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資產階級啟蒙活動開始於19世紀上半期，當時的參加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穆斯林沒有什麽反響。孟加拉的穆斯林基本上沒有參加當地的社會政治組織，沒有卷入改革運動。孟買的穆斯林有少數知識分子和印度教徒、祆教徒一起活動，建立社會政治組織，但是由於人數很少，影響有限，因此在穆斯林中沒有多大的代表性。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期。直到19世紀60—70年代，資產階級啟蒙活動在穆斯林中才終於開始了。
一、啟蒙活動的開始
穆斯林啟蒙運動比印度教徒和祆教徒要晚開始三四十年，主要原因是受當時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狀況的影響。[1]
直到19世紀60—70年代，印度出現的印資大工廠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建立的。旁遮普、西北省、奧德和孟加拉是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區，而在這些地區中，隻有孟買和德裏有一些穆斯林商人，旁遮普商人中則很少有穆斯林。商業活動主要是操在印度教某些傳統商業種姓手裏。
英國征服印度是從孟加拉開始的，因此孟加拉經濟受到的打擊也就最為沉重。孟加拉印度人（包括穆斯林）的獨立商業活動全被擠垮，英國東印度公司主要是從被擠垮的印度教徒商人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因此，在英國征服印度的過程中，穆斯林本來有限的商業活動受到致命打擊，他們在商業中的比重進一步降低。而英國侵占孟加拉以外的地區的時候，殖民政策已開始向自由資本主義的剝削政策轉變，這樣其他地區的商業活動（主要是印度教徒、祆教徒的）在屈從於英國資本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甚至在某些方麵還有所發展。所以，在19世紀中期，當許多印度教和祆教商人建立近代商業公司和銀行並開始投資興辦工業，轉變成商業資本家時，穆斯林卻很少有這種可能。
另外，穆斯林封建主中的自由派地主很少。自由派地主是孟加拉、孟買啟蒙運動的主要社會支柱之一，而這個支柱19世紀上半期在穆斯林中幾乎不存在。孟加拉人數眾多的自由派地主有2個主要來源：由商人高利貸者購買土地而成為地主者，或是原來的地主中接受了近代教育者。這兩種情況19世紀中期在穆斯林中都少見。穆斯林封建主兼有商人身份者很少，受過近代教育者微乎其微。他們大多都是舊式地主，在英國地稅政策下喪失土地的比獲得土地的要多。在商業不發展的情況下，穆斯林地主從事工商業的很少，也不存在商人兼並土地的可能性。
到19世紀中期，穆斯林中出現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少。這不僅是因為經濟落後，更重要的是穆斯林宗教上層對西方教育持抵觸態度。穆斯林上層拒絕接受西方教育有幾個原因：首先，在莫臥兒帝國時期，穆斯林統治者握有政治權力，伊斯蘭思想文化也處於唯我獨尊的地位。政治權力喪失後，穆斯林貴族還不願意放棄在思想文化上的優越地位，具有強烈的反英情緒，認為接受西方教育就是向侵略者屈膝，承認它統治的現實。其次，他們很害怕接受西方教育會腐蝕維係穆斯林內聚力的宗教紐帶，從而危及伊斯蘭教的存在。穆斯林維係自己力量的辦法是靠手中的政權把穆斯林貴族變成一個特權集團，或者依靠維護伊斯蘭教宗教傳統。而穆斯林封建主的特權地位已不複存在，他們既要在英國人麵前維護穆斯林利益，又要防止穆斯林受印度教影響，因此就隻能維護宗教傳統。最後，由於穆斯林和工商業聯係較少，又很少有人願意在殖民政權和商業機構中當職員，因而在很長時期內，穆斯林並沒有感到學習西方思想和科學知識的迫切必要性。
羅姆·莫罕·羅易
正因為如此，19世紀頭幾十年，羅姆·莫罕·羅易在加爾各答促進創立印度學院、引進西方教育時，受條件限製，穆斯林沒能建立同類學校。1829年加爾各答的穆斯林宗教學院設置英語係，但學生很少。1828年在德裏新建立的一所學院開始教授西方知識，有少數穆斯林入學。印度學院和愛爾芬斯頓學院的建立，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為印度啟蒙運動提供了骨幹。然而到19世紀50年代，穆斯林都將這類學院視作異端，自己既不建立這類學府，又不願送自己的子弟入學，繼續實行經院式宗教教育的舊製度。“所以，它的知識分子感覺不到時代的脈搏，當時不可能有順應潮流實行變革的要求”[2]。19世紀上半期印度啟蒙運動對穆斯林不能不產生影響，但穆斯林封建主和宗教上層用宗教壁壘自動把自己與外界隔絕，力圖使之保持舊有狀態。
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增長，穆斯林這種人為的隔絕不可能保持長久，它的封閉性被衝破，資本主義關係在它中間也逐漸發展起來。在商業發展的基礎上，少數人開始投資辦工業。地主中有些人與市場聯係加強。如在孟加拉，隨著英資黃麻工業的發展，許多商人經營黃麻貿易，不少地主、富佃的土地種植黃麻，其中也包括穆斯林。有些穆斯林開始感到學習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的必要性，開始送子弟到教授英語的學校學習。19世紀50年代殖民當局辦起3所管區大學後，穆斯林子弟來讀書的日益增多。孟加拉教育學監報告顯示，1871—1872年孟加拉1287名大學生中，有51名是穆斯林，占4%。其他各省比例較小。1878年統計，全印法律、文學、工程、醫學等學科的畢業生中，印度教徒3115人，穆斯林57人，占1.1%強。在1373個文學學士中穆斯林有30人；在331個文學碩士中，穆斯林有5人。
盡管穆斯林所占比例還十分微小，但畢竟從中產生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就為穆斯林開始進行啟蒙活動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穆斯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始邁出這一步的時候，印度的政治形勢和19世紀20—30年代印度教徒開始進行啟蒙活動時相比，已有很大不同。這對於穆斯林啟蒙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首先，穆斯林啟蒙運動發生在印度民族大起義後。大起義遭到殘酷鎮壓使民族矛盾進一步發展。英國殖民當局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正在千方百計利用印度社會的各種矛盾，包括宗教矛盾。對穆斯林啟蒙運動，它不但不阻撓，反而從一開始就加以拉攏，擺出親穆斯林的姿態，希望把它引向親英軌道。而穆斯林啟蒙運動的特點使它的活動家很難抗拒這種拉攏。
其次，到19世紀60—70年代，主要由印度教徒推進的啟蒙運動和爭取改良的運動已經取得了相當進展，他們已經建立了地區性政治組織，正積極爭取通過選舉進入各級立法會議和地方自治機關。各類學校已經培養出大批懂英語、了解西方思想和科技的知識分子。當殖民當局規定英語為官方語言（1837年），並規定中層官職隻能由會英語的大學畢業生擔任以後，許多大學畢業生進入政權機構，還有相當多的人取得了律師資格。因為從近代學校畢業的穆斯林人數少，隻有很少數人能擔任這類職務。1852—1862年，在任命的240個高等法院的辯護師中，隻有1個是穆斯林。1871年，在行政、衛生、警察等部門任命的官員中，印度教徒為681人，而穆斯林隻有92人。
在這種情況下，穆斯林啟蒙活動家看到整個印度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所處的無權地位的同時，更突出感到穆斯林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上的落後。這樣，他們的啟蒙運動從一開始就有雙重的出發點，一是振興印度，一是促進穆斯林的發展，提高穆斯林的地位，而著重點在後者。這個目標本來是一致的，但由於他們把著重點放在後者，就潛藏著很大的矛盾。
二、主要啟蒙活動家
穆斯林啟蒙活動家最主要的人物是北印度的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和孟加拉的阿布杜爾·拉蒂夫、賽義德·阿米爾·阿裏。
賽義德·阿赫默德汗
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出生於德裏的一個貴族家庭，原在殖民政權中任法官，1870年退休，全力以赴從事穆斯林複興活動。阿布杜爾·拉蒂夫是作家，任加爾各答穆斯林學院英語和阿拉伯語教授，一度擔任過一個縣的副治安長官。賽義德·阿米爾·阿裏是個法官。
他們都認為，改變落後地位的關鍵是傳播西方教育，為此，必須與殖民當局合作、接近，爭取支持。阿布杜爾·拉蒂夫1853年在加爾各答穆斯林學院改組時就強調對穆斯林進行英語教育的必要性，要求該院英語—波斯語係升格為學院。1863年，他在加爾各答建立了穆斯林文學社，這是第一個穆斯林啟蒙團體。其宗旨明確規定，要關心當代政治，了解現代思想和知識。這個組織積極提倡學習英語，研究西方思想和文學。
賽義德·阿赫默徳汗在北印度做了同樣工作。1864年他建立了“科學社”，[3]主要任務是把西方著名哲學、史學和經濟學著作譯成烏爾都語，供穆斯林閱讀。他特別強調翻譯有關西方近代國家興起的曆史書籍以及介紹這些國家政治製度和法律的書籍。他說，印度穆斯林由於對世界曆史無知，就無以指導他們未來的行動。由於對過去和今日的事件無知，由於不了解許多年輕的民族怎樣會變成強大的、繁榮的民族，他們就不能吸取教訓，從中得到益處。這清楚表明了他要翻譯這類書籍的用意。
1869—1870年，他專程去英國，了解其教育製度和政治製度。回印後，創辦《社會改革家報》，大力宣揚學習西方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同時提倡用穆斯林一般群眾使用的烏爾都語作為文學語言，來代替隻有上層少數人掌握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他自己用烏爾都語寫了許多著作，這樣就使他的主張能夠直接為一般群眾所了解。在這方麵，他起到了和羅姆·莫罕·羅易倡導孟加拉散文文學同樣的作用。
賽義德·阿赫默徳汗的更有意義的活動是1877年在阿裏加建立了穆斯林英語—東方語學院，即著名的阿裏加學院。這是第一所穆斯林近代類型的大學，目標是培養既掌握東方知識又掌握西方科學文化的穆斯林，其作用相當於印度學院和愛爾芬斯頓學院。推廣西方教育，建立阿裏加學院，當時遭到穆斯林封建正統勢力的激烈反對。保守的烏勒馬（宗教學者）認為這些行動和伊斯蘭教教義不相容，要求任何人都不要給賽義德·阿赫默徳汗以幫助。賽義德·阿赫默徳汗在重重困難麵前沒有氣餒。他竭力論證《古蘭經》不反對接受外來思想，和西方人接近不違反教規，並嚴厲批判封建正統派的盲目自大情緒。
他指出，盲目偏見阻礙了吸收西方的教育和科學技術成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是光靠自己單個的努力取得物質進步和精神幸福的。他還告誡，偏見和進步是水火不相容的。盡管他受到正統派的怒罵，被宣布為異端和叛教者，但知識界和青年中還是有很多人擁護他，跟著他走。
賽義德·阿赫默徳汗要求改革陳腐舊規，適應新的環境。他宣傳的改革主張包括改革宗教儀式、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相結合、取消多妻製、解放婦女等。在經濟方麵，他特別強調促進貿易、采用西方科學技術、在農村采用現代科學耕種方法等。他還要求伊斯蘭教各種教派團結起來，求同存異，不要因看法不同而爭執不休。他認為，信仰上的差別不應成為不睦的根源。他的阿裏加學院既有遜尼派學生，又有什葉派學生，各自保持著自己的信仰，互不幹預。這些都反映了穆斯林中傾向發展資本主義的新興力量要求振興伊斯蘭教的強烈願望。
19世紀80年代上半期以前，賽義德·阿赫默徳汗也是印度各宗教、各民族大團結的擁護者。他建立的科學社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成員，阿裏加學院也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學生。1883年，他曾說：“印度教徒兄弟和穆斯林共同呼吸印度的空氣，共飲恒河和朱木拿河聖水，共食印度大地上出產的糧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實際上屬於一個民族。”1884年，他說：“難道你們不是棲息在這片土地上嗎？難道你們最終不是安息於這片土地嗎？毫無疑問，你們都是生於這片土地，且葬於同一片土地。要記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隻是宗教稱呼。換言之，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事實上都是屬於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大家庭。把一個國家的居民看作兩個不同民族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4]他還舉例說，我們的祖國印度就像一個新娘，她的兩個美麗的閃爍著光彩的眼睛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還有一次他講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住在同一土地上，受同一個統治者統治，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我們應當同心協力一致行動，如果聯合就能相互支持，如果彼此反對就會共同滅亡。這些話反映了他最初的民族主義立場，當時贏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一致讚揚。
賽義德·阿赫默徳汗和阿布杜爾·拉蒂夫、賽義德·阿米爾·阿裏也分別提出了一些政治改革方麵的要求。賽義德·阿赫默徳汗的政治改革要求在他1860年寫的《印度叛亂的原因》一書中就開始提出來了。這本書指出，印度發生民族起義是英國政策失當、損害了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的結果，其中包括製定政策法令時無視印度人民的願望，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缺乏溝通渠道。他要求殖民當局吸取教訓。在以後寫的備忘錄中，他特別提出印度總督立法會議應該有印度人參加，以表達印度人的觀點。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對印度由英國統治是歡迎的，認為英國的政治原則是法治，要比莫臥兒的君主專製要好。但他也指出，由於不傾聽印度的呼聲，英國的法治也是專製主義的。
1866年，賽義德·阿赫默徳汗提議建立一個組織，率直地向英國議會提出印度的要求。他渴望印度民族獲得平等權利。他說，一個民族隻要沒有獲得與統治種族平等和參加管理自己國家事務的權利，就不配獲得榮譽和尊敬。1877年，印度協會特使蘇·班納吉周遊北印度，進行關於反對降低文官考試最高年齡標準的鼓動，受到賽義德·阿赫默徳汗的支持。他親自主持會議，由蘇·班納吉演講。1884年的《艾爾伯特法案》鼓動，他也和其他印度資產階級活動家站在一起。他對孟加拉在民族運動中走在最前列深為讚賞，稱孟加拉知識界是民族運動的先鋒，說正是由於他們的工作，知識和自由得以複興，愛國主義感情得以在全國傳播，他們確實是印度整個民族的精華。
賽義德·阿米爾·阿裏1877年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全國穆斯林協會”，後改名“中央伊斯蘭教協會”，目的是團結所有穆斯林，用合法的和憲政的手段，促進穆斯林以及全體印度人民的利益。這是穆斯林第一個社會政治組織，它提出了一些改革要求，影響逐漸擴大。到了19世紀80年代，它有53個分支，主要分布在孟加拉，在孟買、馬德拉斯、旁遮普也有個別分支。阿米爾·阿裏也希望印度民族組織協同行動，所以1885年和印度協會等組織一起發起召開了第二次印度國民會議。不過印度協會等組織參加了國大黨，中央伊斯蘭教協會沒有參加。他們認為國大黨綱領雖然值得同情，但沒有考慮穆斯林的利益。
這些啟蒙活動家的活動，“打破了穆斯林長期以來與外界隔絕的閉塞狀態，使他們開始接觸新思潮，開始認識到自己的落後而奮起直追，這對促進廣大穆斯林的政治覺醒，對促進印度民族運動向橫廣方向發展都起了有益作用”[5]。
三、與國大黨的分歧
但是，穆斯林啟蒙活動並未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前進。就在他們開始活動後不久，一個重大的轉折發生了。這一轉折發生在國大黨成立後。當國大黨的憲政改革主張獲得越來越大的反響時，穆斯林啟蒙活動家卻認為這對穆斯林未來的地位構成了威脅。他們的活動從這時改變了角度，民族主義的內容淡薄了，突出強調伊斯蘭教的教派利益。由此引出了一係列矛頭指向國大黨的言論和行動。
第一，提出“兩個民族”說，這為強調穆斯林的獨特利益製造了理論依據。國大黨成立後，賽義德·阿赫默德汗、阿布杜爾·拉蒂夫和賽義德·阿米爾·阿裏都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宗教不同、文化語言不同、習俗不同，它們各自構成了單獨的實體，各自形成獨立的民族。這種按宗教劃分民族的新說法很顯然與他們原來的見解背道而馳。賽義德·阿赫默德汗以往把生活在印度的所有居民，不分宗族都稱為一個民族，國大黨也認為到19世紀70—80年代印度已形成一個民族。這種說法反映出他們都認為印度居民構成一個整體，利益相關，是不能拿宗教截然分開的。而現在他們認為穆斯林是一個單獨的民族，有自己單獨的利益。這表明，在他們心中，教派利益的考慮已上升到首位，印度整體利益的考慮已經降到了次要地位。
第二，提出代議製原則不適合印度國情。賽義德·阿赫默德汗說，代議製也許是印度從英國統治者那裏學到的最寶貴的東西，但不適用於印度，因為實行代議製需要有統一的民族，大致相同的文化水平，而印度並不是統一的民族，也沒有同等的文化程度。因而，引進代議製不能產生任何好的結果，隻能妨礙這個國家的和平、安定與繁榮，使人民中先進部分奴役落後部分。他還說，國大黨提出這個要求是無視曆史和現實，這個要求對印度各民族，特別是對穆斯林充滿危險和痛苦。他也反對文官考試製度，認為印度沒有種族混合，宗教區別很明顯，現代意義上的教育並沒有在人民各部分間造成同等的或符合比例的進展，在這種情況下舉行考試，隻能是印度教徒壟斷絕大部分職位，而使穆斯林處於依附地位。
阿布杜爾·拉蒂夫也強烈反對立法會議和自治機構實行統一選舉製度，以及文官競爭考試製度。他說穆斯林不希望使印度發生不適合於印度條件和各種相互衝突的利益的變化。1888年，在討論立法會議成員產生辦法時，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和阿布杜爾·拉蒂夫都主張官方任命。國大黨反對，指責他們擁護專製統治。穆斯林報刊《穆斯林觀察家報》、《穆斯林先驅報》等起而反擊，攻擊國大黨運動危害穆斯林利益。自此以後，許多穆斯林報刊公開宣布，他們不讚同也決不接受國大黨的憲政改革要求。
第三，把國大黨說成是印度教徒的組織，是為印度教徒謀私利的工具。他們號召穆斯林不要參加國大黨，並聯合印度教反動地主勢力，開展反國大黨活動。國大黨成立後，有少數穆斯林參加其活動，第一次國大黨年會72名代表中有2名穆斯林，第二次年會434名代表中有33名穆斯林，第三次年會607名代表中有81名穆斯林。孟買著名的穆斯林活動家巴·提亞勃吉就是國大黨的積極參加者之一。他向孟買管區協會的同事們保證說，在政治問題上，穆斯林將和他們的祆教徒兄弟、印度教徒兄弟永遠站在一起。積極參加國大黨的穆斯林活動家還有孟買的薩亞尼，馬德拉斯的胡馬雍·瓊·巴哈杜爾，賽義德·馬哈默德·尼紮密丁，孟加拉的阿·拉蘇爾，比哈爾的馬紮·烏爾·哈克，勒克瑙的拉紮·阿裏、汗·巴哈杜爾等。汗·巴哈杜爾在第二次國大黨年會上說，印度教徒、穆斯林、祆教徒、錫克教徒現在是一個整體，我們的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但是，參加國大黨的穆斯林主要來自孟買和馬德拉斯地區，旁遮普、聯合省和孟加拉參加的較少。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地區穆斯林啟蒙活動家對國大黨不抱好感。他們號召穆斯林不要參加國大黨活動，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某些目標是不同的，是相反的。1886年，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發起召開穆斯林全國教育會議，一年一度，與國大黨年會同時舉行，其目的除了推廣西方教育本身外，也是為了吸引穆斯林的注意力，阻止他們參加國大黨的活動。他聲稱，國大黨實際上就是印度教徒的權力機構，以反抗穆斯林為主要目標。[6]
國大黨對吸引穆斯林參加運動是比較重視的，提名提亞勃吉為第三次國大黨年會主席候選人，就是希望利用他的影響，積極地對穆斯林開展工作，解釋國大黨的目的，消除他們的疑慮。孟加拉的賽義德·阿米爾·阿裏在得知提亞勃吉成為國大黨下屆年會主席候選人後，竭力勸說提亞勃吉不要接受這個提名，不要參加國大黨年會，希望他參加中央伊斯蘭教協會召開的會議，並告訴他，穆斯林會議將是積極溫和的，適合於我們的進步發展，不會討論敏感的政治問題。提亞勃吉拒絕了他的勸說，回信說道，如果說印度教徒比我們先進，那麽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使自己獲得更大進步而不是妨礙別人去享有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
在國大黨第三次年會主席致辭中，提亞勃吉強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並指出，對穆斯林來說，正確的道路是加入國大黨，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參與它的決策。為了消除穆斯林的疑慮，這次年會通過一項專門決議，規定任何關係到一個教派的問題，隻要該教派的代表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表示反對，就不應該提交國大黨年會討論。會後，提亞勃吉又寫信給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希望他參加國大黨，和印度教徒一起，就關係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共同作出決策，還特別提到在立法會議問題上，如果穆斯林不希望用選舉辦法產生成員，也可以討論別的辦法。他說，這樣我們既可以推進印度的總的進步，又可以同時捍衛我們自己的利益。
然而，賽義德·阿赫默德汗聽不進同樣出自一位穆斯林活動家之口的這些逆耳忠言。在與國大黨第三次年會同時舉行的穆斯林教育會議上，他公開攻擊國大黨，說穆斯林參加國大黨對他們自己就是個災難，並說穆斯林的責任是保護穆斯林的教派不受印度教徒和孟加拉人的進攻。他在給提亞勃吉的回信中進而寫道：他不了解國民大會黨一詞是什麽意思，能夠設想住在印度的不同種姓、不同信仰的人屬於一個民族或者能成為一個民族嗎？他們的目的和期望能夠一樣嗎？他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隻要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不會有什麽國民大會，它也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宣稱，國大黨的活動不僅對穆斯林有害，而且對整個印度有害。
1888年，賽義德·阿赫默德汗聯合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封建地主勢力，建立了一個叫“印度愛國者聯合會”的組織，其主要任務就是攻擊國大黨。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在給格拉阿姆的信中就承認，他正在擔負一個繁重的任務，即反對所謂的國大黨，並已建立了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喧囂一時，把國大黨說成穆斯林的敵人，把殖民統治者說成是自己的保護者，宣稱該組織的目標就是要加強英國統治，消除國大黨煽起的反英情緒。他說：“在印度當前的社會環境中，英國人是穆斯林利益最有力的捍衛者。因此，穆斯林必須忠誠於英國統治者，反對國大黨。”[7]
1893年，他又和英國人一起建立了“穆斯林英印防衛協會”，公開宣布其目標是防止國大黨在穆斯林中進行政治鼓動，促進效忠英國的精神。這兩個組織起了有害的作用。但是，盡管采取了種種手段，穆斯林還有部分人繼續參加國大黨活動。1888年國大黨年會1248名代表中，穆斯林有221人。1889年年會1889名代表中穆斯林有254人。
第四，提出維護穆斯林利益的根本道路是依靠殖民政權的保護。這是上述幾種觀點的必然延伸。穆斯林啟蒙活動家既認為國大黨的要求是損害穆斯林利益的，又看到國大黨影響勢力不斷擴大，不可阻擋，於是認為要維護穆斯林的利益，隻有請求英國統治者的保護和照顧。他們要求各級立法會議成員不是通過選舉而是由當局任命，如果實行選舉，就要求給予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以對等名額。後麵這一點，甚至參加國大黨年會的穆斯林也有人提出過，但多數穆斯林代表不支持。
1890年，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征集了70個城市的4萬名穆斯林聯名上書英國下院，要求在立法會議組成上照顧穆斯林。阿布杜爾·拉蒂夫的穆斯林文學社統一提出了申請。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等還主張，官員不是經過考試取得資格，而是由當局選擇任命，還特別請求，在任命時照顧穆斯林，給予他們更多擔任公職的機會，以便與印度教徒保持平衡。
由於把殖民統治者認作自己的保護人，這些穆斯林活動家的立足點便發生了變化。他們不是啟發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愛國主義感情，鼓勵他們對殖民者作鬥爭，而是要他們躲在英國統治者的保護傘下，做忠順的臣民。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就曾親自對總督李頓說，他建立阿裏加學院的目的，就是要把伊斯蘭教徒培養成為英帝國的合格的和忠誠的臣民。他對穆斯林群眾說，穆斯林社會的進步發展離開英國殖民統治者的保護是不可能的。這樣，他就自我模糊了鬥爭目標，把穆斯林群眾帶到歧途上去。
第五，提出穆斯林當前的任務是辦教育，而不是搞政治。在這個問題上，阿布杜爾·拉蒂夫、賽義德·阿米爾·阿裏和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的觀點有所不同。前兩人主張穆斯林應當參加政治鬥爭，他們的出發點是，不帶領他們參加政治鬥爭，廣大穆斯林就會被國大黨吸引走；另外，也應該正麵提出穆斯林的要求。他們力圖把中央伊斯蘭教協會變成全國穆斯林的統一的政治組織，用來和國大黨對抗。
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卻認為號召穆斯林參加政治鬥爭是無益的，隻能助長國大黨對他們的吸引力，增強國大黨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既然他主張維護英國統治並請求英國保護，還對誰搞政治鬥爭呢？所有政治改革的要求無須他來提，由國大黨來提，而他的任務是把這些要求衝淡，使之有利於穆斯林。所以，由穆斯林來對英國殖民者進行政治鬥爭眼前是不需要的了。他認為穆斯林應集中精力於推廣教育，促進本教派文化和經濟的發展，以便在政治上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在未來的改革中能和國大黨分庭抗禮。
推廣教育是需要的，在這方麵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的努力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把教育和政治鬥爭分開是錯誤的。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的真實思想是要遏製國大黨在穆斯林中的影響，把政治與教育對立起來，用教育把穆斯林的視線從政治問題上轉移開，這就是他的集中力量辦教育的口號的實際含義。
正如林承節先生所總結的，“賽義德·阿赫默德汗、阿布杜爾·拉蒂夫和賽義德·阿米爾·阿裏的活動在印度整個穆斯林中有很大影響。不但旁遮普、聯合省、孟加拉的多數穆斯林跟他們走，就是孟買和馬德拉斯，也有許多穆斯林把他們看作權威，按他們的要求行事。國大黨最終未能把全國穆斯林的多數爭取過來”[8]。
四、分歧的原因
為什麽賽義德·阿赫默德汗、阿布杜爾·拉蒂夫和賽義德·阿米爾·阿裏這些對穆斯林啟蒙運動作出重要貢獻的活動家會在政治態度上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與國大黨的政見產生如此大的分歧呢？其中的原因比較複雜，是內因和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具體言之，是穆斯林社會和印度教社會經濟發展差別性的加強和由此造成的上層利益衝突加劇以及英國殖民者的挑撥離間共同作用的結果。
穆斯林的資本主義關係雖然在19世紀中期後有所發展，但程度還極其微弱，而同期資本主義關係在印度教社會的發展要快得多。當資產階級勢力在印度教社會逐漸擴大陣地並向全國發展時，穆斯林中的封建勢力的統治地位還沒有根本動搖。這是問題的關鍵。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民族的形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觀念會逐漸發展起來，衝淡教派主義觀念。資本主義越發展，教派主義觀念越淡薄。在印度這種情況同樣如此。
但是，穆斯林地主和宗教封建上層力圖維護其在教派內的統治地位，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治運動在全國的發展看成是對自己的勢力範圍和自己的利益及地位的威脅，力圖建立宗教壁壘來加以阻擋。廣大穆斯林群眾長期處在他們的影響下，宗教意識強烈，和外界接觸較少，容易跟著封建勢力跑。穆斯林中剛產生的微弱的民族主義力量在強大的宗教傳統勢力的壓力下站不住腳，隻好妥協。
賽義德·阿赫默德汗最初是讚成文官考試製度的，讚成在擔任公職方麵的平等原則，但1887年在穆斯林教育會議上觀點卻完全變了。講到國大黨關於擴大立法會議的要求時，他對很多封建主參會者說，我肯定你們不會願意讓一些平民，即便他們有碩士、學士學位，坐在立法會議中，對你們行使統治權力。講到國大黨要求在英國和印度同時舉行文官考試時，他又說印度高等階級是不會容忍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成為他們的統治者的。顯然，他是站在封建貴族的立場上說話的，這些話原是王公和封建地主們常說的。
資本主義因素之所以屈從讓步，自然首先是因為它軟弱，抗不住強大壓力。其次，由於資本主義本身還不發展，在當時，還沒有建立印度統一市場和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體製的迫切要求，因而即便是啟蒙活動家自己，眼界也並不很開闊。最後，資本主義因素屈從也有本身利益的考慮。當他們看到，穆斯林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已經相對落後，和印度教徒競爭已然沒有希望，就想保住自己固有的教派陣地，不讓印度教資產階級進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穆斯林啟蒙活動家最初是把教派利益和民族利益並列，在遇到矛盾時終於把教派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寧要英國統治，決不要印度教徒的多數統治，這就是他們的座右銘。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所有英國人都離開印度，誰將成為印度的統治者？兩個民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平起平坐，共享權利嗎？肯定不能。必然是一個征服一個，把它踢到一邊。”[9]所以他始終認為，英國的統治對維護穆斯林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這種教派利益至上的觀念正迎合英國統治者的需要，自然被後者利用，挑起宗教衝突，破壞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國大黨一直想爭取穆斯林，但它輕視和低估了這個任務的複雜性，不是堅持不懈地采取措施做穆斯林的工作，加強和穆斯林各界人士的接觸與協商，在提出各種改革要求時適當考慮穆斯林的觀點，而是故作樂觀，看到一些穆斯林參加國大黨年會，就盲目宣稱享有多數穆斯林的支持，以致未能及時阻止教派主義傾向的發展而鑄成大錯。印度教政治活動家中部分人宗教情緒的發展對此也負有責任。印度教正統派同樣持教派主義觀點。
英國殖民統治的長期挑唆也是啟蒙活動家轉向教派主義的重要原因。“分而治之”政策是英國統治者慣於使用的伎倆。民族大起義後，莫拉達巴德地方駐軍司令官瓊·柯克中校在一份文件裏寫道，我們的態度是盡力維護現存的宗教和種族分裂，而不是努力使之融合。“分而治之”應該是印度政府的原則。孟買總督埃爾芬斯頓也毫不隱晦地講到這點。1859年他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分而治之”是古羅馬的座右銘，也應當是我們的座右銘。這就清楚表明，這個原則是殖民者統治印度的一項根本方針。
大起義前後，英國殖民者重點打擊對象是穆斯林封建主。當時認為，他們對喪失政權不會甘心，隨時都有可能舉兵反抗，是英國統治的主要威脅。到了19世紀70年代，情況已起了變化。一方麵，大起義後，穆斯林封建主勢力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另一方麵，英國殖民者看到，新興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主體是印度教徒，於是就想拉攏穆斯林上層，利用穆斯林來牽製印度教徒的活動。這個轉變最早反映在1871年出版的英國殖民政權官員維·亨特爾寫的《我們的印度穆斯林》一書裏。作者明確提出，19世紀70年代的形勢不同於大起義之後，必須在穆斯林上層中尋找和培植殖民統治的新支柱。19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殖民當局開始采取這種新的政策。
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等啟蒙活動家提出的與當局合作，爭取當局支持的方針，正適合殖民統治者接近穆斯林的需要。阿裏加學院的建立就得到了英國殖民當局的讚助，總督瑙思布洛克給予1萬盧比的讚助，繼任總督李頓參加奠基。殖民當局希望把這個學院變成一個強有力的穆斯林中心。西北省省督約翰·斯柴奇來阿裏加說，你們有完全的權利享有一個民族的期望，沒有權利忘記你們的過去。後來他在一本書中得意忘形地寫道，各種敵對信仰同時並存是我們在印度的政治地位所以能強有力的因素之一。
允諾照顧穆斯林的特殊利益，是殖民當局拉攏穆斯林上層的重要手段。例如，當中央伊斯蘭教協會要求總督在文官中優先照顧穆斯林時，總督達弗林1885年就作出決定，要各級地方殖民政權盡力這樣做，並授意高等法院在任命法官時也這樣做。1894年，中央伊斯蘭教協會又派代表晉見總督，要求立法會議選舉和任命成員時照顧穆斯林，總督蘭思堂回答道，打算保證給穆斯林以合理數量的席位。賽義德·阿赫默德汗1878年和1881年兩次被任命為總督立法會議成員，1889年又被授予勳章，這都是殖民統治當局經過精心考慮而施展的手腕，是向穆斯林故意作出的善意姿態。
英國殖民當局還陰險地挑動穆斯林上層反對國大黨。西北省省督柯爾文攻擊國大黨把印度分裂成2個敵對營壘，說穆斯林不滿國大黨，是因為國大黨隻代表印度教徒。這種挑動對加深穆斯林上層和國大黨的矛盾起了相當大的作用。19世紀80年代，對賽義德·阿赫默德汗影響更直接的是一個叫伯克的英國人。他擔任阿裏加學院院長，主編學院刊物，是賽義德·阿赫默德汗最信任的人，而他就是一個英國殖民者的忠實代表。伯克在賽義德·阿赫默德汗的身邊所起的作用，下麵的文字一目了然：“國大黨的目的是把這個國家的政權從英國人手裏轉到印度教徒手中。對穆斯林和英國人來說，迫切的任務就是聯合起來，和這個鼓動者作鬥爭，防止引進任何不適合印度需要和特點的民主統治形式。”[10]這就是他設計的路徑。
穆斯林啟蒙活動家態度的變化使穆斯林啟蒙活動改變了方向，不僅對穆斯林本身，而且對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展都起了有害的作用。他們的教派主義宣傳給穆斯林群眾的政治活動蒙上了陰影，在一定程度上衝銷了前階段啟蒙活動的成果，嚴重妨礙了穆斯林群眾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穆斯林投入政治活動本可以為印度民族運動增添力量，促進它的更大發展。但是由於穆斯林領導人轉向教派主義，這支新崛起的力量並沒有能夠投入和國大黨同一方向的運動中，它有自己的獨特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牽製著國大黨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