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什麽是不對稱性的問題，我在第四章第三節中作了闡述。這裏，我來分析討論什麽是科學認知的不對稱性。在此之前，我想先引用若幹關於科學認識（認知）不對稱性的論述和觀點。這些論述和觀點既涉及科學認知主體的不同層次，也涉及科學認知不對稱的有關方麵，對於我們了解和認識認知不對稱性現象或許有幫助，茲列舉如下（以年代為先後順序）。
例1：17世紀法國傑出的數學家、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可能是第一個描述科學家的思維風格和精神氣質的著名學者。在他的《思想錄》一書中，帕斯卡向我們揭示了科學家中存在著的兩種思維風格或精神氣質，即幾何學精神與直覺的精神[1]。並認為這兩種精神是相互對立的。因為，具有直覺精神的人，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能夠感覺到事物的細致而繁多的方麵；而具有幾何精神的人往往從簡潔的原則出發進行推論，能夠有耐心深入思辨與想象當中去。因此，“很少有幾何學家是敏感的，或者敏感的人而是幾何學家的了”。這種情況造成了兩種精神：“一種能夠敏銳地、深刻地鑽研種種原則的結論，這就是精確性的精神；另一種則是能夠理解大量的原則從不混淆，這就是幾何學的精神。一種是精神的力量與正確性，另一種則是精神的廣博。而其中一種卻很有可能沒有另一種；精神可以是強勁而又狹隘的，也可以是廣博而又脆弱的。”[2]
例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自然辯證法的創立者恩格斯曾經談到科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不對稱性現象。他說：“在希臘人那裏——正因為他們還沒有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麵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係還沒有在細節方麵得到證明，這種聯係對希臘人來說是直接的和直觀的結果。這裏就存在著希臘哲學的缺陷，由於這些缺陷，它在以後就必須屈服於另一種觀點。但是在這裏，也存在著它勝過它以後的一切形而上學敵手的優點。如果說，對於希臘人而言，形而上學在細節上是正確的，那末，對於形而上學而言，希臘人在總的方麵，就是正確的。”[3]在這裏講到前後兩個不同時段上的不對稱性。
例3：19世紀法國著名物理學家、科學史家皮埃爾·迪昂不僅在理論物理學、科學史（尤其是中世紀科學史）等領域做出巨大貢獻，而且對科學思維（尤其是對英國與歐洲大陸學者的）研究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在《物理理論的目的和結構》一書中提出了兩種科學思維模式：寬闊的思維與深刻的思維。他認為，“那些能夠在其視覺想象中展現出大量物體運動時的清晰、確切而又細致圖像的人，用的都是寬闊思維”[4]。例如，英國人就是典型的寬闊思維的人。在物理學中，英國物理學家若創立一個關於抽象定律的可見的和感知的映像，如果沒有這個模型的幫助，他們的思維就無法掌握這些定律。而法國人、德國人則與之相反。他們往往在抽象的理論中尋求某些現象的規律性的統一，並用純邏輯的和數學的方法來加以表述。例如，拉普拉斯、傅立葉、柯西、安培等人都是從理論所要處理的物理量的定義與假設出發，建立清晰的物理理論和物理方程。在迪昂看來，英國式的寬闊思維和機械模型的應用會妨礙他們對抽象的和邏輯有序理論的探索。
例4：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方麵，人們很早就注意到這兩大學科之前的質的差異。尤其是對科學與宗教，許多人認為它們實際上是兩種知識形式或兩種認知方式。關於這一點，哲學家德日進有比較係統的論述。他認為，宗教和科學乃是同一完整的認識活動的兩個密不可分的方麵或階段。他說：“經過近兩個世紀的激烈鬥爭，科學和宗教誰也沒能削弱誰。情況甚至完全相反。現在越來越清楚，它們缺一不可，否則都不能正常發展。理由很簡單：二者的活力都源於生命。確實，科學無論就其動力還是就其成果而言，如果沒有披上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如果不以宗教信仰來充實自己，便不能超越自身的範圍。”[5]
例5：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認為，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的主線。那種把東方與西方對立起來，認為“東是東、西是西，兩相背離永不聚”的觀點是非常有害的。從科學的黎明期到近代，東方的智慧曾經形成三次浪潮，影響西方的科學與文明。他說：“人類本質上是統一的。東方和西方彼此經常對立，但並非必須如此，把它們看作同一個人的兩種麵貌，或者說同一個人的兩種姿勢更為聰明些。”[6]
例6：科學史家D.普賴斯認為，古希臘科學與巴比倫科學是兩種差異性極大的科學體係，“我們的文明獨一無二地包含著高度的科學內容這個事實，主要歸因於兩種差別極大的科學技藝在較高水平上的混合：一個是邏輯的、幾何的和圖形的，另一個是數量和數字式的”[7]。他並且用玻爾的“互補原理”說明這兩個科學體係之間的互補關係。甚至用生物學上的“雌雄同體”來比喻兩類科學通過互補而形成極優的品質。
例7：科學哲學家庫恩除了運用“範式”來說明科學的一般發展模式外，還通過兩種思維類型說明在科學研究的傳統與變革中應當努力保持“必要的張力”的必要性。這兩種思維類型即“發散式思維”與“收斂式思維”。他說：“科學發現和發明本質上通常是革命的。所以，他們確實要求思想活躍、思想開放，這是發散式思想家的特點。”另一方麵，“常規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規研究，也是一種高度收斂的活動”[8]。然而，“強調在收斂式思維和評價方麵的能力，往往是以犧牲發散式思維方麵的發展為代價的”[9]。因為兩種思維之間存在相互製約的關係。
例8：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結合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經曆，對科學思維的機製發表過很深刻的見解。他一向認為，知覺（或材料）與概念（或公理）之間的界線“是形而上學的‘原罪’（original sin）”[10]。在回答法國數學家J.阿達馬關於科學創造過程中的心理和思維活動的內在過程的詢問時，愛因斯坦的答複是：“寫下來的詞句或說出來的語言在我的思維機製裏似乎不起任何作用。那些似乎可用來作為思維元素的心理實體，是一些能夠‘隨意地’使之再現並且結合的符號和多少有點清晰的印象”，“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在創造性思維同語詞或其他可以與別人交往的符號的邏輯構造之間有任何聯係之前，這種結合起來的活動似乎就是創造性思維的基本特征”。[11]他還認為，作為思維元素的那些印象或意象是視覺型的，而作為詞語的聽覺過程是作為第二階段才參與進來的。在他個人的《自述》中，愛因斯坦進一步指出，感覺印象或形象本身並不是“思維”；隻有當某一形象反複出現並起支配作用時，概念性的活動才由此產生。但是“概念絕不是一定要同通過感覺可以知覺的和可以再現的符號（詞）聯係起來的”[12]。在他1913年強調科學“虛構”的觀點中，他又指出：“在思維中，一邊是基本概念和定律，另一邊則是必須與我們的經驗相關的結論，這兩者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邏輯結構越簡單，用以支持邏輯結構而在邏輯上獨立的概念成分也就越少。”[13]
例9：美國物理學家F.卡普拉依據《易經》的陰陽觀念和科學社會學家P.索羅金的周期性波動理論，提出了科學發展的“陰陽模型”。他說：“理性和直覺是人類思維功能的互補方式。……理性知識很可能產生自我中心（或陽）的運動，而直覺智慧則是生態（或陰）的活動的基礎。”[14]
在以上所舉9個例子和論述中，例1、例3、例7涉及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共有的思維風格和思維類型；例2、例5、例6、例9涉及的是跨文化的科學認知路徑和科學知識體係的類型；例4涉及的是學科間和理論（知識與信仰）形態間的差異；例8則是關於科學家個體的思維機製和認知過程。從這些例子和論述中可以看出，首先，這些科學曆史中呈現的不對稱性的例子實際上就是作為主體的認知不對稱性的表現；其次，這種不對稱性呈現於認知係統的各個層次與各個方麵，尤以東西方民族科學認知不對稱性最為顯著[15]；最後，科學認知不對稱性具有典型的二元性和兩麵性。也就是說，離開了二元性和兩麵性，人們無法完整說明和理解不對稱性。
關於二元性，除了以上所舉9例外，在當代科學哲學和認知科學領域，二元認知與分析模型呈增長趨勢。（見表6-1）關於兩麵性，當代科學中的“兩麵神思維”是一種典型的概括（美國精神病學家A.盧森堡（A.Luxembourg）認為愛因斯坦的思維方式是“兩麵神思維”[16]）。
表6-1 當代科學哲學和認知領域中二元認知與分析模型
續表
至此，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概括：所謂科學認知的不對稱性，是指科學認知主體（呈現於不同的層麵）的一種結構與功能狀態，它由並置、相反、對立的兩個方麵（條件、範圍、要素、能力、效果等）構成；通常一個方麵占據主導性，另一個方麵為非主導性。這種不對稱性同時具有二分性、排斥性、兩極性、非均衡性、互補性等特性，是客觀世界到處盛行的不對稱性在科學認知領域中的具體表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