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烈士陵園
概況
李大釗烈士陵園位於北京風景秀美的香山腳下、萬安公墓中部，距市區20公裏。陵園占地麵積為2200平方米，坐西朝東，是在上世紀30年代萬安公墓主體建築的基礎上改建的，為庭院式仿古建築。2001年6月，該陵園被中宣部公布為第二批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走進陵園，迎麵即可看見全高2米的李大釗烈士雕像。烈士昂首挺胸，背負雙手，儒雅質樸，和藹中透著百折不回的剛毅，傳神地再現了李大釗生前的風采。雕像背後是李大釗及夫人趙紉蘭的墓地。烈士墓位在高出地麵約一米的方形台上，平麵四周繞以萬年青等花景。
方台最西麵是用黑色大理石鑲嵌而成的烈士墓碑。墓碑的正麵是鄧小平同誌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背麵是中共中央撰寫的《李大釗烈士碑文》，全文共2000餘字，高度概括了李大釗光輝的一生和永垂不朽的業績。
陵園西麵正廳是烈士生平事跡陳列室。其中，第一展室通過大量的圖片、實物資料展示了李大釗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讀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及後來接受並傳播馬列主義的經曆。展覽分為“幼失怙恃，少年立誌”、“深研政理，探索振興民族之良策”、“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名重當世的學者和青年導師”、“謳歌俄國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創建中國共產黨而奮鬥”、“奔走國民革命統一戰線，促進北伐勝利”、“領導北方地區的革命鬥爭”、“為共產主義英勇獻身”、“永遠活在人們心中”十個部分，全麵介紹了烈士38年光輝戰鬥的曆程，歌頌了李大釗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為中國革命事業所做出的貢獻。
陳列重點展示了李大釗在任北京《晨鍾報》總編輯和《新青年》雜誌編輯期間，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創辦《每周評論》，積極領導五四運動，在北京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
挽回民族之青春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他從小父母雙亡，由祖父撫養長大。祖父是個讀書人，一心想把李大釗培養成光宗耀祖的讀書人。而李大釗卻選擇了一條光耀整個中華的艱難的革命道路。
1913年冬，李大釗在友人的資助下留學日本。在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他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後來又和林伯渠等愛國誌士組織神州學會，進行反
袁鬥爭。1916年，出於國內鬥爭需要，他於5月中旬毅然放棄學業回國。
回國後，李大釗創辦了《晨鍾報》，“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對軍閥、官僚、政客的罪惡行徑進行揭露；編輯《甲寅》日刊，大力倡導反對軍閥統治和封建文化。
1918年1月，李大釗和陳獨秀一起創辦《新青年》——新文化運動旗幟的刊物。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李大釗從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推動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不久，李大釗又寫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莊嚴宣告：“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五四運動暴發。在這場革命風暴中，李大釗不僅起了領導作用，而且常和學生一起遊行示威。由於反動當局出動武力鎮壓，陳獨秀和很多愛國學生被捕。李大釗又四處奔走，多方呼籲，積極設法營救。
五四運動勝利結束後，共產主義小組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隨後，李大釗也在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為了籌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和陳獨秀曾有書信往來。陳獨秀問李大釗未來的黨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李大釗在信中明確告訴他：未來的黨應該叫共產黨。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迎來了新世界的第一縷曙光。李大釗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雖沒有參加黨的一大，但是他對黨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回國前，李大釗曾在《青春》一文中寫道：“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李大釗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了“挽回民族之青春”的運動中。
不為稻梁謀的執鞭士
作為北大的教授，李大釗有著顯赫的社會地位，豐厚的收入。他本可以住洋房，坐汽車，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恰恰相反，他的生活非常清貧。每月一百二十元工資，除了維持全家生活花去三、五十元外，其餘全部用來接濟貧寒青年和支援革命活動。
每到發月薪的時候，會計科總是給李大釗送來一大疊借條。扣除後，薪金已所剩無幾，以至於李夫人常為家庭的生計而憂慮。蔡元培校長知道後非常感動，親自關照會計科，每月發薪時硬性扣下一部分錢直接交給李夫人，以免她“難為無米之炊”。
雖然李大釗拿出大部分工資作為黨
的活動經費，但他對黨費的用途限製極為嚴格。冬天，李大釗家中因無力買煤而冷如冰窖。有人提出拿出一小部分黨費買煤，遭到了他的堅決反對。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全麵指導北方的工作。國共合作以後，李大釗身負國共兩黨全作後北方組織的領導責任，他團結國民黨左派，大力開展北方區的革命鬥爭。北洋軍閥對此十分懼怕和仇恨，於1924年5月下令通緝李大釗。
麵對反動政府的迫害，李大釗絲毫沒有愄懼。他說：“目前統治者這種猖狂行為，隻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看那時的天下，究竟是誰人的天下！”
1926年3月19日，即“三·一八”慘案後第二天，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愛國運動的領導人。李大釗是第一個。
當時正是北伐戰爭前夜，南方革命形勢日益高漲。北方反動軍閥打著“討赤”的旗號，加緊迫害革命者，試圖將國民軍消滅。1926年4月，國民軍推翻段祺瑞政府後，遭到直、奉軍閥聯合進攻，被迫退出北京。隨後，奉係軍閥控製了北京。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為名槍殺了《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並到處搜捕革命者。
在這異常險惡的白色恐怖中，為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大革命**，許多共產黨員被調離北京，國民黨領袖也紛紛南下。國共兩黨北方的領導責任由李大釗一人承擔。李大釗的工作變得更加緊張繁忙。
麵臨白色恐怖，李大釗毫不考慮個人安危，堅持革命工作。他練習打槍，並為應付可能出現的事變做好了一切準備。雖然他知道形勢的嚴峻性，但從沒有想過離開北京，離開工作崗位。
當張作霖的奉軍進攻北京，馮玉祥的國民軍準備撤離北京時，國民軍的一位旅長跑到李大釗的住處，懇切地請他到自己的部隊裏暫時避一避。但李大釗無論如何也不肯離開自己的戰鬥崗位。這位旅長隻好惋惜地走了。
隨後，許多朋友多次托人帶信給李大釗，或親自來看望，勸他離開北京，也都被他謝絕了。他說：“要走出北京很簡單，就是工作離不開，我不會走的。”李大釗的夫人也很擔心他。每次勸他離開北京時，他都是堅決地說：“不是常對你說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誰來做？”“你要知道，現在是什麽時候，這裏的工作是多麽重要。我怎麽能離開呢？”一直到夫人沉默不語，他才不再說下去。就這樣，李大釗一直堅守在戰鬥崗位上，直到犧牲時，還在高呼“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