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一生為爭取印度民族獨立發動和領導了多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退出印度”運動是其中的最後絕唱。這場運動不論對甘地本人還是對印度民族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具有重大的標誌性意義。
一、甘地非暴力理想的破滅
“退出印度”運動雖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卻以失敗而告終。它不是甘地所說的“最後決戰”，更不是甘地親自指揮的一場決戰，而是士卒們在失去主帥失去統一指揮的情況下奮不顧身的一場搏鬥。它不是按《退出印度決議》和甘地的模式開展的，但是從總的方向說，也並沒有完全脫離《退出印度決議》和甘地模式的軌道。這場運動在目標上依然是迫使英國“退出印度”，這實際上是在執行《退出印度決議》。在鬥爭方式上，雖然采取了暴力形式，但並不像通常的武裝鬥爭那樣去建立軍隊，去打仗，去攻城略池，去建邦立國，去奪取政權，而是去攻擊殖民統治機構和公共設施，破壞正常的統治秩序，造成一種使英國殖民統治者無法正常統治的局麵，使殖民政權癱瘓。因此，這仍然是一種不合作策略，是以暴力形式實行不合作，是在特定條件下對非暴力不合作的靈活運用。換言之，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傳統的非暴力的不合作不夠了，必須以暴力的不合作來補充。可以說，這場運動雖不是《退出印度決議》的直接實現，卻是這個決議的精神產兒。
然而，正如林承節先生所說，“退出印度”運動宣告了甘地終生所篤信的非暴力理想的破滅。在這場運動中，那個十分崇敬甘地的國大黨，那個十分崇敬甘地的印度群眾，卻並不崇敬甘地的非暴力原則。在甘地看來，非暴力原則是絕對原則，是信條，不可動搖，不可改變，不合作或局部合作可以靈活掌握，而在國大黨組織和廣大群眾看來，不合作原則不可動搖不可改變，非暴力或暴力可以靈活掌握。在甘地看來，非暴力是原則，而在國大黨組織和群眾看來，非暴力隻是政策。作為政策，它有很高的應用價值，為國大黨所需要和歡迎，若作為原則，隻能妨礙民族獨立事業，因而不被國大黨所接受。以往國大黨人是從理論上證明它行不通，這一次則用實際行動來證明。在以往不合作運動中，普通群眾雖不相信甘地的感化說，還多少相信非暴力鬥爭的壓力作用，但大戰中英國的頑固態度早已使他們不抱希望了，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決心以最後決戰拯救印度。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還以非暴力來束縛自己手腳呢？不管是暴力還是非暴力，最能打擊敵人的手段就是最好的武器，這才是他們的原則。
20多年來，甘地一直抱著最大的期望，日夜用非暴力的甘露精心澆灌國大黨這塊園地，結果開出來的卻不是非暴力的花朵。從迫使英國退出印度的目標上說，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從他追求的根本目標上說，這又是他難以忍受的。在“退出印度”運動中，沒有人把他的非暴力原則真正放在眼裏，甘地的非暴力原則受到了致命打擊。“最後決戰”沒有能使英國退出印度，卻使他的非暴力原則從國大黨人心目中最終退了出去。這場運動宣告，甘地20年來所抱有的期望破滅了。[21]
二、印度民族獨立鬥爭的裏程碑
“退出印度”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它在印度民族獨立鬥爭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首先，“退出印度”運動給英國殖民統治者敲響了警鍾。“退出印度”運動是甘地所發動的曆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最為猛烈的一次，其暴烈的程度是前幾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可比擬的，是劃時代的，是空前絕後的。總督林裏茲戈在給丘吉爾的電報中，憂心忡忡地稱這場運動為“1857年以來最嚴重的叛亂”。這場運動清楚地表明，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緒已經熾熱化到無以複加的地步，就連長期接受甘地非暴力思想熏陶的廣大國大黨黨員也開始訴諸暴力爭取印度民族獨立。對英國殖民統治者來說，這是一個再清晰不過的危險信號，是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鍾，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噩夢。
其次，“退出印度”運動得到了印度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工人、農民、學生、市民等不僅站在運動的最前列，而且積極支持地下活動者。甚至商人、飛行員、火車司機、政府官員都以各種方式支持地下活動者。印度女企業家蘇瑪蒂·莫拉吉幫助阿·帕特瓦爾丹躲避警察搜捕，政府官員包括警官也給地下活動者通風報信，飛行員和火車司機將炸彈和其他物資運到各地。雖然穆斯林聯盟和印度共產黨官方不讚成“退出印度”運動，但是穆斯林群眾和印度共產黨員還是有不少人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甚至穆斯林聯盟的支持者們也為地下工作者提供庇護所，此外，沒有發生任何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教派衝突。成百上千的地方和農村印度共產黨員，受到運動的感召，與其他人一起參加了運動。
再次，“退出印度”運動改變了印度的政治風向。運動期間和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國大黨，與政府不合作。比哈爾省官方報告稱，公眾同情國大黨運動的最終目標，政府從他們那裏得不到任何合作。聯合省當局說，除了個別例外，本來可望給政府以幫助的人也很少給予幫助，國大黨已使農民政治化，農民都跟國大黨走，連政府官員也願與國大黨合作。孟買官員也抱怨，他們麵臨一個人民普遍保持沉默的陰謀，以致找不到任何人出庭作證，使審判無法進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到印度政治風向在改變，因而開始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這種新變化使贏得了這場鬥爭勝利的殖民統治者不但沒有勝利感，相反自從統治印度以來，他們第一次感到自己政治上的孤立。
總之，印度人民反英情緒的增強，印度政治風向的轉變，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支持國大黨，所有這些對促使英國當局4年後最終決定撤離印度起了重大作用。“退出印度”運動將民族獨立要求提上了民族運動的議事日程，其後不會有任何退卻。未來與英國政府的任何談判，隻能以移交政權為目標。獨立不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事情，而是唯一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退出印度”運動使印度朝著實現獨立的目標前進了一大步。[22]
[1] 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ery of India，New Delhi：Penguin Books，2004，p.576.
[2] 尚勸餘：《尼赫魯與甘地的曆史交往》，第66頁。
[3] [印度]辛哈、班納吉：《印度通史》，張若達、馮金辛、王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75～677頁。
[4] Sandhya Chaudhri，Gandhi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vt.Ltd，1984，p.68.
[5] [英]杜德：《今日印度》下冊，黃季方譯，第251頁。
[6] A.P.Srinivasamurthy，history of India's Freedom Movement，1857-1947，New Delhi：S.Chand & Co.（Pvt.）Ltd.，1987，p.128.
[7] 任鳴皋、寧明主編：《論甘地——中國南亞學會甘地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頁。
[8] Michael Brecher，Nehru：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08.
[9] V.T.Patil，Nehru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vt.Ltd，1977，p.136.
[10] S.Bose，The Indian Struggle，1935-1942，Calcutta：Chuckervertty，Chatterjee & Co.，Ltd.，1952，p.40.
[11] Sarkar Sumit，Modern India：1885-1947，Delhi：Macmillan India Ltd，1983，p.120.
[12] Nicholas Mansergh（ed），The Transfer of Power，1942-1947，Vol.2，London：HMSO，1972，p.214.
[13]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600頁。
[14] Amba Prassad，The Indian Revolt of1942，Delhi：S.Chand & Co.，1958，p.73.
[15] P.N.Chopra，Quit India Movement：British Secret Report，Faridabad：Thomson Press，1976，p.51.
[16] V.T.Patil，Gandhi，Nehru and the Quit India Movement：A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A Mass Movement，Delhi：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4，p.142.
[17] Amba Prassad，The Indian Revolt of1942，Delhi：S.Chand & Co.，1958，p.90.
[18] Amba Prassad，The Indian Revolt of1942，p.54.
[19] V.T.Patil，Gandhi，Nehru and the Quit India Movement：A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A Mass Movement，Delhi：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4，p.143.
[20] 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ery of India，New Delhi：Penguin Books，2004，p.643.
[21]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54頁。
[22]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