，反駁自殺論，但克蘭賽拒絕在該報發表，這封信隻能單獨出版。不久，梅斯特（Meister）將之編入《文學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力求擴大影響。[47]
參與遺體解剖的普萊斯勒是介於文人社會、宮廷政治與教會權勢之間的人物，有醫學博士學位，擔任過宮廷醫生和書報審查官。他去埃莫農維爾拜訪過盧梭，了解去世前的狀況，“他對新主人（裏爾丹）及其提供的住所越來越滿意，與之散步，一同進餐，為他的孩子講授植物學，有時候見不到孩子就會悲傷”，“他漸漸老去，手指無力，動作不靈活，不能抄寫樂譜”，“去世當天，外出散步時，他說身體不適，渾身無力，脊柱冰冷，像浸入冷水，胸部疼痛，特別是去世前一小時，頭疼得厲害，他雙手捂頭，說頭骨被人打碎了”[48]。普萊斯勒堅持盧梭之死是自然而然的，並非因過度不安、《懺悔錄》的私下出版，或外界迫害而自我了結，此外，他公布了解剖報告：
前半生，盧梭在不同時候所忍受的腎髒疼痛和排尿困難的症狀，或起因於**頸鄰近組織的**，或**頸**，或前列腺腫脹。身體衰弱時疼痛感擴散，年老時更嚴重。盧梭五十歲之後承受的腹疼，持續時間不會太長，也不劇烈，問題在於腹股溝部位兩個特別小的突起。頭顱內有大量積液，多於八盎司，浸泡著由黏膜包裹的腦組織，能否將去世原因歸於積液對腦組織的壓力，積液侵入神經係統？至少確定的是，各項解剖檢驗並不能確定死因。[49]
與普萊斯勒一同拜訪盧梭的是葡萄牙籍物理學家馬格蘭（J. H. de Magellan，1722—1790），他回憶了盧梭的性情，“談話安靜愜意，表述時有迷人的天真”。馬格蘭與之談及1755年親身經曆的裏斯本地震，井然有序的城市轉眼成了廢墟，民眾陷於悲哀，大火襲來，馬格蘭的朋友被埋在廢墟下，他除了哭喊別無辦法，“盧梭認真地聽，像被雷電擊中一樣”。[50]
在莫衷一是的語境裏，澄清的作用微乎其微。斯塔爾夫人（Sta?l-Holstein）認同自殺說，“盧梭長期為失望與不幸所困，死亡才是慰藉”。另一位女士根據她的父親和普萊斯勒的見聞，以及醫學報告予以反駁：“盧梭沒有自殺，他去世的場景感人又崇高，是一個忍受痛苦的偉人留下的完美一課。”[51]裏爾丹侯爵的夫人同樣想糾正斯塔爾夫人的看法：“有人告訴您他死於自殺，那是誤導誤傳，您輕信傳言，對他身後的名聲有極不好的後果，澄清謠言是我的神聖責任。”[52]穆爾圖給斯塔爾夫人寫信，以親身見聞反駁：“他去世前的幾星期，我看到他被久治不愈的病折磨得厲害，持續頭暈說明他患了中風，我的父親有所察覺，想為之找醫生，他說看到鄉村景色是唯一的治療方法。”[53]
引起同樣多爭論的是精神問題。1766年盧梭與人爭論後，關於他瘋了的傳言未曾間斷，待其去世，尤其是1782年《懺悔錄》前六卷和《盧梭評判讓-雅克》出版後，這一問題又被人提起。關於病因，除受迫害之外，還有幾種推測，或與病痛有關，或與品性有關。在批判者看來，他的瘋癲是因為性格缺陷（悲觀、高傲、孤僻），所以應受譴責。1780年，盧梭生前的友人格裏姆視之為另類，“他的才華中有最不合時宜的諷刺和最值得憐憫的瘋癲”[54]。而支持者多從身體病痛上為之開脫，努力維護一個思想家的尊嚴，“以冷漠嘲諷對待不幸的人，實為不妥，盧梭患有精神疾病，言行不當之處應獲得原諒”[55]。他與百科全書派交往時受排擠，“自尊心受損害，無可奈何的失望擾亂了精神，傷及情感”[56]。裏爾丹了解盧梭最後的生活，那時，“劇烈的腹疼和頭疼時常出現，他素來關心困苦的人，心理壓力無從舒緩”；馬勒澤爾布知道他為病所困，“努力探求真理，有過錯誤，卻不違背一貫的原則”[57]。布裏索曾是盧梭的信徒，得知一個溫和的人被視為騙子、偽君子時，心中不平，“更加敬重這個瘋子”。革命時代，羅伯斯庇爾創造了理解盧梭的新方式，他將之塑造為革命美德的楷模，個體瘋癲有了政治意義：“你譴責人類的不正義，這給您帶來深深的憂愁，我由此明白，一個追求真理的高貴生命要承受幾多痛苦，但我不畏懼。”[58]
關於瘋癲原因的其他猜測是性情與處境的關係。有人覺察到盧梭的問題，對於病因卻無共識，或是歸咎於舊製度下的心理壓抑與交往困境，拜訪過他的馬格蘭覺得，“在所有時代，文學天才為憂鬱、悲傷所折磨，因其超越了同代人，這些人隻會嫉妒”[59]。或是歸咎於盧梭獨特的性情，克蘭賽依據洛克的心理學予以解釋，“在某方麵有良好認知的人，在其他方麵可能是瘋狂的”[60]。由於童年的孤獨經曆，盧梭始終有小孩的性情，單純無助、心地善良，卻不被人理解，作品出版後受到曲解與指責，以及嚴厲的攻擊。因行善而受累，類似的遭遇會壓垮敏感的人，心中的沉悶揮之不去，他變得憤世嫉俗，加之病痛，精神更易出問題。1791年，梅西耶的判斷更合乎實情：
因年齡老邁，以及遭受的苦難與不幸，盧梭的心境憂鬱陰沉，這是晚年作品的主調，用尖刻的言辭爭論可有可無的事……他是病人，不是雄辯深邃的哲學家，寫《愛彌兒》時已不能控製自己。[61]
三、重提盧梭休謨之爭
盧梭與休謨的舊事被人淡忘，為避免新麻煩，1776年，休謨在《自傳》中有意忽略他們的交往。1778年去世後，盧梭的私人生活有十足的吸引力，那場爭論由文學共和國的公共事件轉變為觀察個體心理的途徑，但褒貶無度。《懺悔錄》出版後，友人和論敵想從中發現秘密，對於其中提及的文人陰謀，受指責的人覺得不合情理，但又找不到有說服力的證據，隻好變本加厲地反駁。狄德羅重複一貫的看法，“盧梭忘恩負義，是極壞的人”；格裏姆借用18世紀幾乎所有罵人的詞語貶低他的老相識，“瘋子、自戀者、詭辯家、憤世者、江湖騙子、忘恩負義、愛誹謗、耽於情欲”[62]。
旁觀者根據傳言隨意推測。1783年，塞爾凡同情休謨，批評盧梭處事不力，在教會和政府的緝捕下，英國之行本是恰當的選擇，可他在那裏過得很糟，“對待休謨，盡是狂怒與魯莽的指責，他一生遭粗暴對待，但不及對休謨的無禮”[63]。馬蒙泰爾說盧梭的猜疑心有礙交往，“對待身邊朋友，就像他們將來會變成敵人一樣”[64]。特蕾茲也被人指責，盧梭獨自一人時在英國生活得不錯，她來後情況就不同了。布裏索記錄了不利於特蕾茲的傳言，該傳言來自英國化學家基爾文（Kirwan），他與舒伯裏（Shrewsbury）牧師熟識，舒伯裏住在武通不遠處，觀察到“那個日內瓦人在武通獨居時是快樂的，他的夫人難以忍受四下的荒涼，試圖離間他與休謨的關係”[65]。但布裏索對此不認同，將爭吵的原因歸於盧梭誇張的想象，1786年，一部貶低《懺悔錄》的小冊子也這樣認為：
他敏感又慷慨，樂於減輕別人的不幸，卻很少向人表達謝意，也容易忘記承受的恩惠……他經常將朋友看作惡魔，一會兒珍視人，一會兒厭惡人，總在矛盾中。[66]
支持者無法解釋盧梭自傳裏那些邏輯清晰、卻與事實不符的論述，隻能從道德意義上為之辯解。1788年的《盧梭讚歌》描述他的生平，力求辨明他不是壞人。[67]斯塔爾夫人認可對盧梭不利的自殺說，但在心底裏，她是盧梭的信徒，獲悉外界肆意的評論，諸如偽善、瘋癲、忘恩負義、標新立異等，她會反駁：“有人責備他不念恩情，但我不覺得他遠離饋贈是這些缺點明確的證據。”[68]她將憂鬱視為特殊的才華，一個人因此與眾不同：
一朵花在自身負重和雷雨的擊打下會傾斜，盧梭的頭就經常低著，有深沉的失望與心灰意冷，想象力混亂。他沒有瘋，那是精神特質，一種官能，他對抽象事物有強大的推理能力，超出常人的理解，近乎瘋癲。[69]
身體病痛是解釋盧梭休謨之爭的基礎。源於病痛的身體話語隱於私人通信，與之熟識的人雖能獲知一二，但他在公共輿論裏表現出的多疑與猜忌更能左右外界的印象。病人心理與公共交往的聯係是現代心理學的範疇，在革命前的動亂裏，以此理解盧梭的願望是受冷落的，而橫行的道德評價歪曲私人敘事，醜化了他的公共形象。盧梭的自傳作品出版後，這一問題才有所改觀，梅西耶醫生從中發現，他與休謨爭吵時心智正當錯亂時，“曆史學家不應忽視他的殘疾，而隻關注發燒時的幻想，正是致命的精神傾向促使他去寫《盧梭評判讓-雅克》”[70]。
革命時代，盧梭的支持者指責英國人對法蘭西民族的惡意，尤其是英國保守派質疑革命時，有法國人相信他控訴的陰謀是真的。1789年，伯維爾確信休謨組織了陰謀，1790年的《盧梭頌歌》又列舉了參與陰謀的人：“有名的達朗貝爾、偉大的狄德羅，他們攻擊我（盧梭），我敢於在他們活著時據理力爭，待其死後仍會評論他們，還有孔多塞先生、博蘇（Bossu）神父、拉蘭德（Lalande）先生、勒羅（Leroi）先生、讓拉（Jeaurat）先生、柏林科學院的福爾曼（Formain）和麥利納（Merianne）。”[71]1791年，有人聲稱找到了上百個證據，要公之於世，“陰謀的目的是抵消盧梭傳世作品的影響”[72]。更讓人吃驚的是自1764年開始就生活在英國的葡萄牙裔物理學家馬格蘭的觀點，1778年，他說曾在倫敦看見盧梭敵人的陰謀，“表麵上他們救助他，實際是要刺激他敏銳的感受，然後斥之為瘋子，憤世嫉俗、忘恩負義，這是最不公正、最讓人難以忍受的行徑，足以敗壞誠實的心靈”[73]。所以，那場爭論扭曲了盧梭的曆史形象，“若是同情，他是讓人可憐的瘋子，若要貶低，他是該當詛咒的惡棍”[74]。
1778—1789年，有人屢屢為其辯護，隻是沒有確切的證據。在之後激進民主的瘋狂中，英法思想傳統與民族情感對立，盧梭休謨之爭被賦予了複雜的政治內涵，對他的質疑從法國革命的語境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尚的盧梭”“公正的盧梭”“法蘭西的立法者”。盧梭的批判者斂聲屏氣，聽憑革命派的美化，暗地裏將怒氣沉於心底，默默等待報複的時機。
四、作品整理與出版
1778年10月，裏爾丹、穆爾圖、培魯與納沙泰爾出版公司商定《盧梭作品集》（六卷本）的目錄，稿費為兩萬四千利弗爾，“這筆錢的利息用於改善特蕾茲的生活，每半年結清”[75]。其中，第六卷收集部分書信和回憶錄，好奇於盧梭生活的讀者對此興奮不已。1779年1月，培魯說服特蕾茲，由他負責出版事宜，同年12月，他與穆爾圖、裏爾丹合作成立“盧梭作品收集出版協會”（Société pour l’impression du recueil des écrits de J.-J.Rousseau，簡稱盧梭協會），1784年9月解散，同樣是為整理盧梭的手稿和作品，並與日內瓦印刷公司和納沙泰爾出版公司協商刊行事宜。[76]
盧梭去世後，外界對他的“回憶錄”有很多疑問：究竟有沒有手稿，在誰手裏，何時出版，哪家出版社負責，敵人是不是做了篡改？空泛的好奇心孕育了無盡的傳言，1778年6月，有人說《懺悔錄》很快在荷蘭印刷，有人已提前讀過。[77]鑒於此，1779年，盧梭協會與日內瓦印刷公司達成前六章的出版協議，盡管這有違盧梭“晚些時候出版”的遺願：
日內瓦印刷公司接到手稿後三年內出版，若中途不順利，也不能耽誤支付稿費。在《懺悔錄》和《漫步遐想錄》的收益裏，日內瓦印刷公司獲得三分之一，盧梭協會獲得三分之二。[78]
此時的閱讀願望熱切，卻不像革命時代那樣偏執，讀者希望了解生命意義的盧梭，他的生活起居、交往矛盾等，政治意義的形象尚未出現。因需求量大，六卷本的《盧梭作品集》於1787年再版，法國王後和阿爾托（Artois）伯爵夫人都收藏了這套書。[79]
收益高，盜版在所難免。1779年，巴黎一家出版社發行了《盧梭作品增補集》，包括年輕時的通信和幾首詩歌，“但不是他寫的”[80]。無獨有偶，有人在納沙泰爾出版公司發行盧梭的詩歌和信件，一看就是偽作，內容配不上作者的名聲，“以這樣的方式出版真是瘋狂，作者已去世，與之有關的一切理應壽終正寢，但事實並非如此，出版商隻想著賺錢”[81]。1780年，《盧梭作品集》有九個版本同時印刷，盜版橫行，特蕾茲利益受損，就在《萊頓雜誌》（Gazette de Leyde）和《歐洲郵報》發表聲明：“隻有日內瓦印刷公司的盧梭作品是正版。”[82]18世紀沒有約束出版業的法律，那時的暢銷書多遭過盜版，伏爾泰既與正版書商聯絡出版事宜，也與盜版書商私下交易，賺雙份錢。
革命時代，公共教育委員會負責收集盧梭手稿。1794年，該委員會獲悉業已故去的艾羅爾（Herault）藏有《愛彌兒》和《新愛洛漪絲》的手稿，就代為保管。[83]8月，朱西（Jussieu）將自家收藏的一個包裹送交該委員會，裏麵有《盧梭評判讓-雅克》的手稿，包裹上寫著：“讓-雅克·盧梭因友誼寄存於此，1800年才能打開。”據考證，盧梭將包裹轉交給法蘭西學院院士孔迪亞克，孔迪亞克去世前轉交他的侄女馬布裏，馬布裏托付給公證人布讓西（Beaugenci）保管，布讓西又托付給另一公證人，最後傳到朱西手裏。同年，勒熱訥（Lejeune）以公民基洛（Girod）的名義上交《新愛洛漪絲》的手稿。[84]
1794年9月，特蕾茲向國民公會遞交《懺悔錄》手稿，上麵有封印，囑咐1801年打開。為此，國民公會有過辯論：究竟是尊重他的意願，還是馬上打開。巴萊爾（Barrère）以為盧梭想推遲二十年公布，是在等待一個智慧進步、足能理解其中所含真理的時代，“但革命已大大推進了智慧，我們仿佛生活在1900年”；而孔迪亞克反對違背逝者遺願，堅持到世紀末打開。[85]國民公會最終沒有尊重盧梭的要求，裏麵裝的是《懺悔錄》手稿，即現藏於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的“巴黎手稿”。
民間努力對於盧梭手稿的傳世功不可沒。1779年，尼斯姆（Allioz de Nismes）出版由他保存的盧梭通信；1794年，盧梭與馬勒澤爾布、克蘭賽、布塔傅柯（Matteo Buttafoco，科西嘉貴族、政治家）、布弗萊夫人等人的信件麵世。[86]盧梭去世前，道聽途說是讀者判斷其性情的根據，去世後，公之於眾的書信和“回憶錄”是辨別是非的基礎。然而，最終決定盧梭曆史形象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時代局勢，確切地說是社會動**之際混亂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