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幾千年沒有中斷過。先人給後代子孫留下了最豐富的文化遺產，其中文化經典是世界少有的文化瑰寶。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文化經典是民族文化發展成熟程度的標誌性界碑。研究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當然要研究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但又不能僅停留於典籍的研究，必須同時著重曆史和現實中推動中華民族發展的活生生的民族精神，這就是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其中包括為中華民族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曆史人物的實踐精神。人民群眾和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體。單純停留在文本範圍，跳不出舊時注經的樊籬。
毛澤東曾經指出：“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10]還說：“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曆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曆史遺產的民族。”[11]從經典文獻、中國人民及其傑出代表人物的相互聯係和相互作用中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更具有說服力。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之文字符號載體的典籍，不是可以任意解讀的單純文本，而是實實在在與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實踐融為一體的精神承載。
一、文化經典是中華民族生存智慧的結晶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中華民族這樣擁有如此多的經典文獻而且重視整理、傳授，是罕見的。中國不僅有經典，而且有堪稱古代百科全書的各種類書，廣收文獻、資料，為後人留下了可供研究和吸收的經典，包括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規模宏大的文獻寶藏。經典的產生和傳承、文獻的大規模整理，這對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持續不斷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構是一個整體，但整體中的部分可以各有特點。作為中華文化遺產的經典文獻中會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例如，中國曆史上的所謂九流十家，各有其說；儒墨道法，各有所本。但它們不僅相異，還有相同之處。因為它們是在大體相同的地理、經濟和政治環境中產生的，從而可以“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華文化經典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思想精粹。
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不能簡單歸為儒家精神。毫無疑問，儒家學說是對中華民族基本精神影響最大、最為久遠的學說，但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包括各家的優秀思想。近代德國學者施偉策肯定各家的貢獻，他在講到中國文化的生命觀和世界觀時說：“世界與生命之肯定問題，無論在其本身還是在它與倫理學的關係方麵，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未能像在中國思想中那樣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樣子。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列子等，都是這樣的思想家。在他們那裏，西方思想須努力解決的世界觀，卻被一種非常奇怪而又深深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2]
中華民族經典中包含的智慧是豐富多樣的，很難通過幾個格言式的論斷概括無遺。隨著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的研究，它能夠不斷推陳出新。不同人是在不同條件下閱讀經典、研究經典的，肯定會有不同的解釋。中國注經著作之多也是世界罕見的。但無論如何解讀，其中不少在中華民族的曆史和現實中得到共識和具有導向性的思想應該擺在首位。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民胞物與的和諧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兼愛非攻的和平精神，便國不法古、與時俱化的求實和變革精神，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與莊子的安時處順、淡薄名利的思想，孫子兵法中的戰略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與墨家的兼愛非攻思想，可以相互補充，成為一個麵對各種處境優裕從容的完整的精神世界。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作為一個具有特色的整體結構的支柱，是中華民族文化區別於其他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因此，要了解中國和中國人，就要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基本精神。否則，任何對中國的理解都隻能是表麵的、膚淺的、瞎子摸象式的各執一詞。
中國的文化精髓不是外在的器物，而是內在的、需要研究才能不斷理解的民族精神。有些西方哲學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這一點。例如，法國詩人瓦萊裏在給中國作家盛成《我的母親》一書寫的序言中說：“如果我們仍然無視一個外民族的情感和內心世界，而僅僅欣賞他們創作的花瓶、瓷器、牙雕、青銅器和玉器，那是無法真正評價和發掘一個外民族的聰明才智的。因為遠比這些隻供擺飾、消遣的珍貴紀念品的藝術寶貴的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力。”[13]所謂民族生命力的內在核心在於它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特有的工藝品、器物和一切可以稱為中國的東西，都承載著中華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世界任何國家可以用現代工藝仿效中國的各種器物，但無法仿效其中承載的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因為器物在國外隻是一技一藝、一物一器，而在中國它是整體文化結構的一部分。一張檀木太師椅可以仿造或出口，但它在以往中國廳堂中形成的中國特有的文化氛圍是無法移植的。它的文化味道是中國的，而且隻能是中國的。
德國著名文化理論家施賓格勒在講到中國園林時，也是強調文化內在精神對外在實物表現的影響。他說：“中國的園林避免那種朝氣蓬勃的景色。它布置得景色重疊，不將目標指明，卻引起信步漫遊。具有通過重門、叢林、台階、橋梁和庭院的通路的中國早期的‘教堂’——辟雍，從來不曾有過埃及式的冷漠行進式或哥特式的排闥直入。”[14]“庭院深深深幾許”“曲徑通幽”，就是中國民族不喜張揚、含蓄、深遂的民族精神的一種體現。
當然，任何民族的傳統文化都不可能是絕對的菁華、毫無雜質，中華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樣。中華民族曆史上在不少領域有過令世界羨慕的創造，但也沉積下不少文化雜質。如果隻看到精華而無視雜質當然是片麵的，可如果不著眼於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即它的主導方麵，著眼於維持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而是過分強調它的雜質，更失之於片麵。我們應該以曆史唯物主義態度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毛澤東當年說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5]所以當下，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中國的一些經典。特別是從事人文學科學習、研究和教學的人更應該如此。人文素質的培養，其中一個途徑就是學習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通過閱讀經典體會和學習我們先哲們的智慧，這比起隻滿足於流行的快餐文化或者用不著費心費力的文化消閑，要有益得多、深沉得多。
我們不應該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複興中以讀經為第一要務，因為現在不是封建科舉時代。我們必須懂得什麽叫“複古”，什麽叫“繼承傳統”。
崇拜過去，蔑視現實，言必夏商周，唯經典是從，謂之“複古”；立足現實，把古代優秀的東西用來推進現實，創造未來，謂之“繼承傳統”。毛澤東說過：“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需要保存。”[16]文化不是停滯不動的，中國文化應該發展。繼承、創造、發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發展的規律。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國之文化發展的中斷，都是因為與此規律相背。在中國當代，有選擇、有目的地引導人們閱讀一些古典名著，而且提高閱讀水平、加深理解，重視掌握其中蘊藏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肯定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複興，有利於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文素質的提高。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這是正確對待中華民族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二、中華民族文化與中國人民
世界上不存所謂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無庸諱言，中華民族文化對於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有著重大影響。中國文化優越論是坐井觀天之論，但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大醬缸，中國人的一切不文明行為都是源自中國文化，也是妄自菲薄。中國文化中當然有年積日久的消極的東西，特別是當西方進入資本主義、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衰敗、接踵而來又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期。但從整體說，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世界上比較優秀的文化，這是世人公認的事實。特別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國家的統一，對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著重要積極的作用。
中華民族文化絕不是隻以文字為載體存放在圖書館裏的文獻，而是實實在在地存在於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之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是中華民族兒女共同創造的，而中華文化又以其文化乳汁孕育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可以說，中國人身上都烙上了中華文化的烙印。民族認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文化認同。民族和個人類似：每個人有個性，相互區別；每個民族亦有民族性格，相互區別。民族文化的長久積澱必然成為塑造民族性格的文化環境，民族性格就是在一定生產方式基礎上被內化的民族文化。文化是發展的，所謂民族性格也不是不變的。
例如，和諧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美國作家賽珍珠在《中國：過去和現在》中說：“和諧是中國文明的關鍵詞：一個人與他周圍的人、與自然和諧，那麽這樣的人是有教養的人，這是智慧的哲學，富於和平和自我控製。”[17]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是她在中國生活多年從中國人民身上得到的親身體會。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的確是主張和平的。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和諧思想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文弱和保守，並以中國曆史上修築長城以自保的防守政策、漢唐的和親政策以及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厭戰情緒為例。這是不理解中華民族內各民族間的關係。中華民族各民族間雖然有過矛盾和戰爭，但最終都是化幹戈為玉帛。在中華各民族之間，中華文化主張以“和為貴”化解民族間的積怨和矛盾。從長遠來看，這有利於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民族的形成和民族間的和睦相處。中華民族能融合成包括56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就與這種政策有關。在曆史上，雖然民族間存在矛盾和戰爭，但總體上說中國文化是不主張民族戰爭的，是“敷文化以柔遠”，以文化力量促進民族的融合。
中華民族在內部各民族間主張民族和諧，對外同樣如此。在曆史上，中華民族沒有向外侵略和擴張的曆史。中國曆史上與外界的交往都是文化的或商業的交往。陸地或海上的絲綢之路，是尋求貿易和文化交往的友誼之路。即使在中國仍然保持強國地位的明朝早期，永樂三年三保太監鄭和率領當時最先進的船隊240多艘，數萬之眾，前後七次，遠航東亞和東非多國。遠航是否具有國內皇權爭奪的政治目的史無定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對外沒有掠奪、沒有戰爭，而是友好交往。它不是西方資本主義那種以殖民和掠奪為目的的海盜式的遠征，而是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和平精神。
當然，和諧絕不意味著中華民族對外來的侵略逆來順受。中華文化不會培養“狼”，但也不會培養“羊”。中華民族文化主張和諧，同時又主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倡導愛國主義，紀念和傳頌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屍的血性男兒。中華民族是既主張和諧又具有反抗侵略精神的民族。當年日本占領東北，進行壓製與奴化教育和宣傳，但中華民族文化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愛國主義傳統，使得日本軍國主義終究不可能長久占領東北。東北被占領是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結果，可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羅素在《中國問題》中也曾斷言：不管滿洲現在的政治狀況如何，它將仍然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人麵臨困難，滿洲就能歸回中國。為什麽？羅素除了說中國力量源於她的4億人口之外，特別強調：“來自他們民族習慣的堅韌性，以及他們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18]凝聚力是一種內聚力。中華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中華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
近代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曆史。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曆史，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犧牲奮鬥的曆史。毛澤東在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過：“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於民族自尊心的偉大民族，為了民族自尊與人類正義，為了中國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決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價而達到其無法無天的目的。”[19]中國人民以寧死不屈、同仇敵愾、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之後，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徹底革命精神，打倒蔣家王朝，解放全中國；不久又進行了抗美援朝的戰爭。這些都是表現中華民族的鬥爭精神、發揚中華民族的正氣的結果。和諧精神與自強不息的戰鬥精神不是絕對對立的。和諧是我們的目的，但追求和諧與發揚自強不息、敢於鬥爭的精神是相互依存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樣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當代，中國正處於和平發展中，中國倡導建立和諧世界、和諧亞洲，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在處理當代國際問題上貫徹“和為貴”的精神。當然，中華民族不會同意以犧牲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為代價的所謂“和諧”。主張“和為貴”的孔子說過：“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在當代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中，這種所謂“禮”就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學者們不斷在探討，為什麽在眾多古老文明中唯獨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沒有中斷，為什麽中國在曆史上存在過分裂但終究走向了統一？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幅員廣大的疆域，處於內陸、東有大海西有高山北有沙漠作為屏障，這些或許是後來中國版圖內眾多民族通過交往融合成中華民族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中，經濟、政治、文化都不是獨立的單元，而是相互作用的。曆史證明，任何強大的帝國如果單純以軍事手段維係而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雖能崛起輝煌於一時，終會成為過眼煙雲的曆史陳跡；同樣，任何古老的文明如果不能保持一個穩定的國家結構和相對穩定的疆域，國家分裂和民族間的爭鬥不斷，那麽隨著民族矛盾尖銳而導致統一國家的解體和分裂，文化發展的延續性也會中斷。沒有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和諧，就不會有文化傳統的延續。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有發達的農業經濟。在近代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發達的農業經濟是一個國家繁榮昌盛的經濟基礎。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擁有黃河、長江這樣有利於農業經濟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並在發達的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發展出比較成熟的中央集權和文官製度。正是在這些條件下，中華民族產生了特有的與其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相符合的發達的中華文化。這種文化又成為支撐它的精神支柱。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和平、包容，重國家、重集體，重親情、重友情，這些是長期勞動實踐中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中華民族文化長期哺育的結果。
中華民族文化哺育中華兒女上述優秀民族性格的途徑，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國雖然有發達的文化經典，但一個以農民為主體而且多數是文盲的國家，經典文化如何發揮它的作用？中國文化有精英文化也有世俗文化，這兩者不可分。中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士大夫，是通過經典文化來培養的。這包括學校、書院、私塾等途徑，特別是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科舉製後來僵化為以四書五經為敲門磚，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繩索，但它曾經對中華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起過重大作用。另一種方式是世俗化的。中國普通老百姓沒有條件接受學校教育。他們不是通過閱讀經典，而是通過勞動和實際生活，通過民風、民俗、傳統節日、地方戲以及人際交往中的道德規範、具有文化承載的諺語和格言，來接受中華民族文化的。這些都是與人民的實際生活融為一體、最為普通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經典文化中的基本精神通過多種方式，借助世俗文化發揮它的作用。即使沒有讀過經典的中國人，包括人口眾多的中國農民，在這種文化環境下都會受其濡染和熏陶，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一個在不同程度上由民族文化精神培育，具有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和思維方式的中國人。
中國文化中那些有利於維持舊的封建統治、維護官貴民賤、宣傳因果報應和鼓吹舊的倫理道德的思想，同樣也會通過世俗化途徑而成為束縛和馴化人民思想的枷鎖。我們應該區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傳統文化不全是優秀文化，各家學說中包括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中，都有不少雜質和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然而曆史和實踐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卻永遠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思想財富。
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得到貫徹和實現。“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在君重民輕的封建社會從來沒有實現過，也不可能實現；“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封建社會製度下往往流於空話；“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在君臣之間、在所謂君子之間並非都是現實的人治的關係。但並不能因此否定它們的價值。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思維方式，而且具有理想性、價值性和導向性。中華民族曆代的先進思想家和傑出人物對自強不息、和而不同、民胞物與、海納百川等精神的正麵認同、追求和實踐，不斷鼓舞和激勵中華民族在任何挫折和磨難下依然奮勇前行，這種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得到繼承和充分發揚。
三、曆史傑出人物與中華文化精神的人格化
一個沒有英雄的曆史是寂寞的無聲息的曆史，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經濟生產方式和製度下的文化的凝結，而文化精華與廣大人民又哺育了中國曆史和現實的傑出人物。他們堪稱民族的脊梁，國家的棟梁。中華民族曆史和現實中的人物，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國人民的傑出子孫。他們既是文化和人民的產兒，又是具有文化傳承和民族激勵力量的樣板。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20]這兩段話最生動地表達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力量。
中華民族曆史上有許多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傑出曆史人物，他們的人格和氣節為時人和後人傳誦和景仰。“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最為中華文化所稱道的理想人格、氣節。文天祥在《正氣歌》中以強烈的感情謳歌了中華民族曆史上那些體現中華民族精神風骨的各類曆史人物，文天祥自己就是其中最傑出之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中華民族文化倡導的人格和氣節的詩化。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都有自己值得稱道的傑出人物。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譚嗣同的“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樹立了以壯烈之死為改革鳴鑼開道的英雄形象。至於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以及無數在戰場上、在刑場上為中華民族解放而視死如歸的英雄，都既是共產主義精神、又是中華民族傳統基本精神的當代體現。又如錢學森先生，不僅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傑出貢獻，而且有著熾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他說：“我是中國人”，“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21]可以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文化高度認同的一種方式。
魯迅針對1931年“918”事件後一些人對自己國家失去信心，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的頹敗情緒，發表過一篇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他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22]魯迅還針對國民黨反動當局鎮壓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悲憤地說：“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何嚐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總在一麵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23]瞿秋白、方誌敏，以及被國民黨暗中處死於龍華監獄的五位左翼作家，在魯迅眼裏就是中國的這種脊梁。事實證明，扼殺作為民族基本精神代表的傑出人物的往往是專製統治者，特別是拚命維係腐敗政權的統治者。從這一角度說，真正能體現中華民族基本精神的不是逆曆史潮流的反動統治者，而是廣大勞動人民和為民族興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傑出曆史人物。
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軸和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不能否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需要批判，人民中受其影響而產生的落後的東西需要不斷改進。我們不能讚美三寸金蓮，不能讚美納妾以及一切與近代文明相悖的東西。但我們也應該相信沒有永恒不變的中國人，也沒有永恒不變的民族性。一個國家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會改變，文化會發展。在新的社會主義條件下，中華民族文化中消極的或由於政治原因被扭曲、被濫用以維護舊的統治愚弄人民的東西，那些壓抑和鉗製人民的精神和個性的東西，會逐步被清洗和淘汰。舊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下形成的中國人的某些缺點會發生變化。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阿Q是舊式農民的形象，而不是中國農民永恒的形象。為人所詬病的中國人中的一些不文明現象、一些缺點都是時代造成的，而非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沒有天性醜陋的中國人，隻有醜陋社會和腐敗政府釀造出的某些中國人的不文明的醜陋行為。任何對國民性和所謂民族劣根性的抨擊，最終若不指向舊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隻停留在文化層麵，則是難中腠理的。毛澤東曾經預言：“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並被用於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2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民擺脫舊製度的桎梏，以新社會主人的身份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國人中落後的不文明的東西在改造中國社會的同時不斷得到改造。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文化自覺和民族自豪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烈，原來被譏諷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被組織起來了、被團結起來了。這是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變化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映；這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真正的文化複興。當然，把中國13億人都變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質和文明行為的社會主義新人，這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曆史發展是包含矛盾的。在社會發展中，一個民族的傳統既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墊腳石，又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因此，社會發展往往會成為破壞傳統和重建傳統的雙重過程。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對傳統的最大衝擊來自由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由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程。這是一次人類觀念曆史的大變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在傳統與現代關係方麵所帶來的變化做過非常生動的描述。不同於卡萊爾或西斯蒙第等人，他們由於這種變化而企圖扭轉曆史前進的方向，對田園詩般的往昔懷著無比惋惜的傷感情調；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向前看：他們肯定這種變化的積極意義，讚揚資產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同時又指出資本主義把人與人的關係變為**裸的利害關係，把人類感情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這種人際關係和價值觀是一種異化，但它是曆史的過渡，必將為新的社會形態和新的觀念所取代。倍倍爾曾說：“目睹資本主義條件下種種醜惡現象，目睹宗教唯靈論和金錢拜物教對群眾的腐蝕，我們痛心疾首。我們多麽渴望有朝一日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逐步地、全麵地、係統地實現我們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核心價值！”[25]
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代中國正在經曆由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鄉土中國正在轉變為現代化、工業化、信息化的中國，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以血緣和人情為紐帶的人際關係轉變為以貨幣為交換紐帶的金錢關係。在這個過程中，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方麵的變化是急劇的。中國的農民已經不是小農經濟下的農民，進城打工的農民已經不是農耕方式下的農民，進入大城市被推進市場經濟大潮中的農民已是與他們父輩具有不同觀念的農民。他們逐漸失去由農業生產方式所賦予的鄉土本色。各個階層的人的思想觀念都會在社會經濟變動中發生變化。在這種變化中，主要是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的思想觀念的解放，但也潛藏著價值觀念混亂和道德滑坡的危機以及某些社會問題。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翻版或縮影。在當代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社會的確出現了某些與西方現代化進程中類似的現象。但曆史中任何類似的現象，在完全不同的條件、時代或製度下，卻可以具有不同的內涵和意義。我國精神文化領域中出現的消極現象是一種代價，但不是無足輕重的代價。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建設。我們要重視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教化力量，但更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現實出發，對轉變中的問題進行科學分析。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其巨大意義正在於此。
我們不應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十全十美，是包醫百病、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而是必須將之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道。例如，企圖以中國文化來解決西方的製度性危機，這是一種文化迷信。用儒學來分析21世紀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用儒家道德來勸說和規範金融機構高管們的行為，我以為很難奏效。這不能怪孔子，也不能怪儒家學說，因為從一個公元前幾百年的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中尋找解決21世紀西方經濟和金融危機的藥方是無能為力的。這不是孔子的錯誤，而是我們當代人的錯誤要回答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問題，必須對資本主義製度和全球化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探討，而道德並非分析的科學理論框架。道德批判並非科學批判，而隻是對行為的評價。儒家道德勸說甚至對金融機構高管們進行道德的譴責和鞭撻，並不能杜絕資本主義製度性的危機。即使一批人暫時縮手，另一批人也會卷土重來，因為危機是資本主義製度的伴生物。
任何思想學說都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同時，強化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係為基本導向的先進文化建設，我們就可以從中華民族文化這座寶庫中吸取豐富的資源。中華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實踐之經驗的積澱，其中包含的處理人類實踐中一些基本關係的基本精神，具有某種超越性。以往存在於文化經典中的智慧，作為思想家的偉大理想，可以變為實踐，發揮它教化育人的作用。
文化非常重要。毛澤東說過：“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封建社會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傳封建主義的道理。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文化，也沒法建立起來”。[26]毛澤東並不否定封建社會文化中的合理的東西。他以孔子的父慈子孝觀為例說：“我們還要提倡父慈子孝。如果父親把兒子打得一塌胡塗，兒子怎麽能孝呢？這是孔子的辯證法。”[27]但文化並不是社會最終的決定因素。
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世代延續的價值。可是如果沒有高度發達的先進生產力、先進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政治製度，傳統文化是不能單獨發揮作用的。沒有硬實力的軟實力是軟弱的，沒有很強的硬實力和具有滲透力的軟實力相結合的所謂巧實力，其實並不“巧”，而是“拙”，中國鴉片戰爭以後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史已證明了這一點。當時的孔子隻能是孔廟中的聖人，當時的經典隻能是藏書樓裏的典籍。當年黑格爾十分輕視孔子的思想，說《論語》“裏麵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些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28]而當今世界對孔子則是一片讚揚，與黑格爾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這種變化是當代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結果。
我們熱愛自己的文化，尊重我們祖先的文化遺產。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劃等號。中國文化包括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不能劃等號。我們應當深入經典，走出經典，麵對現代，放眼世界；要由我們的時代和實踐來決定繼承什麽遺產和拒絕什麽遺產，以及如何繼承我們的文化遺產，而不應把當代作為傳統的注腳。研究中華傳統文化應該著重它的基本精神，通過過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使之當代化、科學化，而且要在實踐中貫徹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這樣，可以培育出既具有傳統美德又具有時代精神的中國人，孕育出具有社會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新的傑出人物——社會主義時代“雙百”式的英雄人物。如果離開有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把繼承傳統文化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對立起來，傳統文化中積重難返的消極的東西就會沉渣泛起，而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也隻能是供學者們撫掌讚歎和引用的經典文獻中充滿智慧的格言，這當然有悖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倡導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學之基本精神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