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加劇了世界局勢的動**，而且加速了印度政治生活的進程，使英國殖民當局與印度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空前激化，危機迭起。“退出印度”運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英國殖民統治與印度民族矛盾不斷加劇和激化的必然結果，是英國殖民當局在嚴重的戰爭危急關頭仍然頑固堅持其殖民政策而引起的印度民族反抗情緒的總爆發。
一、第一次危機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9月3日英國對德宣戰。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及防止後院起火，英國對印度采取了一係列強化其殖民統治的措施。
首先，英國宣戰數小時後，印度總督林裏茲戈奉內閣指令，如法炮製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做法，在未與印度民族領導人協商的情況下，以印度命運主宰者的身份專斷地宣布印度為交戰國，把印度作為馴服的工具，綁在自己的戰車上，強行拖入戰爭。這一行動激起印度各界人民的極大憤慨。正如尼赫魯所說：“一個人——他既是外國人，又是一種可惡的製度的代表——竟能夠把4億人投入戰爭中去，而對他們連最起碼的商量都沒有過。千百萬人的命運就可以這樣地被決定。它傷透了印度的心。”[1]
其次，頒布了旨在鎮壓印度人民、加強其獨裁統治的戰時條例和法令。例如，9月3日頒布的《印度國防條例》規定，為確保英屬印度的防務、治安和正常秩序，確保戰爭的有效進行，禁止一切集會和政治宣傳，對破壞社會秩序的嫌疑分子，可以不經審訊進行逮捕，對違反戰時條例的人判以終身流放或死刑。9月11日英國議會用11分鍾的速度通過了《印度政府法修正案》，宣布中止1935年政府法規定的聯邦條款的實施，對國大黨省政府的權限作了進一步的限製，並規定印度總督和各省省督有權“為了印度的和平與安寧”解散自治省政府，實行省督接管，另派人治理，對印度人民進行**裸的專製統治。
戰時印度
再次，在實行政治高壓政策的同時，英國對印度在經濟上進行瘋狂掠奪，完全把印度變成支持英國戰爭的人力和物力供應地。英國一方麵以宗主國身份榨取殖民貢賦，增加戰時稅收，發行10億英鎊的戰時公債，把戰爭重擔轉嫁到印度人民身上；另一方麵為掩蓋對印度的**裸的掠奪，與印度締結雙方負擔國防經費的《財政協定》。根據該協定，本應該由英國負擔的英印軍隊和駐紮在印度的英國軍隊的給養，絕大部分轉嫁給印度，此外，印度還要從自己的財政預算中撥款，支付其他軍費。軍費比戰前預算增長近1倍，在整個戰爭期間，印度軍事預算增加了164億盧比，約合12.75億英鎊。印度軍費撥款總額達到28億英鎊，平均每個印度人負擔16盧比，占人均年收入的1/4。賈·尼赫魯指出，印度在5年之中所負擔的實際戰爭費用，大大超過了英國100多年來在印度投資的總和。為了搜刮更多的錢財，英國殖民者實行赤字財政，大量印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戰時印度糧食和生活必需品奇缺，億萬勞動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英國的這種殖民高壓政策激起了印度各個階層的普遍不滿與反抗。國大社會黨、前進集團、印度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左翼群眾組織走在反戰反英活動的最前列，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也進一步高漲。正如賈·尼赫魯所說：他們為這種政策所激怒，同時要求國民大會黨去反抗它。於是，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1939年9月17日發表了《戰爭目的決議》，表明了國大黨對戰爭的態度，同時要求英國申明其戰爭目的。決議譴責英國政府不經印度人民同意而宣布印度為交戰國，譴責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並對那些抵抗侵略的人們表示讚同。決議聲明：倘使戰爭隻是為了維護現狀、帝國主義領地、殖民地、既得利益和特權，那麽印度與戰爭毫不相幹。但如果問題是民主和基於民主的世界秩序，那麽印度對戰爭就有極大的興趣，本委員會確信印度民主利益和英國或世界民主利益並無衝突。如果大不列顛為了維持和擴大民主而戰，那麽它就必須先結束它自身領地內的帝國主義，在印度建立完全的民主。決議要求“英國政府明確聲明他們在民主、帝國主義和他們所構想的新秩序問題上的戰爭目的；特別是這些目的將如何應用於印度和如何在目前實行”[2]。可見，國大黨的目標很明確，即隻有在確定了戰爭的民主目的並立即給予印度獨立的條件下，印度才能積極參戰。
《戰爭目的決議》是賈·尼赫魯起草的，他在促使國大黨采取這個政策性很強的立場方麵起了主要作用。當時，國大黨主要領導人在對待戰爭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和爭議。前進集團創始人蘇·鮑斯的主要動機是反對英國，他要求在戰爭危機之時發動反對英國人的新的文明不服從運動。甘地的主要動機是反對戰爭，他將戰爭看作是對他的非暴力信念的挑戰和考驗，他堅決主張不論英國還是印度都不應卷入衝突，因為即使在捍衛正義，暴力也是有害的，他甚至呼籲英國人，勸他們用精神力量反對希特勒的暴力，隻給英國以道義上的支持。賈·尼赫魯的主要動機是反對法西斯，他認為戰爭的主要原因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發展與侵略。因此，很明顯，必須發對法西斯主義。但是不能用放棄自由和爭取自由的鬥爭來獲取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因此，他主張隻要英國立即給予印度獨立，印度將全力支持英國抵抗法西斯。賈·尼赫魯出於全局考慮，逐漸與極左翼組織國大社會黨、前進集團拉開距離。他的著眼點是保持國大黨統一，將國大黨左右翼大多數人團結在共同的旗幟下。在甘地不再能繼續有效地發揮軸心和聚合點作用的情況下，賈·尼赫魯及時地填補了這個空缺，這對國大黨在新的艱苦條件下齊心協力進行鬥爭具有重要作用。甘地明確表示，讓賈·尼赫魯肩負起領導國家的重任。甘地說如果他不能使所有人跟著他走，那麽他就放棄領導。他覺得賈·尼赫魯應該完全負責，領導國家。
對於《戰爭目的決議》，甘地表示讚同，並讚揚賈·尼赫魯在製定決議中的決定性作用。甘地說：決議的作者是一位藝術家，雖然在極力反對各種形式或形態的帝國主義方麵沒有人能超過他，他卻是英國人民的朋友；的確，在思想和性格方麵，他更像英國人而不像印度人，他與英國人在一起往往比與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更自如；他也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反對每一個錯誤，不管是在哪裏犯的；他的民族主義因為他的卓越的國際主義而得以豐富；因此，決議不僅是給他自己同胞、不僅是給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的宣言，而且是給全世界各民族包括像印度那樣受剝削的民族的宣言；他通過工作委員會使印度不僅考慮她自己的自由，而且考慮世界所有被剝削民族的自由。甘地希望全黨一致支持這項決議，但他本人仍然堅持他的信念。
英國政府對國大黨戰爭目的決議的答複令人失望。1939年10月17日，總督發表聲明，斷然拒絕國大黨的要求，既沒有宣布戰爭目的，也沒有答應印度獨立，隻是重複上次大戰許諾的在未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總督的聲明使印度政治家認識到，這不是一場爭取民主的戰爭，而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戰爭並沒有使英國政府對其殖民地的態度發生變化。賈·尼赫魯指出，我們現在明白，英國堅持其帝國主義並為維護帝國主義而戰，戰爭的目的是維護大英帝國，建立某種確保其安全的國際體係，盡量延長對印度的統治，我們無意於高呼“嗨，希特勒”，我們也無意於高呼“英帝國主義萬歲”。甘地也指出，國大黨要求麵包，得到的卻是石頭。國大黨態度逐漸強硬起來。[3]
1939年10月23日，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阿瓦迪會議通過決議，反對總督聲明，譴責英國堅持帝國主義政策，宣布對於英國的戰爭努力不給任何支持。決議提出了幾點印度民族要求：允許印度戰後獨立；召開全民選舉的立憲議會製定印度憲法，決定印度未來地位；立即成立責任政府。決議警告英國政府，如果不滿足這些要求，國大黨將發動全國規模的不合作運動。10月24日，甘地宣布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授權他隨時恢複文明抵抗運動。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還決定，所有國大黨省政府全部辭職，以示對英國頑固不化的殖民政策的抗議，作為不合作的第一步。1939年10月23日至11月25日，8個省的國大黨省政府全部辭職。對於國大黨省政府辭職，穆斯林聯盟組織了“慶祝”活動，慶祝穆斯林“從國大黨枷鎖下解放出來”。殖民當局趁勢進一步拉攏穆斯林聯盟，打擊國大黨。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印關係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走向群眾性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
二、第二次危機
雖然國大黨退出了省政府並授權甘地隨時恢複文明抵抗運動，但在法西斯主義威脅麵前，它並未采取妨害政府的極端步驟，而是采取更為積極的姿態，希望英國政府能夠作出積極的反應。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指出，不惜一切努力與敵對者達成一項光榮的解決乃是非暴力抵抗的一切形態中所固有的品質。因此，雖則英國政府已經對國大黨砰然關上了大門，而工作委員會仍將繼續探索一種達成光榮解決的方法。甘地也聲明：你們必須知道，和解是我的天性；如果必要，我可以去會見總督50次。
此時，左翼戰線仍積極開展反戰活動，但在用什麽方式反戰上發生分歧。印度共產黨主張總罷工，甚至開展革命戰爭。蘇·鮑斯和國大社會黨領導人則主張開展非暴力群眾鬥爭。雙方矛盾趨向激化，摩擦隨之發生，互相指責並清除對方黨員，左翼統一戰線破裂。殖民當局對印度共產黨領導人、國大社會黨領導人、前進集團領導人實行大逮捕，左翼反戰力量受到沉重打擊。
群眾的反戰情緒，當局對左翼的嚴厲鎮壓，促使國大黨采取行動。1940年春，國大黨蘭姆加會議宣布，代表英國政府所作的最近對印聲明，證明了英國基本上是為了帝國主義的目的而進行戰爭。在這種形勢下，國大黨顯然決不能直接或間接參加戰爭，並決定舉行文明不服從運動。
1940年夏，納粹德國在歐洲戰場所向披靡，占領整個北歐和西歐，並對英倫三島進行大規模空襲。英國陷於困境。麵臨納粹侵略之虞，這種形勢改變了國大黨的政策。賈·尼赫魯強烈反對在這個嚴峻時刻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他聲明：在英國處於生死鬥爭的時刻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是有損印度聲譽的舉動，正在和平抵抗運動邊緣上的國大黨當自由英國的生存處於千鈞一發的時候，就不能夠考慮采取任何這樣的運動了。甘地也聲明：“我認為，我們應該等待，直到盟國內部的戰鬥熱情消沉和未來局勢比現在更明朗。我們不會從英國的毀滅中尋求我們的獨立。這不是非暴力的方法。”[4]
所有關於和平抵抗運動的談論都暫時被擱置不提。國大黨提出新的合作建議，再次嚐試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國大黨的條件是，承認印度的自由並建立一個各黨派合作的臨時國民政府，在這個條件下，國大黨將在對外防禦上放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與英國的戰爭努力充分合作。由拉賈發起的這個提議對英國政府作出了很大讓步，是一個妥協性的提議，國大黨就這個提議發生了爭議。賈·尼赫魯在經過極其艱苦而焦慮的思考後，才使自己同意了這個提議，主要是考慮到更大的國際問題，即與反法西斯主義和反納粹主義鬥爭的人們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場。
甘地則明確表示反對國大黨同意為狂暴的戰爭努力承擔責任。他認為即使在對外戰爭問題上，他也不能放棄他的非暴力原則，不能使自己卷入這場暴力的戰爭中去，而且他希望國大黨對這個問題也采取同樣的態度。他隻同意給予道義和其他方麵的幫助，反對在實際上協助武裝與暴力的戰爭。他要求國大黨宣布堅持非暴力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擴大到自由印度，用這個原則保衛自己，防止內亂和抵抗外來侵略。當然，他知道在印度，甚至在國大黨內部有許多人對非暴力主義並不信仰；他也認識到一個自由印度的政府當涉及國防問題時，可能會放棄非暴力主義以建立起陸海空軍的力量。然而，他要求國大黨至少高舉起非暴力的旗幟，從而使人民的心智受到熏陶並使他們越來越采取和平行動。他害怕目睹印度軍事化，他夢想著印度會成為非暴力的象征和示範，並且由於它的示範使得戰爭和暴力的手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消失殆盡。即使整個印度不會接受這種概念，當考驗的時刻來臨的時候，國大黨也不應該放棄它。
然而，賈·尼赫魯、拉賈、阿紮德等國大黨領導人不讚成甘地的這一主張。賈·尼赫魯指出，我們每個人深信我們在鬥爭中應當堅持非暴力主義原則，實際上我們一向就是如此，歐洲的戰爭加強了這種信念，可是要未來的國家確守這種原則卻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怎麽能夠這樣做，實在很難說。甘地則堅持他不能放棄或緩和他為全世界所提出的使命，他應當自由行事，而不應該由於一時政治上的考慮而畏縮不前。這樣，甘地與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非暴力問題上第一次公開對抗，各走各的路。
1940年6月，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德裏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議：大不列顛承認印度的完全獨立是解決印度和英國共同麵臨的問題的唯一途徑，作為第一步應在中央成立一個臨時國民政府，如果這些措施被采納，國大黨就能夠投入全力為有效地組織國防而努力。決議指出，聖雄甘地要求國大黨忠於非暴力信條，並要求它宣布不願意使印度維持武裝力量來保衛自由、抵抗外來侵略或平息內亂，而各委員則無法完全同意甘地的意見。決議認為，甘地應享有以自己的方式實現自己偉大理想的自由，因而解除他對國大黨所必須采取的綱領和活動所負的責任。賈·尼赫魯力圖縮小國大黨與甘地分歧的意義，他說過去20年的國大黨是甘地的創作和孩子，沒有什麽能使這種結合破裂。甘地被這一忠誠的表達深深感動。1940年7月底，國大黨在浦那召開全國委員會會議，批準了工作委員會德裏會議通過的決議。投票結果，以91票對63票讚成拋棄非暴力，又以95對47票讚成有條件合作的建議。[5]這是一個妥協的提議，放棄了立即獨立的要求，而主張建立臨時政府。
縱然如此，英國政府仍然頑固堅持其帝國主義立場，一意孤行，無視國大黨伸過來的友誼之手，拒絕國大黨浦那會議決議。1940年8月8日，印度總督發表聲明，即《八月宣言》，提出英國不能計劃把它目前對印度安全和幸福所負的責任，移交給一個其統治體製為印度國民中多數有勢力的人物所直接否認的政府。作為一個替代方法：（1）戰時擴大總督行政會議的印籍成員的名額。（2）任命一個由王公和政黨代表組成的戰時谘詢委員會。（3）戰後設立代表印度國民主要分子的立憲機構，草擬新憲法。這個構成後來克裏浦斯計劃基礎的《八月宣言》事實上沒有提出一點新東西。
賈·尼赫魯一針見血地指出：那是全盤的拒絕，而更有甚者，它的措辭明明白白告訴我們，英國並無任何放棄在印度的政權的意思；他們一心想慫恿分裂，並增強每一個中世紀式的和反動的分子；他們似乎寧願發生內戰使印度毀滅，而不願放鬆他們那帝國主義者的控製。甘地也寫信給總督，對《八月宣言》表示不滿：我非常仔細地讀了你的聲明，我腦子一片空白，它使我傷心，它的含義使我吃驚，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八月宣言》是對國大黨及整個印度的又一次嚴重挫傷，它再次關上了合作的大門。當時的國大黨主席阿紮德表達了印度的反應：既然英國拒絕了國大黨的一切提議，那麽，我們所剩下要做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在一切方麵與戰爭努力不合作。
1940年9月16日，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孟買召開會議，通過了甘地參加起草的決議，表示國大黨絕不接受剝奪印度人民的天賦人權、禁止印度人民言論自由並繼續奴役印度人民的政策。決議要求甘地重新出來領導群眾性不合作運動，廢棄浦那會議批準的德裏決議，表示國大黨堅信非暴力的政策和實踐不僅適用於爭取印度自治的鬥爭，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它也適用於未來自由的印度。
但是，甘地認為立刻發動群眾文明不服從運動的時機尚不成熟，他決定發動象征性的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對英國表示道義上的抗議。這不是爭取自由的鬥爭，而是維護反戰言論自由權利的象征性行動。參加運動的人由甘地挑選，名單交甘地審查和批準，他們發表反戰演說，並事先將他們舉行這種象征性反戰運動的時間和地點通知警察。每個參加不服從運動的人的口號是：“用人力或財力幫助英國的戰爭努力是錯誤的，唯一可取的努力是用非暴力抵抗來抵製一切戰爭。”這樣做得到了國大黨領導機構的同意，國大黨隻想對英國施加壓力，並不想妨礙英國作戰。
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大致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純個人不服從，隻由甘地事先指定的一個人發表反戰演說，被捕後再由第二個人繼續，這樣一個一個地進行。1940年10月17日，甘地挑選維諾巴·巴維（梵文學者、甘地真理學院成員）在瓦爾達附近的波拉村發表反戰演說，開始了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21日，巴維被捕，被處3個月徒刑。甘地挑選的第二個人是賈·尼赫魯，預定11月7日開始，但當局以他10月初曾發表反戰演說為罪名，沒有等他發表演說，就於10月31日將他逮捕，判刑4年。第三個發表反戰演說的是國大黨普通黨員布拉赫姆·多塔，當場被捕，判刑半年。甘地最初打算在第三個誌願者被捕後進行絕食，但被同事勸阻了。11月中旬，運動進入第二階段，由純個人不服從改為代表性的不服從。由甘地指定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委員、前中央或邦議會國大黨議員，分別以集體名義發表反戰演說。到年底，計有11名工作委員會委員、176名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委員、29名前內閣部長、400名議員被捕入獄，其中包括一大批高級領導人，如阿紮德（本年度國大黨主席）、帕特爾、拉賈等。1941年1月，運動進入第三階段，即個人同時不服從。由各級黨組織推薦名單，送甘地批準，由甘地分派任務。甘地按名單一批批指派，每批數人，他們分別從一個地點走到另一個地點，高呼反戰口號，召集群眾會議，發表反戰演說，直至被捕。4月，基層黨員報名參加。“至6月底，約有3萬餘人被捕，運動已經消亡，但它在形式上一直持續到12月”[6]。
1940—1941年的反戰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由於沒有廣泛發動群眾，本身沒有力量，失敗是必然的。但它在顯示國大黨鬥爭決心方麵，在鼓舞廣大群眾堅持反戰反英立場和民族目標方麵是有積極作用的。在印度共產黨、國大社會黨和前進集團的反戰反英遭到鎮壓後，國大黨以個人文明不服從的方式表達人民的反戰要求，並和上述反戰的左翼同樣作出了巨大犧牲，這就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維護了它作為民族鬥爭旗手的聲望和地位。這次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英印關係的又一次重大危機，是向群眾性不合作運動邁進的又一步。
三、第三次危機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參戰加強了這場戰爭的世界民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新的階段，戰爭性質和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事態的這一轉變給印度提出了一個難題：英國是反法西斯同盟國成員，從世界反法西斯角度看，應當支持英國的作戰努力；但英國又頑固拒絕印度的獨立要求，力圖保持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如果無條件支持它作戰，從民族鬥爭角度看，就等於前功盡棄，最終丟掉這個難得的施壓機會。對這一難題的不同回答導致了印度民族反戰反英力量的分裂，使印度政治局勢更加複雜化。
蘇德戰爭爆發後，印度共產黨領導人蘭那地夫、阿·高士等在獄中製定了《德奧利提綱》，認為戰爭性質已經改變，印度共產黨對戰爭的態度也應相應地作出根本改變。他們提出“人民戰爭”的口號，主張印度共產黨應全力支持英國作戰。這個文件從獄中傳出，在印度共產黨內引起震動。英國共產黨領導人也發表呼籲書，要求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新的政治路線，無條件支持盟國的反法西斯戰爭。英國共產黨印度問題權威杜德也撰文，要求印度共產黨無條件支持戰爭，不管英國統治者會答應或作出什麽讓步。以總書記約希為首的印度共產黨政治局全盤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即接受了《德奧利提綱》。12月，印度共產黨發表了《我們對戰爭的新路線》的文章，隨後又發表了《獄中文件》和政治局《關於反法西斯人民戰爭以及我們的政策和任務》的決議。這幾份文件標誌著印度共產黨對戰爭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往必須先獲得自由才能進行自由之戰的說法被拋棄了，如今強調的重點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果將給印度帶來自由。印度共產黨號召印度人民同英國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全民的力量投入對法西斯的鬥爭，並號召工人不要罷工，要努力增加生產支援前線。英國當局為了使印度共產黨能正常開展活動，也為了向蘇聯等世界民主力量表示友善姿態，取消了對印度共產黨的禁令，並從獄中釋放了共產黨人，印度共產黨重新獲得了合法地位。
國大社會黨、前進集團都不同意印度共產黨的新方針，對印度共產黨提出了指責。他們仍堅持原來的反戰反英立場。納拉揚從獄中給外麵的國大社會黨人寫信，對蘇聯衛國戰爭表示同情，認為印度爭取自由就是支持蘇聯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他對甘地領導的個人反戰不服從運動很不滿意，稱之為“滑稽劇”。從這時期，他主張進行武裝鬥爭。
國大黨在蘇德戰爭爆發後也堅持原來的方針不變。雖然印度總督宣布擴大行政委員會，建立國防委員會，吸收印度各界領導人參加，但甘地表示，這一決定沒有滿足國大黨的要求，也不會影響國大黨的立場。1941年8月，羅斯福與丘吉爾發表《大西洋憲章》，宣布尊重所有民族選擇其賴以生存的政權形式的權利，並願意保證被強行剝奪了主權和自治權的民族恢複其主權和自治權。《大西洋憲章》給印度以希望和鼓舞，國大黨呼籲英國政府將宣言立即應用於印度。然而，丘吉爾9月9日發表聲明，《大西洋憲章》原則上隻適用於納粹桎梏下的歐洲國家，而不適用於印度、緬甸和英帝國其他部分。丘吉爾的這一奇怪邏輯遭到國大黨領袖以及其他政黨領袖的猛烈抨擊，也遭到美國等國家公眾輿論的譴責。
10月，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進入低潮，出獄的人很少再參加運動。有的領導人公開要求甘地停止運動。甘地拒絕這種意見，表示運動將按照非暴力的法則繼續發展。在印度國內外壓力下，殖民當局12月3日宣布釋放賈·尼赫魯、阿紮德等全部國大黨人，作出和解的表示。甘地對此發表聲明說：“這一行動不會使我有任何激動或感奮”，“對英國人民的友情不能使我對英國政府奴役印度熟視無睹。印度今天隻有被奴役的自由而沒有平等的自由即完全的獨立”。甘地表示仍要繼續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國大黨的反抗是精神上和道義上的”，有了這一點，“終將贏得印度的獨立”。[7]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爭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真正具有了全球性質，成為民主力量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賈·尼赫魯對戰爭性質的轉變立即作出了明確的反應。12月8日，賈·尼赫魯即宣告，世界進步力量現在都與以蘇、中、美、英為代表的集團站在一起，我們必須同情和祝願包含這些進步力量的集團。在12月17日的聲明中，賈·尼赫魯說，他長年來一貫主張對中國和蘇聯提供幫助，他不能僅僅因為它們與大不列顛結成了聯盟而改變他的觀點。雖然在目前情況下，他不能與英國政府合作，但是他不讚成群眾文明不服從運動，以免阻礙政府的戰爭努力，損害世界民主事業。蘇·鮑斯信奉“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信條，於1941年初即避開英國人的監視，逃往柏林，主張與法西斯軸心結盟，利用德、意、日法西斯力量爭取印度的獨立。甘地則堅決主張完全的非暴力，反對參戰。他12月8日發表12點建設綱領，號召全國人民努力推行，以支持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賈·尼赫魯、阿紮德等極力主張與反法西斯力量結盟，有條件地參戰，國大黨主要領導人再次與甘地發生尖銳分歧。
1941年12月23—30日，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巴多利召開會議，宣布停止個人不服從運動，並通過了讚成武裝抵抗軸心國的決議。決議聲明：雖然英國的對印政策毫無變更，但本委員會必須考慮由於戰爭的發展及其迫近而產生的世界新形勢。國大黨必須同情和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為自由鬥爭的民族，但是唯有一個自由獨立的印度才能擔負全國範圍的防務。工作委員會認為，甘地堅決不參戰的立場已不適應形勢。甘地致函國大黨主席阿紮德要求解除他的領導權，他在信中指出，他以為國大黨是基於非暴力的立場反對參加目前的或所有的戰爭，可是多數委員卻不認為如此，因此他不能再領導國大黨的非暴力反戰運動。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接受甘地的要求，解除了他的領導權。這是甘地在大戰中第二次被解除領導責任。巴多利決議重新開啟了國大黨與英國政府談判的大門。
1942年1月15—16日，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在瓦爾達召開會議，批準了工作委員會通過的巴多利決議。在這次會議上，甘地闡述了他對非暴力的信念：“非暴力是我的信條，是我生命的呼吸，但它決不是我給印度提出的信條。我將它作為政治方針擺在國大黨麵前。也許它是一個新穎的方法，但並不因此而失去其政治性質。作為一個政治方法，它可以不斷變化、修正、改變，甚至被拋棄。如果這些年來我帶著國大黨跟我一起走，那是在於我作為政治家的能力。因為我的方法是新穎的而將之說成是宗教的，這是不公正的。”針對當時流傳著的他與賈·尼赫魯發生根本分歧的謠言，甘地予以反駁，並公開聲明賈·尼赫魯是他的繼承人。甘地指出：“觀點分歧遠不能疏遠我們，從我們成為共事者那一刻起，我們就一直有分歧，但是，我幾年來說過，並且現在還要說，不是拉賈而是賈·尼赫魯將成為我的繼承人。他說他不理解我的觀點，他所持的見解與我格格不入，這也許對也許不對，但觀點不能阻礙兩顆心相通。我知道，當我離開人世後，他會站在我的立場上。”[8]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出3個月，日軍便占領了整個東南亞，英軍在前線節節敗退。在戰爭形勢惡化的情況下，印度問題成為盟國普遍關注的國際問題。1942年2月8—12日，蔣介石訪問印度，敦促英國盡快給印度以實際權力，以便印度全力參戰。2月21日，澳大利亞外長在議會演說中力主在戰時給予印度自主，以便加強印度參戰。2月22日，羅斯福總統針對丘吉爾的聲明，明確宣告，《太平洋憲章》不僅適用於歐洲，而且適用於全世界，並致函英國政府敦促丘吉爾立刻給予印度獨立。印度激進民族主義者蘇·鮑斯通過電台從柏林向印度加緊宣傳鼓動，主張與德意日軸心國結盟反抗英國。而英軍在東南亞的節節敗退也使印度民眾對英國的防禦力量產生了極大的懷疑。英國輿論也轉向同情印度，下院在2月關於戰爭形勢的辯論中，給政府施加壓力，敦促在印度成立國民政府。3月8日，緬甸首都仰光陷落，日軍直指印度東部邊境，通往印度的大門被打開，印度瀕臨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脅。正是在這些強大壓力和嚴酷的戰爭形勢下，英國政府被迫對國大黨的提議作出反應。
1942年3月11日，丘吉爾任命克裏浦斯使團前往印度進行談判。印度各黨派、各階層都對克裏浦斯使團翹首以待，寄予厚望。然而，“談判以滿懷希望開始，以完全失敗告終”。克裏浦斯使團帶來的方案包括戰時和戰後兩部分。這個方案沒有改變英國殖民政策，隻不過是從前反複申述過的老調重彈，是1940年《八月宣言》的翻版。在談判中，國大黨作出了許多讓步，希望達成確實的解決方案。如賈·尼赫魯所說：“在這22年裏我第一次吞下了許多苦藥丸，因為我的確想將我們的一切同情和精力投入組織印度防禦。”然而，英國政府則持“要麽接受，要麽拒絕”的頑固立場，絲毫沒有商談的誠意。其實丘吉爾派克裏浦斯赴印度隻是做個姿態而已，根本不想在戰時真正解決印度問題。“但不幸的是克裏浦斯本人不知道這一點，即他的使命旨在失敗，而不在成功”，他做了丘吉爾政治騙局的替罪羊。[9]
克裏浦斯使團
《克裏浦斯方案》遭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猛烈反對。甘地稱它是一張行將破產的銀行發出的遠期支票。他質問克裏浦斯：“如果這就是你要提出的計劃，你為什麽要來印度？我勸你趁早搭第一班飛機回去吧！”尼赫魯也悲歎道：“最可悲的是，像斯塔福·克裏浦斯爵士這樣的人竟讓自己充當魔鬼的代言人。”4月11日，國大黨發表聲明，宣布拒絕《克裏浦斯方案》。國大社會黨、前進集團都讚成國大黨的態度。穆斯林聯盟認為這個方案有可取之處，但總的說不能接受，因為它隻提出戰後建立印度聯邦，而沒有明確宣布讚成穆斯林聯盟的巴基斯坦要求。隻有印度共產黨基本讚成《克裏浦斯方案》，呼籲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在這個方案基礎上尋求解決分歧的辦法。4月12日，克裏浦斯在一片反對聲中，悻悻地離開了印度。
克裏浦斯使團的失敗在國大黨和印度全國激起了深沉的失望和憤怒的浪潮。這時，日本已開始轟炸印度沿海城市，而英軍在東南亞戰場不堪一擊，節節敗退，毫無防禦能力。鑒於英國不可能改弦更張，為了能組織全民力量保衛印度，留在國大黨和印度麵前的唯一出路便是采取斷然行動，使用群眾文明不服從這個最後武器，將英國統治者趕出印度，由自由的印度自己來擔負防禦任務。克裏浦斯使團離開印度後，甘地指出，整個事件造成了壞印象，他堅決主張英國人立刻有秩序地離開印度。
四、《退出印度決議》
克裏浦斯使團訪印失敗表明，英國在日本入侵印度的危急關頭，也不打算對印度民族獨立要求作出絲毫讓步，國大黨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行動。但是，在行動方針問題上，甘地與賈·尼赫魯等其他國大黨領導人產生了分歧。
賈·尼赫魯不但關心印度的獨立事業，也關心戰爭的進程和民主國家的命運。他對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深感不滿，極力主張爭取印度獨立，但同時對盟國寄以同情，對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深惡痛絕。他不希望法西斯軸心國勝利，因為這將意味著印度和全世界的災難，盟國的勝利是印度自由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反對一切妨礙盟國戰爭努力的行動，反對在這個時刻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此外，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不惜使用武力，甚至發動遊擊戰爭。
甘地則認為，英國統治的存在似乎是招致日本侵略的誘餌，如果英國離開印度，日本就不會侵略印度，他堅信印度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英國有秩序地、及時地撤出印度。此外，他認為，英國難以保衛印度，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故而主張與日本和談。即使在日本侵略印度的情況下，他反對賈·尼赫魯提倡的武裝抗戰和組織遊擊隊，而主張用非暴力不合作抗日，主張精神上同情盟國反法西斯事業，反對印度參戰，反對盟國軍隊駐紮在印度。
1942年4月27日—5月1日，國大黨在阿拉哈巴德召開工作委員會會議，雙方觀點分歧公開化，進行了直接交鋒。甘地未出席會議，但他提交了一個7點決議草案，要求英國“退出印度”，聲明外國軍隊是對印度自由的嚴重威脅，印度將用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來對抗日本侵略，甚至與日本和談。甘地的決議草案寫道：英國不能保衛印度，印度軍隊是一個種族隔離體，不代表印度人民，印度人民決不將它視為他們自己的軍隊；日本不是與印度有怨，它在對英帝國作戰；如果印度獲得自由，它的第一步可能是與日本和談；國大黨認為，如果英國“退出印度”，印度能夠在日本或其他任何侵略者進攻麵前保衛自己。
甘地的決議草案受到賈·尼赫魯和其他一些委員的強烈批評。賈·尼赫魯指出：“草案的整個基調必然會使全世界以為我們正在消極地與軸心國搞聯合。要求英國撤走後我們將與日本談判，可能與其達成條件，這些條件可能包括由我們控製大部分內務、由他們控製軍事、軍隊通過印度等等。”“甘地的感覺是日本和德國將打贏戰爭。這種感覺不自覺地支配了他的決定。”[10]果不其然，幾個月後，英國政府對甘地的決議案小題大做，突然向世界公布，並大肆渲染，力圖將甘地描繪成親軸心國的代理人。甘地對此進行了反駁。
經過激烈辯論後，阿拉哈巴德會議最後通過了一個由賈·尼赫魯起草的折中甘地和賈·尼赫魯觀點的決議案。國大黨主席阿紮德支持賈·尼赫魯的草案說，在甘地最初的草案和賈·尼赫魯後來的草案之間沒有意義上的分歧，分歧隻在於方法上。會議最後采納的決議拒絕了克裏浦斯方案，主張用非暴力不合作抵抗一切外國侵略，其要點有三：（1）英國應放棄對印度的控製。（2）國大黨應繼續堅持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3）國大黨反對外國軍隊在印度作戰。決議號召：萬一發生侵略，必須進行抵抗。這種抵抗隻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因為英國政府阻止人民以其他任何形式組織國家防務。因此，本委員會期望印度人民對侵略軍進行完全的非暴力不合作，不給他們以任何援助，我們不會向侵略者屈膝，也不會服從他們的任何命令。如果他們占領我們的家園和田地，我們將不惜以死來拒絕。
隨後，賈·尼赫魯與甘地進行了多次廣泛交談和激烈爭論。甘地曾寫道：我和他一連爭論了好幾天，他反對我的看法，其情緒之激烈是我無法用言辭形容的。賈·尼赫魯和甘地之間的互相討論澄清了一些模糊的問題，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共識。甘地認識到了國際因素，從而用更寬闊的眼界看待印度問題。甘地承認，他早期的文章和觀點有缺陷，他改變了原來的立場，聲明英美軍隊可以留在印度國土上，印度獲得獨立時他們應與新近成立的國民軍和遊擊隊一道為印度防禦而戰。他承認可以用非暴力抵抗英國政府，但是它不適用於阻止日本進攻。但在發動要求英國“退出印度”的文明不服從運動問題上，甘地的態度堅如磐石，毫不讓步。
賈·尼赫魯最終同意了甘地發動“退出印度”運動的主張，他之所以改變初衷基於以下因素：其一，當時，日本已打到印度東大門，英印政府無力抵抗，準備從孟加拉撤退，實行焦土政策，到處彌漫著一種強烈的失敗主義情緒。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激發群眾的鬥爭熱情，創造一種抵抗精神，以便用這種抵抗英國殖民者的精神來抵抗日本。其二，賈·尼赫魯認為這場運動短暫並會迅速結束，將在3周內迫使當局建立國民政府，在日本侵入印度之前獲得勝利，然後即全力投入反法西斯事業，國大黨主要領袖也都這樣認為。其三，甘地發動運動的決心已定，態度堅決，他聲明如果他的“退出印度”決定被否決，他就脫離國大黨，另立新組織，創建一個比國大黨本身更強大的運動。在這種情況下，置身民族運動之外，會導致國大黨和民族運動的分裂，使局勢更加危險。賈·尼赫魯一旦改變了初衷，便以空前的熱情全力投身民族運動之中。
1942年7月6—14日，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瓦爾達召開會議，經過激烈辯論，最後接受了甘地的決定，通過不合作的決議，即《退出印度決議》。其中寫道：迄今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印度人民切身的經驗使國大黨確信，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必須結束；印度要自由，不僅是為了印度的利益，也是為了世界的安全，為了根除納粹主義、軍國主義或其他形式的帝國主義，以及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的現象。決議說，國大黨決心抵抗日本侵略，要求英國退出絕不是要損害盟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國大黨同意盟國軍隊駐紮在印度。關於英國撤出後的設想，決議提出組織包括一切黨派團體參加的臨時政府，召開立憲會議製定憲法，然後自由印度的政府與英國政府共商兩國未來關係以及如何合作抵禦侵略。決議最後呼籲英國當局為了印度也為了自身利益接受印度要求，並宣布如果這個正義要求遭到拒絕，將在甘地領導下發動新的文明不服從運動。
1942年8月8日，即24天期限到期的那一天，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孟買會議批準了瓦爾達工作委員會決議，並以修正的形式最後通過了《退出印度決議》。決議指出：如果英國拒絕“退出印度”，國大黨將被迫“使用自從它1920年采納非暴力為其政策以來所聚集的一切非暴力力量，來爭取政治權利和自由”，在甘地的“必然領導下”，發動“一場非暴力的群眾鬥爭”。會議結束時，甘地向大家祝福說：“這裏我要給你們一個短短的贈言，這個贈言就是‘不行動，毋寧死’，不是印度獲得自由，就是我們在鬥爭中死去。”[11]
《退出印度決議》充分表達了國大黨爭取自由的決心，但是，如賈·尼赫魯所說：這個決議不是恐嚇，而是邀請和解釋，是要求合作的建議。甘地也告誡說：實際鬥爭並未在此刻開始。《退出印度決議》批準發動一種非暴力的必須由甘地先生領導的群眾性的鬥爭，但是，並未確定發動運動的具體日期。實際上，甘地並未放棄協商的願望，他試圖以此作為最後的壓力，迫使政府讓步。在決議的結論中，甘地清楚地說明他的第二個步驟將是去會見總督，並向主要的盟國首腦呼籲，以求達成一項光榮的協議，即一方麵承認印度自由，同時也推進盟國反法西斯事業。
孟買會議結束後，甘地即開始寫信，並決定次日晨由賈·尼赫魯攜帶赴美國，向美國政府說明《退出印度決議》的性質和目標。然而，在8月9日拂曉前，英國殖民政府突然大肆逮捕國大黨領導人。英國政府希望通過這一迅速而猛烈的行動將運動扼殺在搖籃裏。但是事與願違，這一突然的大逮捕行動卻成為實際引發“退出印度”運動的火星。於是，“甘地運動”的最壯觀、也是最後的一幕拉開了。
可見，正是由於在戰爭形勢日益惡化的嚴峻時刻，英國當局仍然死死抱住其殖民政策不放，導致了英印矛盾激化，危機迭起。在頭兩次危機中，國大黨並未訴諸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是以辭職和個人文明不服從進行象征性的抗議，以期英國當局能夠作出積極的反應，為印度與英國合作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創造條件。克裏浦斯使團談判的失敗，使印度受到了最沉重的一擊，印度各階層中殘存的最後一線希望破滅了。正是在克裏浦斯使團失敗後，甘地和國大黨才最終決定訴諸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迫使英國“退出印度”。而8月9日的大逮捕則成了導致印度久已蓄積的民族憤怒情緒總爆發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