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新型權力觀
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兩類權力觀，即剝削階級權力觀和無產階級權力觀。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君權神授”構成權力理論的核心和基石，皇帝、國王的權力來源於神或上帝，人間的其他權力來源於皇帝、國王，以此構建封建專製的權力製度體係。在這種權力模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法律是皇帝個人的意誌。因此，在權力體係與社會體係之間的界限不明晰，巧取豪奪是權力主體滿足私利的基本手段。
資本主義時代，新型資產階級創立了主權在民的思想，並在啟蒙思想家那裏發展為係統的理論體係。這種權力觀的革命性、進步性在於：國家權力屬於人民，君主、政府官員等的權力來源於人民的委托，公共權力不是私人財產，而是一種公共財產。公共權力隻屬於人民，完全為人民所有。如果公共權力違背了公共的意誌，侵害人民的正當權利，就可以更換權力主體，很自然地，人民革命推翻暴政也是合理的。基於這種權力觀，資產階級構建了以“三權分立”為主要模式的權力體製，明確了權力運行的範圍，劃定了權力體係和社會體係之間的界限，表現出權力製度的合理性。這種權力觀的狹隘性、保守性在於，所謂的人民，最主要的是指占據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這種權力觀的視野之外。也就是說，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作為整體的資產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廣大勞動人民是奴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仆人”的待遇隨之改善，但並沒有改變這種“主仆關係”的本質。可見，一切剝削階級的權力觀都把人民群眾視為仆人和奴隸，自己是社會的主人。
無產階級權力觀則把權力主體視為人民的公仆，實現權力理論的革命。列寧曾經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同樣，有什麽樣的權力理論就有什麽樣的權力觀，就有什麽樣的權力製度體係，沒有正確的權力觀，就沒有正確完善的權力製度體係。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超越了以往一切剝削階級錯誤的、狹隘的權力思想，樹立新型的、科學的權力理論，在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曆史進程中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對權力主體進行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教育依然是防治腐敗的基本立足點，也是構建科學的權力體係的基本前提。
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構成權力理論的基礎，共產黨成為唯一合法的執政黨，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因此，在執政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執政黨——各級權力主體是人民的公仆，以此為基礎，把資本主義國家顛倒了的主仆關係再顛倒過來，構成了全新的“主仆關係”，推進權力觀進化到更高級的文明時代。
毛澤東曾說： 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對於自己的定位，毛澤東說，我是國家主席，是人民公仆。1976年，毛澤東臨終之際，穿的是補丁加補丁的內衣，他說，現在我們的國家還很窮，我不能開浪費的頭，我穿舊衣服，腰板硬，穿舊鞋，腳跟硬，毛澤東一生保持著艱苦奮鬥的公仆本色。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唯一的宗旨，任何擁有權力的個人、組織都不能淩駕於人民的意誌蛻變為社會的主人。由此，把社會主義國家權力與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區別開來，奠定了構建社會主義國家權力體係、權力製度的基石。
從總體上說，從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以至於改革開放前，我們各個層級的權力主體，包括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毛澤東同誌，都能堅持馬克思主義權力觀。隻有極少數的權力主體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把手中的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
改革開放以後，權力觀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最直接、最現實的原因在於，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權力中包含的公共利益與個人的具體利益之間的差異性顯現出來，而一些領導幹部處理這個問題時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導致腐敗，引發黨和人民對權力觀問題的反思，並突出把腐敗與權力觀聯係在一起進行深入地考察。也就是說
，權力觀根源於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腐敗問題對於權力觀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改革開放初期，黨內腐敗現象剛剛出現苗頭，鄧小平就發現了問題，並從思想作風的角度，把它看作是少數幹部在改革開放環境中受到各種腐朽思想侵蝕的結果，力圖通過法製建設和嚴厲打擊的方法，遏製和解決作風問題。1980年，鄧小平同誌指出：“經濟領域中的某些‘官功’、‘官商’、‘官農’式的體製和作風”；權力體係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依然很嚴重，“任人唯親、任人唯派的惡劣作風在有些地區、有些部門、有些單位，還沒有得到糾正。一些幹部利用職權，非法安排家屬親友進城、就業、提幹等現象還不少”。1986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黨風，必須狠狠地抓，一天不放鬆地抓，從具體事件抓起。”“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隻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製。黨有黨紀，國有國法。”
雖然鄧小平使用“作風”而沒有明確使用“權力觀”這個概念，但就其內涵和主旨上看，鄧小平已經把腐敗和權力觀聯係在一起了。也就是說，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鄧小平對權力觀和腐敗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當時被鄧小平稱之為“作風”的問題已經演變為一股惡劣的腐敗力量，官商勾結演化成侵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的最主要的惡勢力，在政治領域中，任人唯親、任人唯派的問題還沒有根除，又發生或明或暗的買官賣官問題，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權力體係的健康運行。如今，貪汙腐化、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官商勾結、買官賣官等行為已經不能用“作風”這個詞加以概括，而隻能用“腐敗”一詞。因為，單純的作風是權力觀的具體表現，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正如有的貪官，平時表現極為勤奮、節儉，可謂作風優良，其實已經墮落成腐化分子，還比如，有的領導幹部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反腐敗，其本人則是不折不扣的腐敗分子，等等，也就是說，作風不能直接表征個人權力觀的本質，不能把作風等同於腐敗。腐敗則是權力主體有意識、有計劃的行為，與扭曲的權力觀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不從權力主體的主觀方麵解決權力觀問題，就無法消除腐敗，更無法解決作風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公共權力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市場交換原則向各個領域以至於公共權力體係擴散，加劇了腐敗現象。1995年11月8日，江澤民在北京視察工作時，以陳希同、王寶森案件和一些類似問題為例，強調對領導幹部教育的重要性：“根據當前幹部隊伍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在對幹部進行教育當中，要強調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此後，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定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進行一次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並持續3年。
2000年，在十五屆中紀委四次全會上，江澤民指出：“黨內存在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有的情況還日趨嚴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當一些地方和單位的黨組織和領導者治黨不嚴，對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疏於教育、疏於管理、疏於監督。”並且特別強調“領導幹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隻有全麵貫徹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加強監督，嚴肅查處各種違法違紀行為，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同年，在中紀委五次會議上，江澤民提出了黨員幹部的利益觀問題，指出腐敗分子就是利用了黨和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把自己的職權、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別人動不得、碰不得的“私有財產”，從而撈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 ，把利益觀與權力觀結合起來，更深刻地揭示了權力腐敗的實質。
2001
年，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決定》明確了我們黨關於權力的來源、行使權力的途徑和方法等基本問題，“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觀點”, “拓寬民主渠道，依靠廣大群眾，把權力運行置於有效監督之下”，要“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製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製，保證權力沿著製度化和法製化的軌道運行，是防止以權謀私的根本舉措。改革行政審批製度，規範行政審批行為”。
2002年，十五屆中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江澤民以“權力觀”為主題，作了題為《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的報告，反映我們黨對權力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在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中，權力觀是基礎，起決定作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好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的問題”。進而闡明權力的性質，並提出樹立正確權力觀的基本途徑。
在權力觀問題上，胡錦濤承接江澤民同誌的基本思想，強調指出：對領導幹部來說，加強主觀世界的改造，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著力解決好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問題，真正形成並永遠堅守共產黨人的思想道德和革命品質，特別是要解決好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問題。隻有一心為公，立黨才能立得牢；隻有一心為民，執政才能執得好。關鍵是要堅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做到權為民所用，就必須正確看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始終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用人民賦予的權力服務於人民、造福於人民，絕不以權謀私。做到情為民所係，就必須堅持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切實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絕不脫離群眾。利為民所謀，就必須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始終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立誌為人民做實事、做好事，絕不與民爭利。胡錦濤依據黨的群眾觀點，把權力與利益聯係起來，繼續深化對黨的權力觀的認識。
2007年，胡錦濤強調要從關鍵環節入手健全權力運行機製，即建立科學的權力配置機製、建立規範的權力運用機製、建立有效的權力製約機製、建立嚴密的權力監督機製、建立完善的腐敗懲治機製。2010年，在十七屆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明確提出要加強四大製度建設，即反腐倡廉教育製度建設、監督製度建設、預防製度建設、懲治製度建設，明確地把製度建設引入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初步形成比較完整的權力理論。
2010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發表了題為《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正確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的講話，他說：“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概括深入淺出，生動精辟，表現了我們黨對權力觀的深入思考。習近平的論斷揭示我們黨的一切權力來源於民，隻有一切權力服務於民才是唯一的出路，並包含著一種警示：如果權力脫離於民，我們就會喪失一切權力而被民所拋棄。在用權方麵，最高的層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正確用權，科學用權，為人民謀利益，底線是杜絕一切形式的權力腐敗。以科學的權力觀為基礎，著眼於防治腐敗，維護整個權力體係的健康，習近平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的理論體係，開創了反腐敗鬥爭的嶄新局麵。
概括起來看，在權力觀問題上，毛澤東時代注重教育，鄧小平在注重教育的同時引入了製度建設方麵的思考，江澤民、胡錦濤在製度建設方麵實現了重大的創新。習近平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本質，以更加開放的精神，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優秀成果，在規範市場與政府、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從而在權力製度建設的科學性、全麵性、精細性等方麵達到新境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