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4年，甘地順應印度民族運動發展的需要，發動了文明不服從運動，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掀起了第二次**。
一、運動的開始
文明不服從運動的新**始於1930年，但新**的征兆在1928年就已經出現。在青年獨立派的推動下，1928年印度政局呈現出令人鼓舞的新氣象，農民、工人、青年、知識分子等各個階層空前覺醒，群眾組織拔地而起，群眾運動蓬勃發展。正如賈·尼赫魯所說，1928年是內容豐富的一年，全國各地都很活躍，似乎有一種新的力量把人們推著向前走，這種現象到處都看得出，無論在產業工人中間、農民中間、中產階級青年中間或一般知識分子中間都是這樣。1928年抵製西門調查團的群眾運動，則是文明不服從運動新**的預演。
1919年《印度政府組織法》第84款規定，自該法實施後10年，將派專門調查團赴印度，考察《印度政府組織法》的實施情況，研究進一步完善印度行政體製問題。1928年2月，由英國下院議員約翰·西門率領的調查團抵達印度。國大黨發動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運動，穆斯林聯盟、印度共產黨、全印工會大會等都宣布抵製。廣大工農群眾、青年學生、商會和工廠主協會等都積極參加。西門調查團走到哪裏，哪裏就發生示威遊行和總罷業。西門調查團所到之處，遇到的是打著黑旗的群眾，聽到的是“西門滾回去”的憤怒呼聲。殖民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示威遊行群眾，幾百人流血犧牲。在拉哈爾，著名國大黨領袖64歲的拉·拉伊高舉象征殖民統治的海盜旗領導群眾性大示威，遭軍警毆打致死。在勒克瑙，賈·尼赫魯參加並領導了示威遊行，第一次受到了軍警的棒打，他被打得遍體鱗傷，頭昏眼花，感到怒不可遏，真想動手還擊。但是，長期的訓練和紀律製止了他，他一動不動地站著。這次經曆考驗和磨煉了賈·尼赫魯的意誌。甘地寫了一封感人的讚揚信：“親愛的賈瓦哈拉爾，我愛你。一切都表現得很勇敢，你做得尤其勇敢，願神靈保佑你，使你成為他所選擇的拯救印度的工具。”[10]國大黨領導的群眾性抵製西門調查團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印度民族運動新**的到來，是文明不服從運動的先導。
1930年1月26日，印度各地舉行盛大集會和示威遊行，慶祝第一個獨立日。僅在孟買一地，就有15萬群眾在這一天舉行了盛大集會和遊行示威。群眾高呼口號：“印度屬於印度人！”“革命獨立萬歲！”“非暴力萬歲！”國大黨領袖們走在遊行隊伍最前列。一名叫恰托巴達亞的婦女，勇敢地排除警察幹擾，將一麵國旗升在國大黨辦公樓上。慶祝獨立日的活動，促進了甘地迅速開展文明不服從運動的決心。
1月31日，甘地向殖民當局提出11點要求：（1）把盧比兌換率降為1先令4便士。（2）降低稅賦50%。（3）裁減軍費50%或以上。（4）削減英籍官員薪金50%。（5）實行關稅保護政策，限製服裝和布匹進口。（6）給印度人以內河航運權。（7）取消或監督刑事偵緝局。（8）印度人應有攜帶武器自衛的權利。（9）廢除食鹽專賣製，取消鹽稅。（10）禁止銷售酒類飲料。（11）釋放殺人犯和教唆犯以外的全體政治犯。這11點要求雖然沒有提到印度獨立問題，但是卻關係到民族資產階級、地主、農民、愛國者、城鄉勞動者、職員、民眾等各個社會階層的切身利益，集中反映了一般的民族、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要求。甘地想通過這11條關係到社會所有階層利益的問題，把廣大印度愛國階層吸引到文明不服從運動中來。甘地將這11點視為“獨立的要旨”，於3月2日向總督提出最後通牒，要求當局在8天內對上述要求給予令人滿意的答複，否則就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殖民當局對甘地的最後通牒置之不理，於是甘地著手準備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
食鹽進軍
文明不服從運動的帷幕是以“食鹽進軍”的獨特方式拉開的。3月12日，甘地挑選了78名信徒，從薩巴瑪蒂出發，前往海濱小村丹地，開始了為期24天、行程240英裏的震驚世界的“食鹽進軍”（亦稱“丹地進軍”）。[11]路易斯·費歇爾描述了甘地發起“食鹽進軍”的情景：國大黨授權甘地發動旨在爭取獨立的文明不服從運動後，甘地隱居到他的薩巴瑪蒂靜修院，沉思冥想，泰戈爾曾前往詢問甘地的設想。甘地回答說：我正在日夜苦思冥想，我在周圍黑暗中還沒有看出任何光明。甘地探索了6個星期，全國在焦急地等待，整個印度的眼睛都盯著他的茅舍。終於，甘地找到了答案，決定以違反食鹽法開始文明不服從運動。於是，一場群眾性的文明不服從運動便以“食鹽進軍”的獨特方式載入了史冊。當時，包括賈·尼赫魯在內的許多人對甘地的做法感到困惑不解，搞不明白民族鬥爭怎麽能和鹽這個普通東西聯係在一起。甘地解釋說，他之所以選擇鹽稅作為運動的開端，是因為他認為鹽稅是不合理的、可憎的，是英國殖民政府權威的象征，此外，鹽是絕對的生活必需品，它能夠刺激各個社會階層加入運動。
在“食鹽進軍”途中，甘地邊行走邊宣傳，每到一地都要召開群眾大會，發表演講，號召民眾參加文明不服從運動，遵守非暴力原則。有200多個村長自動放棄了職務，更多民眾參加了進軍的行列。4月5日，甘地一行到達丹地，4月6日至海邊，撿起鹽塊以示破壞鹽法，開始了為期3周的製鹽活動。甘地的“食鹽進軍”點燃了全國性反對食鹽專賣運動，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響應，踴躍參加。印度報刊紛紛報道了甘地這次以“食鹽進軍”開始的、別出心裁的文明不服從運動。這種盛況深深打動了賈·尼赫魯。他寫道：“我們回想起當甘地首先建議采用這種方法時，我們對這種方法能否生效表示懷疑，現在看見民眾這樣熱忱，製鹽運動像野火一樣蔓延全國，我們不禁感到慚愧。我們羨慕甘地影響群眾，使群眾組織起來采取行動的驚人能力。”在此期間，賈·尼赫魯和他父親商量後決定將他們的家“極樂園”捐獻出來，供國大黨使用，改名“自治大樓”，用作全印國大黨委員會辦公樓，有一部分被改為醫院。
二、運動的發展
4月9日，甘地進一步發出號召：“每個村莊出售或製造違禁的食鹽，姐妹們監視酒店、鴉片館和洋布店。每家老少孜孜從事織機工作，每天紡織成堆的麵紗。洋布應當燒毀。印度教徒放棄不可接觸製。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達成真誠團結。多數民族安心於少數民族獲得滿足以後的情形。學生脫離公立學校，公務員辭去他們的職務而致力於為人民服務。這樣一來，我們不久會發現，完全獨立就會來叩響我們的大門。”[12]這意味著把不服從與不合作結合起來，使運動在多層麵同時開展。
甘地的號召在全國獲得熱烈響應，各種形式的不合作和不服從迅速展開，形成洶湧洪流。在泰米爾納杜、馬拉巴爾、孟加拉、安德拉、奧裏薩等一些沿海地區，小型“食鹽進軍”轟轟烈烈開展，當地居民開始生產海鹽，反抗食鹽專賣法。據統計，全國有約500萬人在約5000個地點破壞鹽法。抵製外國布、鴉片和烈酒的運動也在全國進一步展開，無論城市或農村，到處都能聽見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看到來來往往忙於糾察工作的誌願隊員。婦女們發揮了積極作用，那些從未單獨踏出家門、仍處在深閨製度中的婦女們，那些年輕的媽媽、寡婦以及未婚的女孩們，從早到晚站在烈酒專賣店、鴉片館和售賣外國布料的店外麵，輕聲但堅定地說服顧客和賣主改變想法，從而形成了一幅感人的景觀。與婦女們一樣，學生和青年在抵製外國布和烈酒方麵也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對烈酒的抵製使政府從消費稅中所得的收入大幅下跌。
一些地區發生了不同形式的抗稅運動。降低稅賦是甘地提出的11點要求之一，國大黨在農村通過各種形式大力宣傳這項要求。在比哈爾，由於地處內陸，製鹽運動難以開展，主要是開展抗交鄉丁稅運動。這裏盛行一種專門供養鄉丁的地方附加稅。這些鄉丁實際上是當局豢養的打手和密探，他們不僅充當政府的間諜，還經常保護當地的地主。農民非常痛恨這些鄉丁，紛紛抗交鄉丁稅，當局嚴厲鎮壓，許多農民財產被沒收，但他們不屈服，堅持鬥爭。在古吉拉特，主要是開展抗交土地稅運動。薩達爾·帕特爾指導了抗稅運動，數以千計的村民帶著家人、家畜和家庭用品，從英屬印度地區來到鄰近土邦，在戶外露營數月。他們的房屋被摧毀，財產被掠奪，土地被沒收。警方甚至都沒饒過薩達爾·帕特爾80歲高齡的母親，當時她還在屋裏坐著燒菜，她用來燒菜的用具被踢翻，被煤油和石頭覆蓋著。農民們堅持鬥爭，直到勝利返回家鄉。在馬哈拉施特拉和卡納塔克，主要是開展反對《森林法》運動。殖民政府對森林使用的限製嚴重影響了這裏的部落居民的生活，反抗《森林法》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某些地方，反抗《森林法》的民眾規模達到了7萬人以上。在聯合省，主要是開展抗繳地稅和地租運動，即號召地主拒絕向政府繳納地稅，佃農拒絕向地主繳納地租。賈·尼赫魯領導了運動，要求當局減稅50%，地主相應減租，如果當局不接受，就發動地主和佃農共同抗稅，地主拒繳50%地稅，佃農少繳50%地租。抗稅和抗租運動迅速掀起，但是地主中有些人執行抗稅決定，多數人則在當局壓力下沒有執行。這樣，抗稅運動在許多情況下便成了抗租運動。在一段時間內，政府當局和地主都無計可施。
和平進占政府鹽場是文明不服從運動中波瀾壯闊的一幕。甘地曾決定率領一批誌願隊員，用非暴力形式進占政府的達拉沙拉鹽場開倉取鹽。甘地被捕後，這一計劃由其他國大黨領導人繼續執行。按照甘地事先所作的安排，在他被捕後，由提亞勃吉代替他指揮這次行動，如果提亞勃吉也被捕，就由莎羅吉妮·奈都夫人接替指揮。提亞勃吉率領誌願隊員從卡底出發，剛動身即遭逮捕。奈都夫人接過了接力棒，與甘地在南非時期的戰友伊瑪目·薩海布和甘地的兒子曼尼拉爾一起，一馬當先，帶領一支2000人的隊伍，步行150英裏，於5月21日來到達拉沙拉鹽場前。鹽場周圍已經布滿荷槍實彈的士兵，並樹起了鐵絲網，修築了工事。鐵絲網外布置了大批警察，手執帶鐵頭的警棍。誌願隊員排成縱隊，編成小組，一組一組前進。在接近警戒線時，一幫警察猛衝過來，劈頭蓋臉地瘋狂毒打，所有隊員紛紛倒地，場地頓時被鮮血染紅。沒有失去知覺的人，掙紮著爬起來，繼續前進，被再次打倒。事先安排好的擔架隊把第一組傷員抬下去，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第五組相繼挺身前進，相繼被打倒。此後，誌願隊改變戰術，每25人組成一組，走近警戒線便就地坐下。警察衝過來同樣毒打，還把有些傷員拋進水溝。這種史無前例的單方麵廝殺的戰爭持續到上午11點，因天氣太熱才停止。共有320人受傷，2人死亡。美國記者韋伯·米勒目睹了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他向全世界報道：“在過去的18年中，我到過20個國家采訪，目睹過無數次內亂、暴動、巷戰和叛亂，還從沒有見到過像達拉沙拉這樣恐怖殘忍的場麵。”[13]韋伯·米勒對食鹽進軍的現場報道，被世界1000多家報紙轉載。《紐約時報》社論指出，英國因茶葉失去了美國，它正在因食鹽失去印度！《時代》雜誌將甘地作為“年度人物”，登上了封麵。
進占鹽場的鬥爭擴散到了其他地區。在孟買郊區的瓦達拉鹽場，發生了同樣的事情。為進占鹽場，從孟買先後派出4批誌願隊員，前3批共800餘人，都被捕或被開槍打傷。最後一批誌願隊員和群眾共1.5萬人，於6月1日不顧警察的瘋狂毆打，終於衝破封鎖線，進入鹽場，在騎著馬的警察麵前勝利地運走一批食鹽，使得這次瓦達拉鹽場鬥爭達到**。在卡納塔克，1萬多人湧入了薩尼卡塔鹽場，遇到了警棍與子彈的攻擊。在馬德拉斯，反抗鹽法導致了與警察的多次衝突。4月23日在沙灘上舉行的一次抗議聚會，遭到警棍和槍擊的驅散，3人死亡。和平進占鹽場的鬥爭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國大黨領導人一方麵用參加者的英勇精神進一步鼓舞群眾的鬥誌，另一方麵以其為榜樣號召全國人民恪守非暴力。
文明不服從運動空前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在殘酷的暴行麵前，人們為捍衛國旗的尊嚴，表現出氣吞山河的英雄主義氣概。在安德拉，托塔·奈拉賽亞·奈都寧願被15個警察打得不省人事，也不願放棄國旗。在卡利卡特，克裏希納·皮萊伊以同樣的決心遭受了警棍的毆打。在蘇拉特，一群孩子竭盡全力守護著國旗。由於手中的國旗總是反複地被警察搶奪，孩子們便將三色國旗縫在他們的土布衣服上。於是，這些“活國旗”勝利地在大街上遊行，以反抗拿走國旗的警察。象征著新精神的國旗，成為了甚至在遙遠村莊都可以見到的一道普遍的風景。大人和孩子們也經常圍在一起，高唱民族主義歌曲，這幾乎成了村莊和城鎮裏的一條不成文的規定。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婦女以空前姿態投身於民族運動洪流之中。甘地的妻子，賈·尼赫魯的妻子、母親和兩個妹妹都帶頭加入運動，並做婦女發動工作。當時，國大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國大黨領袖大多數被捕入獄，印度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動人場景出現了：印度婦女來到前線，開始擔負起鬥爭的重任。她們以排山倒海之勢而來，像千軍萬馬的洪流不顧政府的命令和警察的棍子洶湧而來，這不但使英國政府而且使她們自己的男同胞也感到驚訝，並非僅僅由於她們所表現的勇敢和決死的精神，更令人驚奇的是她們所表現出來的組織能力。例如，賈·尼赫魯的妻子卡瑪拉雖然體弱多病，但毅然出任阿拉哈巴德國大黨區委主席，四處奔走，以巨大的能力、熱情和勇氣，組織文明不服從運動，領導遊行示威，勇敢地麵對警察的警棍和子彈。幾個月內，她成了阿拉哈巴德的驕傲和印度婦女的象征。1931年1月1日，卡瑪拉被捕入獄。對此，她感到驕傲，她向一位新聞記者聲明：“能步我丈夫後塵，我深感高興和自豪，希望我國人民不屈不撓繼續鬥爭。”[14]賈·尼赫魯也以讚賞的口吻寫道：“我的妻子卡瑪拉除了參加糾察隊外，還擔任其他一些事，她積極參加阿拉哈巴德市和各區的運動，我雖然多年來很了解她，對此我也不免大為驚奇。”她身體不好，可是她仍然整天在太陽下東奔西跑，表現出驚人的組織能力。這是當時無數婦女的縮影和寫照。
從甘地開始製鹽起，英印當局便頒布特別法令，禁止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在城鄉實行戒嚴，隨意逮捕和監禁印度人，還設立特別法庭，不經正常手續即可宣布死刑。1930年4月14日，賈·尼赫魯被捕入獄，10月11日出獄，10月19日再次被捕入獄。隨後，甘地的秘書、他的兩個兒子被捕入獄。5月4日，甘地本人被捕入獄。6月，國大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6月30日，莫·尼赫魯被捕入獄。7月，67家報紙和55個出版社被查封。後來，賈·尼赫魯妻子也被捕入獄。據統計，1930年的後10個月和1931年中，共有9萬多人相繼被捕入獄，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在有些地方，軍隊和警察把整個村莊燒掉，在農村軍隊甚至施放毒氣彈。當局的鎮壓行徑，引起印度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工農運動以更大的規模發展，一些地方甚至爆發了武裝起義。
三、武裝起義
1930年4月中旬後，隨著文明不服從運動進一步發展，有些地方開始轉化為武裝起義。主要有吉大港武裝起義、白沙瓦武裝起義、紹拉浦爾武裝起義等。
1.吉大港武裝起義。孟加拉吉大港武裝起義是由秘密革命組織“吉大港共和軍”謀劃和發動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度活躍的秘密革命組織，於1928年在旁遮普、聯合省、中央省、比哈爾和奧裏薩等地恢複了活動，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組織。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秘密革命組織是孟加拉的“吉大港共和軍”，由蘇裏亞·森和安比卡·查克拉瓦蒂組建。“吉大港共和軍”製訂了廣泛的起義計劃，準備先在吉大港發難，然後在孟加拉全省發動反英武裝起義。具體計劃為：占領吉大港兩個軍械庫，奪取武器，把大批革命者組建成一支武裝部隊；破壞吉大港的電話和電報係統；切斷吉大港與孟加拉其他地區之間的鐵路交通係統。
1930年4月18日晚上10點，65名革命者分組行動，奪取軍火庫，占領警察局，切斷通訊聯絡，破壞鐵路交通，以防止外來援軍進入。起義者高喊“印度萬歲”、“打倒帝國主義”和“建立甘地政權”等口號。蘇裏亞·森身穿長大衣，腰纏潔白土布帶，頭戴筆挺熨燙帽，行過軍禮後，在歡呼聲中升起國旗，宣布“臨時革命政府”成立。起義者控製吉大港全市達數日之久，但由於疏忽沒有攻占港口設施，給英軍留下了反撲的陣地。退到港口的英軍與加爾各答聯係，得到增援後開始反撲。在打退英軍數次進攻後，起義者力戰不支，退往賈拉拉巴德山。4月22日下午，幾千名英軍士兵在賈拉拉巴德山包圍了他們。一場激戰過後，80多名英軍和12名革命者戰死沙場。蘇裏亞·森決定把革命者分散到鄰近的村莊。在那裏，他們形成了小分隊，並對政府人員和財產進行突擊搜查。盡管當局采取了鎮壓措施和搜查行動，但是村民們為逃亡的革命者提供食物和藏身地，長達3年之久。最終，蘇裏亞·森於1933年2月16日被捕，並於1934年1月12日被絞死。他的許多戰友被捕，並被判處長期監禁。吉大港武裝起義對孟加拉人民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一官方出版物所言，這次武裝起義“點燃了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的想象力”，並“使許多人源源不斷地湧入各種恐怖主義團體”。[15]1930年至1932年這3年間，共有22名英國官員和20名非官員被殺。吉大港武裝起義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年輕女性大規模地參加運動，在蘇裏亞·森的領導下，她們為革命者提供庇護，擔任信使和看管武器，並且拿槍與敵人戰鬥，直至獻出生命。吉大港武裝起義是秘密革命組織自成立以來，在印度發動起來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起義，“吉大港共和軍”放棄了個人恐怖主義手段，走上武裝鬥爭道路，並在群眾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動員工農群眾參加鬥爭。他們的行動是一個針對殖民國家機構的團體行動，而不是個人英雄主義行為或者個人暗殺行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武裝起義終將被殖民者鎮壓，但是他們不願隻做曆史的匆匆過客，而是希望給印度人民樹立一個暴力反英鬥爭的榜樣，用自己的行動推動人民鬥爭的進一步開展。正如卡帕娜·喬希所說，吉大港武裝起義的目標是：政府會派部隊來奪回吉大港，起義者將奮戰至死，從而創造一個傳奇，為國人樹立榜樣。也正如蘇裏亞·森所說，一群有獻身精神的年輕人必須找出一條有組織的武裝鬥爭路線來代替個人恐怖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多人都會失去生命，但為了這項崇高的事業，我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
2.白沙瓦武裝起義。在吉大港起義的同時，西北邊境省勞動群眾也開展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其中心地區是白沙瓦。與吉大港起義不同，白沙瓦起義是群眾自發進行的，是由不服從運動轉變而成的。起義的導火線是群眾要求當局釋放被捕的國大黨領袖阿卜杜爾·加法爾汗。阿卜杜爾·加法爾汗是甘地的信徒，號稱“西北邊境甘地”或“邊疆甘地”，屬於普什圖人（亦稱帕坦人）。普什圖人富於反抗傳統，在1919年曾同他們的同族人阿富汗人並肩抗英。白沙瓦起義前，阿卜杜爾·加法爾汗組織了民族主義政黨“普什圖黨”（亦稱“帕坦黨”），並在烏特曼澤成立了義勇隊（亦稱“誌願隊”）。這支義勇隊仿照國大黨誌願隊，自稱“真主之仆”，起初穿白色衣服，後因白色易髒改用紅色磚粉漿染成紅色，被稱為“紅衫軍”（亦稱“紅衫團”或“紅衫黨”）。“普什圖黨”號召民族團結抗英和爭取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主張，得到農民群眾擁護。到1930年末發展到8萬人，1931年集體加入國大黨。
雖然阿卜杜爾·加法爾汗要求黨員恪守非暴力原則，但是隨著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發展，運動於1930年4月23日轉變為武裝起義。此日，當局拘捕阿卜杜爾·加法爾汗等領導人，激起民憤。數以萬計的手無寸鐵的市民、工人、學生和來自邊境的普什圖農民聚會抗議，要求當局釋放國大黨領袖。當局派裝甲車前來鎮壓，裝甲車在人群中橫衝直撞，當場死亡21人，於是，白沙瓦各地相繼爆發了武裝反抗事件。人們到處設立路障，焚毀裝甲運兵車，在衝突中，又有2000餘人遭到軍警慘殺。起義期間，印度皇家第18步兵團中的兩營士兵在昌德拉·辛格號召下倒戈，轉到起義者一邊。當局害怕引起更多士兵嘩變，急忙解除當地所有印度士兵的武裝，並把所有武裝力量撤出白沙瓦。起義者控製全市兩個多星期。5月初，帕坦人阿弗雷迪部落和莫曼迪部落也舉行起義，占領了英姿瑪爾坎德經理行的設防中心和沙巴卡達爾鎮，並向白沙瓦推進。5月中旬，殖民者調動了駐西北邊境省2/3以上的英軍進攻白沙瓦，白沙瓦起義被鎮壓下去。但帕坦部落的起義鬥爭仍在繼續，5—8月，阿弗雷迪部落起義者三度圍攻白沙瓦，殖民當局調動正規軍進行血腥鎮壓。僅8月4—16日期間，印度皇家空軍的6個飛行中隊不分日夜地轟炸阿弗雷迪部落的和平村莊，累計飛行長達1835小時。在當年的日內瓦裁軍會議上，英國代表安·艾登對此辯解說：“用於警察目的的空中轟炸式完全必要的。”[16]殖民當局在西北邊境省的軍事行動一直持續到1931年底。
3.紹拉浦爾武裝起義。白沙瓦起義期間，孟買的紹拉浦爾又爆發了起義。這次起義也是參加文明不服從運動的群眾在遭到當局鎮壓時揭竿而起的，性質與白沙瓦起義相同。1930年5月8日，在孟買省紡織中心紹拉浦爾，國大黨地方委員會領導民眾舉行反英示威遊行，遭到殖民軍警的武裝鎮壓，100多人被打死打傷。總督歐文電賀軍警“表現英勇”。為了回答軍警的暴力鎮壓，工人誌願隊領導民眾擺脫了國大黨的控製，舉行了武裝起義，焚燒了1處軍火庫、6個警察局和殖民政權機關的建築物。英國人躲在火車站裏頑抗，被起義民眾包圍。起義者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權，並控製了全市。殖民當局承認，紹拉浦爾起義是1930年印度人民最成功的武裝鬥爭。因此，當局在印度境內封鎖消息。不過，印度人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事實真相，並開展了支援性鬥爭，其他大工業中心也爆發政治罷工，紹拉浦爾郊區農民也起而燒毀警察所，給殖民當局造成了嚴重威脅。起義者還得到了英國工人階級和英國共產黨在道義上的支持。英印當局派出英軍約克夏團和印度皇家阿爾斯特聯隊2000人前往鎮壓起義。起義者奮起反抗，展開激烈巷戰。5月16日，起義被鎮壓，殖民者控製了局勢。起義領導者被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許多工人領袖被絞殺，不少起義者被判長期監禁。
除了上述幾個地區的起義之外，在米曼辛格、加爾各答、卡拉奇、勒克瑙、木爾坦、拉瓦爾品第、馬爾丹等地，也發生了規模不同的暴力衝突。這些起義或暴力衝突加強了文明不服從運動的打擊力量，使全國形勢更加緊張化。除了對起義力量實行血腥屠殺外，殖民當局竭力玩弄欺騙手腕，誘使國大黨停止文明不服從運動。
四、運動的中止
1930年6月，英國政府發表了西門調查團報告書，許諾實施新的《印度政府組織法》，宣布將在倫敦召開有印度各黨派和各界代表參加的圓桌會議，由英國政府和印度各政黨各界人士一起製定印度下一個憲政改革方案，並聲明最終給予印度自治領地位。甘地向歐文提出3點要求：（1）正式脫離英國統治，建立一個直接向印度負責的全民國家政府。（2）該政府應有統轄印度軍隊和管理印度財政的全部權力。（3）依法處理英國對印度的全部不公正要求。甘地的要求遭到歐文的拒絕，於是，國大黨決定抵製圓桌會議。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第一次圓桌會議在倫敦召開。參加會議的有穆斯林聯盟、印度教大會、錫克教派、自由派、“不可接觸者”領袖以及英國當局指定的土邦王公代表。由於沒有國大黨參加，第一次圓桌會議成了一台沒有主角的滑稽戲。這樣的會議不能如英國統治者所預期的那樣，削弱甚至瓦解文明不服從運動，會議沒有取得任何結果。英國政府認識到，英國人要想在印度獲得一個安逸的統治環境，國大黨是不可或缺的談判對象。在英國當局的授意下，自由派的薩普魯等往來穿梭於甘地所在監獄與政府大廈之間，溝通信息，進行斡旋。隨後，1931年1月26日，總督下令無條件釋放甘地和賈·尼赫魯等國大黨領袖，並撤銷對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活動的禁令。2月5日，莫·尼赫魯不幸病逝，他帶著終身遺憾離開了人間。他曾表示：“如果我非死不可，讓我死在一個自由印度的懷抱裏。”[17]甘地與其他領導人反複磋商，最後決定由甘地與總督直接談判。甘地和國大黨領導人之所以同意談判，是因為他們看到，不服從運動按甘地的部署已經展開，已達到**，但並不能壓垮殖民統治者；群眾雖鬥誌高昂，但難以經受持久的鎮壓，運動勢頭已出現減弱趨勢。
1931年2月17日，甘地與歐文在德裏舉行了會談。甘地提出釋放政治犯、停止迫害、發還文明不服從運動參加者被沒收的財產、恢複因政治原因被撤職者的工作、準許自由製鹽和調查警方暴行等條件。歐文隻同意釋放政治犯、討論新的《印度政府組織法》，但拒絕賠償受害者的經濟損失，拒絕處分警方暴行或討論印度獨立問題。經過艱苦談判，雙方於3月5日在德裏簽訂“休戰協議”，即《甘地—歐文協議》，亦稱《德裏協定》。協議中，歐文接受了國大黨的部分要求，如停止鎮壓、廢除一切有關戒嚴的法令、釋放政治犯等，但繼續壟斷食鹽專賣。甘地同意停止文明不服從運動，參加第二次圓桌會議。協議還宣布國大黨為合法組織，並規定抗稅者被沒收的土地和財產隻有在“不再抗稅”的條件下才能物歸原主，實行關稅保護政策但不得排斥英貨。
這是一個雙方都有讓步的協定，但甘地退讓的太多，所得甚微，既沒有提到印度獨立問題，連食鹽專賣法也仍繼續有效。文明不服從運動開展了一年多時間，幾乎又回到了原地。《德裏協定》是《巴多利決議》在新形勢下的重演。協議公布後，全國一片嘩然和沮喪。《德裏協定》引起印度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一些省份國大黨人提出堅決的反對意見，印度民眾也紛紛舉行抗議性集會。
賈·尼赫魯對該協議深感不滿，與甘地進行討論和爭執。甘地堅持認為，作為一個非暴力抵抗主義者，他應該利用任何一個通向和平的途徑。他想糾正吉大港、白沙瓦和紹拉浦爾起義偏離了非暴力原則的行為，也想用停止文明不服從運動為代價來換取殖民當局釋放被捕者。甘地力圖使賈·尼赫魯相信他並未放棄原則，也未使印度喪失任何主要權益，他的解釋很勉強，未能說服賈·尼赫魯。賈·尼赫魯痛苦地自問：“難道我們一切英勇的言行就這樣結束了嗎？一再重複的國大黨的獨立決議和1月26日的誓言也就這樣完結了嗎？”他沉思萬千，心中無限空虛，感到好像失去了某種珍貴的東西，而且幾乎無法挽回。但是，木已成舟，甘地已經放棄了獨立鬥爭，即使不同意，又有什麽辦法？難道把他推翻？和他決裂？宣布他們之間的分歧？這樣做可能使個人得到一些滿足，但對最後的決定並無影響。幾天之內，賈·尼赫魯猶豫彷徨，無所適從，協定已經締結，無可挽回，與其獨自傷悲，還不如接受既成事實，對協定進行最有利的解釋。因此，在經過尖銳的思想鬥爭和精神痛苦之後，賈·尼赫魯決定接受《德裏協定》，並全心全意為之工作。
3月29日，《德裏協定》簽署3周後，國大黨在卡拉奇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該協定。甘地赴會途中，不斷遇到打著黑旗的人們的抗議。大會上，爭論也很激烈。但大會仍然批準了《德裏協定》，並授權甘地代表國大黨參加第二次圓桌會議，同時重申國大黨的奮鬥目標是完全獨立。為了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支持，平息黨內左派的憤怒並避免黨的分裂，卡拉奇大會也通過了賈·尼赫魯起草並得到甘地支持的《基本權利和經濟與社會變革決議》。決議指出：為了消滅對群眾的剝削起見，政治自由必須把千百萬饑餓者的真正經濟自由包括進去。決議規定：言論、信仰、思想和集會自由；不分種姓、宗教或性別，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保護地區語言與文化；消滅不可接觸製和種姓製；世俗國家；實行成人普選權；實行初級義務教育；產業工人的“生計工資”，限製工作時數，失業和老年保險；保護女工，提供充足的產假；禁止雇傭學齡前兒童；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削減地稅和地租；主要工業和公共設施、礦產、鐵路、水路、航運實行國家所有或控製。
《基本權利和經濟與社會變革決議》是賈·尼赫魯等為首的左翼民族主義者的主張首次被國大黨最高會議所采納，被民族民主運動部分接受的第一個具體例證，它在當時是一個廣泛的、超出了純政治目標的國大黨綱領，成為自由印度的福利目標。後來印度的1951年國民計劃和1955年的“社會主義類型的社會”決議，都可以追溯到1931年的卡拉奇決議。賈·尼赫魯寫道：“一直到現在為止，國大黨僅僅考慮到民族問題，並且除了鼓勵農村手工業和國貨運動外，一向避免接觸經濟問題。在卡拉奇大會決議中，國大黨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跨了一步——很短的一步，主張將主要的工業及服務性的事業收歸國有，並實行其他各種方案，以減輕貧苦人們的重擔，相應地增加富有的人們的負擔。”[18]該決議團結了國大黨內的各派力量，穩定了國大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
幾乎與國大黨卡拉奇大會同時，工農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全印青年聯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也相繼舉行，並發表決議，譴責《德裏協定》，反對國大黨參加第二次圓桌會議。決議提出了工人罷工和結社權利，消滅地主土地占有製，甚至提出工人階級在獨立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不過，在基本要求方麵，卻和國大黨是相同的。
五、運動的恢複與停止
1931年8月底，甘地赴倫敦參加第二次圓桌會議。賈·尼赫魯為甘地送行，從此他們便一別兩年。
會議前夕，英國工黨聯合政府解散，主張對印度采取強硬政策的保守黨在聯合內閣中勢力大增。保守黨人主張，隻有在各宗教各黨派和表列種姓權利等問題獲得圓滿解決後，才能考慮討論印度自治等問題。這種謬論的實質正如賈·尼赫魯所指出的：在宗教團體問題後麵，隱藏著政治上的反動。
甘地在會上號召各宗教團體和種姓之間團結起來，為印度自治這個共同目標而奮鬥。他指出：宗教與種姓糾紛即使不是在外國統治下產生的，也是由於在外國統治下加深的；同時，這種糾紛的冰塊一定會在自由的陽光下融化的。盡管甘地作了許多讓步，甘地的建議都被否決。英國政府指派的穆斯林代表和“不可接觸者”代表同英印混血兒、印度基督教代表達成了分裂協議。操縱會議的英國政府借口印度代表的分裂，於是提出少數民族問題由英國政府通過立法途徑解決。甘地對這個建議和其他建議，都一概拒絕。
第二次圓桌會議顯然是個騙局，被英國當局弄到會上來的王公、地主、教派主義者、自由主義分子更關心的是依靠英國庇護，維護自己的狹隘集團的利益，對國大黨則竭力牽製，不希望其勢力發展。會議接觸不到問題的實質，卻在枝葉問題上爭吵不休，毫無結果。這正是英國統治者殫精竭慮安排圓桌會議的用心所在，既能遷延時日，拖垮運動，又能把達不成協議的責任推到印度人自己身上並加劇他們之間的衝突。1931年12月18日，圓桌會議結束，甘地兩手空空，憤然回國。
甘地在倫敦參加圓桌會議期間，發生了一些小插曲。會議間隙，卓別林拜訪了甘地。《時代》雜誌（1931年10月5日）對此次會麵作了如下報道：“當他的印度友人奈都夫人告訴他：‘著名的卓別林先生想見你。’甘地顯得一臉茫然，問道：‘他因何著名？這位卓別林是誰？’這位電影演員整個周末都和那位好戰的國會議員溫斯頓·丘吉爾待在一起，而丘吉爾公開反對印度獨立。丘吉爾稱甘地為‘半**的滋事生非的苦行僧’！或許卓別林被丘吉爾預先洗腦了，剛介紹完畢便向甘地提了一連串的問題：‘為什麽你要捍衛像手紡車這種粗製的設備呢？所有發明都是人類的遺產，應該被允許用來幫助人類減輕負擔。我完全反對廢除機器的使用！’紡紗工甘地回答說：‘手紡車和手織機對印度大眾是必不可少的，它們給印度人民提供了工作機會。印度的現代機器讓印度人民過分空閑。而且，我們生產的東西可能超出我們的需要，從而由於我們生產過剩而使得世界其他一些地區的人變得無所事事。’突然，聖人甘地掏出懷表，宣布已到晚上7點鍾——禱告的時間到了。卓別林十分感動，跪下一同禱告，在長時間的印度教禱告時他幾乎紋絲不動。祈禱之後與聖雄甘地又聊了一會，分手之後卓別林唏噓不已地告訴記者：‘甘地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實在了不起！他真是一個偉大的國際人士！而且，他也是一個偉大的戲劇性人物！’”會議後，國王喬治五世接待了甘地。國王直截了當地問甘地：“你為何抵製我兒子？”（指的是1921年威爾士王子訪問印度時，甘地組織了抵製活動）甘地立刻回應：“並非抵製您兒子，也並非抵製國王陛下，而是抵製英國王室的官方代表。”他離開白金漢宮時，記者對他會見國王時的衣著打扮表示驚愕。他不動聲色地回答：“國王陛下的衣著足夠我們兩個人了！”後來，在他下榻的金斯利館附近，一群年輕人向他搭訕：“嘿，甘地，怎麽看不到你穿褲子啊！”他開懷大笑著回答：“你們穿遮腿褲，我們穿露腿褲！”賽珍珠這樣評論甘地的幽默：“甘地不僅是一位聖人，而且是一個幽默大師。這二者很少結合在一起，但是一旦結合，其產生的效果無可匹敵。”[19]
甘地返抵印度前，英印政府已經片麵撕毀《甘地—歐文協議》，開始大規模鎮壓印度民族運動。賈·尼赫魯已經被捕入獄，被判2年監禁。在聯合省、西北邊境省和孟加拉，監獄裏關押了大批國大黨人、誌願服務隊員和抗稅的農民。殖民者的鎮壓激起印度人民更大的反抗，聯合省、西北邊境省和孟加拉等省國大黨人領導當地人民開展抵製英貨，醞釀發動抗租抗稅鬥爭，同時不斷呼籲國大黨重新開展文明不服從運動。以賈·尼赫魯和蘇·鮑斯為首的國大黨左翼和大部分基層組織也認為，隻有重新深入廣泛地開展文明不服從運動，才能迫使殖民者退出印度。國大黨授權甘地同新任總督威靈頓會談，然而威靈頓拒絕會談，同時宣布國大黨為非法組織。
國大黨對殖民當局的嚴酷鎮壓沒有思想準備，而殖民當局則早有預謀。這種猝不及防的鋪天蓋地的鎮壓，使文明不服從運動雖宣布恢複，實際上並未真正重新大規模開展。雖然如此，麵對這種殘酷的形勢，工農大眾和國大黨依然自發地舉行各種集會，取締酒店和專營外國布的商號，封鎖外資金融機構，出版“非法”報刊，在政府機關建築物上升起國大黨黨旗，私製食鹽，搜繳鴉片，圍困殖民機關，拒繳各種賦稅。“當局僅酒、鹽、鴉片3項稅收，就減少收入達2.5億盧比”[20]。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還舉行了一係列政治紀念活動，如阿姆利則慘案民族周、全印自產日、全印囚徒日等。
安倍德卡爾
除鎮壓之外，英國政府又利用“不可接觸者”問題玩弄新的分化瓦解陰謀。在第二次圓桌會議上，關於少數教派團體未來的選舉辦法因意見對立沒有結果。1932年8月17日，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就此發表裁決書，除繼續規定穆斯林單獨選舉區外，還規定為“不可接觸者”設立單獨選舉區。甘地在獄中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為震驚，他認為提高“不可接觸者”的地位不在於保留議會席位，而在於努力革新印度教。他寫信給英國首相，宣布反對“不可接觸者”單獨選舉製，並為此從9月20日開始“絕食至死”。許多地方發生了群眾遊行示威，要求政府取消決議，並向甘地表示慰問。在甘地絕食的日子裏，全國印度教寺廟破例為“不可接觸者”開放，為甘地的健康祈禱。在輿論的壓力下，印度教領導人和“不可接觸者”領袖安倍德卡爾緊急協商，於9月24日就“不可接觸者”在未來立法會議中的席位問題達成協議，安倍德卡爾放棄了為“不可接觸者”設立單獨選舉區的要求。這一協議的內容電告麥克唐納後，他也隻好宣布撤銷這項裁定。9月25日，甘地和安倍德卡爾達成《浦那協定》，放棄單獨選舉區的要求，各省立法機關為“不可接觸者”保留148個席位，這個協定獲得當局的認可。同時，全印宗教領袖通過一項決議，在印度教中不應存在“不可接觸者”，今後“不可接觸者”享有與普通印度教徒平等的權利。於是，甘地於26日停止絕食。關於這次絕食。費舍爾寫道：甘地具有“藝術家”的天才，能夠觸動寓於人的靈魂深處的心弦，他的絕食觸動了印度教徒的心，絕食開始的前一天，阿拉哈巴德的12座印度廟第一次對哈裏真（即“不可接觸者”）開放，絕食開始到9月26日的每一天，以及隨後從9月27日到10月2日甘地生日的“反不可接觸製周”的每一天，大批聖地都取消了對哈裏真的限製。
1933年7月，甘地在浦那召集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非正式會議，討論如何開展下一步反帝鬥爭。浦那會議沒有認真討論當前的形勢和目標，隻是討論群眾性文明不服從運動和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到底哪一種好，秘密的文明不服從運動和公開的文明不服從運動哪一種好。會議最終決定停止群眾性文明不服從運動，開始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並禁止一切秘密活動。甘地決定帶頭發動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他通知當局他將於8月1日開始對古吉拉特農民宣傳和平抵抗運動，結果以煽動罪被捕，被判1年監禁。甘地要求允許他從監獄中指導哈裏真運動，遭到政府拒絕。於是，甘地宣布從8月16日開始再次“絕食至死”。絕食1個星期後，甘地病危，政府怕甘地死在他們手上，因此將甘地假釋出獄。甘地宣稱，他仍然是有1年刑期的囚犯，因此在1934年8月刑滿前不參加政治運動，而是全力以赴於哈裏真事業。9月，甘地開始穿行全國的哈裏真基金旅行，這次遠遊持續了近9個月，行程1.25萬英裏，為哈裏真事業募集了80萬盧比資金。1934年初，比哈爾發生大地震。甘地在《哈裏真》上發表聲明，說地震是神對不可接觸製罪孽的懲罰。賈·尼赫魯因母親病重，被提前開釋出獄。他參加了比哈爾地震後的救濟工作。當他疲憊不堪地回到家裏的第二天傍晚，因“煽動罪”被捕，被判處2年監禁。這是他第7次入獄。
1934年3月，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德裏開會，這是自1931年以來第一次正式召開的會議。賈·尼赫魯等主要國大黨左翼領袖都在監獄，當時領導國大黨的是安薩裏和羅易。會議認為，如果不無條件地停止文明不服從運動，當局就不會撤銷鎮壓性立法，因此決定取消文明不服從運動，走自治黨人議會鬥爭的老路。甘地對此表示讚同。4月，甘地發表聲明，停止文明不服從運動。他在聲明中說，群眾還沒有理解“薩提亞格拉哈”的任務，“薩提亞格拉哈”必須每次限於一個合格的人，在目前形勢下，隻有一個人，就是甘地自己，應暫時負起“薩提亞格拉哈”責任，並建議國大黨員學習自製和安貧的藝術與美德，投身於反對不可接觸製、發展手紡手織、增強教派團結、從事戒酒戒毒等活動。10月，國大黨孟買年會正式決定停止文明不服從運動。這樣，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從運動，幾經波折，數起數落，最終卸下了帷幕。
[1] 尚勸餘：《尼赫魯與甘地的曆史交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2] N.L.Madan，Nehru：A 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Delhi：Ajanta Books，1990，p.28.
[3]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Vol.23，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vernment of India，1961，pp.310-335.
[4]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Vol.30，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vernment of India，1968，p.371.
[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245-246.
[6] S.Bose，The Indian Struggle，1920-1934，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35，p.146.
[7] [印度]賈·尼赫魯：《尼赫魯自傳》，張寶芳譯，第188頁。
[8] M.S.Khan，J.Nehru：The Founder of Moder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2.
[9] V.T.Patil，Nehru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p.84.
[10] 尚勸餘：《尼赫魯與甘地的曆史交往》，第25頁。
[11] 筆者有幸於2005年3月12日至4月6日參加了印度國大黨和聖雄甘地基金會組織的“食鹽進軍”75周年紀念活動，與索尼婭·甘地和圖沙爾·甘地一起，踏著聖雄甘地當年的足跡，重溫了“食鹽進軍”壯觀的一幕。
[12] A.R.Desai，Social Background of Indian Nationalism，Bombay：Popular Prakashan，1966，pp.363-364.
[13] D.G.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Ⅲ，1930-1934，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71，p.41.
[14] P.Kalhan，Kamala Nehru：An Intimate Biography，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73，p.46.
[15] Nitish Ranjan Ray，eds.，Challenge-A Saga of India's Struggle for Freedom，New Delhi：1984，p.51.
[16] Shive Kumar，Peasantry and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1919-1933，Meerut：Anu Prakashan，1979，p.187.
[17] [英]杜德：《今日印度》下冊，黃季方譯，北京：世界知識社，1953年版，第78頁。
[19] [印度]帕斯卡爾·艾倫·納紮裏斯：《甘地：傑出的領袖》，尚勸餘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51～52頁、第108～109頁。
[20] B.P.Sitaramaypa，history of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Vol.2，Bombay：Padma Publications，1947，p.693.
[21] [印度]賈·尼赫魯：《尼赫魯自傳》，張寶芳譯，第4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