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以我血獻後土”

——車耀先

投身元元無限中,

方曉世界可大同,

怒濤洗淨千年跡,

江山從此數萬眾。

喜見東方瑞氣升,

不問收獲問耕耘,

願以我血獻後土,

換得神州永太平。

——車耀先

車耀先(1894~1946),原名車榮華,四川大邑人。辛亥革命後,參加川軍。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川西特委軍委委員。後在成都以經營“努力餐”餐館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1月創辦《大聲》周刊,宣傳抗日,成為抗日救亡領導人。1940年3月,被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搶米事件”誣陷,並先後囚禁於貴州息烽和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1946年8月18日,在渣滓洞鬆林坡被特務殺害。

創辦《大聲周刊》

“十一月本市即有幾個青年辦的《活路旬刊》出現,我竭力扶助,期為民眾喉舌。殊案未立準即有查封之遙……這些熱血愛國青年,既不準他們而行,又不許他們坐而言,我們稍有良心血性的人,還能忍視下去麽?我才憤然作個呈文,中有站在民眾立場,督請政府團結禦侮;強化民族意識,擁護中央抗戰救亡,大聲疾呼,喚起民眾等語。”

這是車耀先創辦《大聲周刊》的初衷,同時也道出了為何稱為“大聲”,及它的意義。

在《大聲周刊》的籌備階段,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爆發。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消息,惡意捏造事實並肆意傳播,令當時的民眾被國民黨的造謠所蒙蔽,處於思想混亂的階段。此時的車耀先每天關注西安廣播,並認真記錄。在這種情況下,車耀先認為《大聲周刊》應提早問世,盡快把事實公之於眾,還社會一份安寧。由於局勢動蕩,周遭的人勸解車耀先不要急於出版《大聲周刊》,而車耀先卻說:“正是在這樣的時候,需要我們出來大聲疾呼。如果你們害怕,我一個人也要幹!”正是車耀先這種為革命奉獻、為解放人民出力的精神,感染了周圍的人,大家團結一致,成立了大聲社。車耀先擔任社長,編輯部就設在“努力餐”餐館的樓上。

1937年1月17日,《大聲周刊》得以問世,並以“和平!奮鬥!救中國!”(孫中山遺言)為題發表的社論作為創刊號,深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謀劃內戰的罪惡行徑。除此之外,車耀先以署名“笠盟”發表了文章《宣傳與謠言》,文中明確列出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西安事變的真實經過等內容。同時,還在短評《我們希望於汪先生者》中對特務頭子汪精衛“麻醉國人,緩和抗日情緒的欺騙措辭”進行了披露。

在車耀先的帶領下,《大聲周刊》以其獨特的視角、真實的報道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特別是一些進步青年的擁護。在之後出版的《大聲周刊》中,又陸續刊登和發表了《中共中央調停“西安事變”之通電》、《西安事變張、楊對時局主張之通電》、《和平解決陝事》、《徹底統一和真正抗戰》、《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我們希望於三中全會者》等文章,隨著《大聲周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發行量也多達五千多份。在《大聲周刊》開辦一周年之際,車耀先在文章《大聲一年》中寫道:

或許聲音太大之故,驚動了黨政軍民中各界朋友。有讚成和佩服,也有警告和威脅。一天數十起。反映之大而速,據說是辦刊物最成功的事。這與其說是《大聲》的成功,不如說是製箍輿論的失敗;與其說是《大聲》的大膽,不如說是少見多怪……

的確,在創辦《大聲周刊》的過程中,領頭人車耀先不斷受到威脅。國民黨專門派特務監視車耀先,並揚言要將他逮捕、暗殺。然而,車耀先早已把生命交付給黨和人民,麵對重重恐嚇,他的回答隻有一句——“隻要政府願蹈北洋軍閥的覆轍,我亦願意步邵飄萍(著名進步新聞記者)的後塵。”

隨著《大聲周刊》的陸續出刊,國民黨政府橫加指責,以“消息、言論多不正確,難免無其他企圖”為名,對《大聲周刊》進行查封。1937年4月17日,車耀先與韓天石、周海文、胡景詳、王廣義等幾位編委共同討論下一期《大聲周刊》的安排時,國民黨官員率領憲兵隊闖進編輯部,並查抄了數百份刊物資料。

“換個名字,換個地方,繼續出刊。”這是車耀先早已想到對付這些國民黨暴徒的最好辦法。此後,《大聲周刊》編輯部另遷他處,編輯人員也都更換了筆名。《大聲》改名《大生》,意為“偉大的生命”,於5月8日重新問世。《大生》的出現不僅延續了《大聲》的意義和思路,還開辟出社會科學版塊。在新一期的《大生周刊》中,刊登了《紅軍改編以後》和美國記者斯諾寫的文章《一個美國記者的蘇區訪問記》,還原了一個真實的人民革命運動。同時,還發表了《廣西軍北上告全國民眾書》、《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致何應欽書》等重要的抗戰文獻,為戰亂時期的人民提供了接受正麵教育的平台。

然而,《大生周刊》出刊不久,再一次遭到了查封。6月5日,也就是《大生周刊》出版第五期的時候,被國民黨政府橫加“更名出版,言論更為荒謬”的罪名,勒令查封。兩次查封並沒有撼動車耀先的出刊熱情,反而越挫越勇。很快,《大生》再次更名為《圖存》,繼續給讀者提供真實的報道和言論。在《圖存》的發刊詞中,車耀先強調說:“中華民族正遭遇著空前的災難,亡國滅種的大難;團結禦辱,救亡圖存。”

在此期間,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敢為天下先的《圖存周刊》大聲疾呼,宣傳抗日。第四期還未出版,就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查封。

魯迅先生提倡“韌的戰鬥”,車耀先就是這樣做的。在《大聲周刊》接二連三地遭到查封之後,車耀先一直在為恢複出刊而忙碌。一次次的據理力爭,不屈不撓的堅定信念,足以使國民黨無言以對,最終答複“姑準複刊”。

1937年11月5日,《大聲周刊》正式複刊。當時的複刊詞為:“我們為著民族獨立,自然要展開抵抗侵略的解放鬥爭,但同時,不進行民權自由和民生改善,這一戰爭是沒有勝利把握的。”《大聲周刊》在反對侵略主義的同時,還高調提出實行政治民主,改善下層人民生活,實行政治民主等要求,不斷給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與此同時,以車耀先為首的大聲抗敵宣傳社成立,積極吸納愛國、進步人士成為社員,為共同辦好《大聲周刊》集結力量。

在車耀先的帶動下,各界人士通過《大聲周刊》相繼發表文章,以反對“一黨專政”的謬論。此後,車耀先還在《大聲周刊》設立了《抗大之聲》、《陝北通訊》等版塊,為進步青年趕赴延安,投身革命指引了方向。

1938年7、8月間,時值日寇大舉侵略武漢,國民黨反動派仍舊頑固不化,堅持消極抗戰,置淪陷區於不顧,反而加大了反共的態勢,悍然下令查封《大聲周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車耀先的鬥誌卻絲毫沒有減弱,他在《停刊詞》中又一次表明了立場:本刊自創始以來,即本‘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大聲疾呼。中間雖幾經挫折而對原來的主張仍一貫不變。……本刊前後共出61期,約百數十萬言。無一字出乎三民主義範圍;無一字離開民族國家利益;……若以無稽之談、門戶之見作為取舍,則何以臨事?何以服人?”

在創辦《大聲周刊》之路上,他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然而,車耀先卻說自己甘願傾注畢生的心血,為宣傳抗日,加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爭取解放做出貢獻。

鋼鐵般的意誌

“因政治嫌疑被拘重慶,消息不通,與世隔絕。”這是革命烈士車耀先對自己身陷囹圄的描述。一直為解放事業做著卓越

貢獻的車耀先在“搶米事件”中遭到誣陷,被捕入獄。

發生在成都的“搶米事件”,是國民黨軍在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的背景下,醞釀出的一個陰謀詭計,其手段是嫁禍於中國共產黨人,企圖達到阻止抗日進程以及切斷共產黨與四川實力派建立起的統戰關係。

1940年春,國民黨成都行轅主任賀國光下令收買成都當地的無業遊民,並調派國民黨部分特務和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的學生,讓他們化裝成乞丐,於1940年3月14日闖進重慶銀行的糧倉搶米。在一陣打砸聲中,喬裝打扮的國民黨特務一邊哄搶,一邊煽動百姓。早已食不果腹的貧民越聚越多,開始不顧一切地爭搶白花花的大米,糧倉內外頓時一片狼藉。

事後,國民黨特務機關散播謠言,謊稱“共產黨煽動群眾搶米,破壞抗戰後方”。對於敵人的惡意捏造,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尖銳地指出:“這次所謂的‘搶米事件’,矛頭所向,直指我黨。這是敵人大規模行動的前奏。這點,同南方局關於‘防止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動**’的分析,是完全吻合的。顯而易見,這是敵人玩弄的希特勒‘國會縱火案’似的陰謀,妄圖嫁禍於我黨……”然而,正處在風口浪尖上的中國共產黨,百口莫辯。“搶米事件”在成都鬧得沸沸揚揚,不但損毀了中國共產黨的名譽,也威脅到一些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

“搶米事件”發生幾天後,3月18日晚,車耀先冒雨趕往祠堂街八十八號《新華日報》成都分館。臨近報館,車耀先發現整條街一片漆黑,不禁感到有些異樣,便來到不遠處的“努力餐”餐館,躲避起來。事實正像車耀先所預感到的,在此之前,羅世文在報館被設下埋伏的國民黨特務包圍並抓獲。

淩晨一點左右,國民黨特務開始實施對車耀先的抓捕行動。他們假借為“努力餐”餐館的老板車耀先送電報為由,趁餐館工人開門詢問時,一擁而入。被驚醒的車耀先首先想到,盡快銷毀自己手中待疏散的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名單。於是,他迅速取出藏在內衣襟裏的名單,將其燒毀。

麵對國民黨特務的抓捕,車耀先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從1937年至今,自己始終與羅世文保持單線聯絡,不會因此爆料身份。車耀先最擔憂的是同誌們的安危,此刻無論如何都要堅持與敵人鬥爭。他鎮定地走下樓,正好撞見準備上樓查抄的特務頭子廖宗澤。

“車先生,省黨部有請!”廖宗澤麵露凶相。眼看其他特務把自己團團圍住,車耀先嚴肅地說:“我自己會走!”說完,大義凜然地走出了餐館。

很快,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的名義印發了《為“搶米事件”告成都民眾書》,指出所謂搶米事件,完全是敵人“有計劃的陰謀行動”,“其目的是企圖惡化中共與地方關係,破壞國內團結,挑撥國共兩黨關係,借以作為投降分裂之口實,借以作為壓迫共產黨之口實……”同時,周恩來副主席派專人,設法營救被捕的同誌和愛國民主人士。

國民黨挑起事端、嫁禍於人的伎倆被揭穿後,迫於輿論壓力和共產黨方麵的強硬舉措,將車耀先等人押解轉移至重慶,進行囚禁。在國民黨特務眼中,車耀先是“特大嫌疑犯”。因為他既是在成都較有影響的生意人,又與共產黨人來往密切。為了得到確鑿的證據,證明車耀先是共產黨員,軍統局長戴笠親自進行了審問。

麵對軍統局最心狠手辣的頭目,車耀先始終不動聲色,他堅信: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擊退這次反動**,獲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審訊一開始,戴笠就以“笑麵虎”的模樣假意寒暄,並以“承認自己是‘搶米事件’的組織者,就能擔任四川省民政廳廳長”的條件展開利誘。對於戴笠的一係列問題,車耀先均予以否認,並且誓死拒絕了所有的利誘。戴笠的攻心術失敗,轉而對車耀先實施酷刑。行刑室裏,殘暴的國民黨軍閥對車耀先進行了毒打。他們輪番行刑,直至把車耀先折磨得昏迷後,才暫時收手,最終也沒能得到隻言片語。

因“搶米事件”入獄的車耀先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鋼鐵般的意誌,令國民黨特務“軟硬兼施”的方法始終沒能奏效,從而保證了留在成都的共產黨員的安全。

獄中的鬥爭

在重慶望龍門監獄期間,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無計可施,無論是心理戰術,還是任何刑具都沒能讓信念堅定的車耀先屈服。半年之後,車耀先被押解至息峰集中營。

息峰集中營位於貴州省息烽縣南六公裏處,是軍統最大、最隱秘的一處監獄,專門用來關押共產黨員和愛國進步人士。這裏也被國民黨內部稱為“新監”或“大學”,與重慶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江西上饒集中營齊名。關押於此的人多是“終身囚禁”,被轉移到這裏的車耀先開始了漫長的獄中鬥爭。

來到息峰集中營,“迎接”車耀先的是一遍遍的提審。監獄主任何子貞開門見山地說出兩條路,讓車耀先選擇。一條是坦白得生,另一條則是在這荒蕪之地等死。車耀先毫不遲疑地給出了答案——“搶米事件和我無關”、“我不是共產黨員”。從提審開始,車耀先與敵人的獄中“交鋒”逐漸拉開帷幕。

審訊期間,車耀先並沒有受到酷刑,也沒有像其他犯人一樣戴著手銬、腳鐐,這一係列的安排,都是敵人故意而為,目的是挑撥獄中在押人員與車耀先之間的關係。然而,車耀先在獄中的所作所為和堅定的革命立場,很快就化解了這場誤會。

不久,車耀先和羅世文通過住在隔壁牢房裏的黨員韓子棟,將獄中的張露萍、譚沈明、許曉軒、馮傳慶、趙力耕等黨員聯係起來,成立了獄中黨組織——中共息峰監獄支部,羅世文任書記,車耀先和韓子棟任支委。獄中支部成立以後,很快與宋綺雲、周克西、宋丕光、閻繼明等另一批優秀共產黨員緊密團結起來,在獄中與敵人不斷鬥爭。

有一次,監獄組織集體掃除,車耀先、羅世文、韓子棟抓住這個機會,湊在一起討論出下一步的計劃:

(一)秘密聯絡,伺機以待,越獄暴動;

(二)爭取讀書、讀報權;

(三)同變節分子作無情鬥爭;

(四)盡可能與外界取得聯係,讓黨了解獄中鬥爭;

(五)要求改善夥食,鍛煉保存身體。

在獄中,車耀先時刻留意著獄友們的行為,一位名叫張光燦的大學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張光燦與車耀先同處一間牢房,思想追求進步,因組織發起“星潮讀書會”被抓,兩年前被轉移至息峰集中營。通過接觸和了解,車耀先的認為張光燦是個值得培養的對象,並得到了韓子棟的確認。在車耀先的關懷和照顧下,張光燦逐漸加深對黨的認識,為獄中的黨組織增添了鬥爭的力量。

自從息峰集中營的主任換成戴笠的心腹周養浩後,他便千方百計地從關押的共產黨員口中探聽消息,或是企圖動搖共產黨人的思想。周養浩想出的新法子,就是在監獄的教誨室召開學術研討會,組織在押共產黨人研討蔣介石的新作《中國之命運》。車耀先、羅世文、黃顯聲、宋綺雲等人都被“邀請”參加會議。會上周養浩竭力介紹蔣介石新作所及的“中國命運”,卻無人迎合。尷尬至極的周養浩讓在座的共產黨人挨個發言。輪到車耀先的時候,他說:“曾經,我參與過救亡運動,知道抗戰勝利是要靠團結起來的人民的力量,而非某個人一己之力,國家的命運也不可能隻掌握在某個人的手中。事實證明,勝利已指日可待。”車耀先的發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讚同,讓周養浩倍感壓力,強忍著怒火結束了會議。

之後,監獄支部成員利用放風時間,交流、總結對敵鬥爭經驗,並決定通過各種渠道給敵人以有力的還擊。很快,再次打擊敵人的機會來了。周養浩借題發揮,想通過上次的研討會刁難車耀先等人,要求他們寫出《中國之命運》的

讀後感,並提出“不交卷者,不得退場”的規定。車耀先手不執筆,過了很久,眼前的紙上仍是空白一片。周養浩見狀,大搖大擺地走到車耀先跟前,問道:“聽說車先生才華橫溢,怎麽隻字未寫啊?”

車耀先諷刺地回答:“領袖的著作,怎能評論?恐怕隻能學習。”說完,車耀先抬頭瞟了瞟啞口無言的周養浩,起身拂袖而去。在車耀先的帶領下,很多人也如法炮製,留下了白卷,在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再一次占了上風。

麵對信念堅定的共產黨人,周養浩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提出“監獄學校化”、“監獄生產化”的口號,讓在押的共產黨人自願報名參加縫紉、印刷、雕刻等工作,企圖采取“攻心策略”來逐步轉化這些“政治犯”,並把他們稱為“工作修養人”。對於是否配合監獄開展的活動,獄中支部成員加上另外一名共產黨員許曉軒利用勞動時間,展開了討論。車耀先說:“現在我們最主要的就是團結難友,為伺機越獄而積蓄力量,不如將計就計,繼續與敵人展開鬥爭。”

“老車說得對,這樣一來我們正好可以多和難友們接觸。”韓子棟表示同意車耀先的看法。接著,羅世文說:“既然如此,大家就去參加吧。我的身份早已暴露,為了不牽連大家,我就不去了。”

“嗯,說的是。就這麽辦吧。”徐曉軒最後發言。幾個人短暫的交談後,最終決定除羅世文外,都去報名參加。

一天下午,正在幹活的車耀先被叫到監獄教務所辦公室,剛一進門,就看到周養浩一副假惺惺的模樣。“車先生怎麽能習慣幹那些體力活呢?”周養浩故作關心。

“我本來就是勞動人民,勞碌命。”車耀先回答。

“常言說:‘既來之,則安之。’不過我今天叫車先生來,可是為了讓你早點兒離開這裏。”周養浩試圖“撒網”。

車耀先將計就計,跟著問道:“此話怎講?”

“隻要你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就什麽事情都好辦了。”周養浩開門見山。

“我不是共產黨員,這句話早在我被抓的時候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你們不是也查了嗎?況且,我一直在做抗日救亡的工作,難道錯了嗎?”車耀先故意表現出自己作為商人的無辜,情緒越發激動,並要轉身離開。這時,周養浩趕忙上前阻攔,“別生氣啊,叫你來,主要是問問你想參加什麽工作。”車耀先想了想,說:“我希望能夠參加管理圖書的工作。”周養浩聽了,暗自竊喜,認為正好可以通過讀書改變車耀先的“頑固”思想,於是,他痛快地答應了請求,且在暗地裏安排手下尚複初監視車耀先。

在車耀先的帶領下,監獄“本部辦公室”樓下的屋子變成了小型圖書館,按照監獄中的規定擺放著《墨索裏尼傳》、《三民主義》、《希特勒》、《平妖傳》等書籍。而後,車耀先又設法搜集了難友們被沒收的《馬克思傳略》、《西行漫記》、《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話》、《新青年》等進步書刊。

在管理圖書的時候,車耀先想盡一切辦法為獄中黨組織成員提供“精神食糧”。比如,他把《國家與革命》“改頭換麵”,變成《胡適文存》;或是在一些很破舊的書上標注“文優紙劣,特請珍惜!”的字樣,以提示獄友們書中的內容。當羅世文來借書的時候,便輕鬆地將一些監獄禁止閱讀的書籍帶回牢房,與其他獄友分享。

此外,在清理圖書館的廢品時,車耀先在一處板壁的後麵發現了一個隱蔽的角落。於是,這裏就變成了獄中支部的秘密聯絡地。每次羅世文等人躲在昏暗的角落開會時,車耀先充當“哨兵”。如果有突**況,車耀先就會故意提高音量,提醒羅世文等人注意安全。平時,車耀先還利用圖書管理之便,訂閱了不少進步報刊,諸如:《民主聯合月刊》、《民主報》、《華西晚報》、《華西日報》等,並且會把重要消息寫在紙條上,然後隱藏在重新裝訂的線書裏,再設法傳遞至牢房的獄友手中。

在息峰集中營,長達6年的囚禁沒有磨滅車耀先的革命鬥誌,他時刻在影響和感召著周圍的人。從入獄時的堅定不移,到獄中積極組織黨支部,再到通過管理圖書巧妙傳遞革命熱情,車耀先都在為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做著貢獻。

為革命立下的誓言

從“搶米事件”被迫入獄,到息峰集中營的6年牢獄生活,車耀先始終沒有停止過與敵人進行鬥爭,然而等待他的卻是最後的厄運。

1946年7月,息峰集中營裏有72名“要犯”被點名轉移,車耀先就在這個名單之中。7月18日傍晚,車耀先、羅世文等人全部被集中安排在一輛蓋有帆布篷的卡車裏,彼此都在為自己和大家的安危做著考慮。在此之前,獄中支部已經確定在“途中伺機脫逃”,幾個人上車後才發現,事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麽簡單。這次轉移,敵人派重兵看守,武器裝備齊全,想要逃脫,堪比登天。

途中,暴雨瓢潑,看守的敵人也都睡得雷打不醒,車耀先等人伺機逃脫,卻由於看守長的巡視而沒能成功。之後,在敵人把卡車開進一個兵工廠時,又錯失逃跑良機,被迫於1946年7月20日到達被稱為“人間魔窟”的白公館監獄。

在白公館監獄,車耀先和羅世文被關在重禁閉室內,戴著十幾斤的鐐銬,沒有任何與他人接觸的機會。夜晚,隔著冰冷的鐵窗,車耀先思緒萬千。他想念體弱多病的老母親,想念妻子和孩子,還惦記著“努力餐”是否能維持生計,繼續為革命做掩護。遙想六年前,被國民黨反動派抓進監獄後,車耀先早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獄中給子女的遺書中寫道:

“因念餘出世勞碌,折磨極多,奮鬥四十年,始有今日。兒女輩不可不知也。故將一生之經過寫出,以為兒女輩不時之參考。使知餘:出身貧苦,不可驕傲;創業艱難,不可奢華;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餘之不足;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全之國民。則餘願已足矣,夫複何恨哉?”

在這戒備森嚴的白公館監獄,唯有堅持革命鬥爭才是共產黨員的使命。1946年夏天,國民黨反動派公然撕毀“政協決議”和“雙十協定”,並殘忍地向解放區進行瘋狂掃蕩。無論形勢多麽嚴峻,車耀先想到的總是自己的獄友們,他和羅世文商量著將獄中黨員名單轉交給韓子棟,然而,直到犧牲的那一刻也沒能做到。

8月17日晚10點,國民黨軍統局副局長毛人鳳來到重慶,並帶來了“密裁車羅”的命令。第二天上午11點,兩名看守打開了車耀先和羅世文的牢門。見此情形,車耀先和羅世文兩人相視無言,像是用某種精神在鼓勵著對方。

這時,白公館監獄的所長趙少雲和副所長劉震乾走進牢房,示意車耀先和羅世文收拾衣物。車耀先淡定地說:“恐怕沒這個必要了吧。”

“看來你們二位誤會了。”說著張少雲掏出兩張機票,“飛機票都給你們準備好了,把二位送到南京。”接著,兩名看守為車耀先和羅世文打開了鐐銬。

“在押的72人都應該被釋放,為何隻釋放我們?”車耀先開口質問。

“是的,是的,但是要分批釋放。一會兒,還有專車送你們去曾家岩的周公館呢……”張少雲略顯慌張。通過與看守所所長之間的對話,車耀先早就猜到了敵人的陰謀詭計。

與獄友們一一告別之後,車耀先和羅世文提著木箱上了一輛吉普車。車輛一路行駛在盤山公路上,不久,便突然停止前進。車耀先和羅世文很清楚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卻麵不改色。他們昂首下車,堅定地向前走去。這時,早已埋伏在鬆林坡原戴笠停車場的劊子手開槍擊中了車耀先和羅世文。

“願以我血獻後土,換得神州永太平”這是車耀先為革命立下的誓言,他也用生命予以兌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