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旭東苦笑道：“當初我在財政部，工作是做貨幣的化驗分析，進而將市麵流通的“龍洋”，改鑄成印有袁大頭。民國法律規定：每枚銀元的重量七錢二分，含純銀量在九成半以上，結果卻隻有五錢二分。我便寫了一封長信上報此事，現在是民國了，有總統、有總理、有議會，我還真就不信沒人管了！當時書生意氣，現在回想一下，鑄幣廠、財政部、總統府、國務院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沒有袁大總統點頭，誰有那膽子中飽私囊？既然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肯定各有利益在其中。”

範夫人笑道：“你現在才知道呀，那時候可沒少幹傻事。”

範旭東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說道：“在歐洲，奧地利的製鹽在歐洲算是先進的，他們有詳盡的鹽專賣法，還有科學的製鹽技術和先進的設備，這些都讓我受益匪淺。在號稱“世界堿工廠”的英國卜內門公司考察時，我還想見識一下“蘇維爾法”製堿工藝。可英國人對“蘇維爾法”工藝對外不公開，負責人十分傲慢地說：你們中國人是看不懂製堿工藝流程的，還是參觀鍋爐房吧！真是氣死我了！你大爺的洋鬼子！”範旭東不知不覺爆出了粗口。

範夫人在一旁趕緊偷偷拉範旭東的袖子

徐天寶莞爾，說道：“範先生真是性情中人，要是我遇到這樣傲慢無禮的洋鬼子，也會罵人。”說罷，徐天寶又問道：“範先生要辦新式鹽場，不知道選址何處？東北正在整頓鹽務，如果範先生不嫌棄是當個地方官的話，東北鹽運使的一職，隻要先生點頭，隨時可以上任。”

範夫人大喜，鹽運使是個肥差，如果範旭東當了這個官，一來他們的生活可以改善，二來也可是實現自己的理想，一舉兩得。範夫人趕緊朝範旭東拚命打眼色，示意他答應下來。

哪知範旭東的書生之氣又上來了，他笑道：“多學徐都督的美意，我打算在天津濱海塘沽一帶開設鹽場。之所以選擇塘沽，一方麵因為那裏臨近渤海，是天然鹽都；另一方麵，塘沽海陸交通方便，又有相距不遠的唐山煤炭支援。”

徐天寶眉頭微微一皺，範旭東選的地方距離自己控製的大沽船廠不遠，自己也能照應到。“不過~~”徐天寶說道：“那裏現在都是十二年前八國聯軍的炮火留下的斷壁殘垣，還造著外國人的兵營，恐怕多有不便吧？”

範旭東一臉正色道：“起初我也以為天津是開埠較早的工業城市，塘沽離天津又近，那裏一定有相當的工業基礎，但到了那裏之後，卻發現滿不是這麽回事。外國兵營一帶空地，原來本是漁村的中心，現在隻剩稀稀拉拉的幾間空廬舍為墟；車站和碼頭上，荷槍實彈的外國士兵耀武揚威地守在那裏。路上人跡罕至，偶爾能看見個把縮著脖子、踽踽而行的中國人。一種悲憤猛然湧上我的心頭。我要抹去這片土地的屈辱，在這個具有天然優勢的地方開墾中國化學工業的處女地。”範旭東的神情異常堅決。

“好吧！”徐天寶到也十分欣賞範旭東的這股子書呆子氣，“天津的周學熙大人與我也有些交情，如果有什麽問題，範先生也可以請周大人幫忙。”

“多謝徐都督！”範旭東伸出手來，要和徐天寶握手

徐天寶一手握住範旭東的手，一手從懷裏衣袋內掏出一張支票，“這是一百萬四名銀行的支票，算我的投資。”

範旭東大喜，這筆投資不單是錢的問題，更是告訴所有人，範旭東後麵站著權傾一方的東北大都督、巡閱使徐天寶，你們想找範旭東的不痛快，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兩。

1912年8月，範旭東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股本100萬元。他在塘沽的漁村開始研製精鹽，很快令純度達到90%以上，久大以海灘曬鹽加工鹵水，用鋼板製平底鍋升溫蒸發結晶，生產出中國本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它品質潔淨、均勻、衛生，品種主要有粒鹽、粉鹽和磚鹽等，傳統製鹽方法生產出來的粗鹽根本不能與之相比。

範旭東親筆設計了一個五角形的商標，起名“海王星”，為此徐天寶專門發來賀電，範旭東表示隻等廠房建設到位，便可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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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剛剛穩定內蒙，沙俄煽動哲裏木盟某些反動王公響應庫倫“獨立”的陰謀失敗後，不甘心失敗的沙俄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團出兵進攻內蒙古。外蒙叛軍在向內蒙進攻之前，沙俄前駐華公使廓索維慈、伊爾庫茨克軍區哥薩克騎兵隊長葛布利克大尉等，親自參加了庫倫王公大臣會議，出謀劃策。

會議確定分兵三路向內蒙進攻：一路由反動王公鬆木彥、內蒙叛匪頭子巴布紮布、渠魁蘇帶領叛軍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錫林郭勒盟東北部、昭烏達盟的林西一線向內蒙東南及東北部進犯；

一路由原內蒙科爾沁左翼後旗叛國王公那遜阿爾畢吉呼、原呼倫貝爾叛國分子達木丁蘇倫帶領叛軍四千餘人，沿庫張公路向內蒙中部進犯；

另一路由土謝圖汗部盟長察克都爾劄布和內蒙叛國分子海山、錫勒圖喇嘛、陶什陶胡、東西盟統帥班的達等率領叛軍數千人，進犯內蒙西部的中公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等地。各路叛軍中均有沙俄軍官充當軍事顧問，進行指揮。

1912年底，叛軍竄入內蒙，氣焰極為囂張，在很短時間內，先後侵占了昭烏達盟北部和多倫、張家口以北及陰山北麓廣大地區。叛軍所到之處，焚毀村落，搶掠寺廟集鎮，殘殺居民，農牧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內蒙各族人民不堪叛軍的蹂躪，紛紛逃亡。內蒙駐軍也頻頻告急。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卻認為“庫兵雖有南犯之耗”，但“為數無多，防剿尚易”，隻需“扼要防堵，以杜竄擾，毋庸派兵會剿”。並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談判上。

沙俄指使叛軍入侵和大肆騷擾內蒙的嚴重罪行，激起了我國各族人民的義憤。北京政府在國內輿論的譴責下，才命參謀部、陸軍部統一指揮熱河、察哈爾、山西、綏遠等地的駐軍進行反擊。當時的兵力分布如下：

開魯、赤峰、朝陽、承德、古北口至豐寧一帶，駐有熱河新軍、毅軍、第四師和第二十八師各一部，以及直隸、奉天、熱河、古北口巡防隊等，共二萬一千四百人，烏珠穆沁、多倫、打馬諾爾一帶，駐有第一師、第四師各一部以及淮軍、毅軍、察哈爾馬隊、禁衛軍、宣化巡防隊等共四千人；張家口、宣化、豐鎮、陽高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淮軍、保衛軍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隊和巡警、綠營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歸化、包頭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山西巡防隊、綏遠陸軍、禁衛軍、綠營兵等，共五千四百餘人。總計共有官兵三萬九千九百餘人，大炮五十四門，機關槍四十八挺。以後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又陸續增調大批援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