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文化世界裏，不同民族的語言林林總總、各具特色。早在18世紀，歐洲曆史比較語言學派開創了民族語言的比較研究工作。他們的成果告訴人們，理解一種語言就是理解一種民族文化和一種民族精神。其後，語言學滲透於人類學當中，成為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在當代，語言學和認知科學相融合，發展出語言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認知語言學。在這一節裏，我將著重介紹威廉·馮·洪堡特、本傑明·沃爾夫和萊科夫三位重要語言學家的有關論述。

先來介紹威廉·馮·洪堡特的觀點。按照歐洲語言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的觀點，世界上的各種語言大體上劃分為不同的類型[3]；每一種語言體現著一定的民族精神。正如威廉·馮·洪堡特所說：“沒有語言，我們的心靈就不會有任何對象，因為對心靈來說，每一外在的對象隻有通過概念才會獲得真實的存在，一個民族的語言多少世紀以來所經驗的一切，對該民族的每一代人起著塑造成型的影響。”[4]例如，英語與漢語對各自民族精神就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由於英語是一種語音形式主導的語言，因此，“一種與英格蘭民族性相維係的智力潛能在起著作用，它有時反映在思維的迅捷和果斷上，有時則體現在嚴肅的熱情之中；正是這種智力潛能努力要使在意義上得到強調的要素在語音上也獲得壓倒所有其他要素的優勢地位”，由此“英語便構造出了從重音和發音上看奇妙無比的詞的結構。語言需要強有力的重音，需要精確地區分重音的細微色彩，這種需要無疑在英格蘭人的民族性中深深地紮下了根，所以，英格蘭人才會特別關心語言的這個方麵。”[5]換言之，這種音節的高度分節性、分辨性有效地促進了英語民族的細節分析的思維方式的發展。

但是，“在漢語裏，不可能發生保持言語聯係需要的詞形變化，因為漢語的語音結構已經固化，它嚴格地把音節相互區別開來，阻止音節發生形變和組合”[6]。因此英格蘭民族語言中所具有的豐富的形式（語法）標記在漢語中是缺乏的。而中國人“之所以沒有走上發明字母文字的道路，當然有一定的原因。由於漢語口語從來不把聲調與聲調融合起來，這些聲調也就並不怎麽需要單獨的記號；聽覺怎樣感知語音單位，這些語音單位便怎樣由文字記錄下來。人們從象形文字出發，而不向字母文字發展，於是就構成了一種富有藝術性的、任意地建立起來的符號係統；在這個係統中，具體符號之間也存在著相互聯係，隻不過這種聯係始終是概念的而不是語音的”[7]。應當說，威廉·馮·洪堡特對漢語的分析把握住了主要方麵，這就是漢語不像英格蘭語那樣，注重於語音方麵，並有精細的切分。但漢語也有優點，這就是高度的結構一致性、用非語音的方式來表示形式關係等，這些又是英格蘭語所做不到的。

其次介紹沃爾夫的觀點。在前麵的介紹中已經指出，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沃爾夫通過對美洲語言、非洲語言、漢語、藏語以及土耳其語言的研究，發現這些語言與歐洲語言有著明顯的差異。相比較歐洲語言，美洲語言能夠更好地接近和表現自然及各種事物關係。例如，霍皮語中的動詞有特別豐富的體（aspect）和語態（voice），極具表現力，其動詞中沒有客體化的時間基礎，也就是說，客觀化的時間在他們的語言中被當作主觀意識的連續體來看待。而且，現實的事物或事體被當作過程性的“事件”（更確切地說是“事件中”）來加以處理。根據這些發現，沃爾夫指出：“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種新的相對論。該理論認為，同樣的物質現象並不能使所有的觀察者對世界產生同樣的認識，除非他們的語言背景相近，或是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得到校準。”[8]這就是著名的沃爾夫“語言相對論原則”（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

沃爾夫特別比較了歐洲語言和美洲語言分別對科學思維的影響。他說：“英語中的術語，如‘天空、山巒、沼澤’（sky，hill，swamp）使我們將連續的自然中某些難以捉摸的方麵看作是獨立的物體，就像桌子或椅子那樣。所以英語以及類似的語言使我們相信，宇宙是與詞相對應的獨立物體和事件的集合。古典物理學和天文學就蘊含了這樣的圖像——宇宙是由相互分離、不同大小的物體集合而成。”[9]而美洲語特別是霍皮語能夠以事件進程的方式（包括主觀體驗）來描述時間。同時，“我們已經看到霍皮語如何細致地描繪出可以被稱為‘原始物理學’的特定領域，看到它如何根據形變過程的基本類型，將所有振動現象加以分類，其分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真正的科學精確性。霍皮語對自然界某個領域的分析可以自由延伸，總體上與真正的物理學並行不悖。這種延伸非常適合用來分析完全屬於現代科學技術世界的大量現象——機器和機械裝置的運動、波動過程和振動、電力現象、化學現象。這些現象霍皮人從未聽說過或想象過，我們自己也不知該如何確切地命名。事實上，霍皮語能比我們最新的科學術語更好地處理這些振動現象。”[10]據此，沃爾夫大膽地做出一種判斷：近代以來的科學世界觀是根據西方印歐語言的基本語法特征概括而成的，它並不代表人類科學（理性）的頂峰；現代科學要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突破西方印歐語的“方言”（dialects），徹底擺脫機械的、實體性的、空間化了的宇宙觀和思維方式，通過吸納包括霍皮語在內的美洲語和非洲語的營養，以便在更高層次上構築新的宇宙觀和思維方式。

最後介紹萊科夫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認知語言學為我們認識印歐語與漢語的差異提供了新的空間。認知語言學（包括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言理論）把語言看作是與人的大腦神經構造和心智模式相關聯的認知現象，強調用自然科學或實證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活動背後的認知機製。以著名語言學家萊科夫為代表的所謂“第二代認知科學”進一步強調語言活動的客觀現實前提和感性活動基礎，把語言的生成看作是客觀現實、生理基礎、具身經驗、認知方式、知識結構等多種主—客體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一反傳統語言理論中把語言看作是自治的、抽象的形式化係統的觀點，主張以概念的結構和意義研究為中心，通過對語言認知過程中原型範疇、意象圖、認知模型以及隱喻諸環節的分析和研究，全麵闡述語言構造的機理及功能作用。例如，萊科夫等認為，抽象概念之前的身體經驗至少存在兩種結構：①基本層次結構（basic-level structure）：如“家具—椅子—搖椅”“交通工具—汽車—賽車”等，這顯示了人類範疇的一個基本層次結構，包括上位範疇（superordinate category）—基本水平範疇（basic-level category）—下屬範疇（subordinate category）。②意象圖式結構（image-schematic structure）。指那些在我們日常活動經驗中反複出現、相對簡單的結構和空間方位關係。前者如容器（container）、路徑（path）、力—動力（force-dynamic）等圖式；後者如部分—整體（part-whole）、中心—邊緣（center-periphery）、近—遠（near-far）等圖式。意象圖式是通過身體活動來理解的。[11]

認知語言學理論是作為以瑞士著名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主義為代表的西方主流語言學傳統的對立麵而提出來的。後者以西方分析哲學和數理邏輯哲學為基礎，熱衷於語言的形式分析、抽象概括和演繹推理，把語言看作是與人的感性活動、心理狀態、意義生成等完全相隔離的純客觀的係統。應當說，這種傳統理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出印歐語言的基本特征，可看作是西方文化中生長出來的“本土”語言理論。其不足是，它不能充分概括印歐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現象以及西方語言自身發展中所出現的新現象。新的認知語言學恰恰突破了傳統語言學理論的桎梏，注意到傳統語言學所沒有注意到的語言現象。它基於認知科學視角所展開的研究，使人們認識到不同語言的差異的來源應當從認知方式、概念結構的差異中去尋找；使人們認識到任何語言都有其客觀前提和人的感性活動基礎，語言的形式與語言的內容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等。其中對語言象似性（iconicity）、語義分析和隱喻等方麵的強調，為說明印歐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現象開辟了新的道路。我認為，認知語言學所開辟的新道路以及國內學者對漢語認知現象的深入研究，為進一步揭示出印歐語與古漢語之間的不對稱性以及這種不對稱性的認知機製，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