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印穆斯林聯盟是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產生的。但它不是作為一個推進印度民族運動的組織出現，而是作為一個教派政治組織出現的，把維護伊斯蘭教教派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目標。這樣從一開始，它就站到了印度民族運動的對立麵，與印度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的趨勢不符。但是，全印穆斯林聯盟成立不久內部就出現了革新力量，他們得到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支持，成功地轉變了全印穆斯林聯盟的方向，使它成為印度民族主義力量的一部分。
一、成立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度穆斯林群眾的大多數仍然受教派主義路線的控製。賽義德·阿赫默德汗1898年病故，他的繼承人穆辛·烏爾·穆爾克繼續奉行他的路線。部分參加國大黨活動的穆斯林繼續呼籲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團結，但沒有效果。
19世紀末，穆斯林與國大黨及印度教徒的關係越來越複雜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穆斯林教派主義興起的同時，印度教教派主義也開始出現。從1870年起，一部分印度教徒柴明達爾、高利貸者、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始煽動反穆斯林情緒。他們完全接受殖民者的印度曆史觀，猛烈抨擊中世紀時期穆斯林的殘暴統治，並感恩英國統治者把印度教徒從穆斯林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使其重獲自由。他們認為烏爾都語是穆斯林的語言，而印地語才是印度教徒的語言。
第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用印度教激發人民民族感情的做法帶來了副作用，在穆斯林那裏引起了強烈反感和更大的猜疑。這種情況被殖民統治者不失時機地利用來進一步挑撥穆斯林和國大黨的關係。英國記者齊若爾臭名昭著的《印度的動亂》一書就是證明。這本書雖然出版較晚（1910年），但其中反映的思想，就是把印度的革命運動說成是印度婆羅門種姓恢複昔日統治地位的企圖，則代表了19世紀末印度官方人士的一般說法。這種蠱惑宣傳大大增加了穆斯林的疑懼心理。
第三，聖社發動由印度教正統派廣為支持的保護母牛運動，把一個極為敏感的宗教問題帶到政治鬥爭的旋渦中，造成了更大的混亂，引起了穆斯林更大的戒心。如印度曆史學家指出的：“1890年早期，整個印度掀起了‘禁止屠殺母牛’的宣傳活動，矛頭主要針對的不是英國統治者，而是穆斯林，例如，英國軍營裏依然可以大規模地宰殺母牛。結果，這場運動總是轉變成教派衝突，常常導致教派騷亂。1896年‘禁止屠殺母牛’運動慢慢平息下來，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以更為猛烈的形式再次死灰複燃。”[11]國大黨雖沒有支持這種宗教要求，但它的某些成員參與了這個運動。
第四，19世紀90年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又發生了語言問題的衝突。在聯合省，印度教徒要求印地語也應該和烏爾都語一樣被允許在法庭上使用。穆斯林堅決反對，認為這樣降低了烏爾都語的地位。在殖民當局接受前者的要求後，穆斯林舉行了一係列集會，表示激烈的抗議。所有這些衝突，嚴重影響了雙方群眾的情緒，再加上殖民當局的挑動，結果就是19世紀80—90年代在一係列城市開始發生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大規模的流血衝突，雙方傷亡都很大。穆斯林領導人與國大黨的政見分歧已經演變為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兩大宗教的群眾對立。這種局麵的形成給民族運動造成嚴重威脅。然而，對玩弄“分而治之”政策的英國殖民者來講，這隻不過是他們挑動宗教對立的第一步。
英國殖民者在1905年分割孟加拉，目的之一就是進一步挑動宗教衝突，進而組織孟加拉民族運動的發展。按照他們的打算，把孟加拉一分為二，新成立的一個省（東孟加拉省）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數，就可以把這個省變成由穆斯林起支配作用的省，以便和西孟加拉相抗衡。穆斯林上層最初也擔心分割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加之當時聽聞分割後會改變永久的稅製，所以也反對分割法案。例如，中央伊斯蘭教在1904年2月會議上就曾強烈譴責分割計劃，並向總督遞交了反對分割的呈請書。
總督寇鬆1904年專程去東孟加拉訪問，向穆斯林封建主和知識分子說明分割計劃對他們有利。他特別指出，分割將使東孟加拉穆斯林得到一個他們從昔日的穆斯林省督和國王們垮台以來未曾有過的實體，這將保證他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導地位，並影響全印政治。寇鬆還向他們保證，分割不會導致永久地稅的任何改變。當了解這一點後，不但東孟加拉，而且西孟加拉大多數穆斯林封建主和知識分子都轉到支持分割的立場上。
最典型的就是達卡的納瓦布薩裏穆拉。他是東孟加拉最有影響的穆斯林領導人。原來激烈反對分割，說分割是人麵獸心的安排。但在寇鬆訪問後，他轉變立場，成了穆斯林支持分割最積極的帶頭人。新省成立後，在他發起和支持下，東孟加拉穆斯林大封建主成立了穆斯林協會，提出在新省立法會議中要保證穆斯林在印度成員中的多數地位。薩裏穆拉被任命為省立法會議成員，後又被任命為總督立法會議成員。1907年當局又給他31.5萬盧比低息貸款。總督明托說，這筆貸款是政治性的，是印度政府政策的一種象征。這實際上就是犒賞。
中央伊斯蘭教協會這個很有影響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商人和地主的組織，也在寇鬆訪問後轉到了英國殖民者一邊支持分割。穆斯林文學社也發布聲明，把分割說成是給穆斯林的禮物，要求穆斯林盡一切可能，衷心支持政府的這一政策，不要參加任何反分割的政治會議和鼓動。以阿裏加學院為代表的孟加拉境外的穆斯林多數人持同樣立場。“於是就出現了這種情況：當印度各界奮起反對分割的時候，穆斯林上層和知識界多數人卻出麵為分割辯護，甚至為分割而歡呼”[12]。1906年、1907年，每逢10月16日分割法生效的日子，孟加拉群眾舉行國喪，以示抗議，穆斯林上層卻把它作為節日來慶祝。
在這種情況下，穆斯林參加國大黨年會的人數急劇減少。1905年國大黨年會出席代表756人中，穆斯林隻有17人。伊斯蘭教的許多商人繼續賣英貨，破壞抵製。伊斯蘭教上層還竭力影響農民。由於在孟加拉，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中印度教徒居多，有階級矛盾存在，穆斯林上層就利用這一點，挑動農民的宗教情緒。1906年，不少地區發生兩大宗教群眾的流血衝突。印度教廟宇裏的迦裏女神像被取走，代之以牛頭。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部分穆斯林不受這股逆流的影響，積極參加了反分割鬥爭。例如，1905年9月23日，加爾各答部分穆斯林集會，表示同情反分割鼓動，完全讚同司瓦德西運動。薩裏穆拉的兄弟阿提奎拉不但繼續參加國大黨活動，而且在1906年國大黨年會上提出反分割決議案。1906年1月，阿卜杜爾·卡西姆批評拉賈夏西穆斯林協會禁止穆斯林參加司瓦德西運動，被殖民局罵為加爾各答收買的鼓動者。在孟加拉以外的有些地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起參加司瓦德西和抵製運動。如西印度馬哈拉施特拉的杜拉地區的穆斯林，響應提拉克關於開展司瓦德西運動的號召，1905年11月舉行了一次由地方穆斯林領導人和商人參加的會議，研究如何在當地開展司瓦德西運動。在孟買，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後來成為穆斯林最著名的領導人的真納，參加了1906年國大黨年會，並擔任年會主席達·瑙羅吉的秘書。但總的來說，持這種立場的穆斯林在全印是少數。
盡管殖民當局百般製造障礙，孟加拉的反分割運動還是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殖民統治者決定利用立憲改革，加深兩大宗教群眾政治上的對立，以此破壞運動。1906年英國印度事務大臣莫萊放話說，打算改組立法會議，擴大印度人選舉代表名額。在擬議具體方案過程中，英印殖民當局通過阿裏加學院的英國人院長，授意阿裏加穆斯林領導人立即組織一個穆斯林代表團，向總督提出穆斯林的希望和要求。穆辛-烏爾·穆爾克隨即發起組織了這個代表團，共34人參加，幾乎全是各地有名望的大封建主和宗教上層，由貴族教派首腦阿加汗率領，於1906年12月去西姆拉晉見總督。
這個代表團提出以下要求：實行穆斯林單獨選舉製；在確定穆斯林在各級立法會議應享有的席位時，不但考慮穆斯林所占人口比例，而且考慮它的政治重要性；不通過競爭考試，直接任命穆斯林擔任各級文官等。這些要求，總督都在原則上給予應允。整個晉見活動安排得煞有介事，事後又被大肆渲染，似乎這一切全是出自穆斯林的主動。英國官方人士則並不隱諱地說，這實際就是一場由總督自導自演的鬧劇。總督明托自己也承認，這樣做是為了把穆斯林製造成一個能與國大黨目標相抗衡的對立物。殖民當局讚同穆斯林上層提出的單獨選舉製，這就表明，它蓄意鼓勵穆斯林上層中開始萌生的分裂主義傾向。這是極其陰險的一招，這一挑撥行動使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分歧無可挽回地發展下去。
這次晉見後，穆斯林領導人自以為得計，決定建立一個全印穆斯林政治組織，以便在即將到來的立法會議選舉中代表穆斯林利益，使穆斯林作為一個民族中的民族，爭取得到英國當局獨立的政治承認。這場由英國人導演的鬧劇，完全是為了塑造一個同國大黨相抗衡的對立派組織。事實上，自從孟加拉開始反分割鬥爭以來，穆斯林就提出了建立組織的要求。他們既認為國大黨是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就希望也有自己的政治組織。以往由於遵循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的不參加政治鬥爭的方針，這樣的組織遲遲未能出現。賽義德·阿米爾·阿裏的中央伊斯蘭教聯盟，影響地區主要是孟加拉，在別的地方雖然有分支，但人數有限，還不是全印組織。所以，當孟加拉的薩裏穆拉利用1906年各地穆斯林領導人在加爾各答舉行全印教育會議的機會，提出建立全印穆斯林組織的倡議後，立即得到普遍讚同。
1906年12月30日，全印穆斯林聯盟在達卡成立。1907年12月，穆斯林聯盟在卡拉奇和阿裏加召開首次年會，通過了盟章，成立了中央委員會，阿加汗當選為常任主席，穆辛-烏爾·穆爾克是最早的秘書。這樣，全印穆斯林的政治組織就在“維護穆斯林利益”的口號中出現了。“全印穆斯林聯盟是在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誕生的。然而，它是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產兒，一個把維護穆斯林教派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爭取使印度穆斯林‘得到英國當局獨立的政治承認’的教派政治組織”[13]。
二、早期活動
穆斯林聯盟成立後頭幾年的活動可歸納為以下3點：
第一，支持分割孟加拉，反對反分割鼓動和抵製英貨運動。在1906年12月30日穆斯林聯盟成立會議上就通過一項決議，認為分割孟加拉對穆斯林有利，表示反對一切反分割的鼓動，也反對抵製英貨。1907年穆斯林聯盟年會又對孟加拉群眾性反分割鬥爭進行抨擊，認為這個活動損害穆斯林的利益，號召穆斯林不要參加。1908年穆斯林聯盟中央委員會又通過決議，歡迎分割，說分割拯救了孟加拉穆斯林，並要求當局堅決頂住反分割的壓力。同年召開的年會激烈攻擊當時正在開展的司瓦德西和抵製運動是叛亂鼓動，是邪惡勢力。伊斯蘭教上層的某些宣傳還提出了“司瓦紮提”（意為本集團的，即穆斯林教派的）的口號，與司瓦德西的口號相對抗。有一本小冊子甚至號召抵製印度教徒辦的司瓦德西商店和民族學校，開辦穆斯林商店、穆斯林學校。這些鼓動不是沒有結果的，孟加拉穆斯林大多數退出了運動。這樣，穆斯林聯盟就不是促進運動的發展，而是便利了英國統治者扼殺方興未艾的運動。
第二，把要求實現穆斯林單獨選舉作為首要任務。在1892年進行的那次各級立法會議中，穆斯林得到的席位一般都低於人口比例，穆斯林上層很不滿意，所以要求穆斯林作為一個獨立實體單獨選舉和增加穆斯林代表名額。英國殖民者知道，答應這個要求就是表示官方讚同穆斯林上層提出的“兩個民族”論，不但使國大黨爭取穆斯林的希望化為灰燼，也將使國大黨喪失全民代表的形象。顯然，利用這個問題在國大黨和穆斯林中間打進楔子，比利用其他任何問題都更有力。這就是英國官方在西姆拉導演那出接見鬧劇的原因。總督明托手下一個官員當晚在一封信裏得意揚揚地說，這是使用政治手腕的傑作，將長期影響印度和印度曆史，這等於把6200萬人拽住，使之不致加入反叛者行列。
穆斯林聯盟成立後，穆斯林上層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爭取實現英國統治者設下的這個圈套上。整個1907年和1908年，圍繞單獨選舉製問題，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展開了激烈論戰。雙方都在全國範圍內舉行一係列集會。穆斯林聯盟還在倫敦建立分支，宣傳自己的主張。穆斯林聯盟的基本論點還是過去提出的“兩個民族”論，“實行普遍選舉隻利於印度教徒”論等。國大黨反駁這種論點，穆斯林知識分子中也有些人持不同觀點。1908年穆斯林聯盟年會主席賽義德·阿裏就認為，單獨選舉製會使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完全疏遠。他主張共同選舉，不應計較席位多少。律師迪克·阿裏汗也認為，按階級和宗教選舉代表的原則是極其有害的，從穆斯林的觀點看，這個原則也是充滿危險的。還有少數人清楚地看到，穆斯林聯盟領導人堅持這個要求是上了殖民當局的圈套，呼籲他們正視走這條道路的危險。
然而，這些呼籲未能使穆斯林聯盟領導人頭腦清醒。1909年，英國殖民當局正式頒布立法會議改革法，既給了穆斯林以單獨選舉權，又給了穆斯林高於人口比例的席位定額。穆斯林聯盟領導人把這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在國大黨領導人中，隻有戈·郭克雷讚成單獨選舉製。他看到兩大宗教的鴻溝越來越深，認為隻有用這種妥協辦法才能爭取穆斯林，把它稱為“不可避免的弊端”。國大黨絕大多數領導人對1909年改革法把單獨選舉製包括進去，持堅決反對的態度。馬拉維亞後來在談到這個法令時說，它是“在英國統治印度的曆史上第一次承認宗教作為選舉的基礎，這就在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中間永遠築起了一道隔開兩者的長城”[14]。
第三，阻止穆斯林參加國大黨，號召繼續保持對英國殖民當局的忠順。國大黨的產生是為了從英國殖民統治者那裏爭取改革，而穆斯林聯盟的產生則是為了使這種改革有利於穆斯林。所以，從一開始，穆斯林聯盟就認為自己的利益和國大黨的利益成反比，認為保證穆斯林利益的關鍵在於發展自己的力量，遏製國大黨的影響。在當時，單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這一點的，於是，穆斯林聯盟自覺地繼承了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的路線，向英國殖民者乞求庇護和照顧。這也就是它從一開始就把在印度穆斯林中促進忠於英國統治的感情，作為頭一項宗旨列入穆斯林聯盟章程的原因。
關於這點，穆斯林聯盟有些領導人的個人講話說得更明白。聯盟秘書紮卡·烏拉說，我們和國大黨人沒有共同的政治目標。他們熱衷於從事削弱英國統治的行動，他們要求代議製，而這意味著穆斯林的死亡。他們實行文官競爭考試製度，這將剝奪穆斯林擔任文官的機會。因而，我們不需要和他們在政治上結合在一起。穆斯林聯盟的任務，是通過尊敬的請求，向政府表達穆斯林的願望。他們不應像國大黨那樣號召抵製，在講壇上、報刊上發表激烈言辭，發動群眾反對他們的仁慈的政府。聯盟另一領導人瓦卡爾-烏爾·穆爾克也說，如果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垮台了，印度教徒將成為我們的統治者，我們的生命、財產、榮譽就會處在經常的危險中。唯一拯救之路在於幫助維持英國統治，使之長治久安。如果穆斯林真誠地和英國人站在一起，他們的統治就能持久下去。他還號召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一支英國部隊，隨時準備為英王而流血犧牲。
宣布忠於英國統治，這也是早期國大黨的路線，穆斯林聯盟這樣做不足為怪。但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有兩點不同之處：首先，國大黨是用宣布效忠換取改革，其目標是削弱殖民統治。而穆斯林聯盟則是用宣布效忠求得庇護，目標是削弱國大黨。穆斯林聯盟把殖民統治者依作靠山，而把國大黨視為仇敵。其次，20世紀初的形勢已經和19世紀80—90年代不同了。國大黨上層的忠於英國統治的路線正在遭到黨內外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譴責。1905年開始的鬥爭正在向革命運動轉變。在這種時候，再以英國殖民統治的維護者的身份出現，譴責反分割行動，那就是完全站到革命運動的對立麵，幫助英國殖民者撲滅革命運動的烈火。聯盟領導人主觀上是教派利益第一，客觀上則成了殖民統治者手裏的工具。整個1907年和1908年，幾乎在一切問題上，聯盟都和國大黨唱對台戲。
當時流行一種說法，似乎任何由國大黨發起的活動，都不可避免地自然帶有反穆斯林利益的傾向。結果是，穆斯林參加國大黨遭到非議和譴責，甚至像阿布杜拉·蘇拉瓦底在英國參加克裏希那瓦爾瑪的“印度自治社”也受到譴責，理由是該組織的主要參加者是印度教徒。這種敵視氣氛不能不影響那些一直參加國大黨活動的穆斯林，其中有一些人看到，由於穆斯林聯盟出現並成為全國穆斯林的政治組織，國大黨要把穆斯林爭取過來再也不可能了。為了不招惹指責，為了不失去在本宗教內的廣泛社會聯係，他們也就不再參加國大黨的活動。
總的來說，穆斯林聯盟頭幾年的政策對印度民族運動沒有起好的作用。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宗教衝突來破壞運動，它是被利用的主要工具之一。英國印度事務大臣莫萊就曾得意揚揚地把它稱為國大黨的天然反對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這個地主資產階級政治組織中，地主和宗教上層勢力占據統治地位。這個力量對國大黨掀起的政治運動憂心忡忡，唯願維護自己和本教派現有地位不受影響，因而把殖民當局投來的誘餌當作禮物，心甘情願地跟著它走。
穆斯林聯盟的出現及其初期活動，刺激了某些宗教思想濃重的印度教徒。特別是當局明確保證在未來的議會改革中保障穆斯林利益的承諾，更使他們深感憤怒，進而認為國大黨已經無力保護印度教徒的利益了。他們將憤怒直指國大黨，鼓吹成立印度教組織。1906年，“光榮印度教協會”建立。1909年，“旁遮普印度教協會”建立。U·N·穆克吉和拉爾·昌德為印度教派主義思想及政策打下了基礎。他們指責國大黨試圖將所有印度人置於一個“單獨的國家”之中，為了“取悅穆斯林”而不惜“犧牲印度教徒的利益”。拉爾·昌德在他撰寫的《政權的自我放棄》一書中，指責國大黨是導致印度教徒“自我毀滅的惡魔”，印度教徒在過去25年裏一直受到“毒素”的侵害，致使其正在漸漸走向滅亡；他們能得救的唯一辦法就是清除“毒素”，去除“惡魔”；印度教徒在和穆斯林進行鬥爭的時候，應該和“第三方即政府保持中立”，同時“拋棄並終結國大黨”。昌德強調：“印度教徒不僅應該相信而且應該使之成為他的機體、生命和行為的一部分，那就是，他首先是印度教徒，然後才是印度人。”[15]這樣，越來越多的印度教徒拒不參加國大黨的日常活動，即使是1909年的國大黨拉哈爾年會上，出席的代表也隻有243人。正是在印度教徒的憤怒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全國性的印度教教派主義組織“全印印度教大會”於1910年12月誕生。縱觀印度教大會孕育產生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樣是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產兒。
三、政策轉變
穆斯林聯盟的政策從1913年起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它仍然堅持教派主義的原則，但民族主義傾向大大加強，和國大黨團結的問題也提了出來，終於在1916年通過了著名的“國大黨—穆斯林聯盟勒克瑙協定”，建立了兩大組織的合作關係。這是穆斯林聯盟政治方向的重大轉變，下列原因促成了這一轉變：
第一，20世紀初，特別是經過司瓦德西運動後，資本主義關係在穆斯林中得到一定發展。盡管穆斯林聯盟反對司瓦德西和抵製英貨運動，但穆斯林依然有部分人參加，從中得到了益處。孟買、孟加拉和北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這一運動中積累了更多資本，有一些人投資辦工業，成為工廠主。封建主在工商企業中認股的也增多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擴大了。據統計，1898—1902年，穆斯林大學畢業生就有1283人，其中畢業於阿裏加學院的220人，阿拉哈巴德各院校的有410人，加爾各答各院校的398人，旁遮普各院校的255人。有些人還去英國留學。大學畢業生部分成了政府官員。據1898年的統計，聯合省擔任副稅收官和副治安長官的穆斯林有94人（印度教徒有11人），擔任首席法官的有8人（印度教徒有14人）。更多的畢業生成了自由職業者。有的還投資於工商業，如著名活動家邵克特·阿裏就在一家軋棉廠投資15萬盧比。這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穆斯林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在伊斯蘭教內已經是一支有力量的隊伍了。“和封建主不同，資產階級較多地感到了和英國殖民統治者的矛盾，較多地看到了整個印度的無權地位，在他們的思想中，民族主義傾向逐漸加強，因而對聯盟領導人執行的路線越來越感到不滿”[16]。
第二，殖民當局1911年取消對孟加拉的分割，使許多穆斯林對英國統治者的盲目信任破滅了。分割和取消分割，從英國殖民者來說都是從維護殖民統治者的利益出發。在1905—1908年運動鎮壓下去後，當局確定了拉攏溫和派打擊革命力量的方針，但看到分割一舉使溫和派耿耿於懷，而使秘密革命組織得到了適宜發展的土壤，因而決定取消分割，以安撫溫和派，瓦解秘密組織。在穆斯林聯盟成立後，宗教衝突的雪球已經滾動起來，殖民統治者知道，即使取消分割，它也不會停止滾動。當初穆斯林相信分割是殖民者為他們的利益著想，把殖民者視為知己，如今看到了，這個一再向他們保證永不變更既成事實的統治者，是怎樣根據自己的需要，一夜之間就盡毀前言。這件事使許多穆斯林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原來英國殖民者關心穆斯林是假，追逐自己利益才是真。這就促使許多人轉而采取了反英立場。當然，還有一些人雖然抱怨英國殖民者出爾反爾，但依然相信英國統治者，隻是懇求他們今後不再做背棄穆斯林利益的事。
第三，英國對待西亞、北非伊斯蘭國家的態度使印度穆斯林感到氣憤。印度穆斯林泛伊斯蘭主義傾向本來並不突出，莫臥兒皇帝們不承認哈裏發。莫臥兒帝國崩潰後才有人承認，民族大起義後增多，主要是瓦哈比派。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和後來的穆斯林聯盟領導人並不提倡泛伊斯蘭主義。穆辛-烏爾·穆爾克1906年曾公開宣布，印度穆斯林不承認奧斯曼帝國皇帝的哈裏發地位，他強調印度穆斯林隻忠於英國統治。泛伊斯蘭傾向在20世紀初突然變得強烈起來，其實是穆斯林中的部分人對英國信任破滅的一種表現。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戰爭和1912—1913年的兩次巴爾幹戰爭中，英國支持意大利和巴爾幹四國同盟對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作戰，默許意大利侵占的黎波裏，默許奧地利占領帝國的部分歐洲領土，英國的立場刺激了印度穆斯林，在他們中原來不很突出的泛伊斯蘭思想開始廣為傳播。他們認為，英國人蓄意打擊奧斯曼帝國，損害哈裏發的地位，與伊斯蘭國家為敵。他們把這些國際事件和英國殖民者取消分割孟加拉的決定聯係起來，感到英國是典型的利己主義者，不是穆斯林的朋友，更增加了印度穆斯林對英印統治的憤怒。
第四，20世紀初，廣大穆斯林下層群眾生活越來越貧困。在孟加拉，穆斯林農民的大部分沒有永佃權，地主經常加租奪佃，農民處於生活無保障的地位。在北印度，失地農民有相當部分是穆斯林。都市的穆斯林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在英資的排擠下，在高利貸者的壓榨下，處境困難。青年學生畢業而得不到就業者，與日俱增。穆斯林上層希望英國保護，給予更多做官機會，廣大穆斯林下層群眾從中是得不到實惠的。他們對殖民統治當局不滿，要求當局采取措施改善他們的地位。所有這些因素作用在一起，導致穆斯林社會中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對殖民統治的力量。
第五，“青年穆斯林”崛起，並在穆斯林聯盟中嶄露頭角。正是在上述形勢下，一批年輕的穆斯林活動家登上了曆史舞台。這些年輕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對穆斯林聯盟中盲從當局、反對印度教徒的上層領導者感到不滿，他們開始傾向於現代理性的民族主義思想。這時，由穆·阿裏、邵·阿裏、紮·阿裏汗、哈·阿吉梅爾汗、哈·伊瑪目等人領導的激進的民族主義阿哈爾運動興起了。穆·阿裏曾留學英國，回國後在巴羅達等土邦任職。1910年來到加爾各答，創辦《同誌報》。他認為穆斯林聯盟反對穆斯林參加民族運動的政策已經過時，要求改變政策，與國大黨合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無黨無派，是所有人的同誌，我們深深感到，不同種族不同信仰間日益激烈的爭論孕育著極大的危險，熱切地希望印度對立的不同政治團體相互取得更好的諒解，在平等的基礎上為印度的共同利益而鬥爭。
阿·卡·阿紮德
這股新思潮來勢迅猛，1910年就有人在穆斯林聯盟年會上批評乞求英國保護及與國大黨對立的政策，要求把實現印度自治作為鬥爭目標，響應很熱烈。這也促進了1911年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開始接觸。在穆·阿裏、邵·阿裏、紮·阿裏汗、哈·阿吉梅爾汗、哈·伊瑪目等人的努力下，他們得到了一部分正統伊斯蘭學者的支持。另一名被吸引到民族運動中的正統伊斯蘭學者是年輕的阿·卡·阿紮德，他曾就讀於開羅著名的艾資哈爾大學，並在他1912年創辦的《新月報》上宣傳他的理性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1912年，開明的國大黨領導人德罕默德·阿裏·真納被邀請加入穆斯林聯盟。“經過不懈的鬥爭，這些年輕的穆斯林民族主義者不僅在穆斯林聯盟中嶄露頭角，同時也在國大黨中很活躍”[17]。總之，青年穆斯林的要求可以歸納為：（1）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合作；（2）領導穆斯林群眾開展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3）爭取印度自治。
然而，新思潮的湧現並非沒有遇到阻力，真納和阿紮德受到聯盟某些領導人以及宗教正統勢力的冷嘲熱諷。英國殖民統治者也竭力阻撓，決不願失去挑動宗教衝突這張王牌，決不願看到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兩大組織的合作。他們竭力支持穆斯林聯盟老的領導人維護自己的陣地。穆斯林聯盟主席阿加汗就固執地反對把爭取自治作為目標。他說，現在要求自治是摘蘋果於未熟時，自治實現那天，將是印度曆史上最不幸的日子。在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的慫恿下，反對新思潮的叫喊喧囂一時。有些人說，國大黨骨子裏是反英的，跟他們不可能合作。也有人提出，與其穆斯林聯盟被導向反英，不如立即解散。
然而，真納等並未氣餒，在穆斯林中做了大量說服工作。畢竟新思潮反映了全國廣大穆斯林的要求，擁護者越來越多。穆斯林聯盟常任主席阿加汗1912年辭職，並停止了對這個組織的財政資助。阿米爾·阿裏、薩裏穆拉等最有影響的人物也先後退出。在1913年穆斯林聯盟內部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達到了曆史性的轉折點。從這年起，新勢力確定地占了上風，穆斯林聯盟的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從此，它成了以資產階級為主的地主資產階級政治組織。青年穆斯林的崛起和他們所代表的穆斯林的民族主義傾向，體現了廣大穆斯林群眾的心聲和他們的根本利益。正因為有了他們的民族主義觀點，才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穆斯林聯盟的重大政策轉變。
轉變的標誌是穆斯林聯盟新的鬥爭目標的確立。1913年3月22日，穆斯林聯盟勒克瑙年會通過了要求印度自治的決議。其中規定，穆斯林聯盟的奮鬥目標是通過憲政手段，爭取建立適合印度的自治製度，並強調，要通過與其他教派合作來實現這一目標。會議對國大黨1906年年會上通過的自治決議表示支持。這是這個組織第一次明確提出民族自治的政治目標，標誌著它的政治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以印度自治為目標，這就意味著它的活動已經不限於為穆斯林爭取更多的席位和擔任文官的機會，而是提出了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印度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問題；還意味著它的立足點已由與殖民當局合作對付國大黨，轉變為與國大黨一起共同提出民族要求。這年12月在阿格拉舉行的穆斯林聯盟年會上，主席易卜拉欣·拉赫瑪圖拉在致辭中說：“像印度這樣的大國，政治上不會永遠受人控製，總有一天會取得完全的自由。”[18]以往穆斯林聯盟的年會上聽到的都是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一片頌揚，如果有指責，那也是怪當局對穆斯林利益照顧不夠。但在這次年會上，許多人都對英國在印度的剝削和壓迫提出了嚴厲批評。
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在爭取自治的目標上達成了一致，兩大組織的合作也就逐步提上了日程。許多發言者強調，印度的政治前途有賴兩大教派的攜手合作。這個主動的表示得到了國大黨熱烈而積極的回應。國大黨這年年會通過決議，對穆斯林聯盟確立爭取印度自治的鬥爭目標以及與國大黨合作的主張表示讚賞。國大黨認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正在恢複友好關係，印度人民的繁榮與進步取決於各教派之間融洽的努力與合作，以便為共同的利益找到聯合行動的途徑。這樣就形成了良好的氣氛，使兩大組織的接觸有取得成果的可能。
當然，穆斯林聯盟政治方向的轉變並不意味著它不再是穆斯林的政治組織。隻要它依然是教派的組織，維護本教派利益的宗旨就不會完全改變。而且，穆斯林聯盟內依然存在著封建勢力，他們沒有退出，也不完全接受新主張，而希望把兩者折中調和。穆斯林聯盟新的鬥爭目標在自治前麵加上了“適合印度的”，就是這種折中的反映。它暗示穆斯林聯盟對自治的解釋有特定含義，與國大黨要求的自治是有所不同的。此外，穆斯林聯盟仍十分堅持穆斯林單獨選舉區製，並把國大黨接受這點作為合作的前提條件。這些對穆斯林聯盟本身的政治發展都產生了嚴重影響，並為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合作布下了障礙。
[1]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180頁。
[2]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220頁。
[3]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4.
[4]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4.
[5]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227頁。
[6]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5.
[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5.
[8]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187頁。
[9]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235頁。
[10]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189頁。
[11]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7.
[12]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378頁。
[13]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466頁。
[14]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383頁。
[1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417-418.
[16]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386頁。
[1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20.
[18] [巴基斯坦]阿拉納：《偉大領袖真納》，袁維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