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私無畏的光輝一生
——穆青
九州鑄鐵懲前錯，
且把紅爐另撥開。
光明日月無私照，
萬古經天給與人。
——穆青
穆青（1898~1930），字樹珊，曾化名呂維新，四川合江福寶鎮人。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旅歐少共支部在巴黎成立，穆青由鄭超麟介紹加入了少共，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初回國，擔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1927年底參加廣州暴動。起義失敗後，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夏回四川，先後任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長、臨時省委書記等職。1930年3月，不幸在重慶被軍閥劉湘逮捕，同年5月壯烈犧牲，時年32歲。
漂洋過海隻為救國
穆青，1898年出生在四川合江縣福寶山區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裏，父母都靠種地過活。時值政治腐敗，國弱民窮的清末，人民生活十分艱辛。但在穆青七歲時，父母仍節衣縮食，把他送到騎龍義館上學。由於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辛亥革命後，穆青考入合江縣中學第五班學習。
穆青進入合江縣中時，正值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陰謀稱帝的時候。消息傳來，群情激憤。青年學生中反響尤為強烈。穆青和同學一道，上街講演，宣傳抵製日貨，喚起民眾反對袁世凱賣國投降、複辟帝製的罪惡行徑。在學校裏，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考試常名列前茅。從他當時書贈同學祝壽東畢業的詩，即可看出他的誌向和才華：
若個男兒意氣豪，文章分得鳳凰毛。
它山借石無邊興，離別催人作燕勞。
1919年，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爆發，使穆青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通過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初步受到了爭取民主，講究科學的民主主義思想熏陶。深感祖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災難深重。決心尋找一條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道路。時值吳玉章等在成都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分會，創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以“勤於做工、勤以儉學”為宗旨，積極輸送青年赴法留學。穆青得知這一消息，十分高興，在親友們的支持下，與同學李暢英一道去成都，考進了預備學校。經過短期訓練，於1920年底與程子健等人，由上海赴法。
當一行人自重慶乘船東下，沿途目睹三峽的雄偉壯觀，江漢平原的千裏沃野，感情豐富、愛好詩文的穆青不覺心曠神怡，欣然命筆，賦詩兩首，隨信寄回家鄉。
一
衝出夔門眼界開，巫雲不見見樓台。
川流入海終歸海，小住彝陵醉一回。
二
展兄生色壯行詩，三峽驚濤視等夷。
為報平安槐樹下，說兒健勝在家時。
穆青等人到達上海，不久乘法輪“智利”號赴法國。赴法勤工儉學時的穆青不過20出頭，這個朝氣蓬勃的青年胸懷大誌，希望能學到先進科學技術和救國救民的革命理論，以備回國後報效祖國，從事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業。但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不少工廠關門，工人失業，尋找工作非常難。穆青先進裏昂補習法語，隨後進入一所農業學校，後入蒙德裏冶鐵工廠做工。期間，他不僅目睹了法國工人遭受資產階級剝削之苦，更親身體驗到華工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生活的困苦。他逐漸看清資本主義製度的醜惡和腐朽，與法國工人一起參加了同資本家的鬥爭。
1921年，周恩來、趙世炎等留法勤工儉學青年在法國成立了“工學互助社”，組織和指導青年們學習、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資本論》等和列寧的有關著作，以及國內的進步書刊。穆青和陳毅、鄧小平、聶榮臻等進步青年都參加了這個組織。通過學習研究，思想更加開朗，覺悟進一步提高，並將所學得的革命道理，向工人們進行宣傳。
1922年6月，在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的組織指導下，正式建立了“旅歐少年共產黨”，趙世炎被選為黨支部書記。8月，中共中央通知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由趙世炎擔任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工作，穆青當時也參加了中共旅歐支部“任少共執行委員會秘書長”。
1923年2月17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四十二人，穆青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這個組織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受國內團中央領導，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團章，選出五位執行委員，周恩來任書記。此後，穆青積極參加團的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團的組織。
在法勤工儉學的4年中，穆青在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下，通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研究，通過與廣大工人的接觸和參加實際鬥爭，逐步懂得了什麽是共產黨，什麽是共產主義，以及怎樣為共產主義奮鬥。穆青更加痛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仇視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及無政府主義；更加關心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熱愛黨和人民群眾；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了，他已逐漸成長為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從當時穆青寫的書信和詩詞，可見其革命豪情：
九州鑄鐵懲前錯，
且把紅爐另撥開。
光明日月無私照，
萬古經天給與人。
接受重任奔赴廣州
1925年下半年，穆青回到國內，中央分配他到中共廣東區委任組織部長，兼國際濟難會中國南方辦事處主任。與鄧中夏、蘇兆征及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知名人士一起，從事救濟革命者及家屬的活動。
大革命時期的廣東是全國革命的中心和基地。當時的廣東區委設在廣州市文明路，負責廣東、閩南和廣西南部梧州等地黨的領導工作。同時，由於還沒有成立廣州市委，無論在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廣東革命政府或國民革命軍、黃埔軍校以及各群眾團體中的黨組織，也都需要它加強領導。任務繁重而艱巨。區委領導班子中有陳延年、周恩來、熊雄、惲代英、賴玉潤、張太雷、阮嘯仙、蔡暢、鄧穎超、鄧中夏等人。作為組織部長的穆青，和大家團結一致，分工負責，工作進展十分順利。
穆青到廣東區委工作不久，就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野心不斷擴大。5月，蔣介石製造了整理黨務案事件，篡奪了國民黨的黨、政、軍權。為了提高廣大中共黨員的覺悟，應付複雜的政治局麵，區黨委決定舉辦黨員幹部深造班，主要培養工人黨員骨幹。具體工作由穆青領導的組織部負責，由他們編班，安排課表，聘請教員上課等等。主要課程內容有：社會發展史、唯物主義論、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章程、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職工運動、廣東農民運動以及其他政治專題報告。參加講課的有惲代英、羅亦農、蕭楚女、鄧中夏、彭湃、項英、鮑羅廷、穆青等。同時，區黨委還加強了對工運骨幹和農運骨幹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重視對省港罷工工人的教育。
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發出《北伐宣言》，隨即，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其實，早在5月，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隊已經向湖南挺進。中共廣東區委態度明朗，行動堅決，積極支持北伐，平成穆青所在的組織部挑選調配優秀黨員和團員去充實國民革命軍，以作軍事或政治骨幹，特別是從省港罷工糾察隊中挑選出許多堅強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參加到葉挺獨立團。同時，由鄧中夏、蘇兆征等負責，組織罷工工人3000多名，分別成立運輸隊、衛生隊和宣傳隊，分配到各軍，長途跋涉，肩挑背馱，保證前線彈藥和糧草的供應，保證了北伐的勝利進軍。
1927年春，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大肆向革命進攻。天空烏雲密布，革命正處於危難之中。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更加劇了革命形勢急趨逆轉。這時，以陳延年、鄧中夏、穆青等同誌為首的廣東區委，一方麵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注意形勢的發展；另一方麵仍積極抓緊對工人、農民的宣傳教育，組織群眾，開展聲援武漢人民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譴責和抗議英軍屠殺我同胞的罪行等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同年3月，廣東區黨委陳延年、鄧中夏等同誌，都先後離開廣州；在此之前，周恩來已去上海。剩下隻有穆青等十餘人，工作任務十分艱巨。秘書長賴玉潤負責召集會議，進行聯絡工作；穆青管黨的組織建設，指導各級組織開展活動。
當時，全國革命活動受到衝擊，為了應對時局的變化，廣東區委根據黨中央指示精神，幾次開會研究，決定采取各項緊急措施。穆青負責分配各部門的機關費，掌握各機關地址和相互聯絡的情況；整個組織部則完全隱蔽起來，分設三個接頭機關同廣州市各黨支部秘密聯係。市外的其他地區另設了接頭地點和通訊機構，無論市內市外，均由穆青統管。同時，決定在各工會黨支部中挑選忠誠可靠並有鬥爭經驗的黨員組織秘密赤衛隊，由穆青、劉爾嵩、楊殷、李森、周文雍等負責製訂計劃，並領導實施。區黨委的這些措施作得及時有力，對後來反動派發動的“四一五”大屠殺，因有所準備，減少了損失，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
白色恐怖下的鬥爭
1927年4月，“四一二”血案的消息傳到廣州，群情憤慨。區黨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穆青、李森、劉爾嵩、楊殷、賴玉潤等出席。會議認為：在廣州軍警已經戒備的情況下，組織群眾示威遊行必有困難，也會帶來巨大的犧牲，於是決定用廣東區黨委、區團委和工農團體的名義，聯合發表反抗國民黨蔣介石在上海製造“四一二”血案的宣言。同時決定各部負責人暫停公開辦公，以防意外。宣言尚未發出，廣州“四一五”大屠殺已接踵而至。
4月14日晚，反動派實行全城戒嚴，派大批軍警包圍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坐落在東山的蘇聯顧問的住宅，並解除了黃埔軍校和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搜查了海員工會、鐵路工會廣州辦事處、廣州工代會、省農會等革命團體和文明路75號的中共廣東區委機關，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4月15日，天剛破曉，穆青焦急地在臥室內來回踱步，急於想了解昨晚事態的發展。突然房門響起了電鈴聲。開門後，進來的是個二十來歲的秘密交通員。
他進門後低聲告訴穆青：“昨晚半夜，文明路黨、團省委辦公處被反動軍警包圍，搗毀了機關，逮捕了油印員、交通員胡繼聲、洪兆潮等同誌”。
“還有哪些地方出了事？”穆青問。
“中
山大學也有人被捕。聽說反動派到宿舍抓人，學運書記畢磊奮起拒捕，被打死在床上。其他地方尚未弄清，恐怕各機關都有同樣的情形。”
“你再去打聽一下，弄清哪些機關出了事，哪些同誌被捕，下午再來告訴我。另外，替我買件長褂子，一頂博士帽，一副玳瑁眼鏡帶來。”
“路上可要小心！”穆青又補充了一句。
送走交通員，穆青回到房裏，沉重地坐在床沿上，默默不語，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他懸念著戰友和同誌，為他們的安危而擔憂。此時，穆青的妻子人王凜若走過來輕輕地問道：“我今天就不能上班了？”她是不久前才從全國婦女運動講習所畢業，分配到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的。穆青沒有做聲，表情嚴肅地點了點頭。
穆青想到省軍委書記周恩來去上海後，他的夫人鄧穎超留在廣州工作，此時穆育十分擔心鄧穎超的安全，他想讓妻子前去探詢。穆青對妻子說：“不知軍委機關怎樣？你們鄧老師（指鄧穎超）從醫院回來沒有？你是不是到軍委機關去探聽一下？”
王凜若聽完毫不猶豫地化了裝前往，將打聽到的情況回家詳細地告訴了穆青：鄧穎超在醫院還未回來，軍委秘書朱凱等已被抓走。而且王凜若在返回途中還聽一位工友講，婦運講習所的團支部書記蔣舜華已於昨夜被西山會議右派分子抓去關押起來。
午後，交通員再次來匯報：李森、劉爾嵩、何耀全諸多同誌被捕。之後，又得知熊雄、蕭楚女等亦被敵人抓去殺害。穆青的心情變得格外沉重。
傍晚，穆青身著一件淺灰色長衫，頭戴淺灰呢帽，鼻梁上戴著一副玳瑁的茶色眼鏡，化裝成富商，同交通員一道出去找到了區委宣傳部長任卓宣（後來叛變，化名葉青）才知道宣傳部沒有遭到破壞；罷工糾察隊、粵漢路工人武裝在同反動派激戰時，都表現得十分英勇；不幸被捕的工人，在敵人屠刀麵前也都表現得堅貞不屈。
直到深夜十二點，穆青才回到家中。想到這麽多戰友被捕關押，甚至倒在了血泊之中，千百階級兄弟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他悲痛憤怒之極，決心抓緊時間加倍工作，為死難烈士複仇，與反動派鬥爭到底。
4月17日晚，穆青、賴玉潤、周文雍，吳毅等廣東區委的同誌近十人又聚集在一起，開緊急會議研究嚴重局勢，討論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和鬥爭策略。會議決定的主要措施有：第一，積極恢複整頓鞏固各級黨組織和工會，選拔過去不太露麵、忠實可靠、敢於鬥爭的同誌擔任各黨支部書記。調周文雍領導廣州市各工會黨支部，掌握各赤衛隊組織，並以各工會黨支部和赤衛隊十人小組為基本隊伍，掌握各工會領導權，團結廣大工人群眾同反動工賊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第二，由穆青負責組建廣州市委，以加強廣州市區各級黨組織的領導。第三，以廣東區委和所領導的群眾團體的名義，聯名發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殘暴大屠殺宣言”，由賴玉潤起草，穆育等人審定，秘密印刷後，於21日中午散發。第四，加強廣東濟難總會工作，盡一切力量援救被捕革命骨幹和工人、學生，並賠償損失。第五，鑒於廣州“四一五”大屠殺後，中共廣東區黨委和黨中央消息斷絕，與所屬各地區黨組織失掉聯係，工作難於進行，楊殷建議將區黨委遷到香港辦公，以打通同中央的關係，並與東江、潮汕、西江、南路、瓊崖等地加強聯係。因而會議決定由穆青、賴玉潤等去香港建立區黨委辦事機構，並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情況。
會後，穆青立即著手籌備組建廣州市委。4月下旬，在穆青的主持下，召開了廣州市委成立會議，選舉吳毅為市委書記，周文雍為組織部長。徐彬如為宣傳部長。接著市委舉行首次會議，決定：重新恢複和整頓市區各級黨組織，加強工會工作；整頓和發展革命隊伍；在五一勞動節時，大力開展宣傳工作，以爭取和團結群眾；積極營救被捕工人領袖和所有革命者，以“廣東濟難總會”的名義，分頭做好調查研究，聯合組織請願。廣州市委的工作很快開展起來了。
1927年4月底，穆青受廣東區黨委之命向黨中央匯報“四一五”大屠殺經過。他輕簡行裝，由韶關經湖南到武漢，又繞道上海轉香港。在香港，由區黨委成員穆青、賴玉潤、楊殷等組成領導班子，設立區黨委辦事處、組織部的秘密處所和通訊聯絡機關等。由於去香港的領導成員不齊，加之政治、地理諸條件之不便，區黨委開展工作受到一定限製。但穆青等同誌不畏艱險，克服種種困難，積極投入工作：整理和加強了各地區的領導，建立起潮梅、東江、西江、粵北、南路、瓊崖等地區特委和聯絡機構；大力開展各地農民運動，積極武裝農民，發動群眾組織起來進行鬥爭；恢複、整理和加強港口黨的組織，調馮菊坡到香港，領導港九地區工作，發展各產業、各行業工會黨支部；通過廣九鐵路黨組織和海員內河輪渡黨組織，建立與廣州和各地區秘密通訊聯絡機構；開展了宣傳報道工作，由區委秘書處負責編輯《紅旗通訊》，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報道廣州和各地區活動情況，秘密分送到廣州市及各特委。
192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調陳延年去上海工作。由穆青、賴玉潤、阮嘯仙、黃平等組織廣東省委，由穆青任省委代理書記，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的黨的“五大”結束後，出席“五大”的代表區夢覺等回到香港，向穆青匯報了“五大”的情況和決議，穆青根據“五大”決議的精神，部署廣東地區的工作，帶領群眾開展新的鬥爭，反擊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運動的鎮壓。不久，陳延年被蔣介石捕殺的噩耗從上海傳來。親密戰友的犧牲使穆青悲痛不已，他隻能把滿腔悲憤傾注到與敵人堅決的鬥爭中。
廣州起義奮不顧身
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任命張太雷為廣東省委書記，穆青仍為組織部長。同年秋，廣東省委從香港遷回廣州。
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召開擴大會議，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武裝起義總口號。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廣東省委於11月28日召開會議，通過了發動工農兵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穆青參加起義行動委員會工作，並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擔任翻譯，因此移住東山蘇聯顧問住宅區。
省委會議後，穆青、楊殷、周文雍等分別到工人群眾中去做宣傳組織工作，公開號召群眾起義。12月7日，廣州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越華路一家電影院裏秘密召開。
12月10日晚飯後，穆青將妻子叫到身邊，手裏拿著三十元港幣，低聲對她說：“今晚上我要同第三國際代表去參加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建立我們自己的政府，並提出施政綱領。當然，要成立工農兵民主政府，實現我們的政綱，還需要共產黨員去克服各種困難，哪怕是流血犧牲，也必須為實現這個政綱而奮鬥！”說到這裏，他放緩了語氣囑咐道：“如果這次我參加起義死了，你一定不要哭，也不要難過！相反要為我犧牲得壯烈而自豪。你要聽黨的話，刻苦地學習，踏實地工作，繼承先烈們未盡之誌，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萬一起義發生意外，黨組織一時找不著你，你也找不到黨，這三十元錢你就拿著作回家的路費，回到家鄉再找黨！”
妻子接過錢，傷心地掉下眼淚。因為馬上還要在西關召開起義部隊各級指揮員會議，穆青毅然地離開妻子，走出門去。
11日淩晨，信號彈耀眼的亮光劃破了廣州沉寂的夜空；接著槍聲大作，重炮齊鳴，武裝起義的戰鬥打響了！經過數小時的激烈戰鬥，一些重要據點都為起義部隊所占領。穆青身著黑色工人服，頭戴鴨舌帽頸係紅領帶，背著一支上了刺刀的長槍，腰間捆著兩條子彈帶，緊張而又不紊地在指揮部處理著各種問題，研究戰鬥進展情況。
12日中午，指揮部在西瓜園召開群眾大會。到會群眾數萬人。張太雷、惲代英、穆青、周文雍等均出席。張太雷在大會上莊嚴宣布：“我們工農兵革命軍已占領廣州市。現在，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建立了，在這個新生的革命政權中，穆青為土地委員會成員之一。
廣州起義的勝利，震驚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軍閥張發奎、李福林、薛嶽等，在帝國主義的策動和支持下，很快向革命軍反撲過來。12日下午，總指揮張太雷不幸中彈犧牲。13日晨敵人分四路向廣州城大舉進攻，起義軍浴血奮戰，終因敵我力量差距過大，無法挽救敗局。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遂決定撤出廣州。
13日深夜，穆青同國際代表一道回到東山。因張太雷犧牲，不少革命戰友和階級兄弟倒在血泊之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徹夜不眠。
15日，穆青送走了國際代表，決定暫時離開廣州去香港。16日下午，他身穿僅有的那套黑色西服，灰色格子的秋大衣，頭戴灰色帽子，手裏拿著一根文明根，打扮成一位紳士模樣。妻子王凜若裝扮成華僑姑娘，帶著行李，兩人分路而行，均安全到達長堤，搭上開往香港的輪船。
麵對考驗堅貞不屈
1928年1月，穆青同妻子從香港抵達上海。不久與中央軍委書記、組織部部長周恩來取得了聯係。隨即，周恩來、鄧穎超到旅館看望他們。穆青向周恩來匯報了廣州起義的經過和目前形勢。隨後，黨中央通知穆青，決定派他去武漢參加湖北省委工作。
穆青到武漢後，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長。與省委秘書長任開國夫婦同住在法租界一幢房二樓上。任開國也是四川人，於是，他倆對外以表兄弟相稱，以掩護黨的工作。
一天下午，一個二十多歲穿著深黃色長袍、頭戴咖啡色呢帽的男人突然上樓來，說要找秘書長任開國。被告知找錯了後，那人下樓離開了；不一會兒，那人又上樓來，可沒說話就轉身下樓去了。任開國、穆青都覺得有問題，決定立刻轉移。穆青搬到“福昌旅館”，王凜若留機關，任開國夫婦也另住一家旅館。打算暫避一下，看一見敵人有什麽陰謀。
不料，任開國夫婦遷去新旅館不久，一天上街時，不慎被叛徒發現而被捕。當晚，反動派即在各旅館進行搜查，很快，穆青被捕。
敵人先反穆青關押在武漢偵緝隊。敵人用盡刑罰，逼他招認，他堅貞不屈，隻說自己是留法學生，路過此地在旅館被抓來了。堅決否認是共產黨員。敵人因無任何證據，隻好把他押解到警備司令部。
湖北省委負責人聽說穆青、任開國被捕，立即趕去安慰王凜若和任開國的妻子顧文衡，向她們表示，黨組織一定想盡辦法營救。王凜若提出想去上海找父親的好友川軍將領陳古枝，設法營救穆青，請求省委代買一張去上海的船票，省委立即同意。
王凜若匆匆乘船趕往上海，找到陳古枝，說明自己的表兄顏嗣良（穆青的化名）從法國留學回來，路過武漢，被誤認為是共產黨而被逮捕，謂幫忙搭救。陳古枝聽說是王凜
若的表兄，就一口答應幫忙，通過朋友的幫助，穆青終於被營救出來。
穆青出獄後，省委決定他去上海治傷，以免被敵人查出後再遭逮捕。穆青夫婦到了上海，租住了法租界一家成衣店的前樓住下。穆青傷養好後，黨中央任命他為特派員，派到四川視察和協助省委工作。
回鄉革命血灑山城
1928年夏，穆青回到了家鄉四川。這時的四川，在經曆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國共兩黨合作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之後，不但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而且有了一些縣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黨員已有數百人。但在軍閥的殘酷鎮壓下，黨的組織被破壞，黨的領導人和黨員遭到殺害，整個四川仍被烏雲籠罩，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特別是軍閥劉湘所統治的重慶，環境更加對革命不利。
穆青從上海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慶後，同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共同研究工作，指導各地黨的活動。不久，省委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其中一個議程是決定向黨中央建議，留穆青在川做負責工作，並向中央寫了報告。會議結束後，穆青親自去川南地區視察。川南瀘州、自貢一帶黨的工作比較活躍，組織建立得比較早，工農群眾的發動工作也較為紮實有力。穆青到達川南後，根據自己親身參加廣州的經驗教訓，學習毛澤東、彭湃等在井岡山、海陸豐建立農村根據地的經驗，提出工作重點應放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別是邊遠縣區。他選擇了高縣、珙縣、筠連、永寧、古藺等邊區，作為永久革命根據地的基點，而以瀘縣、敘府（宜賓）、自流井三地為集結地；工作重心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工會和農民協會，在有條件的地方組織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建立革命政權。經過穆青的動員指導，黨組織很快在自流井的大墳堡、三多寨等地組織起鹽井工人數千人，建立了工人武裝糾察隊；在敘永、古藺等地，農民武裝組織也先後建立。
穆青雖為黨中央派來四川視察和協助工作的特派員，但事事總是身先士卒，不畏艱苦，不講享受，密切聯係群眾。為了深入農村，他化裝成苦力或小商販，到幾個縣的山區，召開座談會，幫助地方組織總結工作，製訂計劃，鼓舞大家的鬥誌。一次，在一個霜凍的早晨，穆青從江安同當地幾位幹部去瀘縣的途中，突然被地頭蛇團閥程子芳發現，跟蹤緊追不放。穆青當時本已過度勞累，加之胃痛得厲害，步履艱難，但他臨危不懼，獨自斷後，掩護同誌們迅速脫險。他忍痛爬上一個森林茂密的山頭，居高臨下，以巧妙的戰術，數處放槍，敵人不知虛實以為中了埋伏，不敢窮追不舍。到達瀘縣後，穆青的病越來越沉重，但他毫不懈怠，仍照常堅持黨的工作。
穆青視察川南地區的過程中，反動軍閥劉湘又於1928年10月初在重慶破壞了中國共產黨團省委機關，逮捕了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二十餘人。穆青聞訊後，立即取道自流井去成都；然後到潼南雙江鎮召集重慶、川南、川西幾個地區負責人會議，決定省委西遷在成都成立四川臨時省委，以便領導四川黨的工作繼續向前發展。
臨時省委的分工為：穆青（化名維新）任書記，組織劉披雲、張春帆，軍委李鳴珂，工運書記程子健。穆青、劉披雲、張春帆、許海生和陳誌筠等五人住在省委機關成都芭芭巷一個小院裏。當時多數同誌未結婚，穆青的愛人又不在成都，五個單身人住在一起。為防萬一，大家約定統一口徑，都說是由鄰水等縣前來成都找事做的。穆青和劉披雲裝扮成兄弟，張春帆為表兄，陳誌筠為妹妹，許仁智為傭人。
一天軍警查戶口來了，見都住著些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家中既無老人、小孩，又無家庭主婦，產生猜疑。雖經穆、劉等人再三解釋，軍警不予置信。除陳誌筠被認為是個農村姑娘外，其餘四個均被帶走。在街上幸被共產黨員李欣雲看見，立即去找他在田頌堯二十九軍工作的父親進行活動，說芭芭巷住的都是好人，不是危險分子；軍警聯合辦事處軍法官彭某先後審問了穆青、許仁智，均無可疑口供，最好才取保釋放。
1928年冬，劉願庵從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回到四川。同年12月18日，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在成都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將10月間分別在重慶、潼南兩地組成的兩個臨時省委撤銷，選穆青、劉願庵、程子健、劉遠翔、陳峻山王人組成新的臨時省委；以穆青、劉願庵、程子健三人為常委；穆青任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劉願庵任宣傳鼓動部主任兼黨報編輯，程子健任組織部主任。192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擴大會議在成都召開。由劉願庵傳達“六大”會議精神，改選了省委。由劉願庵任書記，穆青負責組織工作，劉披雲負責宣傳工作，李鳴珂任省軍委書記。並決定省委機關複由成都遷往重慶。
1929年至1930年初，根據省委擴大會議關於發動群眾，開展武裝鬥爭的精神，省委先後在全省範圍內發動和領導了萬源固軍壩起義、曠繼勳部起義以及涪陵羅雲壩起義等。穆青領導的省委組織部，先後派出羅世文、鄒進賢等到曠繼勳部參加旅委和前委的領導；派李鳴珂去涪陵任起義總指揮。穆青也常常親自去各地檢查工作。
同時，穆青還十分注意城市工作，在群眾運動中發展黨員，恢複壯大黨的基層組織。到1930年3月，僅重慶一地就有黨員130多人，其中工人占50%，知識分子占40%。在軍閥直接統治的若幹政府部門和軍警機關中，也先後建立起黨的組織。這些打入敵人機關內部的共產黨員，機智勇敢，對於了解敵情，保衛黨的省委機關和各級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四川各地黨組織的恢複和壯大，工農運動、武裝起義的蓬勃發展，國民黨蔣介石和四川軍閥劉湘大為震驚。於是開展聯合“剿共”。
劉湘采取了所謂“以共黨製服共黨”的反革命策略，收買叛徒，破壞革命。在二十一軍軍部設立了特務委員會，建立了負責行動的偵緝隊，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建立反省院，進行所謂心理策反；利用叛徒創辦《路燈》等反動刊物，進行反革命說教，編寫“懺悔”、“新生”等劇目，誣蔑共產黨“殺人”、“放火”等等。在軍閥劉湘等采用引誘與屠殺、剿撫並舉的反革命策略下，四川形勢越來越險惡。但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穆青，與劉願庵、李鳴珂、鄒進賢、程攸聲、羅世文、程子健等省委的同誌一道，堅持革命立場，教育廣大黨員保持革命氣節、滿懷信心，努力奮鬥。穆青在白色恐怖籠罩的重城仍晝夜不停地到黨的基層組織去指導工作，找黨員談話，鼓勵他們忠於黨的事業，不怕困難，不畏艱險，繼續戰鬥。在那極為艱難的日子裏，他曾寫信給親友，表白他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1930年3月下旬的一天，穆青（化名呂維新）外出工作，在重慶迥水溝街上，被叛徒鄒榮芳帶著的偵緝隊逮捕。在敵人監獄中，他沉著堅定，矢口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也不承認叫呂維新，更不承認當過省委書記和組織部長，用早已編好的口供去搪塞應付。當叛徒出麵指供時，他咬定是因為與這名叛徒產生糾紛被誣陷，他與敵人巧妙周旋，弄得敵人一時難以斷定，隻好將他移禁在巴縣監獄。
不幸的是，同年5月初，臨時省委機關因為叛徒出賣而被軍閥破壞，捕走省委書記劉願庵、宣傳部長程攸聲、秘書長鄒進賢等，並搜走一批文件和會議記錄。敵人從這些文件和記錄中，證明了穆青的真實身份，擔任過四川省委書記。敵人如獲至寶，加緊了對穆青的關押。
黨組織在穆青被捕後就積極設法營救。劉願庵、李鳴珂等四處奔走；並告訴穆青的妻子王凜若，穆青已經拘押在二十一軍軍部，改名袁雨蒼。讓她趕快和父親設法營救。
王凜若同父親王旭初商量後，決定去找二十一軍副官長李根固說情。因他們在成都一條街住過，加之王旭初是重慶地方法院的檢察官，曾同李打過交道。
王凜若急忙去找李根固，說袁雨蒼是自己的表姐夫，因從上海來重慶清理債務，被二十一軍偵緝隊誤抓，要求保釋。
李根固裝傻說：“我還不知道此事，等到軍部查一查。下午二時請王女士到白象街二五附加稅局聽回信。”下午二時，王凜若準時到了。
李根固狡猾地說：“令戚不叫袁雨蒼！”並拿出一張用毛筆寫的名單說：“他叫呂維新，是共產黨四川省委書記，地位蠻高的……”
王凜若當即申辯說：“哪裏，他是法國留學生，姓袁不姓呂，他才不是共產黨呢！”
李從鼻子裏哼了兩聲說：“你不相信嗎？這是自新分子供的，你可看看。”王凜若一看，紙上果然寫著呂維新的名字，還寫了穿著、相貌等。王凜若仍說：“我的親戚確實叫袁雨蒼，不叫呂維新。如果不信，您可以問我父親。”
後來，省委和王旭初等又通過多方關係去劉湘處活動，似乎事情有了些進展。
一天，李根固對王旭初說：“王檢察官，我決保令戚不槍斃就是。請放心！”接著穆青被轉到巴縣監獄。這時早已被捕入獄的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見穆青也被捕了，十分震驚。而穆青卻保持沉著、樂觀，向難友們宣傳正在全國發展的革命形勢：講述劉願庵從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回來後繼任省委書記的情況，說明四川黨的組織建設和群眾工作，在黨的“六大”精神指引下，有了恢複和發展。鼓勵戰友們提高勇氣，樹立必勝信念。他還常寫書法，並用中、法、俄幾種文字給外麵的親戚朋友寫信，表達自己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對人民的熱愛。
4月下旬，穆青在獄中聽說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等在朝天門打死十惡不赦的叛徒易覺先，為黨除了奸，為戰友們報仇，為革命鋤奸，他的心情無比痛快。可又過了兩天，突然傳來李鳴珂、張紹武等四位同誌被捕犧牲的噩耗，這使他悲痛萬分。
一天早上，穆青突然被提走了，獄裏的同誌們聽說是要把他送到二十一軍軍部審訊。大家都放心不下，希望穆青能被釋放或判刑結案。但久等不歸，下午傳來噩耗：軍閥劉湘已將穆青殺害，而且是殘忍地用大刀將他劈死的。難友們都淚如雨下，為自己失去一位好戰友而心痛不已。
穆青犧牲當天，妻子王凜若因工作需要出席一個宴會，快午飯時，進來一位女客人說：“剛才我來時，看見從軍部押出來一個30來歲的年輕人去槍斃，說是共產黨，那人還不停地呼口號呢。”王凜若聽完心中一驚，擔心與穆青有關，於是急忙離開出去探問，得知被害的正是自己的丈夫。這個晴天霹靂般的噩耗差點讓她暈厥過去，最終，她強忍著悲痛與父親一起主持安葬了穆青，繼續投入到工作中，把對敵人的仇恨化作革命的力量。
穆青，這位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生前寫下的詩句“光明日月無私照，萬古經天給與人”正是他光輝一生和革命精神的寫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