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半球認知風格理論的主要觀點來看，科學思維風格的劃分也是按照“二分法”模式進行的，所劃分的維度也能夠與賴丁等人的整體—分析、言語—形象二分二維模式大致契合。如“寬闊思維”更多地與“圖像”相關，而“狹窄思維”更多地與“語言”相合。現在，我將思維風格的劃分與命名加以推廣，由個體、共同體的（包括區域化的）差異擴展到東西方科學思維的“半球”層麵來加以比照[26]，看看東西方的科學思維是否也呈現所謂“半球風格”。我認為，首先介紹有關東西方科學思維風格的權威論述，猶如心理學家對受試對象的定性“測評”一樣，是很有必要的。有意思的是，有關東西方科學思維的論述大體傾向於“半球風格”論，即東方科學思維具有右半球風格特征，而西方科學思維具有左半球風格特征。此外，古埃及、古巴比倫、阿拉伯—伊斯蘭、印度（特別是其曆史上的某些時期）具有不同程度的“中間型”風格特征。

一、東方科學思維的右半球認知風格（這一風格類型集中表現在整體—圖像兩個維度）

（一）整體性維度

1.概述。在整體性維度上，東方人的思維大多強調整體性和綜合性。從最初的經驗性的直觀綜合到後來的係統性對待，莫不如此。在中國，不論儒家或道家，都強調整體的觀點，即認為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是一個整體，所有認識都必須從整體的高度出發。在這一思維框架中，道、理、太極、氣等是最基本的範疇；陰陽、五行、八卦等則是這一整體框架的基本圖式。例如，《周易》構築了一個宇宙論的整體圖式。該圖式把一切自然現象和人事吉凶統統納入到由陰（--）陽（—）兩爻所組成的六十四卦係統當中，並根據陰陽互相消長、五行相生相克、八卦激**推演的模式，涵攝與描摹著整個世界的運動與變化。這其中“天人合一”是一個根本特征。所謂“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篇）。體現在中醫裏，表現為人的身體各器官和功能不僅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係，而且作為有機體，人體也存在於天地之間，與天地之“氣”息息相通。同樣，在印度人那裏，神秘的宗教傳統掩蓋下的是對整體觀的普遍追求。“梵”是“世界之主”，它不具任何形態，卻又是任何具體形態的內在本原；不僅宇宙中所有的現象和對象是不可分割的統一的梵，而且領悟這些現象和對象的“我”也是梵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梵我同一”。在佛教那裏，“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指釋迦牟尼）說”。在佛教徒看來，大千世界，森羅萬象，無不因緣和合而生，無不置於碩大的因陀羅網之中。

2.評語。關於東方人思維方式的整體性，卡普拉評論說：“雖然東方神秘主義的各個學派在許多細節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全都強調宇宙的基本統一，這是他們的教義的主要特點。”[27]又說：“東方宇宙觀的兩個基本主題是：所有現象都是統一的、相互聯係的，宇宙在本質上是能動的。”[28]李約瑟的評語是：“許多現代的學者——衛德明、艾伯華、雅布翁斯基，尤其是葛蘭言（Granet）——已經把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那種思維命名為‘協調的思想’（coordinative thinking）或‘聯想的思維’（associative thinking）。這種直覺—聯想的體係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邏輯。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種思想方式。衛德明把它與強調外因的歐洲科學所特有的‘從屬’（subordinative）的思維做了對比。在協調的思維中，各種概念不是在相互之間進行歸類，而是並列在一種模式之中。而且，事物的相互影響不是由於機械原因的作用，而是由於一種‘感應’（induc-tance）。”[29]他本人將中國人的思維稱為“通體相關的思維”。

（二）圖像性維度

1.概述。在圖像性維度上，東方人的科學思維大多具有形象性、意會性、隱喻性和模糊性等特點。中國古代典籍有著非常豐富的“象論”傳統。如《周易》中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係辭下》），“天垂象，見吉凶”（《係辭上》）等論述。[30]這裏的“象”既指對象之“象”，也指主觀思維之“象”；通過這個“象”，既可“取象比類”，又可“尚象製器”。可見，意象或圖像思維在中國古代科學思維方法和技術發展中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31]也因此，中國古代思想家關於感知和感性經驗的論述是相當豐富的，並且更具有哲理性。[32]例如，在中國古代，感知器官被稱為“官”“竅”“天官”等。墨子說：“知，惟以五路智。”（《墨經·經說下》）老子提倡“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老子·五十四章》）[33]。《呂氏春秋》一書中用“觀”或“察”作為其篇名主題詞，並提出“八觀六驗”之法。漢代張衡講“效象度形”（《靈憲》）。宋代邵雍提出“不以我觀物，以物觀物”的“觀物說”。此外，中國古代的詩賦與文論如《詩經》《文心雕龍》《文賦》等，對形象思維也多有總結與論述。

2.評語。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聲稱，東方人的思維是直觀的和功利的。在近代，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一文中對中國傳統科學思維和認知特點的評語是：“他們善於觀察。”[34]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認為：“我們可以把東方式的思想叫做直觀。”[35]日本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湯川秀樹（1907～1981）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所擅長的並以他們的擅長而自豪的，就在於直覺的領域——日語叫作‘勘’（かん），這是一種敏感或機靈。”[36]又說：“類比是這樣一些方式中最具體的一種，它們把那些在一個領域中形成的關係應用到另一個不同領域中去。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很擅長的一個領域。表現類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37]

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思維類型進行了比較係統的總結歸納。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思維偏向》一書中，大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中國傳統思維具有直覺性、形象性、模糊性、象征性、類比性以及隱喻性等特點。[38]易學家朱伯崑（1991）認為，易學在中國傳統科技發展中有著重要影響，其思維方式可用“易科思維”來概括，其本質特點是“觀象思維”[39]。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嚐試從總體上作進一步的概括。哲學家王樹人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象思維”範疇。認為“象思維”乃是中國傳統思維的本質內涵和基本特征之概括。[40]中國哲學史家劉長林進一步用“象科學”概念來概括中國古代科技思維的本質。後文將有深入分析。

二、西方科學思維的左半球認知風格（這一風格類型集中表現在分析—語言兩個維度）

（一）分析性維度

1.概述。前麵談到希臘人是從整體的、總的方麵來觀察和認識自然的。但這隻是相對於後來的“形而上學”而言的。實際上，相對於東方人的思維，古希臘人更擅長於探討對象性世界的始基或本原，直觀性的整體世界圖景在他們那裏已經有了“分裂”的種子。例如，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便是分析的產物，即原子必須是在思維上進行分割、分離後才可獲得。這裏，認識和思維的重點在於對象的部分和要素，而不是對象的整體；部分和要素彼此之間是隔離的或構成機械加合關係的。其中也包括原子與虛空之間的分離：原子以外都是虛空；沒有虛空，便沒有原子。可以說，希臘人的思維很早便走上了分析的道路。到了近代，分析性的思維集中表現為存在與思維、物質與精神或肉體與靈魂的分離、對立。物質世界被看作是一個巨大的機械鍾表，其內部構造可以被拆卸為不同的零部件。例如，作為這個世界組成部分的人體是可以被解剖而加以認識的、由不同組織器官構成的“機器”。為了加深對自然對象的認識，科學研究強調學科的分類和細節的說明。

2.評語。關於這種分析性的思維傳統，恩格斯在談到15～18世紀的自然科學時說：“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曆史的聯係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方麵來逐個加以研究。”“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廣泛的總的聯係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把它們看作是運動的東西，而看作是靜止的東西。”[41]雖然這裏說的是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但古代的自然哲學就總體而言，何嚐不是分析的呢？誠如卡普拉所指出的，西方人的特點是“理性”和“分析”的。

（二）語言性（概念性、邏輯性、演繹性、思辨性）維度

1.概述。古希臘人很早就把語言和邏輯、語言和哲學看作同一個對象。古希臘語在語言技術上非常發達，有著很強的表現力。柏拉圖最先使用grammar（古希臘語意為“書寫的技術”）一詞。在他之前，詞法和句法的使用已經存在。研究表明，亞裏士多德學派的許多哲學和邏輯命題恰恰與古希臘語有關。他們常常通過更多地利用詞素和增加語法形態的數量來達到他們組詞配義、表述思想的目的。他們的語言技術（主要是指語法）為邏輯學打下了基礎。在科學思維上，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往往以定義的方式確定詞（概念）的內涵，並借助於邏輯推演的形式和規則，揭示所要證明的各個命題之間的關係，從而形成公理化乃至部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其中，歐幾裏得幾何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公理化的方法體係。亞裏士多德對這一體係加以抽象化和係統化，建立了以三段論為核心的演繹邏輯體係。這一體係對古代希臘和整個近代歐洲的科學發展起到了“定型”和“示範”作用。在近代，雖然以伽利略為代表的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對觀察和實驗給予了高度重視，但數學的、邏輯的方法特別是基於演繹推理的科學方法仍然起著支配性的作用。“假說—演繹係統”被廣泛地加以應用。進入20世紀，科學哲學中的“語言轉向”和數學領域中以希爾伯特為代表的公理化運動，似乎是西方分析和語言傳統的又一次勃興，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邏輯（語言）—數學方法在科學思維中的生命力。

2.評語。普賴斯指出，希臘科學的長處在於邏輯的、幾何的和圖形的方麵，“認真研究早期希臘，可以得到從我們非常熟悉的歐幾裏得那裏來的邏輯和幾何學的光輝形象，但總體而言缺乏計算知識的深度”“缺乏形象概念，不能使一連串數字變成超出單純數字意義的一個係統”[42]。美國數學史家M.克萊因指出：“Plato（柏拉圖——引者注）鼓勵人們在搞一種理論天文學，那裏的問題能使人賞心，但並不為了能使人悅目，那裏的對象能為心智所領悟，但不能為肉眼所察覺。”[43]愛因斯坦在1953年寫給J.E.斯威策（Switzer）的信中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係（在歐幾裏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係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複興時期）。”[44]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指出：“希臘的天才人物是富於哲學性的，思路也是明晰的，並且長於邏輯。”[45]

通過以上對東西方科學思維風格的論述與評定，可以大致製訂出“東西方科學思維‘半球風格’一覽表”，見表7-2。

表7-2 東西方科學思維“半球風格”一覽表

三、關於混合的科學思維風格

混合型科學思維風格主要體現在居於東西方之間的阿拉伯—伊斯蘭、印度科學文化方麵。下麵作簡要評說。

人類的早期，地中海以東的廣袤地區被稱為“亞細亞”（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由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在地理位置上處於歐洲與亞洲之間，受兩端文化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具有“中間型”或“混合型”的特點。關於這一點，美籍阿拉伯學者馬吉德·法赫裏有過精辟的評述。他說：“總的來看，畢達哥拉斯那麽獨特的神秘主義的和科學的奇特的混合品，對已經處於希臘思想影響之下的伊斯蘭的大部分觀點進行了決定性的衝擊。這種混合品符合似乎被分裂成希臘和東方之間的那伊斯蘭思想中的雙向性，指出消除這種雙向性產生的智力上的和精神上的緊張的道路。”[46]以數學為例，“阿拉伯文明是一種典型的折中，因為阿拉伯數學含有希臘的因素也含有印度的因素。阿拉伯的記數法是從印度來的。阿拉伯三角學的應用正弦及算術形式，這不是希帕恰斯弦和幾何的表示，而是印度的。阿拉伯的幾何學，顯示出歐幾裏得和阿基米德的影響，而阿拉伯的代數則表示回到希臘的幾何證明和丟番都對負數的避免”[47]。日本學者中村元指出：“就思維方法而言，伊斯蘭文化圈的思維方法遠比其他東方人更為接近於西方。”[48]

對於印度來說，雖然由於地緣關係，它在曆史上從來都屬於古老的東方文明。但它在精神和思維方式上與西方仍有著某種“親緣”關係，因而它的文化在許多時候似乎也屬於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薩頓就認為：“世界史幾乎全是記述印度—雅利安民族的業績的。”[49]這句話雖然偏頗，卻也說明印度與歐洲文化的緊密關係。例如，印度民族雖具有東方人重視時間的傳統，但是他們把時間分得很細，顯示出某種程度的空間化傾向。正如科學史家丹皮爾指出的，印度的“原子說要麽是獨立發明的，要麽是從希臘思想得來的。而且在公元前一二世紀，就把間斷性觀念推廣到時間中去”[50]。通過這些例子和評語可以看到，曾經作為東方文明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尤其是後者）與東亞文明相比具有更多的混合型的思維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