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把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推到世界文化舞台的前列。但是我們不讚同以東方文化主導”論代替西方文化中心”論。我以為，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對此應該具體分析。
一、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交流作用
在西方，資本主義化和現代化是同一過程。西方的現代化是通過資本主義方式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己經或正在更加現代化。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對世界其他地區也產生了影響。由於資本擴張的特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把商品推向世界的過程中，也力圖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塑造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其實，資本主義現代化並沒有把世界現代化，而是為自己創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某些國家的曆史進程，同時也為它們帶來破壞和災難。
不僅如此，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矛盾和弊端日益惡化。早在上個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到了這個征兆。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提出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異化問題、提出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關係帶來的價值觀念的顛倒和道德的淪喪、過度消費帶來的人的需要的非人化問題。《共產黨宣言》在肯定資本主義的革命作用的同時，也講到由於人與人的關係被淹沒在**裸的利害關係的冰水之中而帶來的對一切神聖東西的誤讀，摘除了精神產品的光環。後來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又提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資本主義製度下自然對人的懲罰問題發出了黃牌警告。這些在上個世紀以征兆出現的現象在20世紀特別是最後幾十年變為病疾。各種社會理論都應時而生。由經濟發展論變為社會發展論，進而發展為可持續發展論；由現代化發展為後現代化、後工業社會，等等。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製度下各種矛盾的抨擊更為猛烈。他們都各自在自己的眼界範圍內發現並企圖消除現代化的弊端。其中有些學者把目光轉向東方，轉向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力圖把儒家文化作為消除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端的良藥。
站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立場，很容易把中國文化看成凝固保守的、阻礙現代化的文化，而站在所謂後現代化的立場上，往往注目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寧靜與和諧，把它看成後現代化的文化。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城市化使人們遠離自然，家庭結構的鬆弛改變了人們的血緣紐帶和人際關係，使人們渴望親情和鄉情；過度的欲望、對金錢的過度追求、過度的消費，使人們向往淡泊與自尊；環境的惡化和都市的喧囂，使人們倡導回歸自然。西方某些學者們期望借助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的引入，在高科技的高度現代化的工業社會裏嫁接一個和諧淳厚的人際關係。如果後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是破壞性的，那麽這種期待是挽救性的。這當然是一種幻想。從這種幻想中，人們看到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矛盾和弊端引起的不滿，看到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估價和新的期待。
企圖通過中國傳統文化來完全化解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西方現代化中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以生態危機、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的危機、家庭結構的解體、性關係混亂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表現出的危機狀態，不是簡單的文化危機，而在於它的社會結構本身，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能使西方擺脫現代化進程所陷入的困境。根本解決矛盾的手段和途徑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自身。
但是從文化交流角度看，西方人矚目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有意義的。盡管在曆史上，中國的四大發明如羅盤針、火藥、造紙和印刷術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可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出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這種交流是在戰爭、資本和商品的輸出、文化侵略的背景下進行的。當然這不包括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主動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和社會理論。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以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以平等互利的原則進行文化交流。我們吸取西方優秀文化成果，同時向西方國家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當然即使在現在，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仍然超過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西方文化已經深入中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而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仍限於少數漢學家或知識分子的範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某些政治家們力圖通過文化交流達到使中國“西化”即資本主義化的目的，這是我們應該提防的。西方有些理論家鼓吹“文化衝突論”，對中國文化的複興懷著某種恐懼和不滿，實際上仍然是以另一種方式堅持“西方中心”論。我們要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加強文化交流。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變化，中國文化必然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改變曆來文化交流中西重東輕的情況。傳統的中國文化將會再度輝煌，以新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這是中國這個文化古國對人類應有的貢獻。
二、對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的道德教化作用
如果說，就東西方交往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發揮的是文化交流作用，那麽，對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則不同，它深入社會、進入政策，成為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的內容。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倫理並不是東亞經濟起飛的主要原因。“儒家資本主義”的提法作為對韋伯輕視東方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抬高西方文化的反擊是有一定意義的，但並不科學。儒家學說存在已二千多年，資本主義在西方已經數百年，而東亞的經濟起飛是最近幾十年的事，顯然不能把東亞經濟的發展歸功於儒家學說。東亞經濟發展的原因很複雜，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經濟和政治態勢有利於東亞經濟的發展是一重要方麵。
儒家學說對東亞的經濟發展有積極意義。因為東亞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充分暴露它的單純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時起飛的，西方的價值觀念的危機和道德淪喪使它們力圖避免重蹈覆轍，比較成功地應用了儒家學說對市場經濟下個人主義導向的一定程度的抑製、對血緣關係的親近和家庭道德的鞏固、對人際關係的和諧、對物質欲望無至境的追求的遏製等作用，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較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圍。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1954年自治，1963年與馬來西亞組成聯邦，1965年與馬來西亞分離獲得獨立。經過近二十年努力發展，經濟成就卓著。可在經濟發展同時，道德水平明顯下降。年輕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思潮流行，引起人們的注意。20世紀80年代初，大力提倡儒家倫理文化，並把儒家思想提升為國家意識，作為治國之綱，通過政府命令措施在學校進行儒家道德教育。經過努力，使社會風氣有很大改變。日本和韓國也都注意在社會、家庭和企業中，推行儒家倫理中的一些規範來化解現代化所引起的矛盾和問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當然，新加坡、日本、韓國並不是僅僅依靠儒家倫理，它們同時重視法製。鄧小平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還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還是要靠法製，搞法製靠得住些”[2]。
東亞地區的現代化仍然是資本主義現代化，不過是有東亞特點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這個特點就是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特色。可資本主義現代化由於它自身的本性，它的道德狀況不可能是田園牧歌式的理想狀態。因為以私有製為基礎的現代化，是以鞏固和發展私有製為目的的。私人利益的驅動是這種現代化的內在動力，它不可避免地會滋長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恩格斯說過：“在利益仍然保持著徹頭徹尾的主觀性和純粹的利己性的時候，把利益提升為人類的紐帶，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隻管自己，彼此隔絕，使人類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3]。在東亞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也麵臨許多社會問題包括年輕一代的社會道德和家庭道德的困擾問題。因此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維護傳統的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與抵製西化的影響，同樣是它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私有製基礎上的現代化，通過政府的行政行為，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維護儒家學說的道德教化作用，仍然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三、在社會主義中國對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最主要的是對我們自己的價值。中國人民創造了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傳統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民。在曆史上，我們有過漢唐盛世，但也有近百年的屈辱史。這不能歸罪於中國的文化，而是由於經濟的落後和政治的腐敗造成的。現在的中國情況與曆史上的中國迥然不同。從來沒有一個曆史時代如此有條件認同並發揚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複合體，不是儒家一家。講哲學當推道家，講邏輯當推墨家，講戰爭當推兵家，講種田當推農家，講法治當推法家，當然，講倫理道德首推儒家。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把思想道德文化建設作為重點，並提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問題。而要比較好地完成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充分認識傳統文化的作用：
第一，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是思想建設。而思想建設的根本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用社會主義原則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國際性學說，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可馬克思主義要發揮它的指導作用必須與各國的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生根並發揮它的作用必須中國化即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極其卓越地堅持了這個方針。毛澤東的許多著作，特別是《矛盾論》、《實踐論》、《數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論十大關係》等一大批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榜樣，其中包括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他說：“我們曆來主張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特點去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4]還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誌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5]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
在精神文明建設中，中國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作用尤其重要。因為精神文明的問題離不開傳統文化，它不可能從虛無中產生出來，我們不能無視文化發展的曆史連續性。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根本之點，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來一番改造製作的科學研究工作。這並沒有取消或代替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不可能取消的，它是曆史的既成事實，不僅保存在各種經典傳世之作中，而且積澱於當代現實的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但是，我們完全可以站在當代人的角度，在新的製度下，用新的觀點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從中吸取能夠加深理解闡述發揮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直接來源於德英法的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優秀成果。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固守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的思想來源，必須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國古代哲學中，同樣包含豐富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包含無神論思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應該熟悉和掌握它，才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變為中國化的東西，既證明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普遍性又豐富它並使之具有中國特色。同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完全可以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吸取諸如“治大國如烹小鮮”“漢為貴，君為輕，社程次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等思想，從中得到教益。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可以看作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馬克思主義不通過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精華難以中國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固守傳統，拒絕接受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進行研究發掘就不可能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絕不是消滅傳統，而是站在當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傳統文化進行再思考，在新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延伸傳統、更新傳統、豐富傳統。
第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從社會結構角度看，文化是社會結構中的觀念形態的層麵。它與一定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相結合，形成現實的具體的社會。毛澤東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6]因此文化的形態具有社會特性，有封建社會的文化、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要建立的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吸取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與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相適應的文化形態。因此，在建立社會主義文化過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正確處理馬（馬克思主義）、中（中國傳統文化）、西（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自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中國起，就一直存在馬、中、西之爭。西化論者鼓吹全盤西化，本土文化論者鼓吹堅持中國固有文化，而馬克思主義者提倡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中國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這種因文化形態選擇形式出現的爭論，本質上是關於中國向何處去，以及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爭論。應該說，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從理論和實踐上對這個問題做了總結。
但是，曆史是複雜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隻是使這個爭論暫時沉寂，而沒有為這個爭論永遠劃上句號。隻要有適宜的上壤，爭論之火就會一再燃起。從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到90年代的文化熱的第二次悄悄升溫，其中一個根本分歧，就是馬、中、西之爭。許多學者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有少數人的觀點是片麵的，或鼓吹全盤西化、或鼓吹文化本土化。它們之間也有分歧，但在排斥馬克思主義指導這一點上倒是共同的。
一百多年來關於文化爭論的一個理論誤區，就是把文化爭論歸結為體用之爭。中體西用、西體中用、西體西用、中體中用，還有所謂中國為體全球為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把文化選擇的爭論歸結為體用之爭，注定導致曠日持久的爭論。因為用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毛澤東也說過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在某種特定的範圍內這個提法完全正確。可文化選擇中的體用之爭，不是一個單純用的問題，而是關於社會形態的問題。每個社會作為某一類型的社會形態的存在方式，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種上層建築即它的政治製度和相應的文化形態，是由經濟基礎的性質和所在國家的傳統決定的，而不是任意搭配的。如果不從社會結構角度來看文化形態，而單純地討論文化形態自身的選擇，隻能轉變為體用搭配的遊戲。
在我們國家討論文化建設的一個最基本出發點，就是我們的社會性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建設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文化，無可選擇地必須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否則就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當然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優秀成果。特別是在當今世界，閉關鎖國隻能脫離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落後於世界曆史發展進程。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絕不能走全盤西化的路。特別是在文化交流中必須嚴防西化。鄧小平說：“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7]
更加重要的是，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我們要善於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是文明古國，我們有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社會主義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列寧在批判俄國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時己把這個道理講得非常清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犯過“左”的錯誤，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可當前也存在另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鼓吹文化本土化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外來文化加以排斥。或者說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以“反對全盤西化”為由來排斥馬克思主義指導。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來說不是單純的外來文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無產階級的理論是一種具有國際意義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國人，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僅屬德國人的德意誌文化。它屬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進步人民，因為它所揭示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為全世界和人類美好未來指明道路的學說，應該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並不能因為它開始產生於別的國家或民族而加以拒絕。我們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觀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來接受的，而不是把它作為德國人的文化形態來接受的。更加重要的是，對中國人而言，馬克思主義就包括中國人自己的創造和發展，例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己經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本身就應該是中國當代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它的核心和靈魂，怎麽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外來文化而予以排斥呢？至於說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是全盤西化，這種說法不值一駁。事實恰好相反，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深刻批駁全盤西化的理論，懂得要實事求是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隻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永遠不會走全盤西化的道路。馬克思主義是批判和防止全盤西化的最有力武器。
當然，社會主義文化的建立，必須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包括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革命的傳統。離開中國文化就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可是文化傳統不是凝固不變的雕像，而是不斷更新的水流。因此，傳統和反傳統是文化發展中的規律性現象。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有曆史就有傳統，因為傳統就是曆史的繼續和延伸。但傳統不僅是曆史，不僅是曆史的遺產，而是繼續存在於現實之中。因此，傳統具有雙重特性，它的積極方麵是現實進一步發展的基礎，而它的消極的方麵是現實發展肩負的重擔。人類要發展必須以每個時代的社會進步為尺度重新審視傳統。所以在曆史變革的激烈時期，它在對待傳統的問題上往往表現為反傳統。例如，中國的五四運動對傳統的激烈態度，就是任何一種革命變革風暴來臨時對待傳統的規律性現象。但是，五四運動反對的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全部，其矛頭主要指向的是儒家文化中的綱常名教。其中可能出現某種片麵性，但這種片麵性比起衛道者捍衛舊製度舊道德的片麵性要全麵得多。當革命勝利以後，掌握了政權的人民有條件有力量重新審視傳統，以便確立自己與新製度相適應的文化形態。這不是對以往傳統的全部肯定，不是對以往批判的批判。在批判與繼承之間找到合理的結合點是不容易的，往往會經過擺來擺去甚至完全歪倒一麵才最終從自己的錯誤中醒悟過來。這是進步的代價。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文化保守主義的觀點是不對的。整個社會發生變革，經濟政治製度發生變革，而文化仍固守傳統是不可能的。文化不是可以不受經濟政治製度製約的獨立領域。為什麽明代中葉西學東漸之後，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現代化也不可能現代化，原因並不是中國文化的保守性和凝固性，而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沒有變化。西方有的理論家為資本主義開了一個藥方，認為經濟上可以搞社會主義，即實行公平原則，政治上搞資本主義，即實行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製度，而文化上實行文化保守主義，即保持以往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規範。他們把社會看成玩積木般地可以任意建構。這種觀點是違背曆史和現實的，從來沒有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可以是無內在本質關係的二分結構。在我們的社會裏，文化保守主義口號的實質並不在文化，而是在文化保守主義口號下對中國近百年的人民革命鬥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否定。事實證明，文化是社會結構中的一個層麵。文化的選擇是與社會製度的選擇不可分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要堅持和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建立社會主義文化。而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具有中國特色，必須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要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這二者是不可分離的。
第二，有利於社會主義道德建設。
對於現代化，道德建設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有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價值觀念危機和道德淪喪、人與人關係異化的前車之鑒；有東亞地區利用儒家文化進行道德教化遏製西方價值觀念的某些可供借鑒的經驗；還有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問題的經驗與教訓。在黨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決議中，對道德建設予以高度重視，提出全麵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強調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社會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共同前進的人際關係”。
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不再重複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嚴重價值觀念與道德的危機是完全可能的。我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不能忽視的。鄧小平說：“我們幹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裏的四化同我們腦子裏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裏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隻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8]他還批評說：“銀多人隻講現代化，忘了我們講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9]
不過，我們是處在當代世界進程中的現代化。我們要通過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運行體製來實現現代化。盡管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有利於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製意識和開拓精神，可市場固有的弱點和消極方麵也會導致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某些現象的滋生。這就使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問題尤為重要。這不僅是保證和支持物質文明建設的問題，而是關係到物質文明建設的根本方向、社會主義事業成敗得失的重大問題。
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道德。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期革命鬥爭中己經逐步形成。但真正圍繞這個原則，發展為包括“五愛”“四德”在內的社會主義道德，並成為對全體人民的道德要求，隻有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以後才有可能。但這些道德的形成和培養，同樣能夠而且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道德中吸取營養。中國傳統道德是以儒家倫理為主導的道德。這是以宗法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包括道德理想、道德規範和道德修養在內的倫理體係。為什麽這種道德在失去了它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之後，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仍保留其價值，並日益受到重視呢？這裏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就是道德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問題。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人們的道德觀念也會發生變化。永恒不變的道德觀念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道德觀念的變化中，仍然有某種穩定的對人們行為具有製約性的普遍因素。這種普遍性的根據並不是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而是人的社會性。任何一個社會，不管社會形態如何不同，都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體，都存在一些相同的關係，如家庭結構中的血親關係和夫妻關係、人際關係中的朋友關係、鄰裏關係，以及個人與社會、國家、民族的關係。如何處理這些關係，因各個社會與文化背景的不同會存在某些差異，但都會存在某些共同的東西，這就是把愛自己的父母子女、珍惜夫妻情感、重視友情、服務社會、熱愛祖國和自己的民族，視為高尚道德。這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物的共同要求。因此在變化的、曆史的、具體的道德觀念和規範中，可以有為各時期的人認同的、作為優秀傳統代代相承的因素。道德觀念中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都是片麵的。
道德觀念中的相對主義實際上是非道德主義，是道德虛無主義。如果說損人利己對資產者來說是一種道德的話，那有什麽行為是不道德的呢？如果說殺人越貨對強盜來說是道德的，入室偷竊對小偷來說是道德的，吸毒、縹娼，總之一切最壞的行為都可以被當事者認為是道德的，這樣一來還有什麽道德不道德的問題呢？
道德是關係到人如何處理個人與他人的關係的問題。人與自然的關係之所以被納入道德範圍來考慮，是因為對自然的破壞實際上是對所有人的利益的損害。這是生態倫理學能成立的根據。正因為道德是調整人與人的關係的規範，因而道德按其本性來說不僅有利於維護自己正當的個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理想性、自我約束性和利人的特性。道德包含理想，如果道德極端務實，不包含任何超越現實的因素那就不是道德而是規則；道德是自我約束的力量，它規範自己的行為而不是放縱自我；道德這種社會現象的出現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人際關係的調整，道德包含某些在必要時自我犧牲的因素。我們不主張片麵的利他主義，但道德中包含利他成分是不能否定的。絕對的利己主義不可能是道德的。以自我為中心，把對我有利的都說成是道德的，就必然導致混淆道德與非道德的界線，導致道德虛無主義與非道德主義。
儒家道德的特點是富於理想主義、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精神。儒家道德是理想主義的，它追求自我完善，力圖通過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孟子也說：“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儒家非常重視氣節、人格。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也。”儒家提倡：“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提倡子女孝順父母，“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儒家最理想的人際關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個人與家庭、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儒家提倡的是群體意識。儒家非常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提倡“為仁由己”。“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主張“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要求人們“吾日三省吾身”。儒家注重個人的內在修養以達到道德的完善，這表明他們把人看成是可以改變的，關鍵在於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中國傳統道德之所以具有當代價值，根本原因在於它的優秀成果與我們力圖達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相符合的、相容的。
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其中特別是儒家道德，長期以來影響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人民，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黃子孫彼此認同的思想文化紐帶。道德觀念一致是情感的重要方麵。弘揚我們道德中的優秀傳統，有利於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的感情。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有利於社會穩定和人際關係的和諧。我們的社會仍然存在矛盾，特別是各種各樣的人民內部矛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激烈的競爭，以及某種程度的分配不公，使人與人的關係存在某種緊張。許多問題的正確解決當然要靠深入改革、加強立法，但道德調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麵。我們應該弘揚傳統道德中的“和為貴”的原則，以調節和削弱競爭中出現的人際關係的緊張；應該弘揚傳統中的尊重他人、尊重群體的觀念，正確處理個人和集體的關係。
在市場中，利益是一種驅動力。但不正當的逐利行為可以敗壞個人道德。因此，在市場活動中，加強個人道德修養是一個重要問題。儒家道德中的理想主義，代表的是一種追求，一種激勵，一種對自我的超越。它的處世原則中的積極成分，對於在市場下過分個人化、實利化、世俗化的價值取向，可以起到一種自我調節、自我化解的作用。在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文化的建設中，批判地繼承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倫理中積極因素是完全必要的。
我們不讚同後現代化理論。儒家文化並不是後現代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不是治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良藥。但是作為前資本主義社會道德的儒家倫理觀念，是以人對人的依賴關係為內容的，它包含著某些對以物為中介的人與人的關係的道德觀念的超越。這種超越人與人的物的關係的內容，可以在新的條件下以新的觀點進行重建。因此我們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對中國以至對世界的價值，批判繼承這份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並發揚光大。完成這個曆史的重任，是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人民對世界文化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