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自治期間，國大黨發生了很大變化，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矛盾更趨激烈。與此同時，教派紛爭加劇，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之間的衝突日益尖銳，導致穆斯林聯盟走上了分立主義道路。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國大黨省自治終於走到了盡頭。
一、國大黨內部衝突激化
在1935年《印度政府組織法》實施前後和1937—1939年省自治期間，國大黨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左翼在國大黨以及全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不可小覷的力量，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紛爭和矛盾也與日俱增。
1935年《印度政府組織法》頒布後，國大黨內左翼和右翼即“社會主義派”和“甘地派”之間的爭論和衝突日益加劇，國大黨處於內部危機之中。甘地提議賈·尼赫魯出任國大黨主席，充當“社會主義派”和“甘地派”之間的橋梁。甘地認為，這是避免工作委員會的許多難題和今天的激烈爭論的唯一辦法。此外，甘地也承認，國大黨政策已經失去活力，需要注入新的生命和新的思想，隻有賈·尼赫魯能夠負此重任。此時，賈·尼赫魯因妻子病重被殖民當局提前開釋，正在歐洲陪妻子看病。得知當選國大黨主席後，賈·尼赫魯決定立即回國，主持國大黨勒克瑙會議。就在他預定動身的那天，即1936年2月26日，他年僅36歲的妻子卡瑪拉永別了人世。
賈·尼赫魯當選主席喚起了青年左翼激進分子的期望。蘇·鮑斯3月4日從歐洲寫信給賈·尼赫魯，希望他與甘地抗衡，用一切方法阻止國大黨接受官職，將國大黨引向新的方向。蘇·鮑斯聲明：“在當今主要領導人中，你是我們唯一能夠期望的領導國大黨進步的人。此外，你的地位很特別，我認為即使聖雄甘地也會對你比對其他人更為通融。我誠心希望你在做決定時充分利用你的有力的公眾地位。請不要以為你的地位實際上較弱，甘地決不會采取疏遠你的立場。”[10]
右翼保守派則對賈·尼赫魯施加壓力，不容許采取任何改變現狀的激進行動。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寫信給賈·尼赫魯，信中說雖然賈·尼赫魯的觀點與帕特爾、拉賈及他本人的觀點有分歧，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隻要不對他們的工作綱領和方法進行徹底變革，對大家來說，繼續共事還是可能的。否則，他們就會和他決裂。
賈·尼赫魯接受了右翼保守派的挑戰，在1936年4月的國大黨勒克瑙會議主席致辭中，充分表達了他的激進觀點。他堅信解決世界問題和印度問題的唯一鑰匙在於社會主義，主張對政治和社會結構進行革命性變革，消滅農業和工業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印度封建土邦製度，消滅私有財產，建立社會主義新秩序。他希望國大黨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組織，與世界上為社會主義新文明工作的其他力量攜起手來。他主張建立一個包括一切反帝力量在內的廣大的“聯合人民陣線”，將工會和農會集體納入國大黨，使它們在國大黨中直接代表組織起來的農民和工人，幫助它們進行爭取自身經濟要求的鬥爭。他猛烈抨擊1935年法案，反對接受官職，認為唯一明智的行動原則是通過立憲會議由印度人民製定新憲法。
然而，由於右翼保守派的反對，賈·尼赫魯提出的關於工農組織集體加入國大黨的提案和抵製1935年法案的提案被否決，勒克瑙會議批準了次年根據新法案參加競選的決定。賈·尼赫魯痛感失望，決定辭職，這是他以後幾個月裏3次辭職決定中的第一次。然而，經過思想鬥爭後，他重新考慮了他的決定，因為他的辭職會使形勢惡化，國大黨組織可能會因此而鬆散動搖。大資本家比爾拉也指出，賈·尼赫魯本可以通過辭職引起分裂，但他沒有這樣做。
勒克瑙會議後，賈·尼赫魯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歧開始表麵化。第一個摩擦點是工作委員會的構成。雖然在理論上委員會成員由主席任命，但實際上賈·尼赫魯卻很難忽視保守派的勢力。在工作委員會中，隻有3名社會主義者，其餘11人全是元老派。這樣，尼赫魯處於少數派地位，多數派則是甘地派。甘地曾向一位記者明確表示，多數派代表他的觀點。賈·尼赫魯給甘地寫信，表示他不能承認該工作委員會。
賈·尼赫魯的社會主義宣傳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滿和反攻，導致了國大黨的一次嚴重危機。1936年6月29日，普拉薩德、拉賈、帕特爾等6名著名的甘地派首先發難，給賈·尼赫魯上書聯名信，批評他的“社會主義”宣傳有損於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自由鬥爭的成功，並提出集體辭職。7月1日，普拉薩德又重申了對賈·尼赫魯的指責，責備他充當了少數派的代言人，並指責他對局勢的處理“有損於國大黨的建設綱領，該綱領是國大黨綱領的基本而重要的部分”[11]。
賈·尼赫魯感到非常苦惱，覺得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了限製，很難與多數派一起共事。7月5日，賈·尼赫魯給甘地寫信，明確表示，他決不放棄他對社會問題發表看法的權利，他準備將這個問題提交給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公開討論，並決定辭去國大黨主席職務。甘地召見了普拉薩德等人，讓他們撤回辭職請求，並否決了賈·尼赫魯把爭端提交給全印國大黨委員會的做法。甘地7月15日回信責備賈·尼赫魯，不應因為他和同事意見不合而使國家遭受痛苦，並表示讓他擔任職務就是為使他很快地掌權，希望他戴上國大黨主席這頂帶刺王冠。最後，賈·尼赫魯放棄了辭職的決定，他後來將這歸因於西班牙內戰的爆發。西班牙內戰有德國和意大利在幕後支持，可能擴大為全球衝突，印度也會被卷進去。在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時候，他不能由於辭職而削弱國大黨組織，並引起內部危機。
當時，國大黨內外許多人出於不同動機，力圖使賈·尼赫魯與甘地反目。到處流傳甘地是利用賈·尼赫魯來扼殺社會主義的眼鏡蛇，賈·尼赫魯力圖使自己成為甘地的競爭對手。甘地利用一切場合，駁斥這種謠傳。他在《哈裏真》上撰文，明確表示，雖然他和賈·尼赫魯之間存在明顯觀點分歧，但是他們的感情並未疏遠，如果他們是對手，那也是在共同目標的追求中彼此愛慕的對手。雖然直到1936年底還有人在預言國大黨會分裂，賈·尼赫魯將把一群人引入荒原漫野，然而賈·尼赫魯沒有這樣做，國大黨的一場危機避免了。
1936年12月，賈·尼赫魯主持了國大黨法伊茲浦爾大會。雖然他本人仍然堅信社會主義，但是出於全局考慮，他降低了調子。甘地也表示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大會正式承認了《競選宣言》，通過了國大黨參加競選的決議。雖然賈·尼赫魯與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多數派有分歧，處於少數派地位，但是他代表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國大黨離不開他，特別在參加競選和省自治的重要關頭更是如此。
國大黨省政府成立後，左翼原本是不讚成國大黨建立省政府的，因而讓右翼去掌權，他們不擔任政府職務，而是繼續在群眾中工作。這樣，就形成了右翼掌握政權、左翼掌握群眾的局麵。正是鑒於此，甘地於1937年建議國大黨再次選舉賈·尼赫魯為主席，次年又建議選舉另一左翼領袖蘇·鮑斯為主席。連續3年都讓左翼領袖擔任主席是為了保持國大黨內平衡和駕馭群眾。甘地希望左翼側重在黨的建設和民族運動發展上做工作，右翼則更多地在管理政府和議會鬥爭上發揮作用。這個安排是甘地獨具匠心的傑作，但是左翼並不想偏安一隅，而是從全局考慮，繼續努力從各方麵促進運動的發展。因此，左右翼之間的衝突並未停息。
1937年末，國大黨著手準備下一年的主席選舉。有跡象表明，賈·尼赫魯很可能第三次連任。賈·尼赫魯感到疲憊不堪，拒絕連任。11月，賈·尼赫魯在《現代評論》報上發表了一篇反對賈·尼赫魯連任國大黨主席的匿名文章。文章說賈·尼赫魯雖然有才能，但卻正在危及民主：“獨裁君主總是叩門，難道賈瓦哈拉爾不會將自己當作愷撒嗎？通過第三次選舉他，我們將捧高一人而毀掉國大黨，並使人們以獨裁君主製方式思考問題。雖然賈瓦哈拉爾言辭犀利，但他顯然已經疲憊而迂腐。我們有權期望他將來好好工作。讓我們不要用過分的逢迎和讚揚寵壞他。我們不要愷撒！”[12]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震動，左翼垂頭喪氣，右翼揚眉吐氣，人們紛紛猜測作者是誰，許多人指責是英國人或國大黨右翼所為，有些人甚至指責是甘地所為。後來，尼赫魯對《亞洲的內幕》一書的作者吐露了謎底，原來作者是他本人。
甘地與蘇·鮑斯
在甘地的推薦下，蘇·鮑斯當選1938年國大黨主席。1938年2月，蘇·鮑斯主持國大黨哈裏浦拉大會，通過了拒絕聯邦製決議和戰備決議。國大黨右翼仍與當局談判，企圖在聯邦製問題上與殖民者合作。蘇·鮑斯對右翼保守派發起了猛烈攻擊，結果與甘地發生了尖銳衝突。賈·尼赫魯出席了會議，簡短地談了擊敗帝國主義的必要性，向代表們解說了國際形勢。
1939年1月初，國大黨舉行主席選舉。蘇·鮑斯決定帶病參加競選以求連任，因為他有一個對英國統治發動新攻勢的想法，希望能借助國大黨主席職位，影響國大黨，接受他的想法。蘇·鮑斯主張國大黨應該立即發動一場爭取完全獨立的群眾鬥爭，給英國人發出“滾出印度”的最後通牒，並指責國大黨右翼與帝國主義合作，圖謀建立聯邦製，號召發動全國鬥爭反對聯邦製憲法，並擊退右翼領導方麵的妥協傾向。蘇·鮑斯受到左翼民族主義者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擁護。
甘地和工作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反對蘇·鮑斯連任主席，並提名帕達比·西達拉馬亞為候選人與蘇·鮑斯對抗。國大黨主席選舉第一次出現競爭。競選結果，蘇·鮑斯以1575票對1376票擊敗帕達比·西達拉馬亞當選。這一結果對於甘地和右翼元老派是一個挫折。甘地承認這是他個人的失敗，並宣稱他現在明白了，代表們並不讚成他所主張的主義和政策。
蘇·鮑斯不顧當權機構的反對而當選，引起國大黨嚴重的內部危機。甘地對選舉結果極為不滿，他發表談話，攻擊國大黨變成了有“偽黨員”的腐化組織，並提出覺得留在國大黨中不痛快的人們不妨退出。2月22日，帕特爾、普拉薩德等12名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委員聯名辭職，拒絕與蘇·鮑斯合作。賈·尼赫魯沒有在聯名辭職信上簽字，他單獨發表聲明，退出了工作委員會，並提出在甘地和蘇·鮑斯之間進行斡旋。工作委員會中隻留下蘇·鮑斯兄弟兩人。
賈·尼赫魯寫信給甘地，要求接受蘇·鮑斯經民主選舉當選主席的事實，不要鼓勵任何罷黜蘇·鮑斯的做法。同時，他勸蘇·鮑斯按照甘地的願望組建他的工作委員會。然而，甘地毫不妥協，他將蘇·鮑斯視為真正的威脅，拒絕與他共事。蘇·鮑斯則指責賈·尼赫魯不支持他反對甘地，與右翼站在了一起，對賈·尼赫魯表示不信任。
3月，國大黨召開特裏普利會議，這次會議是蘇·鮑斯的一次嚴重挫折。會議通過《民族要求決議》，重申國大黨不妥協地反對《印度政府組織法》的聯邦部分，堅決反對其強行實施，但沒有向英國當局提出最後通牒。此外，會議通過了要求信任甘地的《潘特決議》：鑒於在這樣的危機中，隻有甘地能夠領導國大黨和國家走向勝利，會議認為必須使國大黨執行機構享有信任，並要求國大黨主席根據甘地的願望任命工作委員會，這是絕對必要的。在國大黨內部嚴重衝突麵前，甘地曾宣布要絕食至死，《潘特決議》使他產生了新的希望，他在給蘇·鮑斯的信中直言：根據《潘特決議》精神，我個人完全有資格給你組織工作委員會的名義，你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委員會，但十分不幸的是，達成共同協議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4月，賈·尼赫魯與蘇·鮑斯進行了討論。蘇·鮑斯告訴賈·尼赫魯，他打算辭職，另組新黨。賈·尼赫魯認為這會導致國大黨分裂，在關鍵時刻削弱民族運動，力勸蘇·鮑斯不要辭職。他坦誠地告訴蘇·鮑斯，同甘地直接衝突就可能是自取滅亡，因為“左翼的力量不夠強大，不能獨自挑起重擔，國大黨內真正發生競爭時，左翼就會失敗，就會出現對它的反抗”[13]。蘇·鮑斯可以在選舉中戰勝右翼候選人帕達比·西達拉馬亞，但賈·尼赫魯懷疑蘇·鮑斯是否能夠在同所謂的甘地主義進行徹底的較量時奪取國大黨，即使他在國大黨內贏得多數票，那也不能保證他在全國得到足夠的支持。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同政府開展群眾性鬥爭而沒有甘地，那是不可想象的。
4月29日，國大黨在加爾各答召開全國委員會會議。由於甘地拒絕提出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名單，蘇·鮑斯無法組成新的工作委員會，因而辭去主席職務，拉金德拉·普拉薩德當選為主席。蘇·鮑斯在黨內另組“前進集團”，旨在團結國大黨激進分子和反帝分子，繼續與甘地和黨內右翼展開爭奪反帝鬥爭領導權的鬥爭。前進集團主張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同英帝國主義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印度人民應該摒棄甘地的非暴力哲學體係，摒棄賈·尼赫魯的反軸心國外交政策思想。後來前進集團受到國大黨的紀律製裁，被逐出各級領導機構。
在省自治期間，國大黨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矛盾鬥爭不但尖銳，而且涉及範圍廣泛。兩派在關於堅持反對殖民統治宣傳鼓動、切實改善工農群眾處境、支持土邦民主運動等問題上，紛爭與衝突不斷。在群眾中享有極高威信的左翼對控製省政府的右翼日益不滿，因為國大黨省政府成員越來越追逐個人名利、腐化墮落，逐漸成為英帝國主義的傀儡和工具。
賈·尼赫魯指出，國大黨省政府沒有有效地發揮應有的作用，偏離了爭取獨立的主要目標，陷入了改良主義和追求個人利益，喪失了爭取獨立和社會變革的熱情。他在給甘地的信中表達了他的看法：國大黨的部長們過於遷就舊製度，並且努力辯解自己的這種做法；而比這更糟的是，他們沒有準備行動的原則，他們的工作被日常機會主義所統治，正在喪失我們辛辛苦苦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來的崇高地位。
甘地也對當權的國大黨人的營私舞弊和腐化墮落感到不滿，他在《國大黨人麵臨的選擇》一文中指出，國大黨人似乎不能勝任它所取得的權力，每個人都想分享官職，這不是爭取司瓦拉吉的方式，也不是履行官職的方式，出任國大黨政府的任何官員必須以服務精神為宗旨，如果國大黨政府不滌除非法行為和不軌行為，它就會失去今天的權力，當國家麵臨真正的鬥爭時會辜負眾望。
1939年10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政治危機，國大黨省政府全部辭職。甘地之所以讚成辭職，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樣做有助於清除國大黨“猖獗的腐敗現象”。甘地在寫給拉賈戈帕拉查裏的信中說，他知道這是一劑苦藥，但卻是必需的，它將驅除身體中所有的寄生蟲。
二、教派紛爭加劇
除了國大黨內部分化加劇外，省自治期間，印度政治發展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教派紛爭加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極端教派主義”階段。
現代印度教派主義的興起與發展經曆了3個不同階段，這3個不同階段分別體現了現代印度教派主義意識形態的3個基本要素。
第一階段可以稱之為“世俗教派主義”。“世俗教派主義”是教派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一個要素。“世俗教派主義”持有如下觀念：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具有相同的世俗利益，即相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這是教派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一個基石。由此產生了以宗教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群體觀念。正是這些以宗教為基礎的群體被視為印度社會的基本單位，而不是階級、族群、語言—文化團體、民族或政治—地域單元（如省或邦）。人們相信，印度人隻有作為這些以宗教為基礎的群體的成員，才能夠從事社會和政治活動，並保護他們的集體利益或非個體利益。這些以宗教為基礎的不同群體有它們自己的領袖。那些高談闊論自己是民族、地區或階級領袖的人，隻不過是戴著麵具在演戲。在麵具下麵，他們隻不過是他們群體的領袖。他們力所能及的就是作為教派領袖團結起來，然後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民族或國家服務。個人、政黨或運動中的教派主義意識形態往往始於這一階段。許多民族主義者陷入“世俗教派主義”的陷阱不能自拔。這些人自視為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穆斯林民族主義者、錫克教民族主義者等，而不是自視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者。[14]
第二階段可以稱之為“溫和教派主義”或“自由教派主義”。“溫和教派主義”是教派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二個要素。“溫和教派主義”持有如下觀念：在像印度這樣一個多元宗教社會裏，某一宗教信奉者的世俗利益，即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利益，與另一宗教信奉者的利益是不同的、分歧的。“溫和教派主義者”基本上來說是教派政治的信奉者和實踐者，但是他們仍然堅持某些自由、民主、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價值。即使他們認為印度由截然不同的宗教群體構成，這些宗教群體具有各自獨立而特殊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候導致宗教群體之間彼此衝突，但是他們依舊堅持並公開承認這些不同的教派利益可以逐漸得到調和，並且在整體的、不斷發展的民族利益框架內保持和諧，將印度建設成為一個民族。在1937年之前，大部分教派主義者都是在溫和或自由教派框架內發揮作用，包括“印度教大會”、“穆斯林聯盟”、阿裏兄弟（1925年之後）、真納、馬丹·莫漢·馬拉維亞、拉·拉伊、科爾卡（1922年之後）。
第三階段可以稱之為“極端教派主義”或“法西斯教派主義”。“極端教派主義”是教派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三個要素。“極端教派主義”持有如下觀念：不同宗教信奉者的利益或不同“群體”的利益相互排斥、對抗和敵對。“極端教派主義”具有法西斯主義特征，以恐懼和憎恨為基礎，具有使用暴力語言和敵視語言及行為來對付政敵的傾向。“極端教派主義者”認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具有相同的世俗利益，他們的世俗利益必定是互相對立的。在這一階段，教派主義者宣揚，穆斯林、穆斯林文化、伊斯蘭教以及印度教徒、印度教文化、印度教處於被壓製和消亡的危險之中。也是在這一階段，穆斯林教派主義者和印度教教派主義者提出兩個民族理論，即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構成不同的民族，他們之間的相互敵對是永遠的和無法解決的。1937年之後，穆斯林聯盟、印度教大會、國民誌願團日益轉向了極端教派主義或法西斯教派主義。
雖然教派主義的3個階段和要素彼此不同，但是它們也相互作用和影響，具有某種連續性。第一階段或要素即世俗教派主義，助長了第二和第三階段或要素，即溫和教派主義和極端教派主義，使得與溫和教派主義和極端教派主義進行鬥爭何其之難。同樣，溫和教派主義者發現很難阻止溫和教派主義意識形態向極端教派主義意識形態轉變。
在省自治期間及前後，由於新形勢下教派主義的泛濫以及英國統治者的利用，也由於國大黨對問題嚴重性認識不足和處理不當，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關係空前惡化，教派主義由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化。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省政府競選主要是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之間的競爭，它直接決定省一級權力的分配，雙方的教派主義勢力甚至把它看作是一場生存之戰。國大黨在競選中所處的遙遙領先地位使穆斯林教派主義勢力深感不安，也使穆斯林聯盟有了一個確定的認識，即穆斯林聯盟要在未來的權力競爭中與國大黨抗衡，必須使自己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全國穆斯林組織，更多地反映穆斯林上層的教派主義要求。
其實，真納1936年從英國返回印度後，一開始是想在自由教派主義基礎上複興穆斯林聯盟。1936年期間，他一直強調民族主義信念，並希望實現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合作。例如，他於1936年3月在拉哈爾的演講中談道：“不管我做什麽，我都希望你們相信，自從我加入國大黨以來，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一點也沒有。也許某些時候我做錯過一些事情，但決不是為了黨派利益。我想讓你們相信，我的唯一目標就是維護我的祖國的利益。為了神聖的印度利益，我願赴湯蹈火，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這樣做。”[15]他一方麵鼓動穆斯林自身發展，另一方麵呼籲穆斯林去證明他們的愛國精神是不容玷汙的，他們對印度的愛不比其他任何組織少。然而，1937年2月的選舉結果使真納轉向了極端教派主義政治。
真納轉向極端教派主義政治與國大黨的態度和決策不無關係。麵對不盡人意的選舉結果，真納仍希望在維護穆斯林利益的基礎上與國大黨合作，並為此作了一番努力。例如，聯合省穆斯林人數不少，大選結果穆斯林聯盟得到27個席位，真納和穆斯林聯盟聯合省領導人都希望國大黨在組織省政府時給穆斯林聯盟幾個部長職位，實現合作，共同治理聯合省。國大黨從聯合省領導人到中央領導人，絕大多數都不願讓穆斯林聯盟參加政府，認為穆斯林聯盟加入會妨礙實行社會經濟改革，造成政府內部意見不一，無法工作。國大黨活動家阿紮德主張考慮穆斯林聯盟要求，被工作委員會拒絕。國大黨這種態度使真納和穆斯林聯盟所有領導人感到反感，認為它體現了國大黨代表印度教徒排斥穆斯林的本質。國大黨拒絕在聯合省省政府問題上與穆斯林聯盟合作是重大失策，喪失了改善兩大組織關係的又一機會，兩大組織改善關係的可能性從此一去不複返了。
國大黨在競選中為了爭取廣大穆斯林的支持，也發表了一些引起穆斯林聯盟領導人反感的言論。例如，賈·尼赫魯曾說：歸根結底，當今印度隻有兩方力量，即政府和國大黨，其他力量必須分別列入這兩方力量之中。真納反駁說：印度還有第三種力量，那就是穆斯林，他拒絕與國大黨為伍，穆斯林不打算受任何人擺布。賈·尼赫魯也說：他比穆斯林領導人更了解穆斯林群眾，而那些領導人隻知道在立法會議席位和政府職位問題上討價還價。國大黨領導人的主張表明，他們輕視穆斯林聯盟在穆斯林群眾中的影響。
大選之後，國大黨許多領導人更是過高估計了把多數穆斯林群眾爭取過來的可能性，過低估計了穆斯林聯盟影響穆斯林的潛力，對穆斯林居住集中的省多數群眾跟著穆斯林地方政黨走這一事實也缺乏足夠的重視。國大黨想撇開穆斯林聯盟和其他穆斯林政黨，直接從下麵爭取穆斯林群眾站到國大黨旗幟下。國大黨認為自己的做法是與穆斯林教派主義作鬥爭，實際上這樣做隻會激怒穆斯林聯盟內那些還主張團結合作的人，驅使他們也轉入極端教派主義立場。
國大黨的錯誤決策引起真納和穆斯林聯盟的強烈反應。1937年10月15日，真納在勒克瑙會議上發表演講，譴責國大黨“醉心於權力”，“當前國大黨的政策”隻會導致“階級仇恨和教派戰爭”。甘地寫信給真納，說他的演講是“宣戰”。真納回複說，這“純粹是為了自衛”。[16]甘地和賈·尼赫魯在寫給真納的信中，力圖說服他改變態度。結果，雙方的通信變成了激烈的筆戰。真納在各地發表演講，號召穆斯林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穆斯林聯盟也對國大黨省政府持不信任和譴責態度。
穆斯林聯盟在各省成立支部，發動了“反對國大黨獨裁暴政”運動。穆斯林聯盟主要領導人堅定地認為，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是基於互相衝突的觀念和思想上的兩種文明體係，兩者在共同的國家內求得一致發展的想法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夢幻。真納主張，作為一個民族的穆斯林，應該有自己的家園，這樣才能使他們在精神、文化、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的發展。這種理論成為後來導致巴基斯坦獨立的思想基礎。
1938年3月，穆斯林聯盟組成調查團，調查國大黨省政府“對穆斯林的壓迫”，並公布了調查報告，羅列了國大黨壓迫穆斯林的措施。例如，實行民族教育，推廣印度斯坦語教學，唱《向祖國致敬歌》，懸掛國大黨黨旗等。真納認為，國大黨省政府推行強製學印地語的政策，不僅會破壞烏爾都語的推廣，而且會強迫穆斯林兒童和學生接受印地語及梵語文學和哲學等，唱《向祖國致敬歌》是灌輸反伊斯蘭情緒和鼓勵偶像崇拜，甘地的瓦爾達教育計劃（即以傳授基礎知識和手工藝為中心，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以致用原則的計劃）是企圖複興和宣揚印度教文化。他要求國大黨放棄印度教徒統治的美夢。
比哈爾省穆斯林聯盟的調查報告稱，比哈爾穆斯林生活在經常擔心生命財產會遭到攻擊的恐懼狀態中。盡管國大黨自稱是非教派的，盡管少數國大黨領導人希望遵循真正的民族主義政策，但國大黨絕大多數成員是印度教徒，渴望建立純粹印度教的國家。一般印度教徒也傾向於把司瓦拉吉和羅摩拉吉聯係在一起，把國大黨統治和印度教徒統治聯係在一起。一位穆斯林聯盟活動家寫信給賈·尼赫魯，表示國大黨在比哈爾的統治充滿了宗教複興主義精神。所有國大黨掌權的省穆斯林聯盟都提交了調查報告，提出了類似的指責，但是都沒有提出真正貨真價實的省政府“壓迫”穆斯林的材料。
穆斯林聯盟的這一舉措，使它在穆斯林界贏得了很高的聲望，其他穆斯林政黨紛紛表示支持和擁戴，紛紛向穆斯林聯盟靠攏甚至與穆斯林聯盟合並，從而使穆斯林聯盟勢力空前壯大。在1937年10月勒克瑙會議上，旁遮普首席部長、孟加拉首席部長和阿薩姆首席部長都號召他們的穆斯林政黨成員加入穆斯林聯盟。孟加拉農民大會黨、旁遮普統一黨、聯合省民族農民黨等，都加入了穆斯林聯盟。穆斯林聯盟還在所有省開展發展新盟員運動，此外，決定凡是參加國大黨的不能加入穆斯林聯盟。這樣，穆斯林聯盟一躍而為一個與國大黨並立的真正全國性的穆斯林政黨，把全國穆斯林集結在自己周圍。1938年4月，真納不無驕傲地說：穆斯林聯盟日益強大起來，勒克瑙會議前盟員隻有幾千人，如今已經有千千萬萬穆斯林站在穆斯林聯盟的旗幟下。
國大黨領導人終於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急忙尋求與穆斯林聯盟調整關係，但是為時已晚。穆斯林聯盟宣稱：隻有它是印度穆斯林唯一代表，國大黨隻代表印度教徒。1938年4月，甘地出麵與真納會晤，但毫無結果。6月，穆斯林聯盟向國大黨提出11項要求，包括承認穆斯林聯盟為印度穆斯林唯一代表組織，放棄以《向祖國致敬歌》為國歌，穆斯林宰牛不受幹涉，穆斯林早課或禮拜不受幹擾，國大黨不得再反對穆斯林單獨選舉區製，製定法律保障穆斯林基本權利和伊斯蘭文化，保障烏爾都語的使用，地方民意機構組織也采取穆斯林單獨選舉區製等。國大黨拒絕接受穆斯林的11項要求。真納在穆斯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在1938年底全印穆斯林聯盟會議上，真納開始被尊稱為“偉大領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大黨因抗議英國對印度民族要求的漠視，1939年10月23日至11月25日，8個省的國大黨省政府全部辭職。對於國大黨省政府辭職，穆斯林聯盟興高采烈。當國大黨省政府辭職，省督委派官吏組成政府時，穆斯林聯盟表示同意參加這些政府。穆斯林聯盟主席真納宣布12月22日為印度穆斯林的“拯救日”，感謝神把印度的伊斯蘭教徒從國大黨兩年半暴虐、壓迫和非正義的統治下解救出來。這一天，各地舉行遊行集會，組織“慶祝”活動，慶祝穆斯林“從國大黨枷鎖下解放出來”。這一極端教派主義性質的舉措加深了穆斯林聯盟和國大黨的裂痕，並使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教派群眾間現有的猜忌和惡感迅速增長。[17]
在和國大黨對抗以及與印度教極端教派組織印度教大會和國民誌願團的激烈交鋒中，穆斯林極端教派主義繼續升溫，終於導致穆斯林聯盟通過《巴基斯坦決議》，走上分立主義道路。建立穆斯林單獨國家的思想最早由穆斯林著名詩人、宗教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穆罕默德·伊克巴爾（1873—1938）於1930年提出來，他主張將旁遮普、西北邊境省、信德、俾路支斯坦、孟加拉組成一個單一的伊斯蘭國家。1933年，一個在英國劍橋大學念書的學生喬杜裏·拉赫曼·阿裏又提出了類似設想，並給這個穆斯林國家起名為“巴基斯坦”，意思是“純潔的國土”。自1939年起，在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關係空前惡化的情況下，建立單獨伊斯蘭國家的思潮迅速活躍起來。1940年3月，真納撰文闡述“兩個民族”理論。
與此同時，穆斯林聯盟拉哈爾年會於1940年3月23日正式通過了建立穆斯林單獨國家的決議，當時並沒有使用“巴基斯坦”這一國名。該決議在第二天早晨頭版頭條見報時，報社編輯加上了“巴基斯坦決議”字樣。《拉哈爾決議》因此也稱為《巴基斯坦決議》，並以此而聞名於世。從此，在印度建立巴基斯坦成為穆斯林聯盟的主要鬥爭目標，這也是日後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爭執的最大症結所在。
對於穆斯林聯盟走上分立主義道路，林承節先生作了精辟的分析。1937年後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關係急劇惡化，穆斯林聯盟走上分立主義道路，說明國大黨在大選勝利後對穆斯林聯盟的態度，特別是在建立聯合省政府問題上的失策產生了多麽嚴重的後果。不過，如果把原因都歸結到這一點是不公允的。穆斯林聯盟走上分立主義道路，與英國殖民當局長期鼓勵、利用穆斯林教派主義是分不開的。此外，教派主義發展有其經濟、政治根源。隻要這些根源存在，教派主義膨脹就不可避免。1937年後教派主義迅速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省自治的實行使政權逐步轉移到印度人手裏成了現實問題，國大黨在未來政權中占多數的前景使穆斯林上層感到憂慮，害怕自己在穆斯林社會中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也受到損害。於是，他們便借助分立主義來保障這種地位，而國大黨在關鍵時刻的失誤，為這個趨勢的發展打開了閘門。
[1]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311-314.
[2] D.G.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Ⅲ，1930-1934，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71，pp.318-319.
[3] 尚勸餘：《聖雄甘地宗教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頁。
[4] Michael Brecher，Nehru：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90.
[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319.
[6] 尚勸餘：《尼赫魯與甘地的曆史交往》，第56頁。
[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320.
[8] V.T.Patil，Nehru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vt.Ltd，1977，p.102.
[9] B.R.Nanda，etc.，Gandhi and Nehru，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79，p.18.
[10] N.G.Rujurkar and S.N.Kurundkar，Jawaharlal Nehru，the Thinker and the Statesman，Rohtak：Manthan Publications，1985，p.86.
[11] R.C.Dutt，Socialism of Jawaharlal Nehru，New Delhi：Shakti Malik Abhinav Publications，1981，p.103.
[12] Tariq Ali，An Indian Dynasty：The Story of the Nehru-Gandhi Famil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5，p.61.
[13] N.G.Rujurkar and S.N.Kurundkar，Jawaharlal Nehru，The Thinker and theStatesman，Rohtak：Manthan Publications，1985，p.84.
[14]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398-400.
[1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34.
[16]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16～418頁。
[17]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22～4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