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化的定義與功能
文化是當今哲學關注的熱點。西方有的學者宣稱，世界哲學研究的重點已由科學哲學轉向文化哲學。國內繼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潮之後，近年來又有所謂文化熱的第二次悄悄升溫。我們的一些學者對文化的關注，表現了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參與熱情。
文化問題是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文化問題的深入探討，使我們加深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曆史地位和當代價值的認識，對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左”的或右的錯誤觀點與做法危害性的認識。這些都非常有助於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但是在文化討論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例如，按照唯物史觀，究竟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質？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如何，社會主義文化能不能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如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如何處理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弘揚傳統文化的關係？能不能靠東方文化來化解西方社會的矛盾？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理論原則問題。正確認識這些問題，有助於文化討論的深入和健康發展。
一、文化是精神生產的創造物
對文化本質的理解，歧見畢呈，眾說紛紜。但在國內有一種非常流行的、占主導地位的說法：文化就是人化。
從人的角度考察文化，把人與文化結合起來，原則上是正確的。文化是人創造的，而人又是文化的產物，把人與文化割裂開來，既不能正確理解文化也不能正確理解人。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在人與文化的兩極結構中思維，脫離人與文化借以存在的社會，往往陷入自相矛盾。
文化極具個性，一經產生，便獨具風格。不同時代、民族和地區的文化存在著差異性和多樣性。既然文化是人創造的，為什麽文化呈現出如此多樣性？我們隻能說人是具體的、多樣的，所以文化是多樣的。可為什麽人是多樣的？為什麽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會有所不同呢？因為文化是多樣的。作為文化產物、文化凝結物的人是多樣的。我們用人來解釋文化，又用文化來解釋人。我們自以為在做解釋，實際上是在人與文化的怪圈子中循環。蘭德曼力圖解決這個矛盾，以為“每一個人首先為文化所塑造，隻是然後，他或許也會成為一個文化的塑造者”。還說：“對於個體來說，不僅平常的人，甚至最偉大的天才，他之作為被文化所形成的人遠甚於作為文化的形成者。”[1]盡管分出了主次，但他的觀點仍然局限在人與文化的圈子之中。
文化就是人化的定義，往往導致兩個理論失誤：
第一，唯心主義的大文化觀認為文化就是人化。凡人類所創造的一切都是文化。這樣，學者們把文化分為三個層次：觀念文化，即人們的哲學、道德、法律、藝術、信仰等；製度文化，即各種經濟製度、政治製度和各種組織；物質文化，即生產工具、物質產品以及各種建築物、器皿等。在他們看來，物質文化和製度文化是文化的表層，最深層的是觀念文化。物質文化和製度文化是觀念文化的投影。可觀念文化從哪裏來？決定觀念文化最深層的東西是文化心理結構。不過困境並不會因此輕易擺脫。人們還是要問：心理結構是如何形成的？據說是文化的積澱。可文化從哪裏來？據說是心理結構的外在表現。可這無非是把人與文化的關係做循環解釋，變為人化與文化心理結構的相互解釋。
第二，抽象人本主義的文化觀。為了擺脫人與文化相互解釋的困境，有的學者進一步肯定，文化是人的本質的展現。有的說文化是人擺脫了一切強製向自己本性的複歸。至於人的本質是什麽，其說各一。有的認為是自我意識，有的則認為是理性和精神。總之是人把自己內在的東西，如自我意識或理性外化為文化。我以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抽象人本主義的觀點。費爾巴哈就把人化看成人的固有內在本性的發揮，他說：“精神作品並不是創造出來的——在這裏創造隻是最外在的活動而已——，它們是在我們裏麵發生出來的。”[2]
文化當然與人密不可分。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是自然物與社會存在的分界線。落霞、孤鶩、秋水、長天是自然，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審美意境是文化；樹木花草、山水蟲魚是自然，可公園裏的湖光山色、鳥語花香屬人文景觀。毫無疑問，不同的文化凝結著人們不同的智力發展水平、不同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但不能說文化是人的本質的展示和顯現。因為人並沒有永恒不變的抽象本質。人在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創造力、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之前，必須獲得這些。為了從內到外必須從外到內。因此在考察人與文化關係時不應以人的抽象本質為中介，而應充分考慮到人的社會性和實踐性。如果離開了這個基點，不把文化回歸為人的本質、回歸為人的自我意識和理性，就不可能說明人的精神創造力的源泉，也不可能說明人的精神活動的社會製約性和文化延續性，從而導致對人與文化相互關係的理解難以突破抽象人本主義的樊籬。
西方有些哲學家和文化學家不讚同對文化的人本主義解釋。例如，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萊斯莉·A.懷特就反對把文化和人聯係在一起。他說：“在作為科學的人類學產生以前，所有的文化解釋理論都把人與文化聯係在一起加以思考；沒有人考慮到把文化與它的人類載體區分開來。”懷特強調要用文化來解釋文化，把文化看作人類創造和運用符號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文化係統的自我決定、自我運動。用懷特的話說：“文化是自成係統的。它既是依據自己的原則和規律而運行的一種事件和過程，又能根據它自己的因素和過程來加以解釋。這樣，文化可被認為是一種自足、自決的過程，人們隻能根據文化自身來解釋文化。”[3]懷特把文化看成一個係統，強調要研究文化自身的過程和規律以及文化的延續性和繼承性是有啟發的，但他把文化與人割裂開來，隻強調用文化解釋文化，把文化看成是自我決定的獨立係統，實際上是把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產品變成不依賴人的客觀精神，也即一個與人無關的絕對觀念的世界。這是把用文化解釋文化的觀點推到極端：把某些合理性的認識變成荒謬。其實，如果離開了人的實踐活動，抽象掉在人的活動中形成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文化就變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變為純粹主觀自生的東西。這就從另一條道路走向文化神秘主義。
我以為，要正確理解文化的本質，科學地曆史地把握人與文化的關係，應該擺脫大文化觀把人的一切創造物都稱為文化的觀點的束縛，把文化看成是由知識、信仰、哲學、法律、道德、藝術、風俗習慣等組成的觀念形態。文化當然是人創造的，但是處於一定社會形態中的人，直接或間接、自覺或自發地為適應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而進行的精神生產的產物。
物質生產方式製約著精神生產。從事精神生產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之中，他們不可能越出自己社會許可的範圍創造自己的文化。盡管影響文化的因素是多樣的，文化與經濟的聯係也由於許多中間環節而變得模糊，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精神生產中的最終決定作用是確定無疑的。恩格斯說過：“每一曆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同樣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生活的經濟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來說明。”[4]毛澤東關於文化的定義是非常著名的。他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5]這種觀點與用人的本質解釋文化，或用文化解釋文化是迥然不同的。
馬克思曾經非常尖銳地批評把精神生產同物質生產對立起來的觀點，特別是強調要從具體的社會經濟形態來考察特定時期的文化。他說：“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係，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曆史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曆史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這一切都是由於‘文明’的空話而說的。”[6]
既然物質生產決定精神生產，因此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人類的文化也是進步的，認為人越來越墮落是違背曆史事實的。尼采的觀點明顯是悲觀主義的，他說：“人與動物相比，沒有前進一步；文明的驕子相對於阿拉伯人或科西嘉人而言，是墮落者。”[7]但文化的進步不同於生產的進步。生產力發展是沿著上升路線前進的，生產方式的更替也是如此。處在社會發展更高階段的人，不會再回過來采用過時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文化的發展則不同。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包含著人類天才的智慧，古代的史詩和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所代表的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而且文化越古老越具有曆史價值。盡管當今的不鏽鋼和玻璃器皿比出土的古代陶瓷瓦罐要漂亮得多、實用得多、堅固得多，但它不具有文化曆史價值。因為陶瓷瓦罐代表的是人類曆史的足跡，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永遠不會重複的年代。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非同步性和不平衡性是存在的。但不能說，精神生產沿著下降路線是與物質生產的上升路線背道而馳的。應該說，文化同樣是進步的。不同的是文化不像生產力進步那樣是加速度的、如不停旋轉的陀螺那樣，而是如同萬裏群山，不斷地有高峰和低穀。某一個民族有自己突出的文化發展高峰期，但可能隨之而來的是文化的湮沒，文化傳統的中斷或跌入發展的低穀。這種情況在人類曆史中並不罕見。因此文化發展是曲線的，但它歸根結底是以物質生產為軸心而起伏波動的。
如果文化是觀念形態，何以解釋文明可以區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呢？在這裏關鍵是文化和文明的區別。這兩者可以交叉和部分重疊，但絕不等同。文明是標誌社會進步的範疇。物質文明以生產工具和物質產品來表明社會進步的程度。由於衡量社會的標準是多方麵的，所以文明區分為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文化則不同。文化是表示社會形態結構的概念，它從精神生產的角度表明社會的構成和層次。如果泛文化化，把人類所創造的一切都稱為文化，勢必混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界限，使整個社會結構模糊不清，難以分辨。
或許有人會說，文化不限於觀念，它有其物質表現，例如，故宮的建築、蘇州的園林、龍門的石窟、普陀的廟宇、王羲之的書法、齊白石的繪畫等。的確如此。文化不是完全存在於人的頭腦之中的，它有物質載體。這種載體不僅是語言、文字符號係統，而且表現為實物。但實物之所以表現文化並不在於實物自身，而在於它所表現的文化觀念。建築的文化價值不在於磚頭瓦塊、鋼材木料，而在於它的風格；書法的文化價值不在於文房四寶，而在於透過文字所表現的風骨和神韻。離開了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所有的實物無非是僵死的材料，並不具有文化價值。這種看法不同於大文化觀。因為在這裏，物質僅限於文化觀念的載體或外部表現，而不是泛指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和人類的一切物質活動。人類社會的經濟關係不屬於文化範疇而是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借以產生的經濟結構。
二、文化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同一性的精神加固器
文化是包括多種形式在內的複合體。在階級社會中，有的文化有階級性，有的沒有階級性；有的政治性強，有的政治性弱，而且各有特殊效用。但文化作為一個係統，任何階級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文化中的意識形態部分，都起著維護社會穩定、保持社會延續的精神支柱作用。這種作用集中反映了階級社會中文化的階級性和政治性。
人的種族延續是通過生物遺傳，而文化則是社會遺傳的一種形式。這種遺傳的社會作用，就是通過文化塑造與特定社會製度要求相一致的人，從而維護社會的同一性和穩定。
文化之所以能起到這種作用，是因為文化盡管屬於精神生產，但它可以通過語言文字以及其他物質載體，使其由個人意識變為社會意識，由主觀精神變為客觀精神，從而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環境。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某種文化體係處於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它將對我們每個人的一生產生巨大的影響。所謂人的社會化過程，就是接受文化的培育和熏陶的過程。即使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社會風氣和家庭環境，從小的耳濡目染，也往往使人被這種社會所“同化”。文化的確是在個體之外，不受單個意誌支配而對個人具有強大製約作用的力量。生活在某一社會中的人並不感到文化的這種強製力量，這是因為我們習慣這種社會，這種文化，這種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和行為規則。正如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並不感到空氣的壓力一樣。可是當人們一旦試圖反抗陳舊的社會製度，文化的強製力量就會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會被固守舊的價值觀念的人視為“叛逆”。所以主體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培養一代又一代人對該社會製度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穩定和蘇聯的解體與蛻變，都極其鮮明地向我們表明了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鬥爭中，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意識形態部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它既是西方資本主義製度賴以穩定的精神支柱，又是蘇聯社會主義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從《共產黨宣言》宣告資本主義喪鍾已經敲響後的一個半世紀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在幾經危機之後仍然保持它的相對穩定的態勢，無產階級革命處於沉寂的低潮。在經曆了20世紀上半葉的俄國、中國、東歐的革命風暴的震**後，資本主義的航船又駛進了平靜的港口。為什麽？經濟當然是重要原因。
美國的經濟實力是強大的。科技革命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海外市場與投資，使得美國成為富裕的發達的國家。它有可能通過政策使國內的失業和貧困處在不危及社會延續的水平。
可絕不能忽視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穩定中的強大力量。首先是它的社會政治理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絲毫也沒有淡化意識形態。它的全部理論，最終集中到一點就是維護“自由”的資本主義製度，反對“極權”的社會主義製度。即使是友好人士，在涉及基本製度和基本理論問題時，原則性都是非常強的。例如，在《1999：不戰而勝》這部著作中，作者明確宣稱：“蘇聯人企圖不戰而勝。我們的回答不能僅僅是不戰而和。我們也必須爭取不戰而勝。”“蘇聯人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世界。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人民有權選擇誰統治他們以及如何統治他們的自由世界。蘇聯人相信曆史站在他們一邊。我們必須在保證在編寫21世紀的曆史時，曆史站在我們這一邊。”[8]這不僅是作者個人的觀點，而且代表了西方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理論的整個政治趨向。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經濟和政治上處於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要在思想文化中處於支配地位，必須培養自己的理論家。這些人“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謀生的主要泉源”。[9]沒有本階級的理論家、思想家，就很難實現主體文化的社會支柱作用。
可要真正發揮文化維護社會同一性的作用，僅僅依靠“精品文化”即高深的理論思想著作是不夠的，還必須麵對大眾，通過所謂大眾文化發揮它的作用。毫無疑間，大眾文化中有不少屬於娛樂性、消遣性和精神享受的東西，但其中往往滲透著由思想家理論家們炮製出來的有利於該社會的理論觀點和價值觀念。不過不是以專著、論文的形式，而是借助於聽覺和視覺，以通俗的、易於接受的方式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由於意識形態的滲透，不僅為他們帶來大量的利潤，而且為支撐、鞏固資本主義製度起著高雅文化所無法起到的作用。正因為這樣，“統治階級自然會千方百計地來加強、扶植和灌輸”。[10]
在西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中，葛蘭西看到了資本主義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他認為，資產階級掌握兩種領導權：政治領導權和文化領導權。文化領導權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更強有力的堡壘。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首先要破壞資產階級在文化領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掌握文化領導權。而取得政權之後，仍然要十分重視文化領導權。所以在葛蘭西看來，工人隻有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後，才能獲得政治上的權力。葛蘭西的看法很富啟發性，但難以實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當然要進行理論宣傳，進行輿論準備，使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但不可能掌握文化領導權。因為整個輿論工具，電台、電視、報紙、學校等均掌握在有產者及其代表手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中掌握的少量輿論工具無法與其相比，因此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要掌握文化領導權是不可能的。但葛蘭西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是研究發達工業社會中意識形態的著作。這本書對於資本主義大眾文化的作用也做了比較深入的揭示。在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中，統治者成功地壓製了人們心中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無產階級安於資本主義社會並與其一體化，即認同資本主義製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無孔不入地侵入人們的閑暇時間，大肆宣傳資本主義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使人們滿足於追求眼前的物質需要，而不再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使大家安於現實，就是這個製度對自身安全的最好保證。
如果說，富有統治經驗的西方資產階級比較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文化領導權，發揮了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那蘇聯的解體和社會主義的挫折則從另一個方麵提供了教訓。
俄國十月革命後，在經濟方麵的成就並不小。它經曆了國內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可在工業方麵、科技方麵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它由沙皇時代落後的俄國，變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與美國爭霸的超級大國。這是有目共睹的。它的落後和陷入經濟混亂，主要在70年代之後。經濟停滯、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群眾不滿。這說明，如果不發展生產力，不改善群眾生活，在兩種製度的鬥爭中，社會主義很難鞏固。
可同樣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思想領域。俄國革命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實現的。所謂落後，不僅是經濟落後，而且是文化落後，即文盲充斥、教育不普及、人的文化素質低。這種狀況，對於奪取政權似乎並無妨礙，因為革命更易發動，而且革命者和統治者處在同樣的文化背景下較量。可一旦取得政權，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文化因素顯示出它的重要作用。盡管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但絕不能在一個落後的經濟和文化基礎上建立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製度。無產階級的新政權必須在狠抓經濟建設的同時，狠抓思想文化建設。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十月革命後，在斯大林執政時期，犯有“左”的和教條主義傾向的錯誤。在文化建設中，沒有解決好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俄羅斯文化結合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如何吸取西方文化的問題。從對亞曆山大洛夫《哲學史》的批判看，以及從對黑格爾的評價看，表現的是一概排斥的態度。在大中學校中雖設有馬克思主義政治課，但往往流於形式，沒有把培養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放在首位。1956年以後又偏另一麵，由全盤否定斯大林，發展到否定列寧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除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廣泛傳播外，突出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泛濫。蘇聯的教訓突出地證明，馬克思主義必須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必須對傳統文化進行分辨、梳理和合理繼承。一概否定的結果必然是陳舊思想的卷土重來。這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這裏，我隻講了主體文化功能的一個重要方麵。文化功能是多方麵的，它對人類知識的積累、人的主體素質的提高、社會的進步以及生活的豐富和美化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對文化的各種形式的性質和功能應該具體分析、深入研究。但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進程中，絕不能把非意識形態化和非政治化作為我們文化建設的指導原則。
三、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建設
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過渡，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置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環境之中。我們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切設想，都不能無視這一客觀現實。
應該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不僅是相容的，而且前者對後者能起到推動作用。因為我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與我們文化的社會主義本質是一致的。從根本性質上說，我們不是建立與工業化相一致的所謂工業文化，也不是與市場經濟相一致的市場經濟文化，而是與我們的社會製度相一致的社會主義文化。這是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充分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積極因素，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相符合的文化形態。
社會主義文化當然應該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如果我們不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而實行私有化方針，如果不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逐步達到共同富裕，而導致兩極分化，那在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文化，又有什麽樣的必要建立社會主義文化呢？難道我們要建立起僅僅供少數富人享受，而把廣大群眾排斥在外的社會主義文化嗎！事實上，隻有堅持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體，隻有公有製主體地位能得到鞏固並能發揮它的調節作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才是可能和必要的。因此我們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片麵強調文化應該適應市場經濟需要。世界上沒有抽象的一般的市場經濟。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為尺度，純粹按“買賣人”的觀點來規劃我們的文化建設，那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很明顯的。市場經濟追逐最大利潤的原則妨礙文化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確立和實現。不用說社會主義文化，即使是進步的、健康的資本主義文化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逐利原則之間的矛盾也是明顯的、尖銳的。盧梭關於資本主義經濟與道德的矛盾、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製度“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等觀點和說法，都揭示了這種矛盾。我們國家則不同。我們國家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市場經濟的效應要受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約束。這樣，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同時又有能力限製它的負麵效應。關鍵是要真正貫徹兩手抓，堅決落實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和政策。
市場經濟對於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文化市場的啟動，有利於較多的資金向文化事業投入；適度的物質利益原則，有利於調動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發揮潛藏的創造才能；適度的競爭原則，有利於打破以往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帶來的弊端，使優秀人才和作品脫穎而出。文化企業的出現，可以在文化中注入市場機製的生機，有利於優秀文化產品的傳播。更加重要的是，通過市場機製使文化更加麵對群眾、接近群眾。我國大眾文化的興起，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發展的一種有益的、進步的傾向。文化麵向大眾是社會主義文化本身的要求。文化不能隻停留在少數文化人的圈子裏，應該交給群眾。列寧說過：“過去，全部人類智慧，全部人類的天才創造，隻是讓一部分人獨占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連切身需要的東西——教育和發展也被剝奪了，然而現在一切技術奇跡，一切文化成果都成為全國人民的財富。”[11]市場經濟有利於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有利於青年一代多渠道地、多形式地獲取文化科學知識。
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中的利潤原則以及有可能滋生的拜金主義，會衝擊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因此，我們應該始終牢牢把握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向。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我們一定要導向正確。所謂導向，就是始終不偏離既定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文化建設都要服從這個總目標。江澤民同誌指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統一整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各方麵進行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充分調動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和社會的全麵進步，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導向問題的關鍵是指導思想。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我們絕不能以文化形態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否定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其實指導思想的一元化並不是社會主義獨有的，在階級社會中任何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封建社會不用說。資本主義社會號稱自由世界，它的文化形態是多樣的，但指導思想仍然是一元的。盡管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上沒有確立哪一學派為指導思想，但居於統治地位的必須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製，維護資產階級政權，鞏固資本主義製度的學說和理論。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私有製、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絕對的不允許上升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允許研究、講授，但絕不允許處於統治地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指導思想一元化問題是原則問題。不僅對於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重要，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大眾文化同樣重要。大眾文化具有娛樂性、休閑性、趣味性，應該生動活潑，群眾喜聞樂見，但應該弘揚主旋律，提高品位，優化文化環境。
文化應該有市場。但我以為不能把全部文化推向市場，把市場化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方向。文化產品不能把利潤作為唯一的原則，而應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且有時為了社會效益可以暫時犧牲經濟效益。鄧小平說：“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產品，要堅決製止壞產品的生產、進口和流傳。”[12]文化領域也不能簡單引進競爭機製，實行所謂“優勝劣汰”、關停並轉。要對某些文化種類和部門實行保護扶植政策，這樣做有利於提高整個民族文化的素質。
市場的力量是巨大的，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導向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要約束市場自發的、盲目的導向力量，加強思想導向，應該正確處理市場經濟下文化建設中的兩種關係：
第一，文化戰線和文化市場的關係。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黨一直把文化看成是一條戰線。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過：“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其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13]現在隻提文化市場不再提文化戰線，似乎文化市場隻是以貨幣為中介的精神產品的買賣關係，不再存在矛盾和鬥爭。這種看法是片麵的。毫無疑問，現在的情況不同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更不同於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但思想文化領域中的鬥爭仍然是存在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的侵入、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各種封建思想的沉滓泛起完全是可能的。在文化市場中設立一道防線，在加強法律手段的同時，應加強文化自身的自製力，即實行“雙百方針”和展開必要的批評，這樣才能使文化市場淨化，有利於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
第二，文化戰士和文化商人的關係。文化作為戰線要求的是文化戰士；而文化作為市場要求的隻是文化商人，是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文化市場是社會主義文化市場。社會主義文化工作者的本質不是文化商人，文化經營當然應該考慮到市場，要考慮到經濟利益，但比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社會責任，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
文化發展與文化名人是密不可分的。中國文化在世界的突出地位，就是與中國曆代的文化名人聯係在一起。而文化名人的成就，又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每個民族的優秀文化往往凝集在它的傳世之作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同樣需要從青年一代中培養“文化名人”，甚至“國學大師”；需要真正創造性地研究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名篇佳作。我們的中青年學者中已有一批人嶄露頭角、才華出眾，發表了有分量的論文和著作。但我們希望年輕一代能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做出貢獻。
四、西方社會不可能依靠東方文化擺脫危機
對文化的考察離不開社會。人們都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來考察文化的。可以說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製約著人們的文化觀。
站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立場，人們很容易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保守頑固的一麵。持否定態度，可站在所謂“後工業社會”立場，即力圖消除發達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人們，往往迷戀中國傳統文化的寧靜與和諧。似乎東方人和西方人各走一段在對方中發現自己的道路。中國的“全盤西化”論者要從西方人那裏尋找自己沒有的東西；而為資本主義矛盾困擾的現代西方人又力圖從東方文化中尋找自己失去的東西。我們絕不能為這種現象所迷惑，誤以為東方文化可以成為西方社會自我解救的良藥。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為這個民族所固有的、為其生存條件所決定的。各民族的文化發展的程度和特點存在差異。例如，中國、印度、古代希臘羅馬和埃及、巴比倫都曾經是文明古國，對人類文明做出過卓越貢獻，但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可以被認為是淩駕於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而是有相對性。“一個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為準繩來判斷其他文化的人，是一個民族中心主義者。”[14]
“西方中心”論者曾經把西方文化作為文明的典範向全世界推廣，特別是向東方被壓迫的殖民地國家推廣。的確，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西方資產階級在把商品推向世界的過程中，也竭力宣揚自己的文化，企圖按照自己的麵目來塑造世界。《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來一個世界。”[15]可是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雖然製造了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可並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其他民族，而是遭到頑強反抗。中國100多年的反帝鬥爭，就包括文化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殖民文化的鬥爭。
文化具有可傳播性。各種文化的友好交流、融合、相互吸收是文化發展中的進步趨勢。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常見的。曆史上希臘古典文化就曾隨亞曆山大東征而在歐亞非廣大地區傳播。漢唐盛世，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本、朝鮮、越南以及其他周邊地區得到廣泛傳播。17世紀以後，以來華的天主教士為媒介，中國傳統文化又深入歐洲。同樣，印度佛教的傳入對中國文化發生了巨大影響。在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如《物種起源》《原富》《天演論》《群學肄言》等對中國近代思想家的影響是巨大的。可是文化的交流和傳播，絕不會導致用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任何民族都是在自己文化基礎上吸收別民族的文化。它不是使自己民族的文化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通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來繁榮和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隨著中國在世界地位的提高和東亞經濟的發展，以及西方社會矛盾的尖銳和價值觀念的危機，東方文化的地位日益提高。很顯然，西方社會可以從東方文化中得到很多教益。但是如果認為，東方文化將主導世界，並成為拯救處在各種危機之中的西方社會的唯一的文化，這很難令人信服。
西方的問題最根本的是社會問題。以生態危機、價值觀念危機、家庭結構解體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危機，不是簡單的文化危機，而是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危機。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能使西方社會擺脫困境，解決問題的鑰匙和手段存在於西方社會自身。變革不合理的經濟和政治製度，這才是最終的出路。能夠依靠“天人合一”的觀念來使西方走出生態危機嗎？當然不能。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認識問題。從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來說，西方生態學理論遠遠超出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合一”理論，可也無法使他們走出困境。人與人的關係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結合在一起的。不在合理的人與人的關係基礎上很難使人與自然的關係得到合理調整。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講到人對生態環境破壞時說過一段非常深刻的話，他說：“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製度實行完全的變革。”[16]
我們不讚賞“東方文化主導”論，但更不同意中西“文化衝突”論。西方有些學者懷著對東亞儒家文化的恐懼，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衝突歸結為文化問題，是他們對自身製度喪失信心的表現。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都包含著為其他民族缺少的珍品。文化的交流有利於世界和平和人類社會的進步。
社會主義文化正在建設中。真正的文化熱並未到來。現在所謂文化熱，還隻是停留在少數學者當中。毛澤東當年說過，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到來的一定有文化**。我們期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能促進文化的繁榮。黨中央決定的“科教興國”的方針，就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的方針。我們要始終記住：我們建設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不是社會主義文化，而割斷了中國文化傳統就沒有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