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參考】
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具體標誌
(一)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發達國家的主要經濟特征
根據世界銀行發表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000美元作為統計的一個分界，並對世界上133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綜合研究，認為進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000美元即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征：
(1)出口集中度指數下降。出口集中度指一國各類商品出口集中在少數幾種商品的程度，指數接近於1為高集中度，逐步下降表現為出口商品的多樣化。測定結果表明，低收入國家平均為0. 422，下中等收入國家為0.325，上中等收入國家為0.301，高收入國家為0.18。
(2)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升高，人均能源消耗量仍然較高。
(3)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組國家分別為39%、49%、53%和59%。
(4)出口平均增長率達到最高水平，上中等收入國家非要素勞務出口的年增長率1980 - 1990年為7.1%，1990年為7. 8%。
(5)單位產出中資本係數提高，勞動力係數下降。在農業、采掘業和製造業中，人均3000美元階段的資本係數比低收入國家高出44%、51%和9%。
(6)生產中增加價值的增長速度提高，增長率為5.67%。不同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生變化。進入人均3000美元階段，國內需求擴張的貢獻率基本不變，而重工業的貢獻率上升。出口擴張的貢獻率整體上升，進口替代的貢獻率全麵下降，投入產出係數也總體下降。
(7)對增長的主要貢獻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此階段，資本要素的貢獻率從49%下降到47%，勞動要素的貢獻率從34%下降到27%，土地要素的貢獻率從2%下降到1%，而全要素生產率（即要素的利用效率）的貢獻率從15%上升到25%。
以上特點表明，隨著經濟發展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經濟運行特征將發生實質性變化。
(二)國內經濟專家對21世紀中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預測
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成勳等主持的《1996-205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預測，到2050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68萬億元（按1995年不變價計算）。屆時，將形成現代化的產業結構，三次產業之比將從1995年的20.6：48.3：31.1上升為6：34：60。與此相應，城鎮化程度也將上升到72%左右，從而使勞動力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協調。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能力居世界前列，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達70%以上。在此期間，人口經過下世紀30年代的高峰後，將回落到14.8億左右；人民的消費水平將以年均5%的速度遞增，各類生活消費資料的數量和質量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對外貿易以略高於GDP增長率和世界貿易平均增長率的速度發展，進出口總額達18萬億美元（1995年不變價）。社會與經濟協調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時提高，法製社會基本形成，地區差別和民族差別進一步縮小。重大的環境汙染得到有效控製，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環境進入良性循環，形成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具有中華民族特有風格和特有優勢的繁榮、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資料來源：《新中國經濟50年1949-1999》曾培炎，中國計劃出版社。）
共和國的四部憲法和八次修憲
我國第一部憲法，即1954年製定的憲法，是在毛澤東同誌親自主持下，經過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和全國1.5億人的廣泛討論，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的。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製度，首次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1975年1月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是中國的第二部憲法。權威人士介紹，它是在“**”中產生的，從嚴格意義上講算不上一部憲法。
1978年3月5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國的第三部憲法。據介紹，這部憲法比1975年憲法有了重大變化，但由於它產生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仍然存在許多缺陷，主要是仍保留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和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等錯誤提法。以至於到1979年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和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時，連續兩次對這部憲法進行部分修改。至此，新中國已經製定過三部憲法和對憲法進行過四次修改。
1980年下半年，在葉劍英同誌直接主持下，我國開始對憲法進行大規模、全局性的修訂。經過兩年多的討論、修改，並經過全民討論，1982年12月4日，我國現行的憲法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正式通過。它的根本特點是，規定了我國的根本製度和根本任務，確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它規定，全國各族人民和一切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和活動準則，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1988年和1993年，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召開後，我國先後對現行憲法進行過兩次修改（即第六、第七次修改）。1988年修改，修增兩條，首次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修改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就確立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我國新的土地使用製度。
1993年修改共有9條，主要是將“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要論斷和原則寫入憲法；同時，將原“國營經濟、國營企業”的規定修改為“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將“人民公社”等規定修改為“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還將縣級人大的任期由原來的三年改為五年，鄉鎮一級人大的任期仍然保持三年。
實踐證明，這兩次修改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都發揮了重要的促進和保障作用。為維護憲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自1988年修改起，我國開始采用審議和公布“憲法修正案”，並在憲法正文後附錄的方式。
1999年3月，我國對憲法又進行了一次大的修正。這次修憲以黨的十五大報告為依據，增加了這樣一些十分重要的內容：
——把“鄧小平理論”寫進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鄧小平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的指導地位；
——把“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寫進憲法，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緊迫性、複雜性、艱巨性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奮發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而努力奮鬥；
——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翻開了我國民主法製建設史上新的一頁，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進一步明確了目標和任務；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和分配製度作出規定，指導人們更加自覺地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努力推進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建設的發展；
——對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作出規定，給9億農民吃了“長效定心丸”；
——明確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把非公有製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用根本大法確定下來，更好地鼓勵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
這次修憲，用法律的形式把黨的十五大總結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與經驗固定下來，使我國憲法更趨完善，更富於時代精神。這次修憲，對於保證鄧小平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對於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作用，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楚地顯露出來。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半月談》）
“三個有利於”出台始末
八九風波之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加強黨的建設，密切黨和群眾的聯係，開展反腐倡廉工作，穩定了國內局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證。
在經濟領域，由於國家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混亂和失控現象，於是從1988年開始，經濟改革與發展進入治理整頓時期。
到1991年底，曆時三年的治理整頓基本結束。治理整頓克服了一個時期以來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整頓了經濟秩序，取得了成績。國家對外貿易進一步擴大，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也開始順利實施。
但是，這幾年的經濟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種種原因，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僅為4%，1990年為5%，1991年為7%，發展速度比前幾年明顯減慢。我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發展迅速，亞洲“四小龍”已把中國遠遠拋在後麵，繼起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近來發展也很快，其發展速度有的超過了中國。1991年，南朝鮮經濟增長8.8%，泰國增長8.1%，馬來西亞增長8.1%，都比中國的7%增幅大。日本經濟在連年增長的基礎上，1991年增長4.7%，增幅雖不如中國，但它的基數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理整頓過程中，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消極的現象，有的地方開始以各種形式限製個體經營，甚至明確禁止國營商店櫃台出租給個體商戶；有的地方開始平調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有的地方則借口壯大集體經濟，又要收回承包給農民的土地。《農民日報》為此刊登一些農民來信發出的疑問：“是不是黨的政策又要變了，又要搞過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於是社會上開始議論紛紛。有人說，改革開放要收一收，該抓抓階級鬥爭了；有人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之源，經營機製是資本主義的；還有人說，中央要取消個體戶了。甚至有人說，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也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在農村，剛剛富裕起來的農民四下裏慌亂地打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不是要取消了？這地，不能歸自己自主地使用了嗎？……
而更為重要的是，與此番種種現象和議論相響應，在理論界又滋長泛濫起一股“左”的思潮。主要的表現是：對改革開放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特別是對“市場經濟”展開了日顯尖銳的批評。
鑒於以上情況，鄧小平感到，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鄧小平非常擔心經濟滑坡，擔心喪失機會。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就是鄧小平的邏輯和結論。尤其是處在從溫飽向小康轉變之中
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政治的穩定都需要經濟的迅速增長。雖然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是存在的，但發展的機遇總的看還是比較好的，機遇與挑戰是並存的。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
於是，在這人們心中充滿疑雲的關鍵時刻，1992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沿途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講話，就是在這些重要講話中，鄧小平同誌針對一段時間來姓“社”姓“資”的幹擾，提出了已為人們所熟知的“三個有利於”，他說：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資料來源：《二十年重大決策備忘錄》龍平平等，福建教育出版社。）
江澤民論工人階級
我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具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性徹底性等品格。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為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我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日益提高，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也在發展，黨的階級基礎不斷增強。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大大增強了工人階級的科技文化素質。由於我們實行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一些工人群眾的工作崗位發生變化。這並沒有改變我國工人階級的地位，而且從長遠看有利於提高工人階級的整體素質，發揮工人階級的整體優勢。中國工人階級始終是推動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我們黨必須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資料來源：《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江澤民。）
人的全麵發展程度的衡量指標
人的全麵發展是建立在生活質量基礎上，那麽，生活質量又如何衡量呢？由於經濟發展程度與生活質量的發展水平是一致的，因此，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就是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同時也就是衡量人的全麵發展程度的指標。
根據聯合國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製定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程度衡量指標體係，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包括多數公眾能夠理解的程度），可以把衡量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指標體係作如下分類：
(一）經濟增長指標：
(1)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總量；
(2)按人口和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實際國民收入；
(3)經濟增長速度；
(4)投資率；
(5)全員勞動生產率；
(6)通貨膨脹率。
(二）二元經濟結構的變動：
(1)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工業化的程度；
(2)農業勞動生產率（主要是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和其它農產品數量）；
(3)小城鎮的發展及其居民的增加；
(4)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5)第三產業的發展；
(三）國民生活質量標準：
(1)人均可支配收入；
(2)人均擁有金融資產量；
(3)每百人參加社會保險比例；
(4)失業率及再就業率；
(5)人均消費動物蛋白量；
(6)恩格爾係數——居民的消費結構；
(7)基尼係數——收入分配的公平和適度差距，包括以下三個分類：
①不同階層的基尼係數；
②不同部門的基尼係數；
③東、中、西部的基尼係數。
(8)人均擁有住房麵積；
(9)每百人擁有的電話門數；
(10)每萬人口每年出外旅遊比例；
(11)對環境汙染治理和控製的程度；
(12)人際關係的相互信賴和尊重；
(13)安全感。
(四）人口指標：
(1)人口自然增長率；
(2)一胎化的發展程度；
(3)兒童入托率；
(4)嬰兒死亡率；
(5)人均壽命；
(6)人口城市化比率；
(7)人口的流動性。
(五）文化、教育、衛生和科學技術指標：
(1)兒童入學率；
(2)每萬人口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比例；
(3)每萬人口擁有醫院床位數；
(4)每萬人口擁有科學技術人員；
(5)人均藏書量和人均訂報刊量；
(6)每百人擁有的電腦數量。
(六)體製、社會、思想觀念和政治因素：
(1)經濟體製和上層建築對生產力的適應程度；
(2)市場經濟體製的健全程度和市場體係的完善程度；
(3)計劃方法與宏觀調控的健全和完善程度；
(4)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
(5)思想觀念現代化的狀況，特別是競爭觀念的強化程度；
(6)人民民主製度的發展和完善；
(7)人們對管理的參與情況；
(8)婦女參政情況；
(9)社會保障體係的健全程度；
(10)政府的廉潔情況；
(11)犯罪率及破案率；
(12)社會公正和法製的健全；
(13)經濟和政治的長期穩定。
以上所述6類50項指標，可以較全麵地反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同時，也就客觀反映了我國人的全麵發展的程度。
（資料來源：《轉軌的中國》鄒東濤 譚忠真，改革出版社。）
“863”計劃：中國高科技孵化器
“863”計劃是中國在20世紀末的高科技發展戰略。提起中國的高科技，人們就會想到“863”計劃。有人稱它是中國的“尤裏卡計劃”。
當今的世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科學技術高速發展，日新月異，尖端技術被廣泛應用，最新科技成果被迅速推廣，科技與經濟之間，乃至科技與整個社會發展之間的結合越來越密切，引起了國際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高科技的發展水平，已成為國際間進行經濟、軍事乃至綜合國力競爭的重大因素。許多國家紛紛製定並實施各自的高技術發展計劃。1983年，美國率先推出戰略防禦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這個計劃旨在借同前蘇聯進行軍備競爭而占據科學技術的製高點。緊隨其後，法國及西歐的“尤裏卡計劃”，前蘇聯、東歐的“科技進步綜合綱要”，日本的“振興科技政策大綱”等相繼出台。這些計劃都把科學技術領先權列為競爭重點，使這些國家的國防、政治、經濟處於極為有利的位置。
我國還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基礎差，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很不發達，經濟、科技等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這種國情下，麵對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浪潮，我們應當如何行動？
1986年3月3日，一份“關於追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呈送到中南海。這一建議是由王大珩、王淦昌、楊嘉犀、陳芳允等四位著名的老科學家提出的。他們針對世界高科技的迅速發展和世界主要國家已製定了高科技發展計劃的緊迫現實，向中央提出了全麵追蹤世界高科技的發展和製定中國發展高科技計劃的建議和設想。
很快，兩天之後，即3月5日，鄧小平就在這個建議上作了重要指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找些專家和有關負責同誌討論，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立即組織有關部分負責同誌和專家對我國的高技術的發展戰略進行全麵論證，製定高科技研究發展計劃。
在研究論證高科技的發展項目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高科技發展項目應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應以增強軍事實力為主。為此，又報告中央。
4月6日，鄧小平作出明確指示：“我讚成‘軍民結合，以民為主’的方針。”10月6日，鄧小平又在計劃報告上批示：“我建議，可以這樣定下來，並立即組織實施。如有缺點或不足，在實施中可以修改和補充。”
10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李政道和意大利學者齊基吉時透露了他的心情和想法，他說：“對於科學我是外行，但我是熱心科學的。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在這方麵，我們還是比較落後。”“發展高科技，我們還是要花點錢，該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麵，我們要開步走，不然就趕不上，越到後來越趕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錢，所以從現在起就要開始搞。”
在鄧小平的支持和推動下，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因為提出跟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和鄧小平作出指示的時間是1986年3月，所以中國高科技發展計劃就簡稱“863”計劃。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當代世界的新技術革命，將對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在幾個重要的高科技領域追蹤世界水平，對我國本世紀末、下世紀初經濟和科學技術的持續發展，對國防實力的增強，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要從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出發，製訂中長期科學發展規劃，統觀全局，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加強基礎性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加快實現高技術產業化。
“863”計劃是一項帶有全局性的中長期戰略發展計劃，目的是集中部分精幹力量，在幾個最主要的高技術領域積極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努力創新，力爭在我國有優勢的領域有所突破，以選定的重點項目為目標，帶動相關方麵的科技進步，並將成果推廣應用，為改造傳統產業和建立新興高技術產業服務。通過計劃實施，培養和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為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初我國形成具有相當優勢的高技術產業創造條件。按照“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指導方針，“863”計劃選擇了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先進防禦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等7個領域作為突破重點，在重要的高技術領域及時地、積極地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縮小同國外的差距。計劃共確定了15個主題，90多個專題，5
60個課題。從“七五”期間先投資10億元人民幣開始，到2000年總投資約100億元人民幣。
從“863”計劃提出至今，中國的高新技術事業已走過了十幾個年頭。在鄧小平的關懷和具體領導下迅速發展起來的我國高技術產業，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為推動我國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大大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為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競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為下個世紀我國的高科技發展奠定了基礎，積蓄了知識，培養了人才，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高科技孵化器。
（資料來源：《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曆史事件》武市紅 高屹，人民出版社。）
中國主要科技創新計劃簡介
科技攻關計劃：組織科技攻關是中國政府的戰略部署。為貫徹“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麵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1982年開始組織實施國家科技攻關計劃。“攻關”計劃的宗旨是解決兩方麵的問題：一是針對當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急需辦的大事，需要科學技術發揮先導作用解決的重大課題；二是抓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帶有方向性、基礎性、綜合性的重大課題，集中力量攻關。
技術創新計劃：技術創新計劃是實施技術創新工程的計劃體現形式，是全麵地指導、支持全國技術創新工作的國家科技計劃。技術創新工程是在“創造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的背景下，由原國家科委於1995年正式提出、1997年國家科委和國家經貿委分別著手實施的，作為促進“兩個根本性轉變”實施“兩個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
製定技術創新計劃的指導思想是：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戰略思想的指引下，貫徹“科教興國”戰略和“麵向、依靠、攀高峰”的科技工作方針，圍繞技術創新體係與機製建設、能力建設、環境建設和試點示範等方麵的工作，把改革與發展結合起來。把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的研究開發與市場開拓結合起來，把國家目標與區域發展實際結合起來。注重技術創新工程與現有科技條件和能力的結合，注重攻關、“863”、火炬等科技計劃的互相集成、結合與協調，注重技術創新與製度創新的結合，用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機製兩種手段推動計劃的實施。
火炬計劃：火炬計劃，是黨中央、國務院1988年8月批準的由科技部（原國家科委）組織實施的旨在促進高技術產業形成和發展的指導性計劃。
火炬計劃的基本宗旨是貫徹執行改革、開放、搞活的總方針，發揮我國科技力量的優勢，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商品產業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化。
火炬計劃的重點技術發展領域包括：新型材料，生物技術，電子和信息，機電一體化，新能源、高效節能和環境保護，以及其他高技術領域。
火炬計劃是科技部和地方科委二級管理的指導性計劃，其主要內容包括：營造適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環境、組織實施火炬計劃項目、創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化以及人才培養等五大方麵。
社會發展科技計劃：社會發展科技計劃是推進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科技行動計劃，宗旨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與自身素質，改善人類的生存發展環境，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推動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它是將有關社會發展的科技工作統籌起來考慮，在其它計劃對社會發展科技工作原有支持的基礎上（社會發展科技計劃本身也包括這些內容），及時做適當的調整和補充，使社會發展科技工作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社會發展科技計劃是國家科技計劃矩陣管理體係中的一個橫向協調計劃。這是一個以指導性為主的動態科技發展計劃，在1996年-2010年期間組織實施。
星火計劃：是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實施的第一個依靠科學技術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計劃，是我國科技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宗旨是把先進適用的科技成果向農村推廣，指導農民依靠科技振興農業，引導鄉鎮企業健康發展，推動農村發展以科技為支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的進程。它自1985年開始試點，1986年正式在全國實施。
國家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國家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以下簡稱“國家推廣計劃”）是經國務院批準，科技部（原國家科委）1990年正式在全國組織實施的一項國家指導性科技計劃。計劃的宗旨是：努力為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動員和組織廣大科技人員和全社會的力量，有組織、有計劃地將大批先進、成熟、適用的科技成果推向國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並大範圍推廣應用，形成規模，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效益。實施科技成果推廣示範工程，培育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科技成果推廣體係和運行機製，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
（資料來源：《中國新革命：決定中國未來的決策》原良虎，金城出版社。）
我國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五個條件和三種約束
從現在起，中國將開始實施現代化建設的第三步戰略部署。從“溫飽”到“小康”，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次深刻變革，從“小康”到“中等發達”，基本實現現代化，更是一次偉大的曆史性飛躍。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實現這一曆史性飛躍的根本途徑，就是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
中國實現跨越發展具有五個有利條件：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將為中國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供重要的製度保證。其次，巨大的市場潛力，是中國生產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拉動力。第三，基礎產業的長足發展，基本消除了製約中國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瓶頸”。第四，高儲蓄率的保持，將為中國生產力跨越式發展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持。最後，勞動力的充分供應，構成中國生產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條件。諸多的有利條件，說明中國經濟具有持續快速發展的巨大潛力。
我國在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關鍵是要突破以下三種約束：1.資源的約束。即土地（耕地）、水和石油等資源嚴重短缺的約束。2.人才約束。即我國要實現現代化，步入新經濟時代，目前人才短缺和人才流失問題是最大約束。3.科技約束。即我國科技水平相對還比較低，與發達國家科技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資料來源：《文匯報》。）
西部大開發要量體裁衣
實施西部大開發是關係中國現代化全局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我國是疆域廣袤的發展中大國，各地由於經濟發展條件和基礎的重大差異，實現現代化的難易和遲速也有重大差異。建國以來地區政策幾經變化，但總的趨勢，地區之間的差距是擴大的。中國現代化的困難之點，不在東部，而是在西部。中國實現現代化，應該包括西部廣大地區。中國現代化的落腳點，可能也是在西部地區。我們的目標，是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既然那個時候還隻是“基本”，就意味著可能還會有一部分地區，現代化的進程還會再滯後一些，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西部大開發是必須長期堅持的發展戰略，長期的戰略任務。在整個21世紀，都應該注重西部的開發問題。需要加大對西部地區發展政策支持的力度，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增長的潛力，促進西部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我國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現代化進程開始不久，經濟體製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還沒有完成，地區之間的發展水平又有差別，如何在總體上對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問題作出準確判斷？在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條件下，我國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會大體經曆什麽樣的階段，同其他國家相比會有些什麽樣的共同性和特殊性？這不是靠現成的書本結論能夠完全回答的，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真研究。一是中國國情和外國不同，二是國際經濟環境和技術背景也和過去不同了。因此，要借鑒外國的經驗，但不能簡單地照搬外國書本上的現成結論來套中國。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問題必須要考慮的，也是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一個重要前提。
全國的現代化建設，西部地區的開發，都需要認真規劃，循序漸進。首先需要把西部的現狀搞清楚，研究西部地區從現在起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半個世紀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將大體經曆哪幾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有什麽特點，目標和任務是什麽，有步驟分階段地逐步實現現代化。這樣分幾步走，確定先做什麽，後做什麽，有一個切實可行的總體規劃，就可以給人們一個明確的方向。中國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大的階段劃分，現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基本實現了。實現第三步目標的幾十年，也必然會經曆若幹具體的發展階段。全國是這樣，西部地區也是這樣。在這方麵，前瞻性的研究現在還做得很少。因為西部地區經濟比較落後，有些地方現在還沒有達到第二步戰略目標，甚至連溫飽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研究西部開發的發展階段問題要考慮到這種情況，把這作為起步點。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當務之急，是確定西部開發第一階段，即“十五”期間或者更長一些時間，西部地區發展的目標和任務。研究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潛力以及內部和外部條件，把大的思路搞清楚。要把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結合起來考慮，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全國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發展也不平衡。像西安、成都、昆明、蘭州這些地方，雖然也在西部，但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是比較高的。這些地方，應該成為西部開發的橋頭堡，成為西部開發的前沿地帶。地區差距問題，基本上是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的問題。不同地區的城市，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當然也有差距，但造成地區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也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西安市同陝西省窮鄉僻壤的差距，要遠大於北京市、上海市同西安市的差距。從全國來說，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人均收入也相對地高。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起步點在城市，最終落腳點卻是在農村。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困難之點，不在北京、上海、西安這樣的城市，而在廣大農村地區。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幾億農業人口非農化或城鎮化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艱巨的曆史任務。中國有十多億人口，過去幾十年推進工業化和特殊曆史背景，使得城市化進程明顯地滯後於工業化進程，必須研究現階段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大量農業人口的非農化或城鎮化這條路，遲早是必定要走的，不走不行，但沒有中國特色也走不通。從現在起就要突出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全國性的問題，在西部大開發中也需要研究非農化或城鎮化的特點。
（資料來源：《西部大開發與中國現代化》王夢奎，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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