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922年2月，甘地發動了第一次全國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將印度民族運動推向了新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具有巨大的戰鬥力，使群眾運動在客觀上服從國大黨的政治領導，成為民族資產階級向殖民者施加壓力的威懾力量，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進入了一個曆史新時期。
一、哈裏發運動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同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合作到戰後的不合作的代表人物甘地，在《自傳》中真實地敘述了這個轉變過程，《羅拉特法》特別是阿姆利則慘案是他轉變的關鍵。阿姆利則慘案後，甘地明確表達了與英國政府不合作的思想，他說：“當英國政府拿起武器對準它的手無寸鐵的人民，那麽它就喪失了自己的統治權力。這件事足以表明它已經不能用和平和正義的方式進行統治，所以除了推翻英國統治，實行完全自治以外，已不能使受到傷害的印度感到滿意。”[10]
如果說阿姆利則慘案使甘地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那麽哈裏發運動則為甘地正式提出不合作思想提供了契機。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德國一邊的奧斯曼土耳其淪為戰敗國，遭到英法等協約國的瓜分。奧斯曼土耳其遭遇瓜分，引起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憤慨。同年，印度著名伊斯蘭活動家和國大黨人阿裏兄弟成立了哈裏發委員會，領導了印度穆斯林反對英法等帝國主義瓜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保衛帝國素丹的哈裏發運動（又稱基拉法運動）。1919年，英國侵略伊斯蘭國家，印度成千上萬的穆斯林開展離開印度運動，支持阿富汗的鬥爭。在印度國內，受英國殖民統治者壓迫最甚的穆斯林手工業者和農民向往建立一個自由的哈裏發國家，以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廣大中小資產階級和伊斯蘭教代表人物也參加了哈裏發運動。
1919年11月14日，甘地應伊斯蘭教代表邀請，參加了在德裏召開的第一次全印哈裏發會議（基拉法會議）。甘地在大會上詳細闡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的問題，並且第一次用“不合作”來表達他的反帝思想。他鄭重聲明，如果政府在像哈裏發這麽重大的問題上竟然背棄了我們，那麽我們除了不合作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在我們遭受背棄的時候，我們有權利不和政府合作，進行不合作是人民的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他提出，如果英國當局拒不考慮穆斯林的要求，就號召穆斯林完全撤銷與政府的合作。會上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具體考慮在必要時采取不合作的步驟，甘地是主要成員。[11]
1920年1月和3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領袖組成的代表團分別會見了總督和英國首相，但都無果而終。這引起了穆斯林的普遍不滿，於3月19日舉行抗議日，絕食、祈禱和總罷業。在孟買召開的哈裏發會議上，甘地提出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提議，主張哈裏發委員會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來對抗英國政府。6月9日，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哈裏發委員會在阿拉哈巴德一致通過了甘地的提議，決定從8月1日起開展不合作運動，並提出讓甘地來領導這一運動，其內容包括放棄榮譽稱號、抵製立法會議、抵製法庭和公立學校等。
不合作運動於1920年8月1日正式開始。是日淩晨，為印度民族獨立事業奉獻一生的提拉克與世長辭，這既是悼念提拉克的一天，也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開始的一天。人們聯合起來舉行總罷業和遊行，許多人在這天絕食和禱告。8月，協約國強迫土耳其簽訂了《色佛爾條約》，促進了哈裏發運動的加強。甘地號召印度教徒也積極參加哈裏發運動，並要求國大黨也考慮開展不合作運動。甘地帶頭退回英國勳章，其他人也都放棄了英國政府授予的榮譽頭銜。在甘地的發起和領導下，哈裏發運動成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共同事業。
實際上，甘地發動不合作運動，最初是以哈裏發運動為基本陣地，以穆斯林中一些激進的政治家為主要依靠力量，包括阿紮德和阿裏兄弟。最早表示擁護不合作運動的還有甘地早期開展堅持真理運動的比哈爾和古吉拉特的民族主義者，包括拉金德拉·普拉薩德、薩達爾·帕特爾等。但是，國大黨大多數人最初對不合作政策持激烈的反對態度，包括真納、莫·尼赫魯、提拉克、奇·達斯、貝桑特夫人、馬拉維亞、拉·拉伊等一批國大黨領導人。真納由於反對不合作，於1920年退出了國大黨。他們認為，不合作運動隻不過是一種敵不過帝國主義的癲狂的夢囈。形勢的發展迫使國大黨領導機構必須作出明確抉擇，國大黨全印委員會決定召開一次特別會議討論開展不合作運動問題。
二、國大黨那格浦爾年會
1920年9月，在拉·拉伊主持下，國大黨在加爾各答召開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共5800多人，包括幾乎所有國大黨著名領導人。甘地在會上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決議案，雖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最終以多數票獲得通過。決議案陳述了英國政府在印度犯下的“錯誤”，提出發動“漸進的、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直到這些錯誤得到糾正為止，並確定司瓦拉吉為不合作運動的目標。決議案詳細闡述了非暴力不合作計劃：（1）放棄政府授予的頭銜和榮譽職位，辭去地方機構中的職務。（2）拒絕參加政府官員或以他們的名義舉辦的官方和非官方活動。（3）在各省建立民族學校和大學。（4）抵製英國法庭，通過建立自己的仲裁法庭解決私人爭端。（5）拒絕參加立法會議選舉。（6）抵製洋貨。（7）從事手工紡織，為民眾提供土布。（8）拒絕參軍赴美索不達米亞服役。[12]加爾各答特別會議通過把不合作運動作為爭取和滿足哈裏發運動的手段，這樣，國大黨和哈裏發運動組成了反帝統一戰線。
1920年12月，國大黨在那格浦爾舉行年會。那格浦爾年會是甘地和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裏程碑。
首先，年會順利通過了甘地擬定的“漸進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出席年會的代表達到14582人，創有史以來最高紀錄。年會肯定了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決議案，通過了甘地擬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這個計劃主要包括3個步驟：第一步，所有印度人放棄政府授予的頭銜和榮譽職位；第二步，對立法機關、法院和學校等實行普遍抵製，並輔以家家戶戶手工紡織活動，每個國大黨黨員從主席到普通黨員都要親自手工紡織，以抵製英貨；第三步：抗稅。這樣，甘地的不合作策略便被國大黨年會批準，成為指導國大黨行動的總路線。
其次，年會提出了“用一切和平與合法的手段實現司瓦拉吉”的新綱領。年會通過了甘地主持起草的國大黨新章程，提出了“用一切和平與合法的手段實現司瓦拉吉”的新綱領，取代了用“憲法手段”“實現殖民地式自治”的舊綱領。甘地指出，“司瓦拉吉”的含義具有伸縮性和彈性：如果可能，就實行不列顛帝國範圍內的自治；如果必要，就實行脫離不列顛帝國的自治。前者指自治領地位，後者指完全獨立。可見，新綱領具有明顯的實質性變化，它第一次向國大黨提出了爭取民族獨立、領導人民砸碎殖民枷鎖的曆史使命。
第三，年會改組健全了國大黨各級組織機構。國大黨新章程對國大黨體製進行了重大改革：（1）建立了一個由15人組成的國大黨工作委員會，作為中央常設機構和執行機構，領導日常工作。（2）按民族語言劃分省份（共21個省），各省建立國大黨省委員會，這樣就能使用當地方言保持聯係。（3）每個縣建立國大黨縣委員會。（4）每個區建立國大黨區委員會，甚至村支部。（5）國大黨年會代表和國大黨全印委員會成員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6）大量吸收工農入黨，在群眾中發展黨員，計劃成為1000萬人的黨。（7）黨員要注冊，要繳黨費，為了使窮人能加入國大黨組織，會費減少到每年4安娜。（8）成立15萬人的國民誌願隊和義勇團，其成員主要是大學生、青年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骨幹都是相信非暴力原則的愛國青年，負責在全國宣傳和組織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經過這樣的改革，使得具有35年曆史的國大黨第一次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第一次成為一個領導廣大群眾反對殖民統治、爭取印度獨立的現代政黨，成為一個包括廣泛愛國階層的反帝的統一戰線的政治組織。原來很少為國大黨上層注意的普通群眾和政治上落後地區的群眾被吸收到黨內來，使各省在黨內決策上具有同等地位，打破了原來由孟加拉和孟買等少數省少數頭麵人物把持國大黨決策的局麵。國大黨內形成了新的領導層和以工農為主體的新生力量，殖民者驚呼，國大黨被一群半開化的人包圍了。
年會最後通過《關於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決議》，授權甘地正式以國大黨的名義在全印範圍內領導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從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到那格浦爾年會，甘地的不合作策略終於在國大黨內得到確認，這個過程也就是甘地在國大黨內領導權和領袖地位確立的過程。《孟買紀事報》把那格浦爾年會稱為“甘地的大會”。從1920年起，甘地成為國大黨的“太上皇”和“無冕之王”，也成為印度民族運動無可爭辯的精神領袖和力量源泉。印度現代史上的“甘地時代”開始了。
三、不合作運動迅猛發展
國大黨對不合作策略的采納，給不合作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早期的不合作運動主要由哈裏發委員會領導，現在由國大黨和哈裏發委員會共同領導，不合作運動與哈裏發運動結合起來，形成了蓬勃發展的勢頭。自1921年1月起，不合作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猛開展起來，正如1921年國大黨年會主席H·A·汗所描繪的那樣：“每個真正的印度人心中都充滿了為爭取自治而愉快地吃苦受難的**。”[13]不合作運動成就顯著，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國大黨最高領袖甘地和哈裏發運動最高領袖阿裏兄弟一起，開展全國性的巡回演說，鼓舞群眾的鬥誌。他們號召人們丟掉恐懼心理，自己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甘地在數百場集會上發表演講，並接見了大批政治工作者。他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口號：“一年內實現司瓦拉吉”，呼籲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不合作運動既是同政府的戰爭，也是旨在淨化印度的腐敗、欺詐、恐怖和白人霸權壓迫的政治生活的宗教運動。他把實現手工紡織、印穆團結、消除不可接觸製等建設性工作作為實現政治獨立即司瓦拉吉的前提條件，隻要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和建設性工作能得到實現，印度在一年內就可以獲得司瓦拉吉。國大黨和哈裏發委員會的各級組織也層層貫徹不合作決議和開展建設性工作決議，號召人們根據自己的情況，采取各種適合自己的不合作形式投入鬥爭。全國民眾熱血沸騰，情緒激昂，投入戰鬥。如賈·尼赫魯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種如釋重負、獲得解放和自由的感覺；壓迫人們低頭的恐懼心理減退了，人們挺起腰抬起頭進行鬥爭。
第二，抵製教育。大批學生退出殖民政府開辦的公立學校，轉入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的民族學校。在甘地全國巡回演講的第一個月，就有9萬學生離開公立學校，轉入800多所新建的民族學校和大學。教育抵製運動在孟加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爾各答學生引發了一場全省性的罷課，目的是為了迫使這些學校的主管退出政府機構。奇·達斯和蘇·鮑斯在推動教育抵製運動發展方麵起了重要作用。蘇·鮑斯出任孟加拉民族學院院長。旁遮普教育抵製運動規模僅次於孟加拉，拉·拉伊最初對這個運動持保留態度，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他也成為運動的領軍人物。在孟買、聯合省、比哈爾、奧裏薩、阿薩姆，教育抵製運動也很活躍。從下麵的幾組數字中，可以看出教育抵製運動的巨大成就。在1919—1920學年，公立文科大學150所，學生5.2萬多，公立中學8708所，學生128萬多；1920—1921學年，公立文科大學160所，學生4.8萬多，公立中學8923所，學生125萬多；1921—1922學年，公立文科大學167所，學生4.5萬多，公立中學8987所，學生123萬多。在兩個學年中，公立大學和公立中學的數量在增加，然而學生數量卻不增反降，分別減少6000多人和4萬多人。此外，大批學生舉行罷課，走出校門，穿戴起流行的土布做成的白衣白帽，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去。
第三，抵製法庭。相較而言，律師對法庭的抵製運動遠不如教育抵製運動那麽成功，但是它的影響和意義卻十分深遠。許多全國一流律師和地方著名律師響應不合作號召，放棄豐厚的甚至王宮般的收入，投身抵製法庭運動，其中有尼赫魯父子、奇·達斯、拉金德拉·普拉薩德、瓦拉拜伊·帕特爾、拉賈戈帕拉查裏等。尼赫魯父子是出身婆羅門高等種姓、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富有的律師，是搬到阿拉哈巴德歐洲居民區的第一個印度人，住的是全市最豪華的第一座裝上電燈的別墅，配有大花園和遊泳池；他們隨意舉家遊曆世界各地，由最豪華的轎車接送，住最氣派的飯店，社會上甚至流傳說尼赫魯家穿髒了的西裝也要專程送往巴黎漿洗。他們放棄了利潤豐厚的案子，投身抵製法庭運動，甚至為被捕入獄作準備，體驗睡地板。[14]他們的犧牲精神鼓舞了許許多多的人，到3月初，參加抵製法庭的律師有180多人。有些富商（如巴加伊）每年捐出10萬盧比給參加抵製運動的律師，使他們能夠全身心投入不合作運動。參加抵製法庭運動的人數，孟加拉最多，其次是安得拉、聯合省、卡納塔克和旁遮普。此外，許多地區建立了民族仲裁法庭，人們紛紛撤回提交給政府法庭的訴訟案，轉到民族仲裁法庭。
第四，抵製洋貨。不合作運動中最成功的可能是抵製洋貨運動，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焚燒洋貨，特別是洋布。許多誌願者挨家挨戶收集用外國布料做成的衣服，整個社區集中起來燒掉這些衣服。普拉布達斯·甘地曾陪同聖雄甘地在1921年初巡回演說，他回憶說每當火車經過一個小站，都要停留幾分鍾，甘地對擁擠在站台上歡迎他的成千上萬群眾演講，勸他們現場丟掉那些洋布頭飾和衣物。人們立刻把戴的洋布頭巾，穿的洋布外衣脫下，很快堆成小山，當火車開動時，烈火已在熊熊燃燒跳躍。抵製和焚燒洋貨席卷各個城市，到處是一堆堆篝火焚燒英國紡織品和西裝的壯觀場麵。穿洋服的首先在民族主義者中絕跡了，在街道上也越來越少見。
另一種形式是糾察出售洋貨的商店，勸阻人們不買洋貨。誌願糾察隊主要由青年學生組成，據1921年8月官方統計，這樣的誌願糾察隊有345個，1.5萬多人，另有社會服務組織404個，1.5萬多人。他們來到出售洋貨的商店，站在商店門口，勸阻人們不要購買洋貨。抵製洋貨運動使得外國布料進口減少了將近一半，從1920—1921年的1000多萬盧比下降到1921—1922的570萬盧比。糾察抵製洋酒的活動也開展得轟轟烈烈，商店貨架上的酒落滿塵土，銷售不出去。禁酒運動使旁遮普征收的消費稅減少330萬盧比，比哈爾減少100萬盧比，孟買減少60萬盧比。政府收入急劇下降，被迫大力宣傳使人們相信好的飲料對人健康的重要性。比爾哈和奧裏薩政府甚至編輯和發行小冊子做廣告，說曆史上的一些偉人像摩西、亞曆山大大帝、愷撒大帝、拿破侖、莎士比亞、格拉斯頓、坦尼森、俾斯麥都愛喝他們省產的酒，歡迎各界人士品嚐。禁酒運動中廣泛實行了社會排斥鬥爭手段，例如，繼續賣酒的酒店店員死了，沒人幫他辦理喪事；丈夫不戒酒，女仆就拒絕侍候女主人；等等。
第五，抵製頭銜和職位。在甘地等人的帶頭下，人們紛紛放棄英國政府授予的各種榮譽和頭銜，並辭去殖民政府機構的職位。統計數據顯示，1921年1月底，即有24人放棄頭銜和職位，3月底達到87人。7月，穆罕默德·阿裏在卡拉奇舉行的全印哈裏發會議上演講，宣布穆斯林繼續在英國軍隊裏服役不符合伊斯蘭教法，並號召把這一信息傳達給每一位穆斯林士兵。結果，阿裏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很快被捕。為了抗議當局逮捕，這個演講在舉國上下無數聚會上反複播出。10月4日，47名國大黨要員（包括甘地在內）發表聲明，支持阿裏所言，並號召每個公民和每個軍人都應該與這個殘暴的政府斷絕關係。第二天，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相同的決議。10月16日，全國各地的國大黨委員會紛紛召開會議，宣布采取同樣的決議。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不追究這件事情，政府的聲望也大大受損。阿裏被捕後，聯合省37名穆斯林警察和孟加拉40名穆斯林警察辭職，孟買也有17人辭職。[15]
第六，募集資金。1921年3月，國大黨全印委員會在維加亞瓦達舉行會議，製定了接下來3個月國大黨需要集中精力完成的3大任務，即募集資金、招募黨員和推廣手紡車。募集資金的目標是3個月內為“提拉克司瓦拉吉”基金募集1000萬盧比，這項基金主要用來資助國大黨的活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到6月30日，募集資金的任務超額完成了。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工廠主、知識分子、普通城市居民和農民都參加了捐獻。孟加拉馬爾瓦利商人1921年1月捐了10萬盧比，艾洛爾一個黃麻廠主捐了一大筆錢，聯合省費紮巴德佃農也參與捐款。相較而言，招募黨員的任務截止到30日未達到原訂目標，隻完成了一半，約500萬人。到年底，國大黨黨員已接近1000萬人。
第七，手紡土布。到6月30日，手紡車推廣任務也基本達到預定目標，達到200萬輛。甘地要求每個國大黨領導人都帶頭手紡，他自己身體力行，天天紡紗，走到哪裏把紡車帶到哪裏。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宣傳恢複手紡的意義，手紡車的每一次轉動都紡織著自尊、自助、自愛和自強。如人人手紡，印度曆史上的黃金時代羅摩時代就會在印度重現。甘地在馬杜賴給學生演講時，有學生抱怨印度土布太貴，甘地回答說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少穿衣服。自從那天起，甘地便以苦行僧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麵前：削發光頂，上身**，不穿長褲，光著雙腳，腰纏土布。這一裝束雖然被丘吉爾譏諷為“半**的遊方僧”，但在印度普通民眾中贏得了威信。[16]為了促進手紡土布運動，他在《青年印度》上提出以畫有紡車的三色旗為印度國旗。印度全國興起了手紡手織土布運動，土布大量上市，土布衣服和甘地帽成了民族運動的製服。
第八，到農村去。在不合作運動期間，甘地和國大黨提出了“到農村去”的口號。國民誌願隊深入每一個村莊，發動農民參加不合作運動。許多國大黨領袖積極響應號召，深入農村，賈·尼赫魯即是其中之一。在運動中，賈·尼赫魯一直擔任聯合省國大黨委員會總書記，將全部精力和時間放在運動上。他以忘我的精神和熱情投入運動，以致拋棄了其他社會關係，拋棄了老朋友，書和報紙也很少看，甚至忘掉了家庭，忘掉了妻子和女兒。他的個人和家庭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他戒煙、素食、脫掉西服穿上土布製服，家庭生活開始變得簡樸，削減傭人，變賣馬和馬車以及多餘的家具。尤其重要的是，他發現了真正的印度，即貧窮的農村，這一經曆成為他政治生涯和思想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他在《自傳》中寫道：在此之前，他完全不了解工廠和田地裏的勞動情況，政治見解也完全是資產階級的觀點，自從親曆農村，耳聞農民的悲慘遭遇，目睹農村的窮苦景象之後，他所看到的景象不可磨滅地印在了他的腦海，一想到印度，他心中就出現了這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農民群眾。這一經曆使賈·尼赫魯的世界觀發生了變化，對勞苦民眾產生了深刻的同情，產生了一種新的責任感，即結束印度的貧困狀態，這促使他開始轉向馬克思的學說，成為他信奉社會主義的契機之一。1920年10月，在賈·尼赫魯等國大黨人和農民運動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奧德地區建立了農民協會，下屬有33個分支。這個農協既號召農民參加不合作運動，也號召農民拒耕地主奪佃的土地，拒絕無償地為地主服役，農民運動與不合作運動交織在一起。賈·尼赫魯積極向農民宣傳司瓦拉吉的意義，他在1921年11月25日的阿拉哈巴德農民大會上說：“我們應該在印度努力實現司瓦拉吉，不是資本家的司瓦拉吉而是窮人和農民的司瓦拉吉。”[17]
第九，抗稅運動。隨著不合作運動在農村的深入和農民運動的發展，要求實行抗稅的呼聲越來越高。1921年11月4日，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和全印委員會決定授權各省開展包括抗稅在內的不服從運動。年底，國大黨阿邁達巴德年會根據甘地建議，宣布準備開展文明不服從運動即實行抗稅，同時授權甘地為領導這一運動的唯一權威。甘地選擇古吉拉特邦蘇拉特縣的巴多利區作為試點，巴多利國大黨組織征集了300人在不服從誓約上簽名。1922年2月1日，甘地向總督提出最後通牒，如果當局一周內不答應釋放政治犯，取消對不合作運動的鎮壓，就在巴多利開始不合作運動的最後階段，即抗稅。然而，喬裏喬拉暴力事件的發生，打斷了這一進程。
第十，抵製威爾士親王。1921年11月17日，英國王位繼承人威爾士親王訪問印度。在親王訪問前夕，總督試圖與甘地和國大黨達成協議，讓國大黨不要發動抵製活動。甘地以釋放阿裏兄弟為先決條件，殖民政府不同意，結果未能達成協議。於是，甘地和國大黨號召全國各界人民抵製與親王訪問相關的一切慶祝儀式，並在親王抵達孟買當天實行全國總罷業。在阿拉哈巴德和加爾各答，威爾士親王所到之處，門窗緊閉，街道空空，無人迎接。在孟買，甘地在埃爾芬斯通廠舉行了大型演講，並焚燒外國布料。少數參加歡迎威爾士親王活動的群眾與參加甘地演講的群眾發生了衝突。騷亂接踵而至，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和英裔印度人極易辨認，三者成了攻擊的主要對象，3天中有59人死亡。甘地絕食3天後，暴力才得以停止。事後，甘地立即要求工作委員會收回對各省開展不服從運動的授權，11月23日，工作委員會通過決議，並指示各省委員會必須保證“絕對非暴力的氣氛”。
四、不合作運動的中止
莫·尼赫魯（中）
殖民當局就國大黨抵製威爾士親王實行鎮壓，並實施大逮捕。12月，國大黨誌願服務隊在全印被宣布為非法。國大黨和哈裏發委員會的著名活動家被逮捕，包括尼赫魯父子、奇·達斯、拉·拉伊、蘇·鮑斯等人。奇·達斯是第一個被捕的，他在被捕前的演講中說：“我感到了手銬和腳鐐的沉重，這是束縛的苦痛，整個印度是個監獄，國大黨的工作必須進行下去，我是否被捕沒有關係，我個人生死算不得什麽！”莫·尼赫魯被捕後抱著年僅4歲的孫女英迪拉在法庭上受審，他自豪地宣布：“和我唯一的兒子一起坐牢為祖國服務是我最高的殊榮。”[18]群眾也響應甘地的號召，掀起“入獄運動”，自願進監獄，抗議當局的迫害。從1921年12月到1922年1月，被捕人數超過3萬，監獄人滿為患。當局禁止公共集會，在加爾各答向群眾開槍，在達卡和阿裏加武力驅散集會，在拉哈爾等地殺害誌願服務隊人員和群眾，搶奪並焚燒屬於國大黨的土布和紙張，搜查國大黨和哈裏發委員會辦公室，封閉許多報刊，對出版物實行嚴格管製。雖然大部分著名的國大黨領袖和工作人員被關進監獄，但運動的領導人甘地仍在外邊自由活動。政府一直沒有動甘地，原因是害怕逮捕甘地會引起印度軍隊和警察的反應。民族運動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大批被捕入獄，給不合作運動造成了巨大損失，成為不合作運動中止的潛在原因。
實行不合作和開展建設性工作，是甘地為這次運動規定的兩大行動範圍。不合作和建設性工作都涉及發動工農群眾，而一旦工農群眾發動起來，便會以自己的方式開展鬥爭。工農運動有反對殖民統治和壓迫的，也有反對地主資本家殘酷剝削的，既與不合作運動相一致，又有自身的訴求。因此，工農運動與不合作運動既是平行的兩個運動，同時又相互交錯，難解難分。工農運動中有些逐漸脫離非暴力不合作的軌道，演化成暴動和起義，這既招致了殖民當局的鎮壓，也違反了甘地和國大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原則，成為不合作運動中止的直接原因。
在不合作運動期間，工會組織普遍建立起來，在1920年底舉行的全印工會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國大黨人拉·拉伊當選為主席。1921年1月，國大黨建立了負責工人運動的專門機構。在國大黨的號召下，工人們紛紛拿起不合作武器進行鬥爭，工人罷工與不合作運動結合在一起。罷工浪潮以前所未有的群眾性和政治性席卷了印度所有工業中心，1921年共發生近400次罷工，共有60萬人參加。罷工者積極抵製外貨，參加國大黨發動的各項鬥爭。1921年5月，阿薩姆茶葉種植園6000多名工人成群結隊離開種植園，回到他們的比哈爾或聯合省老家；種植園主對離開的工人開槍。孟加拉民族主義者立即發動輪船和鐵路工人罷工，支持阿薩姆種植園工人不合作運動。罷工期間，暴力衝突時有發生。印度總督曾驚呼，國大黨人在促進勞工騷亂方麵，顯示了極大的熱情和智慧，引起了最廣泛的動亂。
農民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轟轟烈烈。在旁遮普，信奉錫克教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發起了“阿卡利運動”（1920—1922），要求收回受到殖民當局公開支持的錫克教僧侶（馬漢蒂）封建主霸占的廟宇土地，把它交給錫克教團支配。1921年2月，阿卡利黨員試圖和平占領南卡納廟，遭到馬漢蒂武裝人員大屠殺，200多人被殺死，當局進而逮捕阿卡利黨領導人。5月中旬，阿卡利黨領導機構通過決議，決定對殖民當局實行不合作。1922年，一部分激進成員分化出來，另外成立“阿卡利雄獅”秘密組織，號召進行暴力鬥爭。
在馬拉巴爾海岸地區，毛普拉農民掀起了自發鬥爭，演化為毛普拉起義（1921—1922）。毛普拉是阿拉伯人的後裔，信奉伊斯蘭教。在不合作運動和哈裏發運動雙重鼓動下，毛普拉農民積極行動起來，成立佃農協會，一麵要求當局立法，規定減輕地租，一麵要求維護哈裏發地位。1921年2月，當局頒布命令，禁止舉行哈裏發會議，並逮捕4名領導人，引起民眾抗議集會。8月，警察開槍打死多名聚會群眾，引發了農民起義。起義者襲擊警察局、法院、政府機關，並宣布建立哈裏發王國。殖民當局調來大批軍隊鎮壓，許多印度教地主幫助當局，起義帶上了教派鬥爭的色彩。起義最終被鎮壓。據官方宣布，起義者死亡人數為2337人，非官方估計死亡人數為1萬人，4萬多人被捕或投降。
在聯合省，農民建立了“農會”和“愛卡”（聯合運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運動（1920—1922）。聯合省是農民運動開展較早的地區，1918年2月就建立了“聯合省農會”，到1919年6月在全省173個區建立了450個分會。1920年10月，新的“奧德農會”成立，走上不合作鬥爭道路，吸引了330個草根農會加入。1921年1月，農民運動性質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參加國大黨組織的反英集會遊行的同時，開始襲擊大地主的住宅，搶奪錢財。年底，在國大黨和哈裏發運動領導人的推動下，許多地方建立了“愛卡”（聯合運動），掀起了愛卡運動。不久，愛卡運動的領導權落到草根農民手中，他們不接受國大黨和哈裏發運動領導人提倡的非暴力合作策略，而是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立武裝小分隊，打擊地主。[19]
尤其重要是，甘地本人領導的群眾公民不服從運動也脫離了非暴力軌道，發生了暴力事件。1922年2月，甘地向總督發出最後通牒，但總督無動於衷。於是，甘地宣布在蘇拉特區的巴多利開展群眾文明不服從運動。甘地要求全國各地保持冷靜，聽從指揮，不要擅自行動，將運動的焦點放到巴多利。然而，一場暴力事件打斷了剛剛開始的群眾文明不服從運動。2月5日，在聯合省戈拉克蒲爾區的喬裏喬拉村，國大黨與哈裏發委員會領導了一場群眾示威遊行，遭到警察彈壓，遊行者數人被打死，導致遊行隊伍群起襲擊警察。警察躲入警察局，群眾放火焚燒，試圖逃跑的警察被砍成肉塊，扔進火裏。最終，22個警察被燒死，警察局被燒毀。甘地聽到這個消息後，決定中止不合作運動。
1922年12月12日，甘地在巴多利召開國大黨工作委員會特別會議，通過《巴多利決議》，並宣布絕食5天。《巴多利決議》的要點是：由於印度沒有非暴力行動的足夠準備，因此立即停止群眾性不合作運動；責成國大黨地方組織讓農民繳納田賦及其他應向政府繳納的捐稅，保證不損害地主的合法權益；今後的任務是實施建設綱領，即手工紡織、消滅不可接觸製、教派團結、國民教育等。巴多利決議激起了被關在監獄中的尼赫魯父子、奇·達斯、拉·拉伊、蘇·鮑斯等人的不滿，他們不明白為什麽要整個國家為一個偏遠小村所作出的瘋狂行為付出代價。英國殖民統治者隨即進行瘋狂鎮壓，172名國大黨人被處絞刑。3月10日夜，甘地因煽動人民與政府為敵罪被逮捕，並處長期徒刑。接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又開始了自相殘殺，哈裏發運動和不合作運動聯盟也隨之瓦解。
五、賈·尼赫魯與甘地的分歧和對話
甘地（右）與賈·尼赫魯
20世紀20年代的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第一次**時期。在這個時期，甘地最終確立了他在國大黨中的領導地位，以其獨特的方式拉開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帷幕。如同當時的每一個印度民族主義者一樣，賈·尼赫魯被甘地的行動深深吸引，他放棄了豐裕的律師職業，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地投入了甘地領導的民族獨立運動，成為甘地的忠實信徒。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賈·尼赫魯對甘地的某些作法和主張深感苦惱和不安，甚至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他通過與甘地通信和會談表達了他的不滿和困惑。不過，這些分歧尚處在初級狀態，還沒有公開化，沒有演化為尖銳衝突。這一時期，賈·尼赫魯與甘地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印度民族運動的目標。1920年底的國大黨那格浦爾大會是國大黨曆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它揭開了全印範圍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序幕，確立了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袖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明確提出國大黨的目標是“用一切和平與合法的手段實現司瓦拉吉”。但是，在對司瓦拉吉目標的理解上，賈·尼赫魯與甘地存在著明顯分歧。甘地指出，司瓦拉吉的含義是“如有可能就實行英帝國內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則實行脫離帝國的自治”[20]。可見，甘地對印度民族鬥爭的目標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具有很大的伸縮性，既意味著自治領地位也意味著完全獨立，實際上在當時甘地更傾向於讚成自治領地位。在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甘地更多的是強調鬥爭方式即非暴力手段，而對運動的目標漠不關心，含糊其辭。對此，賈·尼赫魯感到不滿。他指出，當時人們都在談論“司瓦拉吉”，可是每個人對“司瓦拉吉”的解釋並不相同，在這個問題上，甘地故意含糊其辭，不鼓勵大家把問題搞清楚，從而使我們完全不注意理論問題，忽視了運動的指導理論以及我們應有的明確目標。賈·尼赫魯認為，在民族自由鬥爭中，首要的是要讓人民明確他們爭取的目標，以煥發人民進行鬥爭的熱情。在國大黨領導人中，賈·尼赫魯是第一個明確提出爭取完全獨立目標的人。
第二，印度民族運動的方法。賈·尼赫魯與甘地在印度民族運動方法上的分歧表現在兩個方麵：（1）宗教神秘主義。甘地將某種帶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的方法應用於印度民族運動之中，賈·尼赫魯對此感到不滿和困惑，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甘地不僅在民族運動中經常使用宗教術語，將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而且直接運用絕食、祈禱等宗教方法解決政治問題。在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期間，甘地將哈裏發問題與不合作運動結合起來，使伊斯蘭教領袖的宗教影響重新抬頭，並且經常引用宗教詞匯，一再提起神、羅摩等，強調運動在宗教方麵的意義，從而使運動帶有強烈的宗教複興主義的性質，大多數國大黨工作人員也拚命效仿甘地，甚至還轉述他的那一套話。賈·尼赫魯對政治活動中這種宗教因素的發展感到苦惱，對這種現象極為反感。在他看來，政治問題就應當從政治觀點來考慮，不應與宗教扯在一起，伊斯蘭教大毛拉和印度教斯瓦米之流在公開講演中所說的許多話是錯誤的，他們對一切事物進行宗教歪曲，從而使人的頭腦不清楚。甘地所用的一些宗教詞語也使他感到困惑和震驚。二是甘地往往根據“內心聲音”或“祈禱的回音（即直覺和本能）發動或中止運動。甘地做事往往憑借神秘的“內心聲音”，而很少訴諸理性。甘地在《自傳》中曾寫道，他早就學會了使自己順從內心聲音並樂於順從這種聲音，如果背著這種聲音做事，對他來說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痛苦的。在民族運動中，甘地不僅憑內心聲音決定發動鬥爭的方式，而且憑內心聲音隨意中止運動，然後隨意找一個荒誕的理由為他的行為辯解。1919年反《羅拉特法》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帷幕是以全國性的總罷業方式拉開的，而這一鬥爭形式則是在神秘的夢境中決定的。1922年甘地以喬裏喬拉事件為由突然決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2）非暴力主義。甘地將非暴力方法奉為信條，賈·尼赫魯則將非暴力方法視為策略。賈·尼赫魯認為，甘地向印度人民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方法是爭取實現獨立目標的正確的和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這種方法並不是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條，而是能夠產生某些結果並根據這些結果來判斷的方針和方法。個人可以將它視為不容爭辯的宗教信仰，然而，政治團體決不能這樣做。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暴力行為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警察的挑釁和鎮壓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斯文和沉默。此外，打入運動中的暗探和內奸經常有意製造事端或煽動別人采取暴力行動，以此來破壞運動。如果由於不可避免的個別暴力事件就必須停止爭取自由的民族鬥爭，那麽，非暴力抵抗方法就永遠不會成功。賈·尼赫魯感到困惑不解，是非暴力方法本身有缺陷，還是甘地對這種方法的解釋有毛病？他寫信給甘地，表達了他心中的困惑和疑慮。甘地給賈·尼赫魯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他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原因。他承認，從戰略觀點看這個決定“在政治上是不合理的和不明智的”，但他在思想上毫不懷疑，這個決定在宗教上是正確的。“我向你保證，如果事態（文明不服從）不被中止，我們領導的就不會是非暴力鬥爭，而是暴力鬥爭。運動不自覺地偏離了正確道路，我們必須回到係泊處，才能夠再次筆直向前”。[21]
甘地以喬裏喬拉小村發生暴力事件為由中止不合作運動，這一決定引起的爭議迄今在學術討論會和曆史著作中依然清晰可見。賈·尼赫魯本人對這一事件的分析既表達了人們對甘地決定的困惑，同時也澄清了甘地決定的合理性，從中可以看出賈·尼赫魯與甘地在民族獨立鬥爭方法上的分歧與對話，也可以看出賈·尼赫魯與甘地政治風格的不同。德賽曾在《印度民族主義的社會背景》中寫道：“在甘地的領導下，民族主義運動成為一個奇特的混合：勇猛前進隨之以突然而任意的停止，挑戰繼之以擅自妥協，結果導致變幻無常，混亂慌惑和群眾視野的模糊。”[22]這是對甘地的鬥爭方法的形象總結。
甘地是一位主張用宗教淨化政治的聖徒式的政治家，賈·尼赫魯是一位主張政教分離的現代政治家。甘地思想滲透著濃鬱的宗教道德氣息和傳統的複古色彩，賈·尼赫魯思想則具有明顯的科學世俗色彩和開闊的現代氣息。甘地與賈·尼赫魯兩人思想特征方麵的分歧，導致兩人政治風格上的明顯不同。甘地強調手段，賈·尼赫魯重視目的；甘地主張先個人後製度，賈·尼赫魯主張先製度後個人；甘地重直覺，賈·尼赫魯重理性。對甘地來說，直覺是燈塔，對賈·尼赫魯來說，理性是向導。甘地感興趣於該做什麽而不是將做什麽，賈·尼赫魯則感興趣於將做什麽而不是該做什麽。對於甘地來說，一個計劃或行動因為它是對的所以是合理的，而對賈·尼赫魯來說，因為它是合理的所以是對的。甘地奉行“一時一步”、“一步即夠”的政治哲學，以在他看來植根於現實的眼前目標為滿足。他不是用邏輯和縝密的計劃看待未來，他隻是對現在作出回答。對他來說，未來隻是由一個尚未給他提出問題的現在構成。賈·尼赫魯則依據將來的可能和需要判斷現在，根據長期的行動計劃思考。在民族民主運動中，甘地往往在重要關頭采取突然而難以預料的決定，賈·尼赫魯認為這不是政治態度或科學態度，或許連倫理態度也不是，它完全不符合現代的心理經驗和方法。賈·尼赫魯通過內心鬥爭和痛苦思考，給甘地的決定以合理的解釋，使其理性化，賦予甘地主觀思想以客觀色彩。
在民族民主運動中，城市青年、知識分子、工人等深受西方現代文明熏陶的階層，很少傳統觀念的羈絆，視野開闊，麵向世界，麵向未來，他們代表著新印度的呼聲。在現代西方思潮，特別是馬克思社會主義以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影響下，民族民主運動內出現了一個與傳統的民族主義相對的現代的民族主義趨勢，主張完全獨立，實行社會主義變革，建立一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全新的印度。這個趨勢由賈·尼赫魯、蘇·鮑斯、納·德夫和賈·納拉揚等人代表，而賈·尼赫魯則是該趨勢的最突出、最有遠見的領袖。在民族民主運動中，賈·尼赫魯不僅主張徹底擺脫英國殖民枷鎖，爭取完全獨立，而且主張徹底變革傳統的社會結構，不僅重視教育廣大的農民群眾，而且重視與工人、青年、學生等先進階層加強聯係，不僅反對將傳統的宗教因素引入民族民主運動之中，使民族民主運動神秘化，而且以現代西方科技為基礎的高度工業化的印度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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