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要問：中西語言的不對稱性對科學認知（思維）會產生什麽影響呢？一般來講，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或外在化的載體，有什麽樣的語言就有什麽樣的認知和思維式樣；科學認知與思維同樣也不例外。盡管如此，不同的語言到底是怎樣影響科學認知與思維的，還需要具體的、實證化的研究。應該說，在這方麵相關的研究並不太多。不過也有一些前期的工作。如前麵提到的洛根，就從語言的角度探討了中西科學技術旨趣與路向的不同的原因。該作者立誌從語言的角度揭開“李約瑟之謎”的謎底。他認為，拚音文字和字母表是西方文明之源，也是近代西方科學革命得以產生的有力工具。他說：“雖然中國人技術上占優勢，但為什麽科學發祥於西方而不是東方呢？因為字母表、典章化法律、一神教和邏輯都是西方特有文化要素，它們都是在西方形成的，它們為抽象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43]事實上，這種觀點應當說不是洛根所獨有的，他的老師與合作者麥克盧漢之前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在國內，學者李誌超提倡“漢語科技史”研究範式。[44]陳朝勇注意到漢語句子與構成句子的詞的關係是整體決定部分，而印歐語係正相反，是部分決定整體；前者反映在科學上最典型的就是中醫，後者則是原子論。[45]李曉茜、賀善侃（2009）論述了中西方語言差異分別對科學認知的影響。[46]下麵，我結合他們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思考，分別從六個方麵進行概要性的闡述。[47]
（一）指事狀物與切分配列。科學的語言分析始終麵臨著科學語言的指稱及其意義問題。然而，指稱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意義，意義也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指稱。“科學語言的詞和語句、命題以及理論，其意義是人們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內，對這個詞或理論所描述或指稱的對象的認識。這種認識對於一個科學術語或專名來說可能是其所指稱對象的某種或某些性質的認識，這個或這些性質就使得這一術語或專名獲得了一種獨特的意義；就科學理論來說，則可能是對某種事態或現象間關係的認識，這種認識以語句的方式記錄下來，就是理論的意義。”[48]科學史表明，科學語言從來就包含著指稱和意義兩個方麵。隻是一種語言可能有更多的指稱，一種語言則有更多的意義。
具體到漢語來說，由於漢語特別是漢字直接訴諸人的視覺器官，著力於視覺再現、摹寫現實世界，因此漢語在字詞的層麵上就是對外部世界和各種事物（包括物象及其含義）的直接描摹和記錄。這一指事狀物功能與自古以來中國先賢遵循的“觀物取象”“取實予名”原則是相一致的。例如，《周易》中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名以察，蓋取諸夬”（《係辭下》）。其中“夬”是《易》卦名，作事物的畫像。又如，老子言：“有，名萬物之母。”《老子·一章》這裏的“名”是指有著名稱所指的事物，有形質的東西。再聯係到名家的“天下無物，誰經謂指”（《指物論》）一說，可看出古代樸素的“指稱論”。我們可以說語言中的指稱論得益於哲學中的指稱論，也可以反過來說，語言中的指稱論影響了哲學的指稱論。對於科學認知來說，不管哪種指稱論，都具有接觸物象、獲取經驗的內涵。
李約瑟在其鴻篇巨製《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專門談到了中國古代的“植物語言學”問題。他指出，在構成漢字部首和語音字中，有大量“植物”成分。在214個部首中，至少有15個是以植物形狀為基礎的。有人因此稱中國文字為“樹狀書寫體”（tree-writing）。而這種樹狀書寫體“在中國的象形和表意文字中，從開始起就潛藏著分類學原理。當然這從來也不是係統或和科學設計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像一株植物那樣”[51]。這一例子說明，漢語是某些“前科學”分類的工具之一。當然，超出了外在形狀的相似性，漢語的偏旁部首並不構成標準的構件，因而不是李約瑟所說的“科學”的分類工具。許多情況下，它們是模糊的、隨意的。
對於西方拚音文字或字母語言來說，由於語音的有限性與事物的無限豐富性之間的矛盾，語音反映或記錄事物的過程是一個通過思維和意識切分對象、符號配列與標記的過程，而且這種切分、配列與標記過程一開始就體現於事物的屬性和性質方麵，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隨著人類抽象思維的發展和語言語音符號的係統化，在人的自由精神創造活動中，語音切分、符號配列和標記事物屬性的任意性、約定性逐步呈現出來；語言與事物（世界）的關係，由感性表象的“同構”發展成知性概念的“建構”。在這裏，詞通常不是直接指向現實世界，而是直接指向符號（準確來說是指向聲音符號），即把現實世界等同於聲音符號世界；世界之“真”，許多時候並不在於語言符號與世界的同構或一致，而在於語言符號本身是否一致。就像一組詞能否很好地組合起來，表達一個完整的句子，進而表達所要表達的對象那樣。對此，洛根從西方科學的意義上對字母語言造成的影響作用進行了評述。他認為，字母表係統是一種組織信息的方式。它通過對語音的解析（分解成基本的音素），助長了西方人抽象和分析的能力，即撇開表象的因素，對質的屬性進行概括與分類。這樣，“字母表是抽象和分類的範式，除了這個功能之外，字母表還是分解和分割的範式。字母表把語詞分解為音素和字母。希臘人原子態的思想，即一切物質均可分為原子的思想和字母表有關係”[52]。
從科學邏輯的角度來看，與漢語更偏好用種概念的詞相比，歐洲語言則更偏好用屬概念的詞。這樣，在認知事物的“類”的方麵，歐洲語言不僅能夠有效地做出種屬的劃分，而且能夠從“類”的外延方麵去認識類之間的各種關係。因為，“種所確定的性質的範圍要比屬所確定的更寬泛。因為說‘動物’，就要比說到‘人’包含得更多”。[53]當然，對概念外延的把握，並不是那些感性事物的描述和羅列，而是對其屬性和特征的概括，因而它仍然是一種分類，一種對事物之間差異性的認知。而這種作為概括外延屬性的屬性詞在英語中常作頻繁使用的定語。
（二）經驗觀察與理論概括。20世紀上半葉，邏輯經驗主義將科學語言區分為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兩大類。所謂觀察語言是指對那些可直接觀察的物體或物體性質進行描述的術語及其邏輯常詞；所謂理論語言是指對那些不可直接觀察的事物或事物的屬性進行描述的術語及其邏輯常詞。如邏輯經驗主義者A.J.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所說：“我用‘觀察陳述’這個詞組來代替‘經驗命題’，去指一個‘記錄現實的或可能的觀察’的陳述。”[54]不管邏輯經驗主義關於兩種語言的劃分今天看來有多少局限性，但區分不同性質的科學語言對於人們正確認識不同的科學認知和思維類型，仍然是有幫助的。試舉例如下。[55]
例句A：“飛鳥之影，未嚐動也。”（《莊子·天下篇》）
B：“你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越過無窮的點。在你穿過一定距離的全部之前，你必須穿過這個距離的一半。這樣做下去就會陷入無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間中都有無窮個點，你不能在有限的時間中一個一個接觸無窮個點。”[56]
例句A：“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57]（《呂氏春秋》卷十五）
B：“凡是物體被推動的地方，都需要存在某種不動的東西。”（亞裏士多德）
例句A：“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考工記·輈人》）
B：“任何速度一旦施加給一個運動著的物體，隻要除去加速或減速的外因，此速度就可保持不變；不過，這是隻能在水平麵上發生的一種情形。”（伽利略）[58]
例句A：“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59]（《舊五代史·曆誌》）
B：“從太陽到火星的矢徑在相等時間內畫出相等的麵積。”（開普勒）
例句A：“動靜相摩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以化雹也，飲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60]（譚峭：《化書·動靜》）
B：“熱本身，它的本質和實質（性質）是運動，而不是別的什麽。”（F.培根）[61]
例句A：“注水於瓶，閉一竅而水不得出，氣守之也；置水於盎，覆匏而水不得入，氣拒之也。”（莊元臣：《叔苴子·內篇》卷三）[62]
B：“一個密閉管子中的水銀柱所以處於一定高度，是由於水銀壓力和外部空氣壓力相平衡所致。”（玻義耳）
從以上例句中可看出，漢語句子中的詞匯如“飛鳥”“劍”“輈”“星”“雹”“瓶”以及“影”“自舟中”“疾馳”“燥濕”“置於盎”等，大都是具體可感的；英語句子中的詞匯如“距離”“空間”“物體”“速度”“矢徑”“運動”“壓力”等，都是不可或不大可直接感知的。其次，漢語句子多為對事實和經驗的敘述（描述），歐洲語言句子多為對事物及其屬性的判斷。雖然從意義的層麵上說，漢語科學的描述同樣揭示出造成某一現象的原因，但這種解釋至少在語句的層麵上是描述性的，並且是就特例而言的。
經驗性的觀察與描述通常形成所謂“綜合命題”：有一個陳述（命題），它的真值函項主要取決於它所陳述的事實成分是否源於觀察經驗；如果是，那麽它就是一個綜合命題（且不論真假）。而理論概括往往容易形成所謂“分析命題”（當然“概括”不是形成分析命題的唯一途徑）。對此，康德曾指出，不能通過謂詞給主詞的概念增加任何東西的判斷，就是分析判斷（分析命題）。這種判斷具有先驗的性質。例如，“螞蟻或者寄生，或者不是寄生的”則是一個分析命題，因為這是一個“或者P真，或者P不真”的分析命題，我們隻要用邏輯規則就可以判斷其真假。根據這個標準，我認為漢語科學多表現為綜合命題，歐洲語言科學多有分析命題。茲再舉例如下。
例句A：“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周髀算經·經卷上》）
B：“在直角三角形斜邊上的正方形等於直角邊上的兩個正方形。”（畢達哥拉斯）
例句A：“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淮南子·說山訓》）[63]
B：“任一直線段的重心是該直線段的中點。”“圓的重心就是圓心。”（阿基米德）
例句A：“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這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朱子語類》卷三）
B：“虛空這一名詞的通用意義並不是指一個絕對沒有任何事物的場所或空間”，“虛空中既有廣袤，則它也必然包含一個實體”。（笛卡爾）[64]
同樣是對勾股定理、重心（本末）、虛空（氣之聚散）的陳述，漢語科學多是對事實有所陳述（描述），而歐洲語言科學則多為從命題的符號定義和邏輯規則中“分析”“判斷”其內涵（真假）。
（三）聯想類推與邏輯演繹。漢語屬於意合語言，其組合不受形態成分的約束，主要取決於語義上的搭配是否合理。由此很容易導致一種非形式的思維而強調語言的上下文整體意義、修辭意義，甚至“言外之意”。同時，意合語言強調語義、意義的內在聯係，因而也很容易形成一種以事物的相近、相似、相類為基礎的“關聯性思維”或聯想思維。
表現在科學認知上，就是通過表象和意象來建立關於對象的聯想關係模式。這當中，把握事物之間類同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墨家很早就提出了“類”的概念，有“以類行”“以類取，以類予”“有以同，類同”的思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更是明確強調“合同異”“畢同畢異”的主張，即通過對各種現象的“同”和“異”的觀察，將不同的現象分別歸為不同的類屬，再將所要認識的現象同某一類屬的現象進行對照、比較，以認識這一新現象的屬性和特征。通常這一類比的過程是在兩個具體的現象間進行比較，其目的是由未知到達已知，由個別到達一般、再回到個別。最常見的形式是“譬喻”“比類”。所謂“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墨經·小取》），“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淮南子·要略》），“比者，附也。興；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65]（《文心雕龍·比興》）等講的就是這方麵的重要性。正是通過“譬喻”“比類”，看似不相關的事物被聯結起來，思維的創造力得以激發。
例如，古人很早就有了運動的相對性的樸素觀念。然而，這個相對性觀念恰恰是通過取象比類獲得的。如“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張華：《博物誌》卷一）。又如，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以《易經》中“未濟”的卦象來說明鋼鐵錘鍛和淬火的原理。因為“未濟”的卦象是離（火）在上，坎（水）在下，火炎上，水潤下。所以，水火不相交，產生不了相互作用。把這個道理用在鋼鐵工件上說明，鋼鐵工件不夠堅硬就是因為水火沒有發生相互作用。因此，必須通過淬火的方法，使燒紅的鋼鐵工件驟然浸入水中，達到水火相交。這樣，鋼鐵工件才夠堅硬。[66]宋應星還說：“物之衝氣也，如其激水然。氣與水，同一易動之物。以石投水，水麵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以次而開，至縱橫尋丈而猶未歇。其**氣也亦猶是焉，特微渺而不得聞耳。”（《天工開物·論氣》）[67]這是運用類比法由水波推知聲波。當然，漢語的形象性、強調“神似”，而不在意“形散”的思維傾向，又非常不利於注重形式嚴謹的演繹推理的發展。這是它的弱點。
再看歐洲語言。它依靠詞和句子的形態變化組織結構而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的特征。其中，“S是P”這樣的句子結構成為形式邏輯的基礎。也就是說，語言的係詞是具有形式意義的邏輯聯接詞，它能夠保證抽象概念的同一性；通過主謂結構和係詞聯結，可以獲得概念的定義，進而把握事物類的外延與內涵。研究表明，從類概念的外延方麵去認識類之間的關係正是發現三段論的必要條件之一。因為要知道一個三段論是否有效，就必須從概念的外延方麵去考察大前提、小前提及其所推出的結論三者之間的聯係是否有必然性。[68]除了明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歐洲語言的結構還依靠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邏輯關係來建立。這種關係就是演繹推理的各種規則。
有學者已經注意到西方數學的“語形”特征。如歐幾裏得幾何學，其基本特征或基本過程是，首先確定初始符號，以此表征若幹不直接定義的公設和公理，再依據一定的合式公式或推理規則，由公設和公理推演出一係列定理。這樣，歐氏幾何學就成為由一組初始符號、公設、公理、定理等組成的嚴謹、完備、獨立的形式係統；或者說，是一個依據基本的公理和規則而形成的演繹係統。同樣，非歐幾何也是一套形式係統。例如，黎曼幾何是基於不同於歐氏幾何的第五公設而形成的演繹係統。在黎曼幾何的推演中，一個新的數學分支——拓撲學得以產生。而在拓撲學的各分支中，根據不同的公理進而又推出點集拓撲和組合拓撲。其中，組合拓撲又經過一係列推演在微分流形上發現了“纖維叢”。可以說，形式化的數學體係是以形式的推演為動力基礎的，它通常不考慮數學符號、數學命題的具體含義，而側重於數學符號和數學命題之間的關係，具有典型的“語形”特征。[69]即使涉及語義方麵，它也是力求通過形式手段加以處理，在形式的關係中蘊含著“語義”的成分。
（四）整體觀照與本體探源。張東蓀在《從中國言語構造上看中國哲學》等文章中指出，中國人不大講“being”，即存在，而卻非常注重講“becoming”，即變化。我認為，講變化（becoming）是離不開“整體觀照”的。例如，在漢語科學思維中，道、氣、陰陽、五行、八卦等範疇，既是變化的也是整體的。它不像西方科學那樣，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離、取舍、抽象，隻突出其共性的、本質的屬性；而是著力於在自然狀態下對研究對象的整體功能和演化狀態的把握。當研究對象因其複雜、多變、隨機而難於把握和認知時，則力圖於從現象層麵對之進行描摹與刻畫，而不求其確定性、精確性。如對於“氣”的概念，中國古代沒有古希臘哲學家那種“屬加種差”式的定義。老子說：“天地之間，其猶橐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老子·五章》）這裏，老子把天地看作是一個大風箱，出入其中的自然是“氣”（“氣”作為主語被省略掉了）。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莊子·逍遙遊》），“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莊子·齊物論》）。這是對“氣”的特征、功能的描畫，是一種整體觀照。《大戴禮記·保傅》說：“元，氣之始也。”這裏提出了“元氣”概念，但並不是對“氣”的定性。許慎《說文》解釋說：“氣，雲氣也，象形。”而“雲，山川氣也”。段玉裁注：“氣本雲氣，引申為凡氣之稱。”這也不是對“氣”的定義。可以說，“氣”的概念和術語雖然大量地存在於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典籍中，卻沒有統一的界定或定義。這的確是漢語科學和漢語思維使然。
再看歐洲語言科學。其分析性、本源性思維集中表現在以句法為中心的組織結構過程中。如前所述，古希臘語有清晰、嚴格的主謂結構，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判斷，係動詞“to be”所關涉的正是判斷句所要陳述的對象本身。在此基礎上，古希臘甚至整個西方的邏輯學、哲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判斷係動詞為入口進行全麵探索和建構的。因為，係動詞to be不再單純是一種語言形式，它本身即蘊含著對“存在論”“本體論”的探索。研究表明，古希臘“本體論”中on是being的另一種形式，由希臘文εīμí翻譯過來。在希臘文裏，εíμí可以用陳述句的形式出現。例如εστí υ就是εíμí的現在時主動語態第三人稱單數陳述句，英文譯作it is，漢語譯作“它存在”。[70]從哲學的觀點來看，西方語言主語句或主謂結構的形成，體現了西方人對主—賓的二分以及自然對象或本體的不斷追問。古希臘哲學家以不同的方式對身邊的世界發問：世界的本原是什麽？什麽是正義？什麽是勇敢？什麽是美？什麽是善？這種發問往往追根尋源，直指對象的本質特征和固有屬性及其各種規定性。這在哲學上的最直接後果便是將對象區分為“實體與屬性”“本質與現象”兩個方麵，並形成分析性的思維。
對對象有所追問，就是有所判斷，而判斷在語言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形成定義。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說法，定義是表達事物的本質的詞組。定義的兩個元素是：屬和種差；定義的方法，即屬加種差，因為隻有屬和種差述說本質。這樣，定義就成了形成科學概念的前提。為說明問題，試舉兩例。
例句A：“圓，一中同長也。”（《墨子·經上》）
B：“圓是由一條線包圍成的平麵圖形，其內有一點與這條線上的點連接成的所有線段都相等。”（歐幾裏得：《幾何原本》）
例句A：“方，柱隅四權也。”（《墨子·經上》）
B：“在四方形中，四邊相等且四個角是直角的，叫作正方形。”（歐幾裏得：《幾何原本》）
在例子1B中，被定義概念是“圓”，屬概念是“平麵圖形”，而“一點與這條線（指平麵圖形之線）上的點連接成的所有線段都相等”則是與“圓”的“種差”。兩者外延相等。可是，例1A沒有屬概念，隻有兩個種概念“圓”“一中同長”。原文是指兩個概念類同。雖然在《經說上》的解釋中，有“圓：規寫攴也”（《說文解字》：“攴，輕擊也。”）的說法，但其意思是指，用圓規輕輕地描寫出來的就是這樣的圓。“攴”在這裏作副詞。顯然，這裏的意思也不是對“圓”下定義，而隻是一種描述。是把一個抽象概念與一個與之相聯係、相類同的感性活動聯結了起來。非常類同於邏輯經驗主義的“觀察語句”。
當代量子物理學家、科學哲學家玻姆（David Bohm）指出，現代語言仍然是以主—謂—賓為基本結構的。這種語言及其思維本質上是“碎片化”的。“這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結構，它在整個生活中導致的功能是使思想傾向於把事物分割成獨立的實體，這些實體被認為是本性上固定不變的。當這種觀念被貫徹到底時，人們就會獲得這樣一種流行的科學世界觀：認為任何事物最終都是由一組有固定本性的基本粒子組成的。”[71]可謂一語中的！
（五）時間生成與空間構造。漢語的時間偏向在古代哲學和科學思維上都有所體現。如《周易》就是一部記錄時間生成過程的典籍。其時間思想可分為兩部分。一是以時間解釋宇宙本體的部分，二是描述時間過程的部分。其中，“陰”和“陽”兩個詞的意義就是對生成變化的最簡單、最基本的描述。有陰陽，於是才有“易”。不過，作為這套範疇和係統的核心概念“易”曆來就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易”取象形文字，即日、月為易；有的認為，“易”字即由“蜥蜴”之蜴演化而來，取意於該動物的長壽，且有膚色變易之內涵；還有的認為，“易”乃“簡易”之“易”。所謂“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係辭下》）。通觀這些解釋，其大都與時間或變易有關。可以這麽認為，“變易”正是“易”的本質。有了這個哲理做基礎，“易數”便通過陰陽的組合構成八經卦，後又構成六十四重卦，從而形成“八卦成列，像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的宇宙生成變化模式。而這個宇宙變化模式並不僅僅是一套抽象的符號係統；它實際上反映了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過程。包括天文地理、社會人事等，莫不如此。例如，在中醫中，《黃帝內經》從“人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的思想出發，以陰陽五行、髒腑經絡學說為指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醫時間理論。其中，“五運六氣說”以天幹、地支為符號，以五運六氣錯位配合為模式，推演出氣候的大致情形及每年中各個“運季”“氣時”的氣候特點，指出氣候常、變對人體健康和疾病的影響，闡明了氣候周期性變化與疾病的內在聯係。[72]
雖然古希臘的哲學家不乏對運動、時間的思考，但他們更為感興趣的或占主導性的乃是空間問題。作為古希臘四大哲學家之一的巴門尼德，通過對“存在”與“非存在”的思考，強調了“存在者”的不變性；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為無數不可分割的“原子”運動設想了一個“無限的容器”；柏拉圖通過對幾何學重要性的強調，把構成萬物的水、土、火、氣四元素一概納入幾何模型的考量之中。後來的亞裏士多德雖然明確提出了“時間”範疇，但擺在十個範疇之第一位的仍然是“實體”範疇。他堅持認為，實體必須是具有確定性和不變性的東西，這種確定性和不變性的實體肯定是存在的，並且是構成萬事萬物的基礎。總的來看，雖然我不能完全認同“根本不存在諸如希臘的時間觀這樣的東西”的觀點[73]；但指出希臘人的“時間”更多的是一種循環的時間觀，是一種幾何化、空間化了的時間觀，無疑是正確的。正如法國希臘學研究專家安德烈·內埃（André Neher）所說：“希臘人抓住了有形事物背後的可悟性。他們保存的不是真實的禮儀，而是其意義；由此對空間的解釋和探究，以一種煥然一新的形式在哲學和科學中得到了揭示，這兩者都是以空間性質和幾何學性質開始的。縱觀希臘哲學的整個演變過程，它帶有這種起源的痕跡。在希臘哲學裏，時間在其牢固而真實的意義上從未被理解為一種實在，因為世界基本上依然是宇宙，一種不變的、有序的天地萬物，一種有規律的、可計數的運動，即空間。”[74]
前麵提到的沃爾夫曾經詳細探討了科學語言中的空間化問題。他指出，歐洲人對時間和循環的意識中雖然確實有那種“變得越來越遠”的基本感覺，但語言中的數量表達方式卻不與這種主觀經驗相聯係，而是將時間“客觀化”為可以計算的數量[75]，或將漸行漸遠的和持續的時間客體化成一條線上的幾個點。這樣，綿延的、主觀體驗的時間意識被客體化、可間斷性、可計算的時間意識所取代。由於這樣一種語言和語法關係，歐洲人的時間意識總體上是貧乏的。雖然在句法的層麵上，物量化、客體化的時間意識被強製性劃分為現在、過去、將來等時態，似乎很強調動詞的時態，排斥了無時間性的斷定。但是由於現實說話時刻是確定時間關係的主要參照點，因此，以說話時刻為原點，之前和之後的時間均被空間坐標化了。仿佛提供了“絕對時間”的空間坐標參照係。表現在物理學上，最典型的莫過於牛頓力學中的絕對時空觀。所以說，“牛頓的空間、時間和物質概念非關直覺，它們是文化和語言的心像。牛頓是從我們的文化和語言獲得這些概念的”[76]。
（六）體悟默會與精確實證。中國古代賢哲出於對道與器、虛與實、形與神、有與無的辯證思考，對語言的地位與作用總是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有時甚至主張拋卻語言而直接把握天地人之“本意”。老子舉例子說：“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77]意思是說，“有”“無”是相互對待的，“無”也有“無”的作用。這一點用在語言上也講得通。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的作用是有限的。莊子深得老子這一思想精髓，並有更為細致深入的闡述。他以能工巧匠嫻熟精湛的技藝證明，世上有許多至妙之理、精微之技是隻能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如“庖丁解牛”典故中的“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導大窾，因其固然”（《莊子·養生主》）[78]等，便是如此。
對於漢語來說，以“意”統攝“形”的語言結構和特征必然要求語言的形態結構和規則服從和服務於語言的內容需要。從所要表述的外部世界來看，形象總是大於觀念的，事物總是多於範疇的；就主體參與其間而言，各種技能和探究活動中總有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地方，屬於“言外之意”。例如，當《考工記》中記載：“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79]如果一個未掌握鑄工技能、缺少鑄工經驗的人，憑此記載和描述便來鑄金，肯定是不夠的。因為，這個記載和描述雖然記有工藝流程和規則，但其中個人的默會知識並未訴諸紙麵：冶鑄的“火候”到底怎樣把握？所謂的火苗之各種顏色又如何準確識別？諸如這些都是默會的和不可言傳的。對於所謂“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後漢書·郭玉傳》）的境界，一定要用某種語言去表達，往往會舍本逐末，效果也不會好。
為了解決“言不盡意”與心傳口授之間的矛盾，古人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辦法。如古人很早就提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比喻和隱喻認知原則，效果非常明顯。
日本學者栗山茂久在《身體的語言》一書中，比較了中醫和古希臘醫學在脈搏感知與語言表達方麵的差異。他指出，中醫診斷脈象與希臘醫生測量脈搏之間的差異，不隻是理論上的，也是經驗上的。它不僅涉及對身體的認知與感知方式，也涉及語言的表達；後者同時塑造感覺的形成以及對手指感受的定位與命名。通常，中醫的脈診（如在手腕處的脈診）並不停留於生命或脈搏的某一體征（如有節奏的跳動），而是結合“望”“聞”“問”診，綜合感受脈象的各種訊信。在這個過程中，中醫對那些模糊感受的東西、語言表達不確定性的東西，甚至是主觀的東西，均能采取有效的辦法加以對待。“比喻”是其常用的方式之一。例如，對“浮脈”的描述，古代醫學家王叔和謂之：“舉之有餘，按之不足”；李杲謂之：“如空中之浮雲”；李中梓則稱之：“泛泛在上，如水漂木”；李時珍則加以潤飾道：“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厭厭聶聶。如循榆菜，如水漂木，如撚蔥葉。”這些在栗山茂久看來，其效果能夠讓人產生意象的聯想，也能比較準確地感受到脈象的特質。若再配以圖像化的脈搏圖和象形文字，更能夠使人們確切地掌握脈診的各種知識與技巧。而這與古希臘醫生追求脈搏測量的明確性和脈搏定義的清晰性，是截然不同的。他說：“中國的切診曆史與歐洲不同，從未出現要求明確語匯的呼聲，沒有對於定義的爭論，也不曾懷疑每個人對於語匯的含義認知是否相同。”[80]相反，歐洲“脈搏的論述者要求明確而直接的敘述，揚棄比喻的方式，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以管狀動脈這一明確清晰的形象來設想脈搏，也因為他們將其視為一種概念，一種存在於腦海之中的幾何形體”[81]。確實，西方科學嚴格遵循語言的形式化道路，把科學概念和範疇牢固地限製在語言結構的框架之內，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邏輯符號和數學的方法，使科學體係具有了精確性、抽象性和實證性的特征。
以上從六個方麵進行了分析和討論。應當看到，這六個方麵彼此之間不是截然分開的。例如，漢語的整體思維不僅表現在篇章結構方麵，而且表現在字詞、句子以及句組各個層麵。英語的分析思維亦然。也就是說，語言分析的各個層麵是交互影響的，隻是在每一個層麵上輕重程度有所不同罷了。我們在分析和比較中西科技語言和文本時，應當注意這一點。還要看到，由於係統的研究，特別是從中西語言比較的角度來分析語言對科學認知的影響的研究，尚未全麵展開，相關的舉證和論證更多的是從語言及其思維的一般規律出發來說明語言不對稱性對科學認知不對稱性的影響，而有關語言的不對稱性與科學認知和思維的不對稱性兩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相互影響，以及科學活動中的語言與思維到底有哪些獨特性及其內在規律等，尚缺乏細致而深入的總結概括，因而在此更傾向於將現有的研究看作尚待研究的方向，以期進一步論證和完善。
[1] 〔奧〕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郭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第79頁。
[2] 〔日〕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馬小鶴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頁。
[3] 一般分為“溶合型”（fusional）、“屈折型”（inflecting）和“孤立型”（isolating）三種類型。前兩者雖然混合了其他類型的某些元素，但其突出的特質是，用語音表示意義也表示關係，詞根可行內部語音變化，或用附加法來表示形態；在用語音表示意義的同時，用語序表示詞與詞的關係。這種類型說或分類法是語言中的詞的結構劃分方法。
[4] 轉引自胡明揚主編：《西方語言學名著選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第45～47頁。
[5] 〔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163頁。
[6] 〔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96頁。
[7] 〔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314頁。
[8] 〔美〕本傑明·李·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高一虹等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12頁。
[9] 〔美〕本傑明·李·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高一虹等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43頁。
[10] 〔美〕本傑明·李·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高一虹等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4頁。
[11] 參見王寅：《認知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12] 學者辜正坤將漢語歸屬於視覺文化，將印歐語歸屬於聽覺文化。參見辜正坤：《互構語言文化學原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13]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29頁。
[14] 〔美〕羅伯特·洛根：《字母表效應：拚音文字與西方文明》，何道寬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38頁。
[15] 何善芬：《英漢語言對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第26頁。
[16] 何善芬：《英漢語言對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第28頁。
[17] 清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文字學家孫星衍覆刻宋本《說文解字》，稱“孫氏重刊宋本說文序”。
[18] （漢）許慎：《說文解字》（影印版），（宋）徐鉉校定，北京，中華書局，1963。
[19] 袁毓林：《詞類範疇的家族相似性》，載《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20] 王寅：《認知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學出版社，2007，第150頁。
[21] 徐通鏘：《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22] 李誌嶺：《漢字、歐洲字母文字與中西思維方式的關係》，載《外語教學》2005年第3期。
[23]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範岱年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第48頁。
[24] 〔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88頁。
[25] 〔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67頁。
[26] 王力：《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國語法理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第472頁。
[27] 劉宓慶：《漢英對比與翻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第18～19頁。
[28] 王菊泉：《關於形合與意合問題的幾點思考》，載《外語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6期。
[29] 王吉祥：《從詞法和句法特點看古希臘語的思維模型》，載《學海》2008年第6期。
[30] 轉引自王路：《“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8頁。
[31] 轉引自王路：《“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6頁。
[32] 胡適：《先秦名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第41頁。
[33] 張東蓀：《理性與良知》，張汝倫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第346～349頁。
[34] 轉引自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第153頁。
[36] 周小濤：《從中西思維方式初探英漢句法差異》，載《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37] 〔法〕克洛德·拉爾：《中國人思維中的時間經驗知覺和曆史觀》，載〔法〕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1～64頁。
[38]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頁。
[39] 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第222頁。
[40] 參見謝信一（Hsin-I Hsieh）：《漢語中的時間和意象》（上），葉蜚聲譯，載《當代語言學》1991年第4期。
[41] 參見王路：《“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1頁。
[42] 何善芬：《英漢語言對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第299頁。
[43] 〔美〕羅伯特·洛根：《字母表效應：拚音文字與西方文明》，何道寬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89頁。
[44] 李誌超：《天人古義——中國科學史論綱》，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第32頁。
[45] 陳朝勇：《從漢語思維特點看中西科學思維的差異和互補》，載宋正海、孫關龍編：《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第93～96頁。
[46] 李曉茜、賀善侃：《中西方語言的差異對科學認知的影響》，載《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47] 為與“漢語科技”或“漢語科學”相對，特將歐洲語言範式的科學研究稱為“歐洲語言科學”。
[48] 劉誌學：《科學語言的意義與指稱》，載《哲學研究》1991年第11期。
[49] 以上觀點見李春泰：《漢語字和詞中的力學思想》，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年第4期。
[50] 梁宗巨：《數學曆史典故》，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第368頁。
[51]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一分冊），袁以葦等譯，北京、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10頁。
[52] 〔美〕羅伯特·洛根：《字母表效應：拚音文字與西方文明》，何道寬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85頁。
[53] 〔古希臘〕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第10頁。
[54] 〔英〕A.J.艾耶爾：《語言、真理與邏輯》，尹大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第8頁。
[55] 以下所列古希臘、近代西方科學典籍中的語句雖然已翻譯成漢語，但其與古漢語語句性質的區別，仍然十分清楚。
[57]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
[58] 楊仲耆、申先甲：《物理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第261頁。
[59] 戴念祖：《中國物理學史大係·古代物理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100頁。
[60] 戴念祖：《中國物理學史大係·古代物理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341頁。
[61] 〔英〕F.培根：《新工具》，許寶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317頁。
[62] 戴念祖：《中國物理學史大係·古代物理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122～123頁
[63] 劉安等編著：《淮南子》，高誘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73頁。
[64] 〔法〕笛卡爾：《哲學原理》，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第42頁。
[65] （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注釋》，周振甫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394頁。
[66] 李以渝：《試論古代科學的方法論》，載《大自然探索》1992年第4期。
[67] 轉引自楊仲耆、申先甲：《物理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第67頁。
[68] 馮必揚：《試論我國古代哲學家未能發現三段論的原因》，載《哲學研究》1999年第8期。
[69] 郭貴春：《隱喻、修辭與科學解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第162頁。
[70] 周春生：《“取譬”與“是”——從判斷係動詞看中西方文化哲學的生成和框架》，載《哲學研究》2003年第7期。
[71] 〔美〕戴維·玻姆：《整體性與隱纏序：卷展中的宇宙與意識》，洪定國等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第33頁。
[72] 參見周銘心、王樹芬：《中醫時間醫學》，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73] 〔英〕 G.E.R.勞埃德：《希臘思想中的時間觀》，載〔法〕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43～194頁。
[74] 〔法〕安德烈·內埃：《猶太文化中的時間觀和曆史觀》，載〔法〕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95～198頁。
[75] 〔美〕本傑明·李·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高一虹等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42頁。
[76] 〔美〕本傑明·李·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高一虹等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41頁。
[77] 沙少海、徐子宏譯注：《老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17頁。
[78] 謝祥皓：《莊子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88，第204頁。
[80] 〔日〕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陳信宏、張軒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第57頁。
[81] 〔日〕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陳信宏、張軒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