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反殖鬥爭，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抗議審判印度國民軍浪潮，工人罷工浪潮，農民抗稅浪潮，海軍起義浪潮，匯成了滔滔洪流，迫使英國當局接受現實，采取靈活策略。
一、戰後初期印度麵臨的新形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世界殖民體係危機加深。戰爭期間，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廣大地區變成戰場，這裏的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拿起武器，同德意日法西斯進行英勇鬥爭。同時，為了自身解放，在不同國家，由於條件和曆史背景不同，采取獨特的鬥爭形式。在亞洲，中國、越南、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所進行的武裝鬥爭，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已經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徹底衝垮了那裏的殖民體係，極大地鼓舞和支援了印度人民的鬥爭。
第二，戰後帝國主義國家普遍遭到削弱，法西斯戰敗國徹底垮台，而戰勝國除美國發了戰爭橫財急劇膨脹起來外，英法帝國主義則一蹶不振，尤其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英國，已經從世界一流強國地位上跌落下來，它在對付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鬥爭問題上已感力不從心。
第三，社會主義蘇聯雖然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損失，但在戰勝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使東歐一係列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與帝國主義國家對峙的社會主義陣營，成為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
第四，大英帝國麵對現實，為了適應變化了的戰後國際形勢，不得不改變某些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戰略調整。1945年9月英國大選中，雖然僵化頑固的保守黨內閣首相丘吉爾贏得了戰爭勝利者的聲望，但沒有挽回保守黨在大選中的慘敗，而上台執政的工黨政府在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這一點上與保守黨是一致的，但在策略上有所變通。“在工黨代表大會上，雖然大會執行委員會極力反對，但大會還是通過了主張印度獨立的決議”[1]。
綜上所述，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印度民族獨立鬥爭是十分有利的。
與此同時，在國內，印度政治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階級和民族矛盾急劇尖銳，群眾政治積極性空前高漲：
第一，出現工農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新**。早在1944年印度工業生產開始衰退，隨著戰爭進入尾聲這種狀況更加嚴重，大宗軍事訂貨被削減導致生產蕭條和企業倒閉，大批工人被解雇。工廠主為了保證高額利潤，壓低工人工資，拒絕支付物價津貼，而市場上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比戰前上漲2倍，這使工人實際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家庭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者的處境也十分困難，他們也因為戰爭結束失去軍事訂貨而成批地被拋向街頭。另外，1945年印度農業歉收，使原已十分短缺的糧食供應狀況更加惡化，印度總督也不得不承認，全國約有一億人口受到饑餓的威脅。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引起物價飛漲和投機活動猖獗，這一切對於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億萬印度人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激起工人、農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在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鼓舞下，他們強烈要求結束英國殖民統治。所以，從1945年中開始，印度出現了工農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新**。
印度國民軍
第二，掀起抗議審判印度國民軍的浪潮。印度國民軍係左翼激進領袖蘇·鮑斯所建。二戰初期，蘇·鮑斯因積極投身反英鬥爭被當局逮捕入獄。當時德國在西歐和北歐戰場上的巨大軍事進展，使蘇·鮑斯產生利用德、日法西斯力量爭取印度的獨立的想法。他利用絕食手段要挾殖民當局，最後被保釋出獄。隨後，喬裝打扮，避開英國人的監視，離家出逃，輾轉歐洲，從蘇聯前往德國柏林。由於蘇·鮑斯和希特勒各有打算，所以他企圖依靠德國援助爭取印度獨立的計劃落空。1943年，蘇·鮑斯曆經90天艱險航行，從德國來到日本占領下的東南亞，被推舉為印度獨立同盟主席，組建由6萬印度戰俘組成的“印度國民軍”，宣布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兼任國家元首、總理、作戰部長和外交部長，同時對美國和英國宣戰，得到德國和日本等軸心國的承認。1945年5月，印度國民軍被圍困於仰光，蘇·鮑斯偕同幾位部長和軍官乘機逃往西貢，2萬多名國民軍全部被俘。8月11日，蘇·鮑斯在台灣飛機失事身亡。後蘇·鮑斯被授予“尼塔吉”（領袖）稱號。[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轉移人民視線，殖民當局於1945年11月以“叛國罪”審判印度國民軍軍官。但適得其反，這一事件對印度緊張局勢無疑是火上澆油，激起各階層人民極大憤怒。在印度人民心目中，蘇·鮑斯所領導的國民軍不僅不是叛徒，而是手持武器同殖民者進行鬥爭的民族英雄，殖民者對他們的審判就是對人民的挑戰。全印國大黨委員會通過決議，抗議當局的這種行動，並專門成立辯護委員會為這些軍官辯護。賈·尼赫魯再次穿上30年前脫下的律師長袍，來到法庭為他們辯護。賈·尼赫魯雖然不讚成蘇·鮑斯依靠法西斯力量爭取印度獨立的做法，但是從未懷疑他的愛國主義。他認為蘇·鮑斯幼稚，容易感情用事，但同時非常敏感，有火一般的民族主義熱情，他反對一切詆毀蘇·鮑斯的企圖。甘地也寫信給總督，譴責這種審判，說盡管他不主張武裝鬥爭，但欽佩印度國民軍的勇敢和愛國主義精神。
抗議審判印度國民軍運動體現出一些顯著特征。首先，運動規模和激烈程度前所未有。這可以從大量的新聞報道、公開發表的威脅報複宣言和大規模的集會諸方麵得到體現。起初，媒體隻是呼籲政府從寬處理被俘國民軍，但到了1945年11月即紅堡審訊開始時，媒體轉而抨擊政府，稱讚國民軍為最忠實的愛國者。在德裏，判處一名印度國民軍，就殺死“20條英國狗”的威脅廣告隨處可見。在阿傑米爾，《是愛國者而非叛國賊》的小冊子廣為流傳，“勝利屬於印度”、“退出印度”的標語在各種建築物牆上比比皆是。在貝拿勒斯，公眾集會表示，如果不釋放國民軍，就報複歐洲兒童。在1945年10月最初的兩個星期，僅僅在中央省就召開了160次抗議集會。11月5日至11日，各地舉行了“印度國民軍周”。11月12日，又舉行了“印度國民軍日”。最大的一次群眾性會議在加爾各答的一個公園舉行，賈·尼赫魯等人發表演講，預計參會人數將達到20萬至30萬。
其次，運動參與者來自全國各地、各個社會團體和各個黨派，參與方式也多種多樣，捐款、罷業、罷市、罷課等不一而足。新德裏、孟買、加爾各答、馬德拉斯，以及聯合省和旁遮普各市鎮，是運動的中心地區，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偏遠地區，如俾路支斯坦和阿薩姆等也受到波及和影響。市委員會、海外印僑等機構和團體都慷慨地給國民軍基金會捐款。值得一提的是，孟買和加爾各答的影星們也捐了大筆善款。學生是此次活動的主力軍，從印度南部城市到北部城市，學生們召開會議，舉行集會，集體罷課；商業機構、店鋪和交易市場都暫停交易。除了國大黨外，穆斯林聯盟、印度共產黨、聯合黨、正義黨、印度教大會和錫克教聯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國民軍事業。情報局局長不無感慨地讚歎：“很少有哪件事能夠如此引起印度公眾的廣泛興趣和同情。全國各地甚至最偏僻的農村，所有的人們，不分種族、膚色和信仰，都紛紛表達他們的熱切關心和深切同情。”[3]
再次，對英國殖民政權的傳統支柱產生了影響。政府職員、效忠派、軍隊等英國殖民政權的傳統支柱，也都沉浸在同情國民軍的浪潮中。政府官員一般都私下裏對國民軍表示同情，但也有一些表示公開支持，例如中央省鐵路官員為國民軍公開籌集資金。很多政府官員認為，這是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兆。西北邊境省省督發出警告，現在每天越來越多的上層印度人士加入到反英陣營中。情報局局長也指出，對國民軍的同情不隻是來自一貫反對政府的人士，而且來自有效忠政府的優良傳統的家庭。未曾料到的是，軍隊也持同情態度，這是對官方言論的回擊。官方曾表示士兵們對國民軍叛國賊持敵視態度。科哈特的印度皇家空軍和旁遮普的陸軍，身穿軍服，參加了抗議集會。加爾各答、阿拉哈巴德、聯合省、康普爾等地的印度皇家空軍還為國民軍辯護團籌款。軍隊總司令表示，除了這些公開的支持，印度軍隊中彌漫著越來越強烈的同情國民軍的氛圍，印度軍隊的總體觀點是讚成對國民軍俘虜從輕發落，他建議英國政府這樣做。
最後，抗議活動演化成為暴力衝突。共經曆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學生群體抗議政府，遭到政府鎮壓。1945年11月21日，同情前進集團的學生和伊斯蘭學院的學生在加爾各答的政府所在地戴爾豪斯廣場遊行示威，並拒絕撤離。在與警方爭執的過程中，示威者朝警察丟石頭，扔碎磚。結果，警方開火回擊，造成2人死亡，52人受傷。1946年2月11日，穆斯林聯盟的學生再次發起遊行示威活動，國大黨和共產黨學生組織也加入其中，導致有些人被捕。第二階段，市區其他民眾加入抗議活動，遊行示威以各種暴力的抗英形式出現，導致加爾各答和孟買這兩座大城市癱瘓。最初隻是集會、遊行示威、罷課和罷工，隨後矛盾升級，印度人民開始襲擊歐洲人，火燒警察局、郵政局、商店、火車站、銀行、雜貨店，甚至連基督教青年會中心也不放過。還有些人坐在鐵軌上強迫火車停止運行，用石頭砸警察，焚燒軍用卡車等。第三階段，其他地區民眾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德裏、卡拉奇、馬德拉斯、加爾各答、科欽、賈姆訥格爾、安達曼群島、浦那、安巴拉、賈巴爾普爾等地，也紛紛行動起來，加入抗議活動。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初期，印度的政治形勢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二、工農運動的高漲和海軍起義
1945年下半年開始，工人階級為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進行了大規模的罷工鬥爭。這些罷工不僅提出增加工資、擴大就業、懲治投機倒把等經濟要求，而且常常具有鮮明的反英政治色彩。因此，罷工鬥爭常常發展為反英示威遊行，一個工廠或一個部門的鬥爭常常轉變為整個城市的群眾運動。英國當局感到不安，常常出動大批武裝警察鎮壓工人的示威遊行，釀成暴力衝突。1945年8月，在貝拿勒斯，工人和其他下層人民遊行示威演變為和警察武裝衝突，17人被打死，2000多人被捕。當法庭判處國民軍前參謀長等3名軍官無期徒刑時，加爾各答工人舉行抗議性總罷工，並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數十人被打死，數百人被打傷。工人鬥爭從加爾各答擴大到印度許多城市。1945年，全年罷工達到850次，參加人數約80萬。
1946年，工人運動進一步高漲。罷工達1629次，參加人數196萬，損失工作日達1071萬個。不論是罷工次數，還是參加人數，都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這年夏季，工人鬥爭特別激烈。7月11日，印度政府郵電部職工舉行全國性總罷工，全印工會大會號召全體工人階級行動起來，支援職員的罷工鬥爭，使大罷工獲得勝利。9月15日，馬德拉斯鐵路工人因當局解雇工人而舉行罷工，遭到當局鎮壓。罷工工人同前來鎮壓的軍警展開英勇搏鬥，警察向工人群眾開槍，當場打死9人，打傷百餘人。殖民者的殘酷鎮壓更激起全印工人的反抗，西北鐵路工人、聯合省和阿邁達巴德工人舉行支援性政治罷工，同時大批政府雇員也卷入罷工浪潮。全印工會大會宣布9月18日為“支援南印度鐵路工人日”。這一天，全國各主要工業中心舉行罷工和群眾集會，表示支持。鬥爭成為全印性的，持續到9下旬。[4]
1947年，工人罷工有增無減。1月，康普爾一些工廠工人為抗議降低工資，舉行示威遊行，在遭到鎮壓後，全市工人和學生團體宣布總罷工和罷課，表示對他們的聲援。參加聲援者有10多萬人。手工業者和商人也舉行罷工，參加鬥爭。2月，加爾各答電車和碼頭工人罷工，在遭到當局鎮壓時，也得到全市工人、大學生、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廣泛支持，有40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和罷業。全印工會大會係統領導的工會在鬥爭中最活躍，它本身的力量也得到進一步發展。不過，國大黨和印度共產黨的關係既然已經決裂，共處於一個全國性工會也不可能。5月，國大黨影響的工會退出全印工會大會，另組自己的全國工會組織“印度全國工會大會”。
農民運動也如火如荼。在孟加拉，戰爭期間爆發的“三一減租運動”到1946年11月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擴大到整個東北印度。占農民人數一半的分成農拒絕把收成的一半交給地主，要求把地租額減為收成的1/3。有約500萬人參加了“三一減租運動”，穆斯林佃農和印度教徒佃農一起進行鬥爭。地主派武裝打手強製收租，毆打和非法關押農民。農民們與地主雇傭的打手多次發生流血衝突，農民協會領導農民群眾奪取了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穀物和財物。殖民當局派軍隊進行殘酷鎮壓，出動飛機轟炸村莊，殘害許多農民。但農民鬥爭愈演愈烈，直到滿足農民部分要求的新租佃法頒布後，“三一減租運動”才逐漸平息下來。這場鬥爭是由農民協會領導的，印度共產黨在農民協會中有很大影響。
在旁遮普，農民運動中心在萊亞普爾縣，主要是佃農要求降低地租和延期償還高利貸。在聯合省和比哈爾，農民運動主要是反對地主逐佃，這兩個省的地主害怕未來的土改，紛紛奪佃自營。特別是在聯合省的巴斯底、巴利亞等縣和比哈爾的芒吉爾、加雅等地區，地主常常建立雇傭武裝，強迫農民離開田地。農民起而自衛，聯合起來趕走武裝打手，繼續耕種土地。旁遮普、聯合省和比哈爾的農民運動也是在農民協會領導下進行的。其中，有的處在印度共產黨的影響下，有的處在國大黨左翼的領導下。國大黨早在1941年與印度共產黨決裂，組建了自己的農民協會係統，原全印農民協會主要成了印度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協會組織。
土邦人民的鬥爭在1946年以後也得到了新的發展，在內容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有很大不同。戰前，土邦開展的運動主要是資產階級改革運動，由新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領導。1946年後，各土邦成立了工會和農會，由這些群眾組織領導的工農鬥爭發展起來。在有些情況下，工農運動與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比肩並行，給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以推動。
在土邦人民的鬥爭中，規模較大的工人運動是特拉凡柯爾總罷工。1946年10月，椰樹纖維製品工人罷工，遭到土邦當局鎮壓，從而引發了總罷工。罷工者提出的鬥爭口號包括“消滅王公專製製度”，表明它已經超出經濟鬥爭範圍，當局最後派軍隊鎮壓了工人運動。在土邦人民的鬥爭中，工農鬥爭與資產階級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典型是克什米爾的鬥爭。克什米爾資產階級活動家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克什米爾國民會議”，要求在土邦實行民主改革。在遭到王公拒絕後，提出“王公退出克什米爾”的口號，號召各界抵製王公的專製統治。[5]農民在共產黨號召下積極參加鬥爭，拒絕納稅，拒絕服勞役，同時也提出取消地主所有製。
在土邦人民的鬥爭中，農民運動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是海德拉巴土邦的特倫甘納地區。特倫甘納麵積占土邦總麵積1/3強，居民屬於安德拉人，說泰盧固語，信奉印度教。農民除了受地主剝削外，還受土邦當局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當局按低價強征農民糧食，農民起而反抗。1946年6月，特倫甘納地區納爾岡達縣的蘇裏亞佩特村，由於當局殺害農民領導人並向送葬隊伍開槍，激起農民起義。起義者占領了蘇裏亞佩特鎮和其他許多村莊，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關潘查雅特，宣布廢除強迫勞役製，不準地主橫征暴斂、欺壓農民，不準奪佃，被地主侵占的土地要收回，歸還農民。此外，起義者也建立了自衛隊，抵禦地主武裝及土邦當局派來的武裝警察的進攻。由於地主竭力幫助土邦當局鎮壓起義，潘查雅特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給少地的農民和佃農。特倫甘納農民起義由印度共產黨為首的“安德拉人協會”領導，這時隻是處於開始階段，印度獨立後進一步發展和壯大。
在工農運動浪潮的衝擊下，英國殖民統治的支柱軍隊也發生了動搖。1946年1月，孟買達姆空軍基地皇家空軍飛行員和地勤人員1500人舉行罷工，抗議英國軍官侮辱印度飛行員。罷工者反對宗族歧視，要求英印軍人地位平等，要求給複員的飛行員安排工作。這時，抗議審判國民軍軍官的浪潮正在全國湧起，罷工的軍人也提出了釋放國民軍軍官的要求。孟買空軍基地的鬥爭得到加爾各答空軍基地飛行員的支持。英國當局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這個事件。
一波未平，另波又起。1946年2月，孟買海軍基地的皇家海軍，不滿英國軍官對印籍水兵的歧視和虐待，發動了武裝起義。2月18日，停泊在孟買港內的巡洋艦塔爾瓦爾號上的全體水兵舉行罷工，一個名叫杜特的水兵在牆上寫了“退出印度”的標語被逮捕。第二天，停泊在孟買港口的所有20艘艦艇，市郊12個陸上編製人員約2萬多人也參加了罷工。罷工者一致要求反對種族歧視，英國人和印度人平等，改善生活待遇。英國國旗被從桅杆上降下來，升起了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旗幟。這一天，有2萬水兵乘坐卡車在孟買遊行，開始提出兩項政治要求，即釋放政治犯，包括印度國民軍軍官，並將英印軍隊撤出印度尼西亞。遊行水兵們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印度必勝”、“革命萬歲”等口號，打出了國大黨、穆斯林聯盟和印度共產黨的旗幟。水兵們成立了領導機構“中央海軍罷工委員會”，向艦隊司令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得到的卻是鎮壓。
2月20日，殖民當局派大批英軍包圍了兵營。海軍上將高德弗萊威脅道，政府將傾其一切力量鎮壓起義，即使將印度海軍全部毀滅也在所不惜。而海軍罷工委員會的回答是號召孟買工人和市民進行罷工和罷市，全力支援海軍起義。21日上午，雙方進行了7小時的炮戰，英軍沒有取得勝利，雙方處於相持對峙。孟買海軍起義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卡拉奇、加爾各答、馬德拉斯、維薩卡帕特納姆等港口的印度海軍以及德裏、浦那、坦納的基地的士兵和雇員都宣布支持孟買起義，幾乎整個海軍的所有75艘艦艇和20個炮台都受到影響。2月22日，孟買20萬工人響應海軍的號召開始了總罷工。廣大市民群眾都參加進來，全市到處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群眾與警察發生衝突，築起了街壘，鬥爭持續到24日。當局派來大批軍隊實行鎮壓，打死270人，打傷1700人。工人鬥爭使前來鎮壓的印籍士兵受到民族情緒的感染，他們拒絕向群眾開槍，**也在陸軍中醞釀。印度形勢猶如即將爆發的火山，英國議會驚呼，印度麵臨全國大起義的危險，要求采取緊急措施。
對於海軍起義，國大黨、穆斯林聯盟和印度共產黨基本上持消極態度。印度共產黨主要是支持水兵的鬥爭精神和要求，事後宣布它沒有參與組織起義，參加起義的共產黨員是獨自行事。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對水兵的罷工表示同情，但是反對水兵起義。甘地發表聲明，指責海軍起義違反非暴力原則，“為印度樹立了一個糟糕的、不合適的榜樣”[6]。國大黨派帕特爾勸說起義者投降，答應向當局轉達他們的要求，以國大黨力量保護他們不受迫害。真納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立場，答應以穆斯林聯盟力量保護他們。在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壓力下，23日起義領導機構發表告民眾書，宣布停止鬥爭。甘地在《哈裏真》上撰文說，幸好海軍們聽了帕特爾的勸，雖然海軍們投降了，但是不失尊嚴。他認為，兵變是最壞的打算。如果是為了發泄，印度人民應該等候政治家們的謀劃和指示。如果印度人民想通過兵變獲得獨立，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沒有革命政黨的號召，不可能獲得成功。如果他們認為隻需通過自己的力量，就能將印度從大英帝國的手中解救出來，那說明他們魯莽無知。
海軍起義在整個英印軍隊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士兵和警察對殖民政權的離心傾向迅速發展，英國統治印度的柱石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征兆。印度海軍起義所造成的革命形勢以及對殖民政權的直接衝擊，使英國殖民者再也不能按老辦法統治下去了。人們認為印度皇家海軍反抗事件標誌著英皇統治的結束，是英國準備退出印度的開端。
三、英國工黨政府的靈活策略
在戰後新形勢下，英國保守黨政府維護殖民統治舊秩序的僵硬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1945年7月，在第一次西姆拉會議破裂不久，英國舉行戰後第一次大選。丘吉爾保守黨內閣雖然在領導英國人民奪取戰爭勝利方麵贏得了榮譽，但這也沒有使他在競選中免遭慘敗，而曆來以溫和靈活著稱的英國工黨以絕對優勢獲勝，組成工黨政府，艾德禮出任首相。
工黨政府盡管在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推行內外政策方麵與保守黨沒有根本區別，但在印度問題上則采取了較為靈活的現實態度。英國工黨早在執政前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就通過一項主張印度獨立的決議，並享有印度獨立鬥爭同情者的聲譽。所以它的上台使國大黨感到高興，他們滿懷希望地向工黨首相艾德禮致電祝賀。而艾德禮在形勢逼迫下，不得不對他的前任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
1945年8月24日，工黨政府執政不久，印度總督魏菲爾被召回倫敦，研究商討著手解決印度問題的方案。9月16日，魏菲爾帶著政府的方案返回印度。19日，他代表英國政府發表聲明：英國政府決心與印度領袖協作，作出最大努力促進印度自治領地位的早日實現。根據這個聲明，1945年冬進行印度中央立法會議和省立法會議選舉，立法會議議員將組成製定印度新憲法的製憲機構，並且把總督行政會議加以改組。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聲明中沒有用“獨立”這個詞，而是一再重複“完全自治”的提法。很明顯，自治領地位仍然是英國解決印度問題的最終目標。[7]
國大黨對英國政府聲明一麵提出批評，一麵又表示相信工黨政府解決印度問題的誠意，宣布準備參加中央和省立法會議選舉，以顯示人民要求立即移交政權的決心。穆斯林聯盟對英國政府聲明沒有表示支持建立巴基斯坦很不滿意，強調未來製憲必須以讚成巴基斯坦為前提，否則穆斯林聯盟絕不接受。穆斯林聯盟也決定參加立法會議選舉，宣布參加選舉就是要通過憲政手段為實現這個目標而鬥爭到底。
中央立法會議選舉定於1945年11月舉行，省立法會議選舉定於1946年初舉行。各政黨團體紛紛發表競選宣言，開展活躍的競選宣傳活動。選舉結果，國大黨大獲全勝。在中央立法會議選舉中，國大黨獲得普通選區選票的91.3%。中央立法會議共102個選舉席位，國大黨獲得57席，占55.8%。在省立法會議選舉中，國大黨獲得普通選區總票數的80%。省立法會議全部選舉席位為1585個，國大黨獲得930席，占58.6%。在阿薩姆、比哈爾、孟買、中央省、馬德拉斯、西北邊境省、奧裏薩、聯合省8個省，國大黨的席位占絕對多數。在旁遮普、孟加拉和信德3個省，也得到一部分席位。
穆斯林聯盟在穆斯林選區內獲得大多數選票。中央立法會議選舉，穆斯林聯盟獲得穆斯林選區選票的86.6%，在總席位中獲得30個席位，占29.4%，僅次於國大黨。省立法會議選舉，穆斯林聯盟獲得的票數占穆斯林選區總票數的74%，得到428個席位，占總席位數的27%，也是僅次於國大黨。在1937年選舉中，穆斯林選票是分散的，穆斯林聯盟得票不多，沒有在任何一省獲得多數席位。這次則不同，穆斯林選票大大集中，穆斯林聯盟得票壓倒多數。這表明，穆斯林聯盟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全國性穆斯林政黨了。除一部分穆斯林參加或支持國大黨外，絕大多數穆斯林都站到了穆斯林聯盟旗幟下。
根據大選結果，國大黨在它掌握絕對多數的8個省又建立了自治省政府。穆斯林聯盟在信德和孟加拉組成省政府，在旁遮普建立聯合政府的努力未能成功，結果旁遮普成立了由民族統一黨和國大黨等組成的聯合政府。這次選舉是一次重要的民意測驗，它表明國大黨在民族運動中的主導地位已經十分牢固，但也清楚地表明絕大多數穆斯林擁護穆斯林聯盟。國大黨對穆斯林的影響，自1937年以來下降了。
麵對現實，英國工黨政府作出最後決斷，接受印度的獨立要求，移交政權。1946年1月下旬，工黨政府開始醞釀派人到印度尋求最後解決方案。孟買海軍起義的爆發促使艾德禮立即作出決定。2月19日即海軍起義的第二天，艾德禮在下院宣布，委派以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為首的內閣使團赴印度，協同總督，就製憲方法、召開製憲會議辦法和成立臨時政府問題，與印度各民族主義組織和各界領導人協商，提出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