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了曆史的榮耀
——熊雄
不高的身材，和藹的容顏，刻苦耐勞的精神，講了一遍又一遍，是那樣一個不畏煩瑣的教師，這就是熊雄。他告訴我們槍杆子要瞄準帝國主義軍閥，因為他們是壓迫和剝削我們的敵人，不要殘殺工人和農民，因為隻有得到工人農民的擁護才能得到成功。
……
他指明了我們瞄準的方向，更加鼓舞了我們沸騰的熱情，使我們一直打到了長沙、南昌、武漢、南京，完全消滅了武器比我們優良、力量比我們強大的吳佩孚、孫傳芳，收回了漢口、九江租界，使帝國主義膽戰心驚。這樣就造就了我們黃埔的光榮，震動了亞東。熊雄同誌啊！假使不是你當時給了我們政治的武裝指示了前進的道路，哪裏能夠留下了曆史的榮耀！
——許光達大將在《熊雄同誌略傳》一書中對他的老師熊雄是這樣深情描述的
熊雄（1892~1927），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著名的軍事領導人之一。
求索之路
熊雄是江西省宜豐芳溪下屋村人，從小聰穎好學，兼修文武，誌向遠大。1906年，當時的他隻有14歲，便有“我輩青年應誌在四方，不能再作井底之蛙，埋頭詩雲子曰了”這類適應時局的感慨。
麵對當時內憂外患的國情危機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1911年初，熊雄毅然放棄在南京優級師範學堂的學業，回南昌參加了李烈鈞組建的江西新軍學生軍，投身於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不久，武昌起義勝利，江西的革命軍隊乘勢占領了南昌，李烈鈞被任命為江西都督，學生軍改編為學兵團，熊雄成為學兵團的領導者之一。
1913年，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後，熊雄又追隨李烈鈞參加湖口“二次革命”，但革命僅僅進行一個月就遭到失敗。之後，熊雄被迫跟隨李烈鈞逃亡到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從事民主革命活動。
熊雄於1916年回國，投身到孫中山領導的護國護法運動，並從當年的一介書生成長為湘軍的一位上校軍官。但屢戰屢敗的現實，使他認識到舊式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國於水火。熊雄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而不斷探索著。
1919年，在友人的資助下，熊雄赴法國勤工儉學。
在勤工儉學期間，熊雄積極參加到革命活動中。1920年底，熊雄與友人趙世炎、李立三、熊自難、陳公培等人在巴黎組織了勞工學會，其後又以學會為核心擴展為留法勤工儉學會，積極組織留學生團結互助，到工廠做工，參加工人運動，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一次，旅法勤工儉學學生為爭取工作、學習、生活等權利，進行了“2月28日請願活動”。熊雄聽到消息，立即從當時就讀的法國西南部農校趕回巴黎參加。勞動學會的成員集中在熊自難的寓所開會，印發“聲明”和“意見書”，斥責駐法使館與法國軍警勾結毆打中國留學生的事實，號召大家堅持勤工儉學、堅持抗暴鬥爭。
德國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故鄉。熊雄為了更深刻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於1922年3月離開法國，轉赴德國留學，並在柏林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他在德國勤奮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國際無產階級的鬥爭，積極參加在旅德學生和華工中進行革命活動。當時，旅德的同學經常集中在康德大街中共駐柏林通訊員張申府家中學習和商討工作，主要是研究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前身）的問題。參加活動的有周恩來、劉清揚、張伯簡、謝壽康、熊雄等人。
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
巴黎成立，成員有30餘人，每人均有代號，熊雄的代號叫“其光”。8月，中共旅歐支部成立，周恩來代表在柏林的中共黨員到巴黎出席成立大會。旅歐支部當時設有共產主義研究會，係統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並通過旅歐少共成員在留學生和華工中進行革命活動。
造就黃埔的光榮
1924年，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兩黨合作，並在廣州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1925年秋，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在蘇聯東方大學學習的熊雄奉命回國，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先後擔任政治大隊副隊長、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秘書長、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職務。由此，他在廣東開始了革命生涯中最重要與最輝煌的階段。
初到軍校，熊雄主張在思想上要繼承孫中山的遺誌，擔負曆史的使命，不必分主客、省界，隻需要知道他們是不是革命的軍隊。他指出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世界的問題，是各階級利益衝突的結果。“如果一個革命軍人，也帶有地方主義和部落思想的彩色，那麽就不算是個革命軍人，隻可以說是個封建社會裏的酋長……”他文筆犀利、言簡意賅、微言大義。
熊雄參加東征的時候，每日行軍的空隙，都會“信筆直書”，寫下戰地經曆和感受，增加同誌們的士氣。兩個“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針，是熊雄提出的，即“軍事與政治打成一片”和“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並據此製定了全校的政治教育計劃：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時間學軍事，十分之三時間學政治，政治科則相反，開設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社會主義等26門政治課程，聘請惲代英、蕭楚女等共產黨人擔任政治教官。當時，政治部職員最多時曾達到80餘人。
除此之外，熊雄還邀請毛澤東、劉少奇、張太雷、蘇兆征、鄧中夏等中共領導人及何香凝、魯迅等進步文化名人到軍校作政治演講。他自己還親自講授《本黨宣言訓令》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兩門課程。他孜孜不倦地教導青年要分清敵我、熱愛工農、團結群眾；要做到不貪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拋棄個人功名利祿觀念，為被壓迫民族的利益和工農的利益而奮鬥犧牲。
1926年7月，北伐開始後，蔣介石采取措施，加強了對後方和軍校的控製。7月26日，他對校部各負責人講話時，還提出“禁絕小組織、小團體”等口號，對共產黨人進行含沙射影的攻擊。同時，蔣介石還運用自己控製的“黃埔同學會”進行破壞活動，監視軍校裏的共產黨人。
熊雄則在《黃埔日刊》上發表了《對於校長“臨別贈言”的說明》一文。他指出堅持孫中山“主張容納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則，不能動搖。共產黨不僅代表工農的政黨，還有獨立性，“對於破壞黨的組織的人就應認作我們的敵人，即拿起對付軍閥與帝國主義的精神，與之奮鬥。”熊雄通過這篇文章與蔣介石進行了一次針鋒相對的鬥爭。
10月初，黃埔四期畢業生開赴前線，熊雄在同學錄上題詞：“人世鬥爭幾日平，漫漫也應到黎明。聽潮夜半黃埔客，充耳哭聲與笑聲。”指出了革命必勝的光明前景與革命者勝利的喜悅和反動派失望的恐懼，充分表現出共產黨人堅強的革命意誌與樂觀主義精神。
隨著第五期學生入校，熊雄在《告第五期諸同學》和遷往武昌分校學生話別中，談到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形式及其相互關係。他明確指出，黃埔軍校在革命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偉大的使命，要求同學們不能成為黃埔軍校的敗家子，革命的障礙，應當保持和發揚黃埔精神，實現國民
革命和世界革命。熊雄還在《黃埔日刊》上對同學們說道：“為革命而死，便於革命有貢獻。反之，為升官發財、為戀愛、為軍閥做走狗……等毫無意義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萬，還是死於非命。”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到上海後，進一步與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相勾結，從革命內部破壞革命。廣東國民黨右派和軍校內的反動勢力也積極露骨地配合，鬥爭越來越激烈。熊雄遵照黨的指示，堅守工作崗位，以大無畏革命精神堅持鬥爭。他號召軍校師生掌握革命方向，保持革命警惕，對國民黨右派和校內反動勢力的叛變陰謀，不斷地進行揭露。他一麵布置一部分黨團員和左派分子轉移，以保存革命力量；一麵采取各種合法的靈活的方式，同國民黨右派勢力進行了公開的堅決的鬥爭。
血染白鵝潭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東國民黨當局李濟深等人同樣開始在廣東瘋狂捕殺革命黨人，並派軍艦在黃埔軍校附近巡邏、監視。
4月15日深夜，黃埔軍校教育長方鼎英請熊雄到黃埔海關樓談話，告以即將實行“清黨”的實情，請熊雄離開黃埔，遭到熊雄嚴詞拒絕，熊雄表示“要將一腔熱血灑在黃埔島上，與黃埔共始終。”
由於害怕熊雄的行為會引起校內革命師生的反響，方鼎英轉而要求熊雄出國學習，並答應派“校長汽艇”送他去香港轉赴法國。熊雄當即提出，要光明磊落地離開黃埔，行前要與師生講一次話，但校方未同意開大會。於是，熊雄在政治部與10多位師生小範圍地談話。在大家的勸說之下，熊雄同意離校，並勉勵大家要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然後登艇離去。
熊雄所乘汽艇剛剛駛至珠江江心，就被以“機件失靈”為由，停下檢修。此刻，監視黃埔的中山艦上的人，馬上登艇將熊雄秘密逮捕。5月初，他們將熊雄轉至位於珠江南岸的南石頭監獄，那裏主要囚有黃埔軍校的教官、學生和入伍生。
最早被押解到南石頭監獄的是黃埔入伍生，他們對自己年紀輕輕參加革命還沒有同帝國主義、軍閥走狗搏鬥，就將要無聲無息地這樣死去，深感惋惜、不安，甚至流露出恐怖的情緒。熊雄同第六期入伍生宋時輪談話時了解到這些思想情緒後，便同他們交談，爭分奪秒地繼續為革命工作。
熊雄告訴他們，幹革命總會有犧牲，團結起來爭取出獄，革命最終必定勝利。這次事變不是一時的風波，而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他讓大家做好長期鬥爭的打算，要組織起來，團結群眾，實現“監獄是革命者的學校”，學會與敵人作鬥爭。如果他能夠出去，一定向黨報告，給予大家指示。否則，一定想方設法讓他們尋求與獄外的黨取得聯係。
熊雄預感到自己為黨工作的時日不多，因此，他勉勵獄中學生“不要怕，要殺頭，也是首先殺我這樣的人。我除了感覺到對黨做的事太少以外，我對自己毫不可惜，更不可怕。因為我們所做的事業是正當的，是為勞動階級謀利益的。革命事業將來一定會成功的。你們大家自始至終都要堅持這個正義的事業，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5月17日晚上，敵人提審點名叫到熊雄。熊雄知道，國民黨廣東反動當局對他要下毒手了。他以革命軍人鎮靜自若的態度高聲地說：“好！我走了！”就這樣地告訴同獄的難友們：“我們永別了！”難友們都靜靜地站在各自房門前的小窗口處默默地望著，怒火中燒。熊雄被廣東國民黨劊子手殺害後，遺體被裝入麻袋沉入南石頭監獄附近的白鵝潭內。
熊雄就這樣結束了他光輝的一生，年僅36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