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知的角度來看，上述研究大都屬於曆史心理分析的範疇。由於它所依據的主要是古代典籍，因而也可以說它們是一種文本分析；雖然沒有直接借用半球認知風格的概念和方法，但研究的結果客觀上提供了有關東西方科學思維二分模式的說明。隻是對東西方科學思維風格的把握，僅僅停留在曆史評定和文本分析層麵上還是不夠的。還應當借鑒和運用人類學、實驗心理學、跨文化心理比較與分析、認知科學的原理和方法，對具體的科學認知活動（通過科學家的思維活動表現出來）過程進行細致、量化的分析與測評。
一、案例分析
下麵，我依據賴丁的整體—分析、圖像—言語二分二維認知風格觀點和威特金的“場獨立”和“場依存”分析方法，具體分析中西方科學在“畢達哥拉斯定理”（或“商高定律”）發現與證明上所體現的不同認知風格。[51]
先看中國。中國上古時期勾股定理源於對直角三角形問題的討論，最早出現在《周髀算經》中。《周髀算經》記載：“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52]在這裏，商高的回答就是對勾股定理的一種表述，也是一種證明。因為它明確說明了證明方法。這就是，對一個寬為3個單位、長等於4個單位的矩形，使該矩形的對角線作為長度（邊長），再畫一個正方形，然後再用幾個同外麵那個半矩形相似的半矩形將這個正方形圍起來，形成一個方形盤。這樣，外麵那個寬為3、長為4、對角線為5的半矩形，合在一起便構成兩個矩形，總麵積等於24。然後從方形盤的總麵積49減去這24，便得到了餘數25。即以弦為邊的正方形的麵積。
在《周髀算經》卷上之二中還有一段“榮方”與“陳子”的一段對話。陳子回答說：“若求邪（同斜——引者注）至日者，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勾股各自乘，並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裏。”[53]這其中，“勾股各自乘，並而開方除之”一句被認為是普遍勾股定理的明確表達。到三世紀，數學家趙君卿在《周髀算經》注中所作的“勾股方圓圖”給予上述證明更直觀的表達。其特點是將兩個全等的直角三角形（三角形塗上朱色，它的麵積叫作“朱實”）合起來成為一個矩形。四個這樣的矩形圍成一個大正方形，中間留出一個小正方形的空格（塗上黃色，其麵積叫作“中黃實”，也叫“差實”），從而構成“弦圖”結構。很顯然，商高、陳子和趙君卿對勾股定理的證明是通過數值計算的方法給出的（李約瑟已認識到這一點[54]），而這個計算又是通過設置一個“背景”圖形，通過“背景”圖形與“弦圖”的比較而給出的（見圖7-2）。其證明（計算）的過程首先是從四個同等的矩形構成的大正方形入手的，即從整體出發，逐步分解小的圖形。其計算過程也是從大的數值（49）減小的數值（24），最後得到所求的數值（25）。
圖7-2 趙爽弦圖
圖7-3 歐幾裏得勾股定理證明
依據認知風格學者的觀點和方法來看待勾股定理問題就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數學家是從整體關係入手的。整個大正方形可以看作是證明的“背景”，而“弦圖”本身就是一個“隱蔽圖形”或“鑲嵌圖形”；“弦圖”是離不開這個“背景”的。在計算過程中，也是大數值製約小數值，至少最後的數值計算是離不開大數值的。這是典型的“場依存”認知模式或偏向於整體的信息加工方式。相反，歐幾裏得作出的證明首先是根據假設，然後再依據邏輯推演的內在規則給出。這當中，雖然它也構造出輔助圖形並通過連線相互連接，但各個圖形依據各自的命題陳述是各自分立的，隻有當它們通過各自命題所具有的內在蘊含關係，才能推導出命題（圖形）之間的相互邏輯關係。也就是說，各個圖形和各個命題陳述本身已經提供了內部的證明依據，不需要借助於外部信息（如數值計算、直觀的圖形比較）即可根據給定的定理和條件進行信息加工。就圖形本身而言，它在“主圖”與“背景”，“顯性圖”與“隱蔽圖”之間的層次關係方麵較弱，因而是“場獨立”型的或偏向於分析的信息加工方式。
雖然中國古代和古希臘對勾股定理的證明都引入了很直觀的幾何圖形，但仔細分析，兩種圖形在信息的表征方式上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國，除了文字表述以外，後人還配有很形象化的“弦圖”。這個弦圖與其說是為了便於邏輯證明，不如說是為了直觀的數值計算（可從不同色彩的正方形小方塊一眼看出）。[58]這一方法實際上就是後人總結的“數形結合”方法的來源。在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進一步明確提出“推理以辭，解體用圖”的原則，具體運用所謂“出入相補法”來證明“勾股術”。其基本原則就是“以盈補虛”。表達方式上是直觀的、形象化的。與之相反，歐幾裏得幾何證明的圖形雖然也是直觀的（其公設是依據於所謂純粹直觀），但它在證明過程中隻是起一種輔助作用。準確地說，它隻起一種圖示作用。對此，康德有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個別畫出的圖形是經驗性的，卻仍然用於表達概念而無損於其普遍性。因為這個經驗性的直觀中被注意的永遠隻是構造這個概念的行動。幾何圖形和輔助線充其量隻是協助心靈專注於概念的行動；許多時候，幾何圖形和輔助線甚至是可有可無的。[59]
二、心理測評
如果說文本分析所麵對的是“死”的對象物，那麽心理測評和跨文化心理比較與分析則麵對的是“活”的人（群）及其文化。該類研究屬於文化心理學的範疇，被認為是從文化與認知的角度探討思維方式，特別是東西方思維方式形成機製的核心領域和有效途徑。這方麵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心理學家尼斯貝特等人進行的跨文化實驗心理學研究。在一項研究中，他們對東亞（主要是中國和韓國）與美國的學生進行了由威特金及其同事發明的“場依存”杆框測試。在這個測驗中，向參與者展示了一個長長的箱子，箱子的盡頭安置有一根杆。杆可以不受箱子約束靈活擺動，而箱子作為杆的背景。參與者的任務就是指出杆在什麽時候是完全垂直的。框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對杆的垂直性的判斷造成影響。在這裏，框的方向影響人們對杆的垂直判斷的程度就是參與者對“場依存”的程度。測試結果表明，亞洲人具有更強的場依存性，也就是說，不參照框的方向而判斷杆的位置，這對於亞洲人來說要比美國人難。[60]尼斯貝特等人的這項實驗報告及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東西方人思維方式或認知風格上的重大差異，即東方人更多地從事物的相互關係中把握事物的整體和全貌，事物的背景因素參與到了事物的認知過程中，而西方人（包括當代美國人）則善於從事物的本身特性中認識事物的要素或“形式”，事物及其特質常常被從“背景”和“關係”中分離出來。因而前者具有明顯的“場依存”認知風格，後者則有較多的“場獨立”認知風格。這也是對我前麵關於勾股定理證明中的中西不同認知風格的“旁證”。
應當說，曆史定論、文本分析、跨文化心理比較與測評各有所長。但最為理想的做法是將上述三個方麵的路徑有機地統一起來，相互取長補短。由於科學史研究是對曆史上已經發生了的科學認知現象的分析，因此我更主張將文本分析與實驗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統一起來的做法。在這點上，我很讚成A.米勒的“科學史是認知心理學的思維理論的‘實驗室’”的觀點。他認為，可以把科學史當作“測量”不同認知和思維風格的“實驗室”來看待。他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在《愛因斯坦·畢加索——空間、時間和動人心魄之美》等著作中，米勒對科學史上的偉人的思維風格和創造性心理特征等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測評。[61]在他的研究中，科學家的思維風格不僅僅依賴於科學家本人的自我報告，也不單憑科學史、認知風格研究者的主觀判斷（論述），而是更多地求助於科學思維活動的“表征物”［這種表征物如果是一條線段的話，那麽它一頭牽連著人類科學知識體係的總和，另一頭維係著科學研究主體（包括研究個體）已經發生過的心理活動］。我將遵循米勒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將曆史定論、文本分析、跨文化心理比較等綜合起來對東西方科學思維風格特征特別是科學家思維活動進行測量和評定。所不同的是，為了使這種測評便於操作與“客觀化”，我認為適當的定量化處理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於東西方科學思維風格特征主要是通過具體的科學家思維活動表現出來的，測量和評定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有代表性的科學家思維風格。也就在一定意義上測量和評定了他們各自所代表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總體的科學思維風格。根據這些想法，我嚐試編製了一個《古代科學家思維風格和認知偏好測評量表》。主要內容如下。
（一）測評假定。本量表依據當代智力心理學因素分析學派的主要觀點，假定科學家認知活動中的心理能力（mental abilities）和心理偏好取決於不同的心理因素及其組合。這當中主要是借鑒美國心理學家吉爾福德（J.P.Guilford）的智力因素結構模型的方法，將科學家的心理因素分別歸為認知工具、認知方式和認知對象三個大類，形成“三維認知（思維）結構模型”（見圖7-4）[62]；三個維度的諸因素的不同組合形成不同的偏好強度，由此構成不同的認知偏好或風格。本量表假定，不同心理因素的組合形成兩個維度的基本的心理能力：形象—理智，綜合—分析。這兩類心理能力的“極化”表現即為某一認知心理偏好。
圖7-4 科學認知三維心理結構模型
（二）測評材料。心理學家斯騰伯格指出：“言語理解被認為是智力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它有許多別名，是差異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研究的主題”，“詞匯是言語智力的唯一最佳預測者”[63]。這個觀點對於主要依據文本測試和評估古代科學認知心理偏好的量表的製定，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本量表測評的材料為科學家“文本化”的心理表征物，包括科學詞語、命題（陳述）、公式、符號、定理、圖表、插圖（草圖）、原理以及實驗記錄、考察報告（筆記、遊記）、書信、日記、著作、實物模型（手稿複製件）、傳記（對曆史人物及其貢獻的評價）等。
（三）指標分解。為了便於對各種心理表征物進行量化處理，本量表依據“克分子觀”（a molar subapproach）將科學認知和思維的心理表征物分解成具有質的規定性的單元，並形成指標分解體係（見表7-3）。這個“單元”類似於幾何學中的“點”和物理學中的“質點”，但它又不是某些人所劃分出的所謂知識單元。如將牛頓第二定律：F=m·a劃分為，力（F）、質量（m）和加速度（a）三個知識單元。因為，這三個單元孤立起來不是認知活動中的心理表征因素。合理的做法是，從認知活動入手來確定相對獨立的單元。例如，關於希臘數學家丟番圖及其《算術》的心理表征是：希臘語，數的理論，文字式的符號，引入一個未知數及其符號，討論方程等。
表7-3 古代科學家認知心理表征指標分解體係
續表
續表
（四）評分依據。雖說凡是與科學認知活動相關的所有科學成果及其外部表現形態都可能被認為與認知的心理活動相關，都可能成為科學認知與思維活動的心理表征，但分析和測評活動是依賴於某些標準進行的。這些標準提供了某些評分的依據。例如，特定語言的使用本身就包含著對分析和測評結果的某種程度的判定；使用希臘語、梵語、拉丁語和德語的科學家，與使用漢語、日語、朝鮮語的科學家，其認知風格明顯是不一樣的。有關不同語言的差異及其對科學思維的影響，我將在下一章中有充分的論證。這裏隻是表明，語言是科學心理的表征物，是非常重要的測評依據之一。此外，還有數學類型、學科構成傾向等。由於標準的不同，作為影響因子，它們在評分過程中的權重是不一樣的。
（五）評分方法。在科學認知三維心理結構模型圖中，三大類12個子項目共同組成64種認知組合（4×4×4=64），即認知偏好狀態。這是一種三維度（或三因素）組合方法。例如，“現象”+“觀察與經驗”+“概念體係（原理）”。若按照“古代科學家認知心理表征指標分解體係”中的項目分數值計算，每單個認知組合的偏好程度可清晰反映出來，共有“0分”“±5”“±10”“±15”“±20”五個層次。然後，再將數值得分和偏好狀態直觀性地反映在可視圖上。本量表以各國通行的反映學科結構偏振度的學科結構圖（象限圖）為底本，同時借鑒奈德·赫曼的“赫曼大腦優勢量表”（Herrmann Brain Dominance Instrument，HBDI）對科學認知心理偏好進行歸類和圖形化。[64]所不同的是，所劃分的四個象限是：左上——理智，右上——形象，左下——分析，右下——整體。在這裏，我保留了斯佩裏關於大腦兩半球功能的非對稱性差異的主要觀點，即“綜合”（整體）與“形象”、“分析”與“理智”各自是相互關聯的基本觀點。（見圖7-5）
圖7-5 科學家思維風格和認知偏好全腦象限圖
需要說明的是，在認知偏好量表測評中，實際的情況是千差萬別的，絕不隻是上述64種組合所能概括的。為此，量表測評中，視三大類共計12個子項目的分值為基本分值（隻要該子項目中有一個小指標——認識的心理表征元素——即可得該子項的滿分）；若該子項目中繼續有小指標被測得，則以一小指標為一分，進行累加。
除此以外，為盡量避免量化測評帶來的簡單化和片麵性的不足，在量化測評之外，再另設“非量化評估”項。具體來說，一個完整的科學家思維風格和認知偏好測評應當包括如下若幹方麵：①研究方法，②研究對象，③研究成果，④語言（符號）使用情況，⑤自我評價，⑥個人經曆（受教育和學習的狀況等），⑦個人興趣愛好，⑧曆史評價，共八個方麵。其中，前五個方麵，屬於上述“文本表征”範圍，即通過將科學家獨特的科學文本心理表征量值化，再依據量表進行統計計算，以求得科學家個人的認知偏好狀況，它們是評定科學家認知偏好的主幹。若以百分比計算，它應占整個評估的80%。其他後三項為“非文本評估”或“非量化評估”，約占20%。主要原因是因為後一類評估具有外部的和動態的特性，其評估的程度隨著研究的深入（如某一傳記史料的發掘）和其曆史地位及意義評價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評估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方麵。（見圖7-6）
圖7-6 科學家思維風格和認知偏好度數值分布圖
（六）測評舉例。下麵試以東西方科學家（有代表性的）為例進行測評。（見圖7-7）這六組12位科學家分別是：[65]
第一組：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 墨翟（公元前約480～前390）
第二組：歐幾裏得（公元前300～？） 《九章算術》作者
第三組：托勒密（約公元100～170） 張衡（公元78～139）
第四組：斐波那契（1175～1250） 沈括（1031～1095）
第五組：達·芬奇（1452～1519） 阿維森納（公元980～1037）
第六組：伽利略（1564～1642） 郭守敬（1231～1316）
圖7-7 12位科學家心理偏好象限圖
從這六組“全腦四象限圖”中可以看出，對年代大體相近且兩相比較的科學家中，東西方科學思維之間呈現較明顯的差異。西方科學家大體偏左側，東方科學家大體偏右側。其中，歐幾裏得較多地定位在圖的左上方（A象限），《九章算術》作者較多地定位於右側兩個象限（D象限和C象限）。在中世紀中後期，隨著阿拉伯翻譯運動的興起以及阿拉伯實驗科學的西傳，歐洲科學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到了文藝複興時期，西歐的科學文化明顯呈現“東化”的“苗頭”。這一時期的兩位科學家達·芬奇和伽利略，他們的認知風格較多地移向右側。尤其是伽利略，幾乎呈現出完美的“全腦”格局。
三、幾點結論
鑒於東西方科學思維風格研究涉及的範圍較為寬泛、構成的因素較為複雜：既有神經心理方麵的，又有社會文化方麵的；既有宏觀的，又有微觀的等，在進一步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66]
首先，對東西方科學思維差異的二元劃分及“半球風格”的測評，應當從大的、主導性方麵入手，而不可拘泥於小的、非主導性的方麵。應當承認，有關東西方科學思維差異是否如此之大，是否有這樣一個二分二維特征，一直以來並不是沒有爭論的，但從大的方麵來看，認為綜合的、意象的思維和方法在東方人中占有主導地位，而西方人則以分析性、思辨性（抽象的邏輯思維）為主，是有根據的。我認為，這是我們認識東西方科學思維差異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們深入研究人類科學的認知結構的基本方法。事實上，在進行思維差異的二元劃分及“半球風格”的測評時，我更多是使用“偏好”一詞，其目的就在於試圖拒斥“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方法。這樣，當我們說到西方人的某些思維特征，例如，抽象的邏輯思維特征時，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注意到西方人中所存在的“直覺的”“意象的”的思維特征或方法。同樣，當我們談到東方人的意象思維特征時，也並沒有意味著對東方人的概括思維能力的否定。例如，老子的“道”，就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思辨性的概念。雖然這一概念的對象性指稱沒有西方人相近的概念那麽簡單明了，但它卻有相當的解釋力和通透力。我隻想指出的是，老子的“道”的思維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同時，始終伴隨著“具象”本身，始終沒有達到“抽象”的程度。另外，對描述思維特征的名稱或術語的理解也存在差異。如同樣是“綜合”與“分析”，東西方民族的認識和理解是有質的差異性的。以“綜合”為例，源於古希臘人的綜合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礎之上的，而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一開始就將自己的認知取向建立在綜合之上，盡管這是一種籠統而模糊的整體直觀的把握。因此，對這些方麵的認識又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許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日本學者中村元雖然並不認為存在所謂單一的“東方”特征，也不存在單一的“西方”特征，但他還是指出了東方諸民族之間在思維方式上所具有許多的相似性，並用“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作為他四卷本著作的書名，即他認為作為一個總體，“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是存在的。[67]
其次，在進行半球風格模式與科學思維風格匹配和評估時，必須注意區別個體認知層麵與科學共同體以及以文明板塊或文化區域為單元的東西方科學認知層麵的質的區別。相對說來，科學文化意義上的科學思維特征的分析與概括難以像腦科學、認知心理學那樣進行實證性研究；許多時候，類比的、定性的論證是不可缺少的。這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比較、匹配與評估時切忌簡單化與主觀性。我們既要看到大腦機能與思維特征和知識類型之間的某種相似性，又要看到它們兩者的差異性。否則在進行對比、匹配時就會出現差錯。前述D.普賴斯將“右半球”對應於“希臘人”“左半球”對應於“巴比倫人”，顯然是將兩兩相對的匹配搞顛倒了。因為，“圖形”並不等於“圖像”，更不等於“形象”，相對說來，它是一種簡約化、類型化了的空間形式結構；而“數量”和“數字”也並不等於整個數學，尤其不等於數學中需要邏輯推演和證明的那部分數學。
最後，應辯證地把握科學思維風格的變與不變的關係。沒有一種風格是一成不變的；即使是同一種風格類型，其內部也有不同的風格變體。作為對立的兩種思維風格，由於兩端之間的互動性、滲透性，它們在相互影響、改變對方的同時，自身也在發生嬗變。還要看到，曆史上的“東方”和“西方”，其地域範圍和其指稱的對象是在不斷變化的，並且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交流與互動，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那種設想某種思維風格的純而又純的性質的情形，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談論二分二維模式的存在都是在相對的意義上來說的。盡管如此，從不斷擴大的範圍和對立的兩端入手，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比較出鮮明的差異性，仍然可以在相對的、層次不斷轉換的標準下找到具有顯著差異性的二分二維模式。這說明，板塊文化或民族文化層麵上的科學思維風格總是相對穩定的，這種穩定性正是在這種風格類型下進行科學研究的個體從事科學研究的前提，也是一種特定的科學文化類型得以延續的原因。
[1] 本章出現的“類型”（type），“方式”（fashion，pattern），“樣式”（pattern，type，style，form），“偏好”（preferences）及“風格”（style）等術語，都在它們相近或共有的意義上使用。
[2] 〔法〕昂利·彭加勒：《科學的價值》，李醒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第175頁。
[3] 〔法〕昂利·彭加勒：《科學的價值》，李醒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第173頁。
[4]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吳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第373頁。
[5]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吳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第171頁。
[6] 〔法〕雅克·阿達瑪：《數學領域中的發明心理學》，陳植蔭、肖奚安譯，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第5頁。
[7] 〔澳〕D.R.比金斯：《科學心理學》，陳為、畢華譯，載《科學學譯叢》1988年第2期。
[8] 參見〔美〕D.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29頁。
[9] 阿瑟·I.米勒：《意象、審美和科學思維》，Liu Xingmin譯，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3期。
[10] Crombie，A.C.：“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Volume. London：Duckworth，xi，1994.
[11] Crombie，A.C.：“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Volume. London：Duckworth，xx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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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G.E.R.勞埃德：《古代世界的現代思考》，鈕衛星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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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葛瑞漢：《中國、歐洲和近代科學的起源：李約瑟的〈大滴定〉》，載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第137～160頁。
[16] 參見〔英〕R.賴丁、S.雷納：《認知風格與學習策略》，龐維國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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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美〕奈德·赫曼：《全腦革命》，宋偉航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第10～11頁。
[26] 傳統意義上所理解的東西方的概念較為寬泛，通常是指舊大陸的兩端。在這兩端之間，由於曆史的變遷和交往範圍的擴大，“東方”和“西方”的所指也是不斷變化的。例如，中古代以前，地中海以東的地方被稱為東方，到後來，“東方”的概念主要是指“遠東”地區。所以，在以下的論述中，我有時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印度文化看作是“東方文化”，有時又將它們作為“中間文化”或“混合型文化”看待。
[27] 〔美〕F.卡普拉：《物理學之“道”》，朱潤生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0頁。
[28] 〔美〕F.卡普拉：《物理學之“道”》，朱潤生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1頁。
[29]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北京、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04頁。
[30] （宋）朱熹注：《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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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沙少海、徐子宏譯注：《老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108頁。
[34] 〔德〕夏瑞春編：《德國思想家論中國》，陳愛政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第17～18頁。
[35]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第166頁。
[36] 〔日〕湯川秀樹：《創造力與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東西方的考察》，周林東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第51～52頁。
[37] 〔日〕湯川秀樹：《創造力與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東西方的考察》，周林東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第55頁。
[38] 參見張岱年、成中英等：《中國思維偏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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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D.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16～19頁。
[43] 〔美〕M.克萊因：《古今數學思想》（第一冊），張理京、張錦炎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第172頁。
[44] 許良英、範岱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第574頁。
[45] 〔英〕A.N.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第7頁。
[46] 〔美〕馬吉德·法赫裏：《伊斯蘭哲學史》，陳中耀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第182頁。
[47] 〔美〕卡爾·B.波耶：《微積分概念史》，上海師範大數學係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69頁。
[48] 〔日〕中村元：《比較思想論》，吳震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167頁。
[49] 〔美〕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珺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第50頁。
[50] 〔英〕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李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第40頁。
[51] 學者葉僑健不同意我關於大腦兩半球機能不對稱性與東西方思維差異之間存在的相似性與同構性的觀點，認為這隻是基於大腦功能偏側化的一種簡單外推。見葉僑健：《認識模式的左—右兩分法及其外推中的若幹誤區》（載《哲學研究》1995年第8期）一文。但事實並不如此。大腦功能偏側化研究成果的確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視角和分析方法，但它並不是我得出基本觀點的全部依據或唯一依據。對科學史、對東西方科學思維差異的實質性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麵。例如本章對中西方在勾股定理的發現與證明方麵所體現的認知方式差異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52] 程貞一、聞人軍譯注：《周髀算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2頁。
[53] 程貞一、聞人軍譯注：《周髀算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7頁。
[54]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第49頁。
[55] 梁宗巨：《數學曆史典故》，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第259頁。
[56] 〔古希臘〕歐幾裏得：《幾何原本》，蘭紀正、朱恩寬譯，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第41頁。
[57] 此證明采自梁宗巨：《數學曆史典故》，第262頁。
[58] 順便提及的是，印度數學也不求嚴格的證明，更多的是訴諸視覺圖形的直觀計算。他們對勾股定理的“證明”非常有趣。這些證明隻有圖形和加寫“請看！”字樣。
[59] 參見〔美〕斯圖爾特·夏皮羅：《數學哲學——對數學的思考》，郝兆寬、楊睿之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第78～79頁。
[60] Nisbett，R. & Miyamoto，Y.：“The Influence of Culture：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Percep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Vol.9，No.October，2005，10：467～473.
[61] 英國著名神經學家薩基在《腦內藝術館——探索大腦的審美功能》著作中，對科學和藝術史上的偉人的思維風格和創造性心理特征等也進行了分析與測評。
[62] 〔美〕J.P.吉爾福德：《創造性才能》，施良方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第41頁。
[63] 〔美〕R.J.斯騰伯格：《超越IQ——人類智力的三元理論》，俞曉琳、吳國宏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213頁。
[64] 〔美〕奈德·赫曼：《全腦革命》，宋偉航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第50頁。
[65] 這六組科學家思維風格和認知偏好的測評完全依照本量表的要求和程序進行。其心理表征物獲取的來源包括科學史著作、科學家個人的科學論著、有關科學家的研究文獻、科學家的傳記（包括自傳）、已有的曆史結論等。限於篇幅，這裏均未列出。
[66] 參見蔣謙：《東西方科學思維的“半球風格”》，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年第1期。
[67] 參見〔日〕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馬小鶴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