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停止之後，印度民族運動暫時陷入低穀，民族主義力量分崩離析，多種勢力平行並存；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力量開始重新整合，國大黨內異軍突起，聚集力量，蓄勢待發。
一、不變派與主變派之爭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止後，印度民族運動陷入低潮。群眾對國大黨的熱情驟然下降，黨員人數從原來的近千萬突降至不足20萬，縣以下黨組織基本瓦解；印穆團結破裂，印度穆斯林和哈裏發委員會退出國大黨，教派衝突重新抬頭。尤為嚴峻的是，國大黨內部發生分歧，出現不變派和主變派之爭。
在民族運動低潮時期，國大黨應當采取什麽方式繼續進行民族鬥爭？在這個問題上，國大黨內形成了不變派和主變派兩個陣營。不變派代表人物有薩達爾·帕特爾、拉金德拉·普拉薩德、拉賈戈帕拉查裏等，他們堅持甘地的主張，即繼續抵製立法會議、暫停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全力以赴實施建設綱領，包括推廣手紡手織土布運動、促進印穆團結、消除不可接觸製、禁酒、促進民族教育等，為以後時機到來發動新的不合作運動準備條件。主變派代表人物有奇·達斯、莫·尼赫魯等，他們主張不再抵製立法會議，而是重新參加立法會議選舉，爭取國大黨有更多人進入立法會議，從而把不合作鬥爭轉移到立法會議內部，從內部實行不合作，使立法機關癱瘓。不變派和主變派“兩派爭權奪利，互相競爭，以求控製國大黨”。[1]
1922年12月，國大黨在加雅召開年會，奇·達斯任主席，莫·尼赫魯任秘書。奇·達斯和莫·尼赫魯提出了參加立法會議的新方案，呼籲大會接受主變派主張，而薩達爾·帕特爾、拉金德拉·普拉薩德、拉賈戈帕拉查裏等人則反對新方案，該方案最終以1748票對890票被否決。1923年1月1日，奇·達斯和莫·尼赫魯辭去他們在國大黨中的職務，宣布成立司瓦拉吉黨，分別擔任主席和秘書。奇·達斯和莫·尼赫魯是一對傳奇式的政治搭檔。奇·達斯充滿想象力，情感豐富，口才卓越，善於影響和安撫朋友及敵人，而莫·尼赫魯性格堅毅，遇事冷靜，理性自律，組織能力強。他們兩人相互信任，彼此理解，可以不事先商量就以對方的名義發表聲明。他們是熱誠的愛國政治家，不但放棄富裕的律師業務，全身心投入民族運動，而且將自己的豪華住宅捐贈給國大黨使用，他們對民族事業的忠誠深得印度人民敬佩。
不變派和主變派很快陷入激烈的分歧與爭議之中。主變派認為，參加立法會議可以填補民族運動低潮時期的政治真空，立法會議的競選活動和演說可以為政治鼓動和宣傳提供新的陣地，保持印度人民的政治熱情和士氣；即使國大黨不參加立法會議，立法會議也會行使職責，這樣非國大黨人會利用其職權削弱國大黨；為什麽要將革命鬥爭中的有利地位留在敵人手中？通過加入立法會議，國大黨可以阻礙立法會議的工作，防止當局從自身利益出發製定法律。不變派認為，參加立法會議會滋生政治腐敗，一旦進入立法會議，就會受到帝國憲法框架的羈絆，逐漸喪失原來的立場，在微小改革和零碎立法方麵與政府合作；此外參加立法會議會導致忽視群眾性的建設工作，而群眾性的建設工作將為下一輪文明不服從運動做準備。
隨著不變派和主變派矛盾與衝突的加深，民族主義陣營擔心1907年那場災難性的分裂會重演。兩派領袖開始反思，尋求諒解和妥協。這個趨勢由多種因素促成：其一，所有國大黨人都強烈意識到兩派團結的必要性。其二，不變派和主變派都意識到，不管議會工作意義有多大，真正能夠迫使當局接受民族要求的砝碼隻有一個，那就是立法之外的群眾運動，而要發動群眾運動就必須保持兩派的團結。其三，兩派領袖都完全接受甘地的領導。此外，賈·尼赫魯的作用也不可小覷。賈·尼赫魯1月23日第二次出獄，與其他107位政治犯一起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賈·尼赫魯反對派係政治，他拒絕了奇·達斯要他讚成主變派的主張，努力促使兩派達成諒解。他認為不變派和主變派的方法可以齊頭並進，強調兩派團結的必要性。“不變派和主變派之爭，標誌著尼赫魯第一次作為黨派之間摩擦的仲裁人出現”[2]。
1923年9月，國大黨在德裏召開特別會議，毛拉納·阿紮德任主席。在這次會議上，不變派和主變派達成了初步妥協。會議通過決議，允許國大黨成員作為候選人，以個人名義參加立法會議選舉。10月14日，司瓦拉吉黨發表聲明，承諾從立法會議內部抵製殖民政府虛假的議會改革。11月，立法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司瓦拉吉黨在立法會議選舉中取得很大成功，獲得中央立法會議101個席位中的42席，在中央省獲得絕對多數，在孟加拉成為最大的黨，在孟買和聯合省也成績不俗。廣大群眾對他們參加選舉感到振奮，以原來擁護不合作的熱情支持他們。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患闌尾炎提前獲釋。他強烈反對參加立法會議，認為這與非暴力不合作背道而馳。3月，奇·達斯和尼赫魯父子赴孟買附近海邊的茹湖，與在此療養的甘地會談。在進入立法會議問題上，甘地拒不讓步，奇·達斯和莫·尼赫魯也據理相爭，毫不動搖。最後，雙方承認對方有自己的不同意見，同意保留分歧。6月，國大黨全印委員會會議在阿邁達巴德召開。甘地提議從根本上修改國大黨章程對黨員資格的規定，取消4安娜黨費，改為繳納2000碼手紡紗；此外，把每日紡紗和各種抵製作為擔任黨內領導職務的條件。奇·達斯和莫·尼赫魯強烈反對甘地的提議，提前退出會場。國大黨似乎又出現了分裂的危機，殖民當局對此興高采烈，預言甘地與主變派將會分道揚鑣。為防止國大黨分裂，甘地不得不作出讓步，紡紗的規定作為任人選擇的辦法，原來規定的繳納4安娜的辦法仍舊保留。
甘地最終與主變派達成妥協，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其一，主變派進入立法會議已經成為既成事實，如果現在退出將會是“災難性的”，會被當局和民眾誤解為“潰敗和懦弱”，助長當局的獨裁行為和鎮壓政策，加重民眾中的政治失望情緒。其二，甘地與奇·達斯和莫·尼赫魯保持著互尊互信的友好的個人關係。司瓦拉吉黨人在立法會議中的所作所為使甘地相信，他們絕不會成為帝國政府的走狗，相反他們表現出果決、剛毅、紀律、團結和反抗精神，為印度立法機構注入了一種新的活力。其三，甘地為兩派支持者無休無止的爭論而苦惱，如他在1924年4月寫道的：“主變派”與“不變派”甚至互相汙蔑誹謗，雙方各執一詞，理直氣壯，咒罵另一方愚蠢得無藥可救。他渴望盡早結束兩派之間的爭執。其四，當局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對孟加拉的司瓦拉吉黨人發動全麵進攻，於1924年10月25日下令對國大黨的辦公室和房子進行突襲，搜捕了一大批革命激進分子、司瓦拉吉黨人和其他國大黨人，包括蘇·鮑斯和兩位孟加拉立法機構司瓦拉吉黨議員。
麵對當局對司瓦拉吉黨人的鎮壓，甘地決定向司瓦拉吉黨人“讓步”，以顯示他與司瓦拉吉黨人團結一致。正如他在《青年印度》上寫道的：“在司瓦拉吉黨人需要的時刻，我若不站在他們一邊，就是對國家的不忠。雖然我不相信進入議會或者發動立法戰爭的某些方法的效力，但是我必須和他們站在同一戰線。雖然我是一名堅定的不變派人士，但是我必須不僅容忍他們的態度、與他們一起共事，而且必須盡可能地加強他們的力量。”[3]
1924年11月6日，甘地與奇·達斯和莫·尼赫魯簽署了一項聯合協定，即《甘地—達斯—尼赫魯協定》，結束了主變派和不變派之間的衝突。甘地同意司瓦拉吉黨作為國大黨的一個組成部分代表國大黨參加立法會議，奇·達斯和莫·尼赫魯同意支持建設性綱領和以棉紗繳黨費的決議。不變派認為此舉是投降，甘地則說這是必要的讓步。是年12月，國大黨在貝爾高姆召開年會，甘地任主席，批準了《甘地—達斯—尼赫魯協定》。甘地也在國大黨工作委員會中為司瓦拉吉黨人提供了大多數席位。1925年9月，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巴特那會議決定國大黨不應再把自己的活動局限於實現建設性綱領，而應把政治工作包括在立法機構中工作當作主要任務。
林承節先生認為，主變派與不變派之爭，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政治家與甘地獨特的領導思想的一次激烈交鋒。資產階級政治家不滿甘地的實際上以追求精神完善為重點的領導思想和方式，要求向資產階級常規政治鬥爭模式靠攏，結果取得了部分成功，甘地在國大黨的領導地位也因他及時調整策略而得以穩定下來。雖然甘地對不合作策略作了這樣符合資產階級政治家要求的調整，但他自己在思想上仍認為立法會議的鬥爭隻是一種外在的努力，不是爭取司瓦拉吉的根本。要取得鬥爭的勝利，根本的保證是自身的建設，通過堅持真理實現自我完善和社會協調。因此，他本人不參加立法會議活動，而是把實行建設綱領作為自己的活動領域，不變派也跟著他走，不參加立法會議，而是投身於建設綱領活動。這樣，國大黨在行動上就分成兩條戰線，主變派和不變派形成分工，各在一個領域活動。
主變派在立法會議中的鬥爭取得了一定成效，對保持國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起到了積極作用。他們在中央立法會議中成功地與真納領導的獨立派以及自由派等人士建立了政治統一陣線，在大部分省份也建立了類似的聯盟，利用立法機構與當局進行鬥爭。1925年3月，司瓦拉吉黨人維特巴伊·帕特爾當選中央立法會議主席。司瓦拉吉黨人在中央立法會議上提出了3個重大問題：一是關於起草新的印度自治憲法；二是關於公民自由、釋放政治囚犯、廢除高壓法律；三是關於發展本土產業。對這3個問題的討論，引起媒體的全麵報道和民眾的熱心關注。此外，政府的許多提案、預算案和高壓法規也被否決。
與此同時，1923—1924年間，國大黨人在許多市政府中也獲得了勝利。奇·達斯成為加爾各答市市長（蘇·鮑斯任首席執行官），維特巴伊·帕特爾任孟買市市長，薩達爾·帕特爾任阿邁達巴德市市長，拉金德拉·普拉薩德任巴特那市市長，賈·尼赫魯任阿拉哈巴德市市長。不變派積極參與市政管理，因為他們相信地方機關可以推動建設綱領的實施。他們在教育、衛生、健康、反不可接觸製以及推廣土布工作上卓有成效，常常喚起民眾的熱情。
然而，1925年之後，主變派的立法會議道路逐漸走上下坡路。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其一，1925年6月16日，奇·達斯逝世，主變派蒙受巨大損失，莫·尼赫魯失去了親密夥伴，獨自領導司瓦拉吉黨。其二，司瓦拉吉黨的議會政治顯示出局限性，缺乏內聚力。除了以多數票否決政府立法之外，在議會內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舉措。要加強政治對抗，必須依靠議會外的群眾運動。但司瓦拉吉黨缺乏協調議會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的政策，他們幾乎完全依靠報紙報道。其三，司瓦拉吉黨無法與盟友保持永久合作關係，因為後者並不相信司瓦拉吉黨的“統一而持久的阻撓”策略。政治聯盟的邏輯不久使司瓦拉吉黨開始放棄激進的阻撓議會政策，而一些司瓦拉吉黨立法議員也抵擋不住議會津貼和地位特權的**。其四，殖民當局在民族主義者之間製造糾紛，使司瓦拉吉黨脫離自由派，司瓦拉吉黨激進派脫離溫和派，印度教徒脫離穆斯林。此外，在殖民政府的鼓勵下，司瓦拉吉黨內部的教派主義抬頭。
麵對一些司瓦拉吉黨人背離初衷、脫黨變節、投靠殖民當局，莫·尼赫魯大聲疾呼，痛加斥責，但仍無力回天。為了遏製司瓦拉吉黨進一步瓦解，製止議會“腐敗”蔓延，防止黨員道德墮落，司瓦拉吉黨主要領導人重申對群眾文明不服從的信心，並決定於1926年3月退出立法機構。1926年4月，甘地也重申他對進入議會政策的批評：“我研究了立法會議工作、進入立法會議對公眾生活的作用以及對印度教徒—穆斯林問題的影響。我研究的越多，就越相信進入立法會議不僅是徒勞的而且是失策的。”[4]這樣，通過司瓦拉吉黨的議會路線策略爭取獨立的嚐試失敗了。
然而，司瓦拉吉黨的活動也具有積極意義，對民族運動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們的巨大成就在於填補了民族主義運動恢複期的政治空缺，並表明可以創造性地利用立法機關反對帝國主義。他們也成功地揭露了1919年《改革法案》的虛偽，向人們展示了印度人正在被“非法的法律”統治著。他們不僅全心全意支持國大黨的建設性工作，而且努力幫助工人和農民免遭盤剝。他們試圖通過“進入立法會議”使政府癱瘓的綱領路線，也對英國政府產生了某種影響，導致政府任命“穆迪曼委員會”對印度的兩頭政治運作進行評估。阻撓議會的策略甚至使英國保守派也相信，兩頭政治體係是行不通的。英國政府也考慮修改印度憲法，並任命“西門委員會”前往印度。
在另外一條戰線上，甘地和不變派默默地、不辭辛勞地從事著建設綱領工作，致力於推動土布和手工紡織、國民教育、印穆團結、反對不可接觸製、抵製外國布。
1925年，甘地奔走於全國各地，大力宣傳建設綱領的必要性和好處。建設綱領工作蓬勃開展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數百個靜修院如雨後春筍般地遍布印度各地。在這裏，政治領袖們接受土布工作訓練，與低種姓和部落民一起工作。比如，古吉拉特邦巴多利區建立了“維德奇靜修院”，奇曼拉爾·梅赫塔、朱嘉全·大衛和奇曼拉爾·巴特全身心地投入印度土著部落民“阿迪瓦西斯”的教育事業，拉威山卡·馬哈拉吉投身於卡達區的低種姓“巴萊亞斯”事業。
國大黨建立的全印手工紡織協會在甘地的關心和指導下，不僅從事土布宣傳，而且承擔原料供應、產品收購、技術推廣的任務。甘地和國大黨許多重要人物包括賈·尼赫魯、薩達爾·帕特爾等都參加了這個組織的領導機構，手工紡織在全印度迅速推廣。民族學校和民族大學為年輕人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使他們在非殖民主義教育思想框架下接受教育。許多在1920—1921年輟學的年輕男女重新回到官方認可的民族教育機構，其中，不少人全身心投入了民族運動，成為骨幹力量。在第一次不合作運動停止後教派衝突抬頭之際，宣傳印穆團結具有緊迫的重要意義。甘地以誠懇的勸說甚至絕食反對教派殘殺，對緩和緊張氣氛起了一定作用。反對不可接觸製也取得了一定成績，1924—1925年，一位非婆羅門領導人梅農領導了反對禁止“不可接觸者”使用一條屬於印度教寺廟的道路的鬥爭，得到甘地的支持，取得了勝利。抵製外國布也取得不小進展，向統治者和世界展現了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
總之，甘地和不變派1924—1928年為實施建設綱領而進行的工作豐富多樣，具有重大意義。“它使城市高等種姓上層骨幹熟悉了農村和低等種姓的生存狀況；使國大黨政治工作者和骨幹在民族主義運動低潮階段保持持續而有效的工作；使國大黨與至今未接觸政治的群眾建立了聯係，並提高了國大黨的組織和自治能力；給農民群眾帶來了新的希望，並提高了國大黨在他們中間的影響力；為未來的文明不服從運動培養和儲備了力量，土布工人、民族學校和大學的師生、甘地靜修院的居民成為20世紀30年代文明不服從運動的脊梁”[5]。
二、青年獨立派的崛起
從1927年開始，國大黨內青年獨立派異軍突起，給印度民族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青年獨立派的崛起與以下幾個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工農運動的勃興。與國大黨各派在尋找反帝運動、爭取群眾新方法的同時，印度工農群眾也用罷工和起義開展反帝鬥爭。工人階級在1925年舉行了134次罷工，使資本家損失1000多萬個工作日。1926—1927年間，罷工運動有所減弱，但1928年罷工卻增至208次，損失工作日達3000多萬個，而且有1/3以上取得了勝利。中央省的達莽和賈姆巴爾普爾地區、馬德拉斯的南阿爾科特和納洛爾、旁遮普的盧迪阿納和西亞爾科特的農民，舉行了起義。1927年末，孟買省工農群眾聯合發動反《土地占有最低限額法》鬥爭，迫使當局一度停止實施該法，一部分農民也因而得以暫時避免了破產的厄運。
第二，工農黨的建立。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中止，引起了人民的不滿和思考。許多先進分子開始認識到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的作用，他們在尋找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1925—1928年，在孟加拉、孟買、旁遮普和聯合省，先後建立了4個工農黨。1928年12月，在約希主持下，上述4個工農黨在加爾各答合並為全印工農黨。全印工農黨雖然在政治上接受共產主義者的影響，但在組織上卻隸屬於國大黨。全印工農黨要求國大黨擺脫有產階級利益的束縛，把目標定為完全的民族獨立，通過改善勞動者處境喚醒群眾，用文明不服從運動和直接行動爭取獨立。工農黨的目的是使國大黨成為全民爭取獨立的民主化機關。各地工農黨的人數不多，但爭取真正完全獨立的口號影響頗大。
第三，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在工農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共產主義運動也發展起來。早在1920年10月，羅易在蘇俄成立了第一個印度共產主義組織。1921—1923年，加爾各答、孟買、拉哈爾、馬德拉斯、康浦爾等地出現了秘密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3月，羅易從蘇俄派遣一批幹部回國，準備與國內各共產主義小組取得聯係。1924年，英國殖民當局策劃了迫害印度共產主義者的“康浦爾案件”。殖民者判處或缺席判處丹吉和羅易在內的8名共產黨人每人4年監禁。但是，鎮壓行徑並未能阻止共產主義思想在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傳播。此後，各地秘密存在的共產主義小組在工會、國大黨、司瓦拉吉黨內加強了活動。1925年12月，所謂的“合法共產黨”即“印度的共產黨”成立，並在康浦爾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組建了中央委員會。到1928年末，殖民當局擔憂地表示：共產主義思潮席卷全國，各大團體和行業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影響。
第四，青年運動的高漲。1927年是印度政治生活發生新變動的標誌，青年運動高漲即是其中之一。蘇·鮑斯回憶說：“全國各地青年的活躍，是本年最叫人鼓舞的事實。青年們對老一輩的宗派主義感到失望，竭力用民族的純潔氣息洗刷社會生活。”[6]
第五，世界革命運動的感召。這個時期，世界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工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帝運動逐漸聯合起來，相互支持，世界革命運動出現新的氣象和麵貌。1927年布魯塞爾“世界被壓迫民族代表大會”是這一新氣象的集中體現，來自世界各國的左翼進步人士（包括英國勞工運動左翼領袖、印度和中國民族運動左翼領袖等），會聚一堂，發表聯合宣言，強調在反帝鬥爭中加強合作，促進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第六，中國大革命的鼓舞。1924—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促進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給正在形成中的青年獨立派以巨大的鼓舞。在中國大革命，特別是北伐戰爭中，領導戰爭的是經過改組的國民黨，它是國共合作基礎上的統一戰線組織，當時存在左翼和右翼之分。右翼力圖限製群眾運動，是左翼的鬥爭保證了運動沿著正確的革命方向前進。賈·尼赫魯非常了解這一點，他在布魯塞爾大會後寫給國大黨的信中，提出在國大黨內建立左翼集團的可能性。他說，建立左翼集團並非要分裂國大黨，而是要打破右翼將運動拉向倒退的種種企圖，反對國大黨右翼在製定印度鬥爭目標的原則問題上倒退，確保印度國大黨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為印度的獨立而戰。
青年獨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賈·尼赫魯和蘇·鮑斯。賈·尼赫魯1889年11月14日誕生於阿拉哈巴德的婆羅門貴族家庭，1905年就讀於英國哈羅公學，後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自然科學榮譽學位，後又進入倫敦內殿學習法律，1912年獲律師資格，同年回國，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任律師，並投入爭取印度獨立的政治運動。賈·尼赫魯在1916年5月國大黨年會上第一次遇到甘地，1918年起任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委員，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發生後，參加國大黨組織的調查委員會，並積極參加隨後的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為甘地的忠實信徒。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止後，印度民族運動陷入低潮，賈·尼赫魯感到彷徨，希望找到新的出路。
1926—1927年，賈·尼赫魯陪妻子赴歐洲看病，此次歐洲之行成為賈·尼赫魯政治生涯和思想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其一，賈·尼赫魯在遊曆瑞士、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期間會見了印度流亡者和革命家，有幾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維侖德南納什·恰托卡亞亞（簡稱恰托）即是其中的一位。賈·尼赫魯與恰托通宵達旦地討論國際問題和印度問題，恰托向賈·尼赫魯闡述解決印度問題的唯一方法是革命，道德說教不能解決問題，印度除實行現代化別無他途。賈·尼赫魯覺得這些話新穎而有啟發意義。其二，賈·尼赫魯作為印度國大黨唯一代表出席了布魯塞爾“世界被壓迫民族代表大會”，第一次直接接觸了世界進步力量，會晤了來自歐亞非拉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左翼民族主義者，結識了宋慶齡、胡誌明、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國際知名人士，並出任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反帝聯盟9人執行委員會委員，具備了開闊的國際視野。在大會發言中，賈·尼赫魯強烈譴責帝國主義，認為英帝國主義對印度的統治不是孤立現象，而是當時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現象的一部分，主張印度民族運動以解放工農大眾為基礎，並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合作。正是在這裏，民族獨立和社會變革的目標在他思想上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並萌生了亞非國家合作的觀念和轉向社會主義的傾向。其三，賈·尼赫魯在布魯塞爾大會之後對莫斯科進行了短期訪問，參加了蘇聯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典。“俄國的發現”無疑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影響，他親眼目睹了蘇維埃的偉大成就，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他更加堅信，政治自由必須與社會主義相聯係。
1927年末，賈·尼赫魯懷著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立場，“精力充沛、生氣勃勃”地回到印度。他寫道：“過去那種常常使我苦惱的內心鬥爭和悲觀失望情緒暫時消失了，我的眼界比以前更廣闊，在我看來，民族主義似乎過於狹窄，不能解決問題。政治自由和獨立當然十分重要，不過它們隻是朝著正確方向走的步驟而已。沒有社會自由，社會和國家沒有社會主義機構，無論國家或個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發展。”[7]從此，爭取完全獨立和宣傳社會主義變革成為賈·尼赫魯的使命，他開始為傳播激進民族主義思想奔走呼號，得到大量國大黨員特別是青年的熱烈擁護。
蘇·鮑斯
蘇·鮑斯1897年出生於奧裏薩首府庫塔克的卡亞斯塔種姓家庭。蘇·鮑斯1913年進入加爾各答大學學習法律，因從事學生運動於1916年被開除，遂入教會學院讀書，1919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1920年參加文官考試，以第四名的優異成績通過考試。此時，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正在印度如火如荼地展開。這位熱血愛國青年不顧家庭反對，依然放棄了文官資格，於1921年6月回國參加不合作運動。他抵達孟買的當天即拜見了甘地，甘地將他推薦給了孟加拉國大黨領導人奇·達斯。蘇·鮑斯受到奇·達斯的器重，出任孟加拉民族學院院長，負責誌願服務隊的工作。12月，被殖民當局逮捕，監禁6個月。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被中止，他表示強烈不滿。隨後，他積極投入司瓦拉吉黨的活動，成為奇·達斯的重要助手，負責主編《前進報》，出任孟加拉青年同盟主席和孟加拉國大黨秘書。1924年10月，殖民當局借口蘇·鮑斯與恐怖活動有牽連，再次逮捕他，直到1927年5月才釋放。這時，奇·達斯已經去世，蘇·鮑斯成為孟加拉民族主義者的領袖。蘇·鮑斯幾乎和賈·尼赫魯同時走上印度政治舞台，兩個人都屬於青年激進派領袖，有許多共同點：其一，兩人都主張爭取完全的政治獨立，而不是自治領地位。其二，兩人都主張在印度實行社會主義，將政治獨立與社會變革結合起來。其三，兩人都主張大規模地、廣泛地動員和組織工人、農民、學生、青年和婦女運動，使民族獨立運動成為名副其實的群眾性運動。雖同屬於青年激進派領袖，但他們兩人也有不同之處，可以說賈·尼赫魯是青年激進派中的溫和派，而蘇·鮑斯則是青年激進派中的極端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他們兩人都對甘地的思想和方法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但賈·尼赫魯善於妥協，顧全大局，而蘇·鮑斯則毫不妥協，勇往直前。其二，在國內鬥爭和國際鬥爭關係問題上，賈·尼赫魯眼界開闊，能夠在更廣闊的世界背景下考察印度問題，從世界潮流的發展看印度的走向，將印度民族運動與世界進步運動結合起來，而蘇·鮑斯則顯得有些幼稚和極端，主張不受任何國家內部政治和國家形態的影響，隻要是英國的敵人就可以成為印度的朋友。
以賈·尼赫魯和蘇·鮑斯為代表的青年獨立派的出現，給印度民族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1927年底的國大黨馬德拉斯年會標誌著國大黨左翼激進力量即青年獨立派的崛起，也是左翼獨立派與右翼自治派的第一次較量。在這次大會上，賈·尼赫魯提出了關於爭取獨立、組織工農群眾、加入反帝聯盟等一係列激進決議。獨立決議聲明，印度人民的目標是完全獨立，“它意味著控製國家的國防力量，控製國家的財政經濟，控製對外關係”[8]。獨立決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代表的熱烈擁護而獲得通過，這是國大黨成立以來第一個明確要求獨立的決議。大會也接受了賈·尼赫魯提出的其他決議，不僅使完全獨立成為國大黨的奮鬥目標，而且使國大黨加入了國際反帝聯盟，將印度民族運動與世界反帝運動直接聯係起來。但是，這些決議遭到了未出席馬德拉斯年會的甘地等其他國大黨領導人的反對，甘地批評獨立決議是“匆忙地想到而輕率地通過”的決議，他寫信給賈·尼赫魯，責備賈·尼赫魯走得太遠，本應三思而行，適應環境，並且在《青年印度》上公開批評賈·尼赫魯的激進言行。雖然如此，賈·尼赫魯和蘇·鮑斯同時當選為國大黨總書記，他們兩人隨後發起成立了印度獨立聯盟，尼赫魯任主席，宣傳獨立和社會主義，與國大黨右翼自治派抗衡。
1928年底，國大黨在加爾各答召開年會，左翼獨立派與右翼自治派展開第二次較量。這次年會由莫·尼赫魯任主席，主要議題是討論《尼赫魯憲法草案》（由莫·尼赫魯任主席的委員會起草，故名），該憲法草案要求在英帝國範圍內實現自治領地位。這個草案背離了賈·尼赫魯在國大黨馬德拉斯年會上提出的獨立的目標，賈·尼赫魯和蘇·鮑斯決心予以抵製。在這次會議上，甘地從引退中走出來，重新掌握了國大黨的實際領導權，聲明接受《尼赫魯憲法草案》，甘地提出如果當局在1930年12月前接受《尼赫魯憲法草案》，國大黨就完全接受自治領地位方案，否則就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賈·尼赫魯和蘇·鮑斯則要求如果到1929年12月底前完全獨立不被認可，就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最後，甘地提出折中方案：限英國在1929年底前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否則就爭取完全獨立。甘地的折中方案獲得通過，賈·尼赫魯雖然在公開會議上反對這個決議案，但最終還是接受了。在表麵上看來，這個決議是對賈·尼赫魯在馬德拉斯會議上提出的獨立目標的倒退。實際上，由於英國政府顯然不可能在一年內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因此，這個決議案的通過本身就意味著甘地等自治派的讓步，意味著他們接受了獨立目標。該決議實際上是對英國政府的“一個溫和的最後通牒”。左翼獨立派和右翼自治派的相互妥協，維護了國大黨的團結和爭取獨立的長遠目標。賈·尼赫魯指出，該決議毫無疑問從獨立的理想上後退了一步，但它防止了國大黨內部的分裂，保持了國大黨的團結，使它得以全力以赴準備1930年開始的獨立鬥爭。
1929年底，國大黨在拉哈爾召開年會，左翼獨立派取得了重大勝利。這次年會是國大黨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也是左翼獨立派特別是賈·尼赫魯政治生涯的新起點。其一，右翼自治派從現實中清楚地認識到左翼獨立派的重要作用，當甘地本人被選為國大黨拉哈爾年會主席後，他固辭不就，力薦激進的左翼獨立派青年領袖賈·尼赫魯任主席。甘地發表書麵聲明，表達了他對青年領袖賈·尼赫魯的信任：“有些人擔心將權力由老一輩轉交給青年是毀滅國大黨，我不這樣認為。他（賈·尼赫魯）的英勇無畏和對祖國的熱愛，無人可及。有些人說‘他草率急躁’，在目前這個品質是一個附加條件。如果他具有一個武士的草率和急躁，他同時也具有一位政治家的謹慎和遠慮。無疑，他是一位激進主義者，他的思想遠遠超過了他的環境。但是，他如此虛懷若穀和注重實際，不致趨於極端。他猶如水晶般純潔，他的忠誠毋庸置疑。他是無懼而坦然的武士。將國家交托給他是十分可靠的。”[9]這是對賈·尼赫魯為首的左翼獨立派客觀而公正的評價，也是甘地遠見卓識的體現。兒子接替父親任主席，這在國大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賈·尼赫魯與莫·尼赫魯的交替，是印度民族運動發展趨勢的反映，是左翼獨立派勝利的標誌。其二，國大黨講壇上第一次傳來了左翼獨立派的聲音。賈·尼赫魯的主席致辭全麵闡述了左翼獨立派的觀點，是國大黨曆史上空前激進和猛烈的主席致辭，是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印度封建主義的直接進攻，是對社會主義信念的表白，他也否定了甘地的托管製理論，說明了他對非暴力的態度。賈·尼赫魯的主席致辭產生了爆炸性效果，從最初的震驚中恢複過來後，代表們報以長時間鼓掌，青年學生尤其熱情空前。其三，國大黨拉哈爾年會最後在激昂的氣氛中通過了爭取印度完全獨立的決議和開展文明不服從運動的決議。大會授權甘地領導這一運動，並決定每年的1月26日為“印度獨立日”。賈·尼赫魯在“革命萬歲”的歡呼聲中豎起了印度三色獨立旗幟，並領讀《獨立誓詞》。從此完全獨立不再僅僅是青年激進派的口號，而是成為國大黨和全國公認的政治目標。拉哈爾會議後，賈·尼赫魯的聲望與日俱增，僅次於甘地，在某些方麵甚至超過了甘地，青年、學生、工人等激進階層將他視為他們心中的英雄。人們稱他為“印度的珠寶”、“犧牲的象征”，譜寫以他為主題的歌曲，甚至流傳一些關於他的傳奇式故事。
以賈·尼赫魯和蘇·鮑斯為代表的左翼青年獨立派的崛起，直接反映了印度民族運動中最激進最革命部分的呼聲（即明確主張完全獨立，把爭取獨立作為印度民族運動的政治目標；重視改善工農處境，把社會經濟改革作為印度民族運動的社會目標；主張與世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建立聯係；加強團結與合作等），對推動國大黨重新發動群眾運動，提出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綱領產生了積極作用，為印度民族運動**的再次到來奠定了必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