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西方物理思想交匯的背景下，我們再來討論物理認知方式問題。我將用兩節的篇幅分別從認知的物理信息組織和物理信息表征兩個維度加以闡述。
恩斯特·卡西爾指出，“描述和分析空間和時間在人類經驗中所呈現的特殊品性，對於一個人類學哲學來說乃是最有吸引力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空間和時間的經驗有著各種根本不同的類型”。[41]本節從物理科學認知的角度討論空間和時間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表現形式。具體來說，物理認知信息的組織是指，在對物理現象的認知過程中，是傾向於空間形式的組織方式還是傾向於時間形式的組織方式，或者兼有兩者。前者基本屬於靜態的、結構化的和局部化的組織方式，後者則基本屬於動態的、生成的與整體化的組織方式。必須承認，對這些認知現象的分析涉及空間與時間、幾何與空間、幾何與物理諸範疇，在這樣一節短小的篇幅裏澄清這些範疇及其關係是遠遠不夠的。我重點闡明近代以來西方物理認知在原有空間組織形式的基礎上向時間組織形式靠攏的某些趨向和特征。
一般而言，近代科學是在不斷地打破托勒密的“水晶球體係”的宇宙構造模式，由封閉體係走向開放的、無限的體係過程中產生的，但它的思維形態、認知機製本質上是空間化的。或者說，近代科學是在掙脫一種空間束縛後而又墜入另一個空間牢籠的過程中誕生的。
作為近代物理學的哲學闡釋者，笛卡爾認為，物質的根本特性是它的廣延性，物質及其廣延性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自然，承認廣延性，就意味著把宇宙設想為充實的空間。這也就否定了古希臘人的“虛空”概念。但鑒於物質的無所不在以及它的本性隻在於它是一個具有長、寬、高三個向量的實體，因而它不過是以另一種形式確證了自古希臘人以來所持有的空間認知圖式。並且，笛卡爾為他的哲學闡釋預留下了空白地帶。這個空白地帶就是他相信精神的東西與物質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由於這一原因，笛卡爾一方麵確信廣延和空間在物質世界中的無所不在，另一方麵他又相當確信物質世界的有限性——因為隻有上帝是無限的。而這種內在的矛盾給那些信奉上帝的哲學家或神學家以充分的發揮空間。例如，與笛卡爾同時代的法國哲學家和神學家亨利·摩爾就對笛卡爾的廣延說加以推廣。認為精神不具有廣延性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說，精神也是廣延的。不僅如此，上帝也是廣延的。由於精神和上帝是無形的，精神、上帝所具有的廣延性和空間屬性必然地屬於無形的實體。又由於上帝或神的無所不在、它的無限性、它的不被創造性，作為上帝或神的存在形式的空間也是無所不在的、無限的、不被創造的，甚至是不動的、同質的、不可變的和唯一的。這實際上等於承認了在物質世界之外仍然存在“空間”的想法，為“絕對空間”提供了神學論證的基礎。如果我們將這種無所不在的空間形象同日常經驗聯係起來，那麽承認絕對空間是上帝的一種屬性，實際上是為所有事物找到了一個碩大的容器或接收器。[42]
伽利略無疑是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鼻祖，但根據法國著名科學史家亞曆山大·柯瓦雷對落體概念的研究，伽利略及其他先驅們（如列奧納多·達·芬奇、笛卡爾等）都出於同一原因犯了同樣的錯誤：由於“在空間中看（也就是說去想象）比在時間中想要更容易些”，“所以，放棄原因解釋加強了幾何化因而還有空間化的傾向，這並不令人驚奇。伽利略不是思考運動，而是在心裏想象運動。他看到的是線，是可以變速度穿越過的空間。而他正是把這種線——軌跡——當作為速度這種作用的論據了”。[43]從認知方式的角度來看，柯瓦雷確實指出了伽利略科學思維的空間化特質，而這種特質借助於幾何而得以強化。在伽利略那裏，他的落體定律不再是一個思辨式的說明，而是一個借助於幾何的概念推導出的具有數學化特性的理論。即他對速度和加速度的精確研究，使他設計出一種對時間進行幾何表示的簡單技術。其結果不僅使空間幾何化了，也使時間幾何化了。當伽利略指出人們可以用物質來填充那些隻是幾何的和非物質的圖形，並給予它們以重量時，他實際上不僅把某個圖形與“力”或“力矩”聯係了起來，而且也明確地承襲了古希臘人的一個古老的傳統，即將幾何空間或準確地說是歐幾裏得幾何空間看作是真實的宇宙空間。[44]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從笛卡爾和伽利略開始，整個西方“物理學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幾何學與物理學的互動史”[45]。
對於牛頓的老師巴羅來說，幾何量的重要屬性之一就是它們占據著空間；因為隻有借助於幾何學，人們才能獲得物質空間量度的明晰概念。同樣地，作為巴羅的學生，牛頓甚至將空間提高到上帝用來感知事物的“器官”的高度。從這樣一種信息組織的需要出發，牛頓在他的物理學大廈中首先確立的是一個空間參考係，而這個空間參考係並不是可以隨意地就可以確定下來的。例如，牛頓注意到，如果力不是以任意的方式引入的，而是以始終如一的方式為各種各樣的運動指定加速度的決定因素形成的，那麽，必須有一個物體運動參考的特許的或“絕對的”參考係。
基於這一考慮，牛頓提出了絕對空間概念，並通過著名的“水桶實驗”加以論證。牛頓宣稱，相對空間是絕對空間的某個可變動的範圍或尺度；它與物體的位置由我們的感覺確定，通常它被看作是不可變動的空間。絕對運動是物體從一個絕對位置向另一個絕對位置的轉移；相對運動則是從一個相對位置到另一個相對位置的轉移。但由於空間的各部分是看不到的或它們之間不能為我們的感覺所區分，因此我們通常使用的不是絕對位置或絕對運動。然而不管怎樣，運動必須以絕對空間為參考係。應當說，牛頓力學滿足於人們的感知覺所構造的世界（相對運動），並符合牛頓運動公理的一般推論（歐氏幾何學被看作是唯一能夠提供測量空間關係的理論），“因此牛頓在把邏輯優先性賦予一個參考係的選擇上是完全恰當的，隻有相對於這個參考係才能按照他的公理來分析運動，不管他對絕對空間的論證有多少缺陷”[46]。
康德給予牛頓物理學以認識論上的分析和辯護。康德認為，包括物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之所以可能，除了經驗給予理性或理智以感覺和質料外，還在於理性本身在經驗的範圍內給予現象和質料以“先驗”的法則或秩序。而這種法則或秩序產生於人類最初級的兩種感性形式，即時間與空間。例如，“引力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這一定律“好像”是必然地包含在物本身的性質裏的，但它實際上已經通過幾何學形狀，例如圓錐曲線表達了出來，而這些幾何學形狀正是理性依據一定的條件構造出來的。說得明白一點，自然界引力定律的形成不是得自人們的種種感覺經驗，而是得自將這些感覺經驗綜合起來並加以整理的幾何（空間）概念或純形式。“因此這就是自然界，它是根據理智所先天認識的法則的，特別是根據從規定空間的原則中認識的法則的。”[47]在這裏，康德不僅將兩種純粹的感性形式生硬地割裂開來，而且強調了空間感性形式的極端重要性，並認為“空間”是直觀的“普遍形式”，是“規定個別客體的一切直觀的基體”。[48]用今天的觀點來看，康德的哲學分析表明了牛頓力學的空間認知偏向；對於那個時代的物理學家來說，空間參考係和歐氏幾何學正是他們確立一般認知形式並構造意象的基礎。
當然，當物理學家們在試圖逐漸使力、加速度、動量、速度這樣的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係更加清晰時，他們很自然地發現自己不得不對時間的含義進行精確的陳述。也就是要在他們的空間圖式中安排時間圖式的表達。例如，在牛頓的運動方程式中，在加速度的瞬時值中，時間出現過兩次：加速度是速度隨時間的變化率，而速度是位置隨時間的變化率。隻不過，在牛頓的方程式中，時間隻是一個未經定義的原始量[49]；而且，受他的絕對空間觀念的影響，時間被看作是均勻流逝的量，一個線性的、可以測量的量。因而時間也是絕對的。[50]然而，當絕對時間成立時，它與絕對空間是相互衝突的。換句話說，在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兩者之間不可能有哪一個是有特殊地位的：承認絕對空間意味著拒絕絕對時間。[51]圖14-2顯示出兩個行星圍繞太陽運行的情況。a和b是不同的運動狀態，但都是牛頓方程式同樣容許的解。也就是說，牛頓運動方程描述的是一個完全可以逆轉的世界。類似地，在其他物理學家那裏，如在達朗貝爾的物理學著作中，時間在動力學中不過是作為一個“幾何參數”出現的，而拉格朗日甚至把動力學叫作“四維幾何”。不難看出，近代物理學似乎“遺忘”了時間。[52]
圖14-2 牛頓力學的時間可逆性[53]
下麵我們來對空間認知作些分析，即分析這個時期物理學家的空間圖式與認知活動是一個什麽關係。由於物理學家的空間圖式更多的是借助於歐幾裏得幾何展現出來，因而這種認知分析當首先圍繞歐氏幾何進行。根據通常的理解，歐氏幾何是建立在感性直觀基礎之上的。不僅它的公理是關於自然物體的某種特征的陳述，它的幾何圖形也反映了人們的一般感性形式。例如視覺空間形式。這一點在歐幾裏得的《光學》著作中有突出的體現。在這本著作中，歐幾裏得討論了單眼視覺和雙眼視覺，並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相應的命題。如“如果一個圓弧與眼睛位於同一平麵，那麽，這個圓弧看起來是一條直線”等。因此，一些學者不僅認為《光學》是關於視覺理論的著作，而且認為歐幾裏得幾何空間就是視覺空間。[54]鑒於歐氏幾何的這一認知基礎，人們嚐試在抽象的幾何學與經驗的物理學之間建立關聯，並認為歐幾裏得幾何空間就是物理空間；當這種幾何去掉其身上的單純的邏輯形式特征時，它能把經驗的實在同公理學的幾何命題對應起來。
但是，“純粹公理的幾何”是存在的。即這種幾何的公理是在純粹形式的意義上來理解的，它著眼的是公理的邏輯推理。也就是說，不論這種幾何（尤其是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公理係統）與人們的感性直觀有多少內在聯係，就它是從少數幾個被稱為公理的命題推導出來的一個係統而言，它是一套具有內在邏輯蘊涵關係的抽象概念係統，其所揭示的空間性質源於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感性（尤其是視覺）對象。正如彭加勒所指出的，所有幾何皆以三維連續統為公共基礎，而三維連續統並不是感覺形式賦予我們的，“經驗促使我們僅僅與作為物理連續統的表象空間聯係，它從來也沒有促使我們與作為數學連續統的幾何空間聯係。經驗最大限度似乎隻能告訴我們，給予幾何空間以三維是方便的，以致它可以有表象空間那麽多的維數”。因此“空間的特性不是嚴格所謂的經驗真理”。就心智與空間的關係而言，“我們無法想象四維空間或三維空間；我們首先不能把它們想象成空虛的，而且我們既不能想象在四維空間中的對象，也不能想象在三維空間的對象”[55]。概而言之，直觀的空間、經驗空間不等於概念空間；廣延可以見之於幾何，而幾何不等於廣延。數學（幾何）空間是無限的、均勻的。從人們方便地將幾何空間應用於或配列於物理對象的三維屬性來看，幾何空間是主觀構造的產物。
除了抽象的形式特性外，空間（尤其是幾何空間）認知訴諸原子論式的信息組織模式。愛因斯坦指出：“如果我們有一係列彼此相接觸並且相對靜止的物體，那麽其中某些物體就能被另一些所代替。這種允許替換的性質被解釋為‘有效空間’。空間顯示出剛體所以占據不同位置的性質”[56]。在給M.雅梅（Max Jammer，也譯為雅墨）的《空間概念》一書所做的序中，愛因斯坦進一步指出，空間概念最初源於心理學上的“位置”概念；位置既標明其在地球表麵上所占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同時也標明在這個很小部分上擺置的“物質客體”。因此，空間的概念不外乎兩層意思：一是空間作為物質客體世界的位置性質，一是作為一切物質客體的容器。[57]雖然概念性的思維使得幾何超越於感知經驗的層麵，但是即使在歐氏幾何以及非歐幾何中同樣存在這樣的思維“原型”。在愛因斯坦看來，歐幾裏得幾何仍然擺脫不了所謂“剛體”的性質。因為幾何學的一切概念都可以追溯到“截段”（strecke）概念上，而截段表示的就是“剛體”。當人們說到空間是無限的時候，人們不過是說有一個可以一個挨一個地安放任意個同樣大小的物體而永遠填不滿的空間而已。這個空間按照排列規律排列出無數的剛體。這些剛體在三維空間中是所謂“球麵剛體”。如果將這種剛體或與截段相等的公理套用到物質客體上，那麽幾何的命題也就具有說明現實物體的性質，盡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58]我認為，愛因斯坦原本是要通過經驗層麵的“剛體”和幾何層麵的“截段”這兩個概念來闡述幾何空間與物理實在之內在關係的，卻實際上指明了幾何（空間）認知的若幹特性，即相對靜止的、原子論式的特性。這同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視知覺空間認知的整體性，是有區別的。
現在我們再轉到19世紀。這時的情況開始發生轉變：物理學中的“時間”因素在不斷積累；物理學家的時間認知由不自覺的狀態向自覺的狀態過渡。首先，對物理現象的深入研究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例如，熱力學的研究不僅使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到像體積、溫度和壓力等宏觀量上麵來，而且發現了熱量損失的不可逆性。物理學家R.克勞修斯（R.E.Clausius）以精確的數學形式將這一物理現象普適性地表述為“熱力學第二定律”。按照這一定律，在一個孤立係統中，自然發生的任何過程，都一定伴隨著係統的熵增加，客觀上，熵給所有孤立係統提供了一個“時間箭頭”。隨後，物理學家玻爾茲曼（Ludwig Boltzmann）通過引入“概率”這一思想，給予熵增加以微觀的解釋，從而建立起“統計力學”。不過，由於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過於強大，玻爾茲曼試圖放棄證明有一個客觀的時間之矢的打算。
其次，占主導地位的空間認知方式麵臨著“解構”。一些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結合自己的研究將作為“先驗圖式”的“空間”範疇還原為感性的、可操作的認知範疇。例如，作為自然科學中的經驗論者，相對論思想的先驅、奧地利物理學家馬赫區分了感性直觀的空間與所謂公製的抽象空間之間的差別，並認為前者與人們感覺器官的機能有關。其所形成的空間表象具有非同向性和有限性等特點；它們雖然可以接近歐幾裏得幾何空間，但永遠不能以經驗的方式完全到達歐幾裏得幾何空間。在此基礎上，馬赫指出，在物理現象中，時間的依賴關係是直接的依賴關係，而空間的依賴關係則是間接的依賴關係。[59]現在看來，這些觀點不僅能幫助人們“解構”歐幾裏得幾何（以及非歐幾何）的靜止的、固定的性質，而且能幫助人們從經驗（至少是生理）的層麵上確證時間與空間在物理因素中所構成的特殊的依賴關係。
法國著名哲學家柏格森結合19世紀物理學的研究成果，從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分析了為什麽“時間”範疇難以在當時的觀念中確立的原因。在柏格森看來，時間雖然指的是一種陸續發生的、有間隔的狀態，但它是一種與心理、意識相關的狀態，並且是相互滲透的、不分彼此的狀態；任何試圖將其抽象、切分、簡化以致使其凝固化、彼此外在化（物質化）、數量化的做法，都將與時間無緣。因為所有這些做法從本質上說，都是空間化的做法。他說：“當我們談論時間的時候，我們一般地想著一個純一的媒介；而在這媒介裏，我們的意識被並排置列，如同在空間一樣，以便構成一個無連續性的眾多體。”[60]例如，物體的運動是包含所謂“綿延”的性質在內的。但是人們測量運動時，實際上是將物體的運動分割開來，並計算運動物體由一個位置移到另一個位置時所占據的空間。這樣，運動與空間被看成是兩種東西，或運動被歸屬於空間；最終運動也就排除了綿延。其結果，“機械學對於時間，去掉它的一切其他而隻保存同時發生，而對於運動自身（在事實上限於對於運動的測量），去掉它的一切其他而隻保存不動性”[61]。因此，柏格森認為，雖然物理學中充斥著“時刻”或“時間”，但那隻是空間化、物質化的時間，不是真正的綿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時間排列於空間這個習慣”，在於“空間向純意識的逐漸入侵”。[62]
必須承認，上述柏格森在1883年至1889年對時間的思考，是一種哲學家式的思考，他對時間即“純樸意識中的綿延”的描述與期待是過於思辨化、理想化了的。但同樣必須要看到的是，柏格森強調了時間尤其是非空間化的時間範式的重要意義，以及對何以西方物理學及其整個思考方式難以建立非空間化的時間範式的原因的分析，正是其重要的曆史貢獻所在。[63]至少他的觀點能夠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時間問題。例如，在他的《時間與自由意誌》一書中，我們甚至可以讀到“時間並不是人們可以重新走過一遍的一條路線”以及“動作的可能方向不是任何一個方向，隻是這個方向”[64]的句子。這些句子若轉換成演化物理學的命題，似乎可以讀成“時間的不可逆”的含義來。也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物理學家、耗散結構理論的創立者普裏戈金（I.Prigogine）承認柏格森的著作是他思考“時間之箭”的重要文獻之一。他說：“正如柏格森等人強調的那樣，一切都已在經典物理學中給出了：變化不是別的，而是對演化的一種否認，時間僅是一個不受它所描述的變換影響的參數。”[65]
雖然愛因斯坦不讚成柏格森的所謂“哲學家的時間”，但柏格森一再質疑的“同時性”概念正是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突破口（當然這並不是指愛因斯坦直接得益於柏格森的“同時性”概念）。對此，心理學家韋特海默從認知的角度進行過分析研究。韋特海默指出，基於“追光”的思想實驗，愛因斯坦一開始就在思考光速與運動的關係問題，繼而思考時間測量與運動測量的關係問題。而對時間進行測量必然涉及同時性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愛因斯坦的思維是高度情境化的。即愛因斯坦在研究問題過程中生成的心理圖像並不受製於語言符號與公理的製約，或者說，愛因斯坦的邏輯結構服從於他的情境結構。正像愛因斯坦接受韋特海默訪問時所說的，人們在選擇公理時是完全自由的；之所以選擇光速作為常數是因為當時的實驗所給予的情境的需要。例如，在邁克耳遜-莫雷實驗情境中，時間被看成獨立變量，所以，在測量中，時間是作為單獨變量，它與觀察者係統的運動沒有關係。而在愛因斯坦構造的情境中，時間值與物理事件之間發生了密切的聯係。在愛因斯坦看來，由於光線不是瞬時間到達人們眼中的，而是以光速傳過來的；當人們這個時候看表時，所看到的是有一點點“過時”了的時間。也就是說，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並不是正好“現在”的樣子；世界中不存在絕對的“同時性”。這樣，同時性的問題又與“觀測者”發生了聯係。盡管這個時候的同時性仍然發生於空間的同一性的同時性上，但空間的含義已經與時間、物理事件、觀察者等發生了聯係（即決定於觀測者的相對速度），因而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空間”（不是牛頓的絕對空間）。再加上光速的不變性，在愛因斯坦的新的情境結構中，構造這一新結構的諸項目形成了一種新的聯結關係，成為愛因斯坦實現創造的所謂“格式塔轉換”。其中，時間的作用有了根本的改變。[66]
為了使這種時空相對論具有嚴格的數學形式，愛因斯坦借用閔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的四維幾何空間來表示，將原來經典理論中割裂的空間與時間關係在幾何的含義下重新結合起來，進而在時空關係中揭示了四維時空度規在慣性係變換下的不變性。這樣，“不管物理意義如何，時間在物理方程中的作用是同空間坐標等效的（撇開實在的關係不說）。從這個觀點來看，物理學好像是四維的歐幾裏得幾何，或者較為準確地說，好像是四維歐幾裏得連續區中的靜力學”[67]。可能人們會評論說，狹義相對論隻是對做勻速運動的觀測者成立，其理解時空的度規結構是抽象的基本概念，並且在廣義相對論中，引力被轉化到時空的幾何（曲率）當中，因而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牛頓力學的空間認知圖式，但我仍然要指明的是，愛因斯坦畢竟是在清晰地思考“時間”問題了。正如他在談到創立相對論的體會時所說的：“我解決的正是時間這個概念。時間這個概念本來是不能給一個絕對的定義的，但是在時間和信號速度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有了這個新的概念，前麵所說的困難就全部迎刃而解。”[68]有關時間在廣義相對論中的地位與作用，美國藝術與科學史家、科普作家倫納德·史萊因（Leonard Shlain）作了形象化的表達。（見圖14-3）
圖14-3 廣義相對論時空—質能關係符號圖形[69]
再來看量子力學。初看起來，量子力學像它以前的理論一樣，時間隻是處在二級量的地位上。隻要人們僅僅談論概率和可能性，量子力學純粹就是時間對稱的；當量子理論運用於一個孤立係統時，會出現很強形式的彭加勒回歸，這顯然是一種循環的時間概念。不過，當做出一個特定的測量時，人們會記錄到電子已經到達某個地點，而且僅僅是到達這一個地點。這樣，波函數以及係統本身必定在進行測量時經受了某種瞬時的轉換：從一種反映所有可能結果的形式變成隻相應於實驗中記錄到的單一值，而這是一個不連續的收縮；對電子在屏幕上位置的一項測量，就會把波函數的行為改變成不可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測量操作本身就是把時間箭頭引入到量子力學描述的現象中去了。也就是說，波函數坍縮的不可逆，為時間之箭的客觀存在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隻是由於測量過程內在的不可逆性，它不可能在現存的可逆性的量子理論框架中得到充分體現罷了。[70]
與愛因斯坦以及量子力學物理學家的研究方法不同，一批物理學家在早期平衡態物理學研究的基礎上，著重研究係統的非平衡力學機製和複雜性問題，從而形成了更為清晰的時間概念。其代表人物是普裏戈金及其布魯塞爾的同事。他們發現，當係統遠離平衡態時，整體熵的產生以極快的速率增長，這與熱力學第二定律是一致的。但同時，這個時候係統的有序行為也出現了。這是因為，當平衡態偏離很遠時，穩恒狀態變得不穩定了，此時可能會出現所謂“轉折點”或“分岔點”，而這種轉折和分叉往往使係統有可能變得更加有序。普裏戈金將這種遠離平衡態的結構稱作“耗散結構”，並認為它的產生過程是不可逆的；不可逆過程和可逆過程一樣實在，並在物質世界中起著基本的建設性作用。[71]在此基礎上，他對當今物理學做了高度的概括，將物理學劃分為“存在的物理學”（The Physics of Becoming）和“演化的物理學”（The Physics of Being）兩大類。其中，經典物理學屬於存在的物理學，而他本人所研究的或今後將要發展的則是演化的物理學。他斷言說：“我們正越來越多地覺察到這樣的事實，即在所有的層次上，從基本粒子到宇宙學，隨機性和不可逆性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科學正在重新發現時間。”[72]
《時間之箭》（1990）一書的兩位作者——彼德·柯文尼（Peter Coveney）與羅傑·海菲爾德（Roger Highfield）對普裏戈金等人關於科學重新發現時間的論述，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們指出，不可逆時間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思想的進程。過去“由於過分強調非常簡單的或者理想化的模型，使得物理學家們所采用的傳統方法，即使對於解釋日常現象也是太狹隘了。我們必須認識現實世界的內稟複雜性，並接受一個根本性的概念更新”，“我們也許正處在一個嶄新的大廈的入口處，在那裏時間起的作用是主要的，而不是邊緣的”。[73]
在這裏要補充的是，普裏戈金關於時間之箭的思想似乎與中國古代思想存在某種關係。有關中國人的時間觀和對時間的認知表征，在前麵的章節中已多有論述。在這裏我想特別提及的是，中國古代對時間不可逆性質的認識。這種認識體現在大量有關時間的論述當中。例如，西漢劉向給《管子·宙合》篇作的注是：“古往今來曰宙也”；還有《論語》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及《文選》中對墨家兩句佚文的注“時不可及，且不可留”等。這些論述表明古人已經認識到時間的不可逆性。[74]普裏戈金在《從存在到演化》一書的中譯本序中指出，現代物理學中的時間問題和觀察者所起作用的問題，帶來了西方科學的基本概念和中國古典的自然觀的更緊密的結合。[75]這可能意味著中國古典自然觀是他思考時間問題的一個思想資源。事實上，在他有關時間方向性的物理學著作中，他不僅轉述了李約瑟關於中國古代煉金術士是時間的操縱者的觀點，而且直接引述了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的原話，來佐證其時間的方向性、係統的“自組織”性等觀點。[76]應當說普裏戈金關於時間的不可逆性的思考與中國古典自然觀（包括時間觀念）的相互關係，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不可否認，當代物理學仍然是空間認知圖式及其幾何化表征占主導地位。學者蔡肖兵認為，在當代物理學中，幾何術語仍然是物理學理論建構的基本詞項；在時空性質、基本粒子特性和場的描述中，充滿了如度規、對稱、高維等這樣的幾何學術語，而一些物理特性正是從這些幾何術語中導出的。其中，量子力學中的“量子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態”幾何空間，各種粒子的物理特性和演化是由這些“態空間”表現出的“對稱性”映射到時空中表現出來的；量子性質的問題被轉化成為量子態空間和時空的幾何結構問題。同樣，對於統計的基本概念“概率”的要求表明我們在相空間所采取的是一種幾何概念。[77]如此說來，這些都與柏格森的“綿延”所要達到的目標相距甚遠，甚至讓人們相信，柏格森的綿延似乎永遠也不會被“表征”出來。但是，拋開柏格森的過於哲學化的思辨不論，當代整個物理學中的時間因素是在明顯增長著的，時間的認知方式也在漸趨明朗化，這也是一個基本事實。
上述情形表明，西方物理認知由空間信息組織向時間信息組織發生偏向的情況，是針對西方物理學而言的。實際的情況是，空間的信息組織方式並沒有完全消弭，它實際上是在一個新的層麵上與時間的信息組織方式發生了融合。例如，在玻姆的新物理學中，在一種未分割整體性的序列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隱纏著的”。時間序一般不再適宜於用來表達定律的基本序，或者說，無須賦予時間以基本地位就可以描述出基於隱纏序的整體結構；隱纏序作為一個整體並不等於相互分離且相互作用或關聯的對象的集合。如由量子理論可以推斷，在空間中分離並且不可能通過相互作用來聯係的事件是可以關聯的；這一推斷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不可能用其速度不比光速大的效應傳播對此作詳細的因果解釋。在玻姆看來，要找到一種沒有信號和量子態的有作為的新理論（又能強調微觀粒子對於宏觀環境的全域相關性），就必須建立一些關於序、度和結構的嶄新的觀念。在那裏，隱纏序是基本的，顯析序（從隱纏序中導出的一種由相互外在的、複現的和相對穩定的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對經驗領域提供說明）是第二位的、衍生的；隱纏序必須擴展為多維實在，應當被看作是一種高維空間的“卷入”與“展出”過程。[78]毋庸置疑，在玻姆的隱參量物理學中，時間與空間都是從隱纏序中衍生出來的。這種情況非常相像於東方哲學中通過沉思對時間與空間的超越。因為通常關於空間或時間的概念並不是終極真理。[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