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穩定的內部構造及其複雜的動力學模式使我們看到了大腦作為其他事物原型的某些“普適”性質。過去我們常說意識和精神是地球上最美麗的花朵，而這個花朵離不開人類大腦這個複雜的物質器官。也有人說過，“人腦可能是整個地球，甚至整個宇宙的全息照片”[105]。不管怎樣，從大腦出發我們確實能夠獲得某些靈感，能夠洞悉宇宙深處的某些奧秘。
在曆史上，生物有機體及其器官常常是科學家和哲學家們思考問題的“原型”。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原型擴展到生物有機體的整個神經係統，尤其是大腦器官方麵。1973年神經生理學家傑熱生（H.J.Jerison）等人提出“大腦化係數”（encephalization quotient）概念，意圖通過大腦重量與動物體重的比值來評估不同的物種，並形成腦重量與體重之間的經驗對數關係式。[106]這是一項神經生物學研究，它強調了大腦神經器官在生物進化中的重要性。如果將這一概念和基本觀點加以延伸和推廣，也許我們會獲得許多富有成果的想法。至少，該概念可用來指稱認識活動中模擬大腦所達到的狀態以及認識對象所表征出的“大腦構型”狀態：凡是那些具有大腦宏觀構型和高級功能的認識活動和對象物，我稱其為具有較高的大腦化係數或指數；反之，則是較低的大腦化係數和指數。實際上，正如心理學家J.H.吉爾所說：“裂腦現象已被看作是理解不同的觀念傾向（如西方文明中的科學家和藝術家）以及理解成為所謂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特征的不同思想模式的基礎。”[107]下麵，我就基於“類腦模型”展開的相關研究作一簡要回顧。
美國神經科學家J.E.博根（1969）根據斯佩裏的裂腦研究成果以及他自己在這方麵的實驗研究，認為人腦左半球按其機能傾向於原子論的、分析的、符號的、抽象的、數字的、繼發過程等機能；右半球傾向於總體的、綜合的、知覺的、具體的、類比的、原發過程等機能。[108]注意，博根在這裏把左腦機能同西方科學史上的“原子論”聯係了起來。
科學史家D.普賴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係列演講中談到了不同科學文明的特異性（peculiarity）問題。他認為，古代希臘的科學文明與古代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的科學文明有著很大的差異。在《巴比倫以來的科學》（1974年）修訂本中，普賴斯補記道：“這種風格差異非常好地對應於人腦左、右半球的活動。似乎控製人體右半邊活動的左腦是‘巴比倫人’，控製人體左半邊活動的右腦是‘希臘人’。整個文明當真顯示出了這種純粹的單側性優勢模式嗎？”[109]鑒於當時的研究狀況，普賴斯對上述類比或猜想（我姑且稱之為“普賴斯猜想”）尚存有疑問（因為那時有價值的關於科學家心理或科學認知的研究成果實在是太少了），而實際上普賴斯的上述類比似乎完全搞顛倒了。因為，按照斯佩裏、博根的說法，邏輯的、分析的、抽象等的機能應當是在左半球，而希臘科學是典型的以演繹推理與幾何證明為特征的，應當是與左半球而不是右半球對應。這一點，我在後麵還將有所論述。
差不多同一時期，美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家奧恩斯坦（R.Ornstein）在他的有關意識心理學的著作中，談到了東方人思維更多地具有右腦半球特征，西方人更多地具有左腦半球特征的觀點。他自稱從中國《易經》的陰陽之道中得到啟示，將左右腦問題與陰陽思想結合起來思考。
另兩位文化心理學家A.帕雷德斯和J.赫伯恩（A.J.Paredes & J.M.Hepburn，1976）在《分裂的大腦和文化認知悖論》一文中，把比較簡化了的大腦研究成果與哲學、文化以及科學問題的研究聯係了起來。他倆的主要觀點是：①存在多元的認識過程。但在特定過程和特定問題之間存在跨文化的不同匹配；②思維模式似乎是由不同半球分工的，但兩半球是互相聯係、互相通信的；③多元認識過程的神經學基礎的存在排除了根據環境解釋腦功能從一種狀況變到另一種狀態的必要性；④認識策略根源於腦過程的聯合，這一聯合在理論上可以表達為不同配比的左右半球功能經過相互作用或半球間振**而產生不定量輸出；⑤對兩種基本的認識模式或策略應根據文化做不同的評價。例如，西方人傾向於隻把似乎是左半球功能表現的才能視為“真正的智力”[110]。美國科學社會學家沙爾·雷斯蒂沃（Sal Restivo，1979）認為，上述有關文化與認知問題的討論可以為解決中國科學與近代科學比較研究以及科學發展或進化中的問題提供一些線索。[111]
在自然科學思想史以外，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地球村”概念的提出者埃裏克·麥克盧漢（Eric Mcluhan）在其《理解媒介》（1964）和《媒介法則》（1988）等著述中認為，信息時代，電子傳播媒介已經成為人類中樞神經係統的延伸。由於電子媒介的係統化和網絡化，圓形的地球已經是一個碩大無朋的腦袋。其中同步電子信息的普世環境已經完全顛覆了左半球的優勢；拚音文字以其自身的視覺力量，使其成為“入侵”右腦文化力量的組成部分。在他看來，物理學家、科學史家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中所遇到的問題，完全是大腦兩半球之間的問題。[112]
日本學者岸根卓郎在《宇宙的意誌》（1993）等著作中，從宇宙兩極對立法則的高度來認識大腦左右半球和東西方文明的相互關係等問題。他依據現代腦科學的成果，結合日本本土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將左腦與西方人、右腦與東方人相對應。他說：“根據兩極對立的宇宙法則，從性別上看，人類被創造成為由數字型左腦型男性和模擬型右腦型女性兩極對立；從種別上看，人類被創造為由數字型左腦型西方人和模擬型右腦型東方人兩極對立。”[113]他據此解釋東西方科學的差異：一為邏輯的、二元的；二為直觀的、一元的。並認為東方科學和思維方式更適合於卡普拉所說的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方向；人類科學的未來發展是兩類科學文明與思維方式的統一（或“一體化”）。
國內學者也有類似的研究。劉誌一在《科學技術史新論》（1987）一書中，從東西方思維差異角度來探討科學技術發展問題。認為隻有用思維方式的差異性才能解答“李約瑟問題”。作者搜集了來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心理學等方麵的資料加以論證。[114]劉長林在《中國係統思維》（1990）一書中，認為中國傳統思維與西方思維相比有著更多的陰性或女性“文化基因”。如古代中國人觀象授時以“昏星”為主，曆法也是以陰曆為基礎的。[115]這類研究雖然沒有直接比擬於人類大腦半球的不同機能，但從立論的出發點以及所采用的資料來看，應當說對腦科學的成果及他人的研究是有所遵循的。蔣謙（1993）依據斯佩裏的“裂腦”研究成果，將大腦左右半球機能與西方和東方兩大思維體係所表現出的差異諸一對比，試圖找到兩個原本不相幹的事物之間可能存在的對應和同構關係，並在這個框架下來理解科學思想史中所謂“李約瑟問題”。[116]近年來，於民在《中西文化互補論》（2009）一書中認為中西科學是兩種性質極為不同的科學，一為體驗科學，二為實驗科學。這兩類科學導致了中西思維文化的不同；其主體的依據是中西方人的大腦機能的差異：中國人偏用右腦，而西方人偏用左腦。[117]王鴻生在世界科技史研究領域強調科學和文明的“屬人”特性，即認為人類科學和文明與人類大腦結構、認識特性有某種內在的關係；科學和文明所呈現的大腦（左右半球）偏向反映了人類文明和認識的不完善性。而造成這種不完善的原因可以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加以解釋。為此，他引用了文化地理學家J.戴蒙德（Jared M.Diamond）等人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解釋“李約瑟問題”的觀點。[118]
所有這些研究都顯示出這樣一種努力，那就是通過人類大腦兩半球機能的不對稱性來類比性地說明整個東西方科學認知的差異以及整個人類科學發展的一般過程。這裏自然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即東方人在腦結構與功能方麵更多地具有右腦半球的特征，西方人則更多地具有左腦半球的特征；東、西方人整合起來，正好合成一個完整的“大腦構型”。這也就為東、西方人思維方式（也包括科學思維）的差異尋找到神經生理學或腦科學的基礎。
[1] 圖中“魏尼凱氏區”，即“威爾尼克區”。
[2] 羅躍嘉主編：《認知神經科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83～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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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楊雄裏：《神經科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2頁。
[12] 參見〔美〕馬克·約翰遜：《發展認知神經科學》，徐芬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38～42頁。
[13] Hutsler，J.& Galuske，R. A.：“Hemispheric Asymmetries in Cerebral Cortical Networks”，Trends in Neurosciences，2003，Vol.26 No.8.
[14] 〔美〕馬克·C.約翰遜：《發展認知神經科學》，徐芬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198頁。
[15]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大腦頂部的中央溝前後兩條呈帶狀的神經組織（中央前回和中央後回）是初級運動區和初級軀體感覺區。這兩個初級區具有精細的機能定位，且這種精細定位大體上與人體的軀體運動和感覺部位相對應，構成一個映射圖（倒置的，除頭部以外）。即這些功能代表區的大小與軀體運動和感覺的精細複雜程度呈正相關。例如，手在運動區域中所占的麵積較大，表明手的動作靈敏性要求很高。
[16] Zatorre，R.J.，Belin，P.& Penhune，V. B.：“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uditory Cortex：Music and Speech”，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2，6：37～46.
[17] Roger Sperry：《分離大腦半球的一些結果》，張堯官、方能禦譯，載《世界科學》1982年第9期。
[18] 轉引自〔澳〕K.W.沃爾什：《神經心理學》，湯慈美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第296頁。
[19] 此表係約翰·C.埃克爾斯按利維-阿格雷斯蒂和斯佩裏（Levy-Agresti and R.Sperry，1968）以及利維（1978）所做圖表的增補。見〔澳〕約翰·C.埃克爾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第224頁。
[20] 〔美〕J.A.福多：《心理模塊性》，李麗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94頁。
[21] 〔日〕芝穀：《日本人的大腦——語言與大腦功能》，宋啟宣譯，載《世界科學》1981年第12期。
[22] 參見〔日〕角田忠信：《右腦と左腦》，小學館，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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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參見〔美〕W.S.麥卡洛克和W.H.皮茨：《神經活動內在概念的邏輯演算》，載〔英〕瑪格麗特·博登編著：《人工智能哲學》，劉西瑞、王漢琦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第24～43頁。
[27] 我注意到，該層級調控結構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和電子工程師威廉·鮑威斯（William T.Powers）的“認知層級控製”模型有相類似之處。該認知層級控製模型（局部）可作為視網膜層級結構的簡化模型。原因主要是前者揭示了後者所具有的內在的層級控製機製。
[28] 羅躍嘉主編：《認知神經科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16頁。
[29] 〔澳〕約翰·C.埃克爾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潘泓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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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澳〕約翰·C.埃克爾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潘泓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224頁。
[36] 羅躍嘉主編：《認知神經科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00～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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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羅躍嘉主編：《認知神經科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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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羅躍嘉主編：《認知神經科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67頁。
[58] 羅躍嘉主編：《認知神經科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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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例如，人們已經注意到作為整體的科學係統也具有係統適應性、自組織、穩定與漲落、分形與分維、吸引子軌跡等係統特性。這些特性可以與大腦係統特性作類比。
[98] 〔美〕M.A.阿爾貝勃：《大腦、機器和數學》，朱熹豪、金觀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第97頁。
[99] 參見靳蕃等：《神經網絡與神經計算機原理·應用》，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第245頁。
[100] 〔德〕赫爾曼·哈肯：《大腦工作原理——腦活動行為和認知的協同學研究》，郭治安、呂翎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第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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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轉引自〔美〕裏特伐克：《用腦的竅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8頁。
[106] 指腦容量與身體大小的比率。參見〔澳〕約翰·C.埃克爾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第44～45頁。
[107] 〔英〕J.H.吉爾：《裂腦和意會認識》，劉仲林、李本正譯，載《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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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美〕D.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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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美〕沙爾·雷斯蒂沃：《李約瑟與中國科學與近代科學的比較社會學》，載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第179～213頁。
[112] 參見〔加〕埃裏克·麥克盧漢、〔加〕弗蘭克·秦格龍：《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13] 〔日〕岸根卓郎：《我的教育論》，何鑒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71頁。
[114] 參見劉誌一：《科學技術史新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
[115] 劉長林：《中國係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582頁。
[116] 蔣謙：《大腦兩半球機能的非對稱性與東西方思維差異的比較研究》，載《自然辯證法研究》1993年第4期。
[117] 參見於民：《中西文化互補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
[118] 王鴻生的觀點還可參見其《大腦結構和人類文明的特點》一文。該文載金琳琅主編的《現代科學與現代藝術新視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第21～23頁）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