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又一主要內容。《新青年》創刊後，陳獨秀提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73]，著力於對儒家三綱學說的批判，發表了一係列批孔文章。錢玄同投身新文化運動，首先注重的是白話文問題。對於孔學，他讚成李大釗的觀點，主張對之加以分析，有所取棄。[74]1917年6月以後，錢玄同開始批判儒家綱常學說，“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認其為過去時代極有價值之人。然其‘別上下，定尊卑’之學說，則實在不敢服膺”。“乃今之尊孔者，則似專一崇拜此點。”[75]錢玄同在日記中說自己在“此時始知孔氏之道斷斷不適用二十世紀共和時代”。[76]從此，錢玄同開始激烈批判儒家的綱常觀念。
錢玄同這一思想轉折與現實政治有很大的關係。1916年袁世凱複辟帝製雖敗，但思想界、政界複古空氣依舊。1916年，康有為鼓吹尊孔，定孔教為國教，複跪拜。1917年2月，張勳聯合16省督軍、省長致電北京政府，要求速定孔教為國教。1917年3月，各省尊孔團體在上海組織全國尊孔聯合會，發動所謂國教請願運動。而北京政府考試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和“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77]為題。對此，錢玄同極為憤慨，所以力倡道德文章之改革。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道：
一月以來，種種怪事，紛現目前。他人以為此乃權利心之表現。吾則謂根本上仍是新舊之衝突。故共和時代尚有欲宣揚“辨上下，定民誌”，“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之學說者。大抵中國人腦筋兩千年來沉溺於尊卑名分綱常禮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驕”、“諂”二字。富貴而驕，雖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貧賤之時，苟遇富貴者臨於吾上，則趕緊磕頭請安，幾欲俯伏階下，自請受笞。一若彼不淩踐我，便是損彼之威嚴，彼之威嚴損，則我亦覺得沒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複跪拜，仔細想想，豈非至奇極怪之事。[78]
一個月後，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另一封信中又寫道：
一年以來，見社會上沉滯不進之狀態，乃無異於兩年前也，乃無異於七八年前也，乃無異於十七八年前也，乃無異於二十年前也。質而言之，今日猶是戊戌以前之狀態而已。故比來憂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當改革。[79]
以儒家倫理綱常為核心的傳統思想，作為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曆來被統治階層視為最根本的和美好的。晚清以來，仍是如此。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就明確講：“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80]不過，近代以來，由於西方思想的輸入，儒家思想的權威性受到挑戰。經過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儒家思想進一步受到衝擊。雖然如此，儒家學說並沒有得到曆史的清算和總結，在中國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仍有著重要的影響。保皇黨以尊孔來反對革命，而袁世凱、張勳等軍閥則直接利用儒學維護其統治或為複辟造勢。1917年7月張勳複辟事件發生，事件雖在短時間內即遭失敗，但“武聖”張勳和“文聖”康有為聯手導演的複辟醜劇對當時思想界卻產生極大影響。既然反動政治總以尊孔為之張目，那麽，捍衛共和，反對倒退就勢必要擊退尊孔複古的逆流，周作人對此後來回憶說：“經曆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81]張勳複辟後，陳獨秀著《複辟與尊孔》，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82]，將尊孔與複辟之間的關係視為必然的邏輯發展。魯迅創作《狂人日記》，痛斥禮教為“吃人”，發出批判傳統思想的淩厲呐喊。錢玄同在讀了姚叔節《示正誌中學校一二班畢業班畢業諸生》一文後，寫道：“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如果要保全中華民國，惟有將自來的什麽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曆史、文字‘棄如土苴’。如要保全自來的什麽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曆史、文字，惟有請愛新覺羅溥儀複辟，或請袁世凱稱帝。”[83]不僅如此，他為了徹底地拋棄傳統，肅清舊思想，更產生了廢除漢文的思想。1918年3月4日，錢玄同在致陳獨秀的信中將他廢漢文的思想全麵發揮：
先生前此著論，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以為倘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解決，那就這塊共和招牌一定掛不長久。玄同對於先生這個主張，認為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所謂“四庫全書”者，除晚周幾部非儒家的子書以外，其餘則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書；“經”不待論；所謂“史”者，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賬簿，——如所謂“平定什麽方略”之類；——“子”、“集”的書大多數都是些“王道聖功”、“文以載道”的妄談。還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謬絕倫：說什麽“關帝顯聖”、“純陽降壇”、“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話；其尤甚者，則有“嬰兒姹女”、“丹田泥丸宮”等說，發揮那原人時代“**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使知識正確，頭腦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墮其玄中；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至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
欲祛除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當然以廢孔學為唯一之辦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煉丹畫符的野蠻思想，當然以剿滅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莊的道——為唯一辦法。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之一法。……
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之根本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84]
以廢漢文的方式來徹底反傳統，錢玄同的反傳統思想達到了頂峰，這種言論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反傳統言論之最極端者。[85]
啟蒙思想家對儒學中的綱常尊卑觀念和中國文化中的非科學成分加以批判，是祛除專製、愚昧，接受民主科學思想的重要前提。舊傳統、舊觀念往往是一種對人的無形的巨大的束縛力量，要建立新文化，就必須批判舊文化，沒有這個批判，就不可能從舊文化舊思想禁錮下解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對儒學的批判有其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過，錢玄同以廢除漢文來反對傳統卻過於激進甚至是偏激。客觀地說，激進在曆史的發展中也有其作用，耿雲誌先生在《胡適與〈新青年〉》一文中論道，“激進，往往可以給麻痹的社會、麻痹的人群一種大的刺激，逼使他們作出反應。因而對於造成聲勢，擴大影響，會有相當的作用”。[86]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激進也是對舊文化批判不可少的一種方式。當時一位在海外關注文學革命的人評論過胡適的穩健和錢玄同的激進說，“《新青年》、《新潮》聽說在內地各省之奏效很大。此地留學生都格外敬重先生。因為先生所持的純粹是學者的態度，不像錢先生他們常常怒罵，我以為錢先生們也是少不得的。他並不是喜歡罵，實在是不得不罵”。[87]魯迅在很長時間後也還給錢玄同這一做法以很高的評價。他說，因為有廢止漢文的激進主張，不喜歡改革的人“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88]
不過，激進在思想革命中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因為思想變革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思想的變革需要以理性的態度深入地批判、具體地說理、反複地討論，新思想才能被人們理解和接受，舊思想的堡壘才能被攻破。如果一味地追求激進的改革，采取一種“抄近路”，甚至是簡單化的辦法，反而會給改革造成阻力，影響改革的進行。錢玄同在五四**之後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對自己的思想作了深刻反思。他放棄了廢漢文、將中國書“束之高閣”的提法，而讚成對古書進行整理，並倡導疑古辨偽運動，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文化進行清算。在語言文字的改革上，錢玄同放棄了世界語的主張，而著手進行國語羅馬字的研究和創製工作，並提出可行的簡化漢字的設想和具體方案。
二
那麽，錢玄同激進思想產生的原因是什麽呢？從前麵的分析看，錢玄同激進思想的產生，顯然受當時形勢所激，但除激於形勢之外，也有其自身的思想原因。
第一，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無政府主義是近代激進思潮的一個重要源頭。錢玄同在日本時期接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想，但當時錢玄同傾向於《天義》一派而反對《新世紀》。洪憲帝製之後，錢玄同思想激變，他對《新世紀》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思之，《新世紀》之報，既為吾國言Anarchismo之元祖，且其主張新真理，針砭舊惡俗，實為一極有價值之報。”[89]他開始向無政府主義尋找批判傳統的武器。民國成立以後，無政府主義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思潮之一，而其思想主流即是《新世紀》一派的觀點。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與無政府主義保持了密切的關係。他的日記中多有這方麵的記載。如：1916年9月18日“交明日講義。至師校收到區佩剛寄來Anar之印刷小冊四種”。1916年9月19日寄書上海購Anarchismo書報數種。1917年1月11日，“至大學訪蔡孑民談話，擬托其購《旅歐雜誌》及昔年吳稚暉、李真民諸先生所辦之《新世紀》”。1917年1月14日，“晨至直隸書局，購順德盧信所著之《人道》，其書係主張Anarchismo者”，等等。這些都可以反映出錢玄同當時的思想傾向。如眾所知，《新世紀》是近代中國全麵反傳統、主張西化的思想源頭，一些激烈的反傳統觀念，如家庭革命、三綱革命、廢滅漢文等思想均與該思想流派有很大的關係，有的直接來源於此，如廢漢文，采用世界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新世紀》激烈的反傳統思想，“閱《新世紀》。九年前閱此，覺其議論過激，頗不謂然，現在重讀，乃覺其甚為和平”。[90]錢玄同後來廢姓，也是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91]另外，在改造社會的道路上，錢玄同一度也主張激進的方式。1917年1月5日，錢玄同在北京見到當年在《新世紀》上撰文的鞫普，對其“舉止言語無異曩昔，且謂大同主義之主張，今尤昔也”，感到“可喜可慰”，但當他看到鞫普因全球大革命時流血之慘，而減低其對大同思想的熱心時，卻不以為然，“我亦主張和平者，然以為改革之際，恐怖時代決不能免。夫武力解決，無論如何文明，必謂石雖盡焚，而玉一無波及，必不可能之事，況強淩弱，重暴寡，此等世界無論如何溫和穩健之人，亦不免發指眥裂，一旦反抗，複仇之思想，詎能僅免。吾謂恐怖時代不足懼，但令經一度恐怖，即能進斯世於極樂，萬物玄同，相望於道，即是無上上幸福矣！”。[92]可以說，五四時期錢玄同激進的反傳統思想與無政府主義影響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經學思想轉變的影響。錢玄同“自1917年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93]在此之前，錢玄同專宗今文，視古文經為偽，如今，又打破對今文的信仰，那麽，整個儒家思想體係的價值在他心中破滅了，所以錢玄同極端地批判傳統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改革心態。近代中國，頑固守舊勢力極大，民眾覺悟程度極低，改革者步履維艱，魯迅曾形容為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也幾乎要流血。在這種情況下，在與頑固派的鬥爭和喚醒國民的啟蒙中，改革者為產生影響，往往語多淩厲，甚至是以偏賅全。事實上，他們真正的思想往往與他們的公開言論有所不同。他們考慮到傳統勢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任何對舊思想舊文化的肯定都可能會導致對傳統的保護，消融人們的變革意識，形成改革的阻力。因此，對舊事物舊思想往往較少有公開的肯定。[94]
第四，思想性格。思想性格指一個人的思想特質。此種特質，通常是一個人思考過程中自然流露出來的。一般而言，一個人的性格會影響其思想性格，錢玄同議論事物，往往有過激特點，十分話說到十二分，其師友對他都有這方麵的評價，如章太炎就曾勸他“立論不可太過”。[95]而蔡元培則讚他“理想高談不諱狂”。[96]周作人說他“主張常涉兩極端”。[97]極端複古和極端的反複古的言論和態度也與此思想性格有很大的關係。
三
錢玄同對傳統批判的態度是激烈的，但錢玄同並未全麵地反傳統。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看到錢玄同與傳統的聯係。
第一，錢玄同對儒家學說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儒學中適應專製製度和等級社會的部分，即“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別上下，定尊卑”之學說。錢玄同對儒家在曆史上的一些正麵價值從未完全否認，對於孔子，錢玄同一直承認其是“過去時代極有價值之人”，“孔丘確是聖人，因為他是創新的，不是傳統的”。[98]“一部《論語》確是古代底大學者底言論。”[99]錢玄同對於梁啟超、梁漱溟關於孔家生活最不計較效率的觀點，極以為然，認為是孔學最優之點，應當繼承。[100]他甚至認為胡適、陳獨秀否定孔子太過。[101]對於理學，錢玄同肯定宋儒的疑古精神。[102]對於心學，錢玄同肯定陸王心學強調個人價值的意義。他在1917年9月19日日記中寫道：“午後至大學訪適之，暢談，甚樂。適之謂自漢至唐之儒學以《孝經》為主，自宋至明以《大學》為主。以《孝經》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為我父之子，故不能不作好人，我之身但為我父之附屬品而已。此種學說完全沒有個‘我’，以《大學》為主，必先誠意、正心、修身、而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乃以我為主者。故陸王心學均能以‘我’為主，如陸九淵所言，‘我雖不識一個字，亦須堂堂作一個人’是也。此說吾謂極精。”[103]
第二，錢玄同注意從傳統中正統及非正統的思想中汲取民主、進步的精華。1916年錢玄同與沈尹默、馬幼漁等人選編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學術文錄，馬幼漁認為《抱樸子·詰鮑》篇，黃梨洲《原君》、《原臣》篇之類皆宜選授。錢玄同極以為然。[104]錢玄同撰寫學術文錄說明書，關於戴震的傳記，選擇了劉申叔所作，他認為“因他作均不詳‘以理殺人’一段議論也”。[105]在編選預科模範文選時，錢玄同認選顏元、李塨、黃宗羲、唐甄、戴震五人之文。[106]鮑敬言主無君、黃宗羲批封建、唐甄倡男女平等、顏李重實踐、戴震痛斥“以理殺人”，這些思想，都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精華。錢玄同非但沒有拋棄，反而選入教科書，在大學講堂上加以闡揚。錢玄同本人一生雖思想屢變，但他始終服膺顏李學派的實踐精神，也是儒家傳統。
第三，錢玄同沒有完全否定中國曆史和文學。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點閱《史記》時寫道：“太史公書好處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述往事，思來者’。蓋史公深明曆史為記載人群遙代之跡，使人得鑒既往，以明現在，以測將來，決非帝王家譜相斫書也。此外，如紀年托始於共和，項羽為本紀，陳涉在列傳，則學革命誅暴之事也；遊俠、刺客有傳，則憤社會之不平等也；貨殖有傳，明生計之切要也；本紀始陶唐，世家始泰伯，列傳始伯夷，貴讓國之高義也。此亦史公之特識也。……獨秀謂太炎師嚐雲《紅樓夢》善寫人情，我謂太史公之善寫人情，實不亞於曹雪琴，二書價值信足相並。”[107]這與錢玄同其後公開發文批判中國曆史“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賬簿”大相徑庭。可見，錢玄同從未全麵否定中國史學。對文學也是這樣，錢玄同讚美古代詩歌，“短如《箜篌引》（文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長如焦仲卿妻詩，皆純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詩者之情感，詩中人之狀況，皆如一一活現於紙上。焦仲卿妻詩，尤與白話之體無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讀之，猶如作詩之人與我麵談，此等優美文學，豈後世用典者所能夢見。”[108]錢玄同也稱頌《詩經》“很美很美”。[109]他對於《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中國古代白話小說也稱讚有加，從未一概否定。
第四，錢玄同對於儒學以外的中國傳統中的非主流學說中的積極因素也加以吸收。墨學在戰國時與儒學並稱顯學。漢後即廢至清達兩千年。清乾嘉之際，漢學鼎盛，大開考據之風，由經而子，過去被正統儒學視為異端的諸子學說也開始得到整理。子學的複活，打破了儒學一尊的地位，是“思想解放的一大關鍵”。[110]錢玄同極度推崇墨子，在日本時期他就認為“今日治學雖不必確宗孔學，然孔氏立教以六藝為本，固與玄言有異，吾謂誠能兼取孔墨最好了”。[111]這是從儒、墨皆重實踐而言。袁世凱複辟失敗後，錢玄同放棄保存國粹思想，但對墨學卻仍“情有獨鍾”，1916年9月12日，錢玄同將自己的名字夏改為玄同，原因是“因厭誤階級社會之故，無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獻身社會之心日盛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錢玄同推崇墨子，甚至到了“既想學墨子長處，則其短處亦不覺沾染，墨子非樂，即其不明美術作用之點”。[112]陳獨秀批判三綱，被人詆為無父，錢玄同卻以墨子兼愛為陳獨秀辯白，“我想陳獨秀果然能如墨子之無父，也就很了不得了”。[113]錢玄同認為，與孔子倡“別上下，定尊卑”不同，莊周、墨翟、宋鈃、許行諸人能倡平等學說。他稱讚夏穗卿對墨學的讚譽及對孔學的抨擊是精絕之論。[114]
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豐富，即以儒學而言，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形成不同的流派。其後，不同時代，儒學也有其不同的形態和內容。其中既有適合專製製度等級社會的倫理綱常學說，也有具有民主精華的“異端”；有空言心性的心學、理學，也有注重實踐、講求功利的實學；有信古、泥古的思想，也有大膽懷疑的主張。錢玄同對儒學中的綱常倫理的批判本身，不能說是全盤的反傳統，何況在儒學之外，還有其他各家學說呢？隻不過是他對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肯定的比較少，即使有所肯定也多存在於學術範圍內和私人的記述中而已。另外，應該指出的是，與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錢玄同此時思想的重點是向西方學習，而不是要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去創造新文化。如錢玄同所言的那樣：“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謂‘鑒既往以察來茲’，凡以明人群進化而已。故治古學，實治社會學也。”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在對待墨家學說的問題上，錢玄同就不僅將它視為曆史上的一種學說，而是將墨家的思想作為自己的人生觀，如黎錦熙所言：“錢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諸子的說法，是‘逃楊而歸儒，逃儒而歸墨’的……他一生安身立命之處，還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義，墨家的人生觀。”[115]錢玄同不僅自己如此，他還積極主張用墨家的學說教育青年[116]，這就更說明墨家思想在錢玄同心目中的地位和價值了。
[1]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1日。
[2] 胡適在晚年的口述自傳中說，《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在中國文化界引起了一場極大的反應。北京大學一校之內便有兩位教授對之極為重視。其一則為陳獨秀本人。另一位則是古典音韻學教授錢玄同。錢氏原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炳麟）的門人。他對這篇由一位留學生執筆討論中國文學改良問題的文章，大為賞識，倒使我受寵若驚”。錢玄同“向獨秀和我寫了些小批評大捧場的長信，支持我們的觀點……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參見唐徳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154、155頁，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3] 《錢玄同日記》，1909年6月18日。
[4] 《錢玄同日記》，1909年10月22日。另，據錢玄同回憶，1914年、1915年“時而想學《文選》的駢文，時而拿什麽桐城義法的鬼話去教中學校學生”。參見《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5]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25日。
[6]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7]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8]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9] 錢玄同：《國語的進化》，1922年10月2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10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0]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3月3日，《胡適文存》（二集），230、231頁，合肥，黃山書社，1996。
[11] 錢玄同：《〈嚐試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12]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曹述敬：《錢玄同年譜》，170頁。
[13] 錢玄同：《〈嚐試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14] 錢玄同：《〈嚐試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15] 胡適：《〈嚐試集〉自序》，《胡適文存》（一集），138頁，合肥，黃山書社，1996。
[16]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獨秀文存》，97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7] 從清末的京師大學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學，桐城派曾經占有絕對優勢，先後在此任教的有吳汝綸、嚴複、林紓、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其中嚴、林二位，不是地道的桐城家法，但仍起羽翼作用，民國初建，章門弟子北上，北京大學裏的新舊之爭，首先體現在六朝文之逐漸取代唐宋文。據沈尹默回憶，章門弟子也有新舊之分，可“太炎先生門下大批湧進北大以後，對嚴複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致的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沈尹默：《我與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225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為中心》，38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8]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19] 錢玄同：《〈嚐試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錢玄同痛詆文選和桐城二派，當時曾遭到許多人的反對，但錢玄同並非是完全地否定二者。他在1921年7月28日給胡適的信中說：“我以為今後的學生對於看古今文體的書，其程序當如下：第一步，讀極合於現代普通語的國民學校國語課本。第二步，讀較現代普通語為高的（即未來的理想國語）高小國語讀本。第三步，讀語體小說，不論新舊，但需有文學價值者（大概以先讀舊的為宜，因為舊小說大都‘言近而旨不甚遠’，新小說往往‘言近而旨遠’也）。第四步，讀《三國演義》，以為今語入古語底媒介。第五步，看梁啟超、章行嚴、胡適之、蔡孑民底文言文。第六步以上，大概可以讀‘謬種’諸公……之文了。”參見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238頁，北京，三聯書店，1989。
[20]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156頁，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
[21] 參見魯迅：《重三感舊——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魯迅全集》（五），32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和《五論“文人相輕”——明術》（《魯迅全集》（六），38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2]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1日。
[23]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24] 錢玄同提出的十三條改良內容是：（1）以國語為之。（2）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3）凡一義數字者（指意義用時完全一樣，毫無差異者言）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4）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5）書劄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6）絕對不用典。（7）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8）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門牌、名刺之類），必施句讀及符號。（9）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10）數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11）凡紀年，盡改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12）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13）印刷之體，宜分數種，以便印刷須特別注意之名詞等等。
[25]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26] 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1917年5月10日，《胡適文存》（一集），27頁。
[27]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233頁。
[28]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234頁。
[29]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4月，《胡適文存》（一集），45、47頁。
[30] 《錢玄同日記》，1922年10月1日。
[31] 同上。
[32] 錢玄同：《一封最緊要的信》，1922年12月24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114頁。
[33] 《國語周刊》的廣告，《錢玄同文集》第3卷，155頁。
[34] 《國語周刊》第1期，1925年6月14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156頁。
[35] 《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36] 參見陳獨秀：《答胡適之》，1917年5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208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胡適：《寄陳獨秀》，《胡適文存》（一集），22頁。
[37] 《〈儒林外史〉新敘》，《錢玄同文集》第1卷，391、393頁。
[38] 《錢玄同致胡適》，1921年12月7日，耿雲誌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97頁，合肥，黃山書社，1994。
[39] 《胡適致錢玄同》，1921年12月10日，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語言文字研究》，3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40] 參見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自序，新月書店，1929。
[41]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
[42]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參見曹述敬：《錢玄同年譜》，170、171頁。
[43] 同上書，150頁。
[44] 錢玄同：《幾句老話（為〈孔德校刊〉寫）——注音符號，G.R和簡體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485頁。
[45] 耿雲誌：《胡適新論》，24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
[46] 《胡適文存》（一集），6、11頁。
[47]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48] 《錢玄同日記》，1906年3月4日。
[49]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50]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7月2日，《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
[51] 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1917年5月10日，《胡適文存》（一集），28頁。
[52]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7月2日，《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
[53] 《錢玄同致胡適》，《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
[54]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55]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27日。
[56]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
[57] 同上。
[58] 《錢玄同致胡適》，《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
[59] 同上。
[60] 《錢玄同致胡適》，1917年11月21日，《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
[61] 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236、23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2] 錢玄同：《〈天明〉附識》，《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63]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
[64]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65] 同上。
[66] 朱德發：《中國五四文學史》，390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
[67]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68] 錢玄同：《隨感錄》（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
[69] 《今日所謂評劇家》，1918年8月8日，《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
[70] 《歐陽予倩戲劇論文集》，12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71] 同上書，125頁。
[72] 錢玄同：《隨感錄》（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
[73]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1916年2月25日，《獨秀文存》，第41頁。
[74] 1917年2月2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甲寅》日刊有李守常《論真理》，其言曰‘孔、佛、耶學說，有幾分合於真理者，我則取之，否則斥之’。其說甚正”。
[75]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
[76]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77] 參見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1917年5月1日，《獨秀文存》，103頁。
[78]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
[79]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
[80] 張之洞：《勸學篇·明綱》。
[81]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319頁，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
[82] 《獨秀文存》，112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83] 《姚叔節之孔經談》，1919年2月12日，《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
[84]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85] 在當時，主張廢除漢文的不僅是錢玄同，陳獨秀、魯迅等《新青年》同人也主張廢漢文，錢玄同在1918年1月2日的日記中就記到“獨秀、叔雅二人皆謂中國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誠欲保種救國，非廢滅漢文及中國曆史不可，此論與豫才所主張相同，吾亦甚然之”。
[86] 耿雲誌：《胡適新論》，9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
[87]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4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88] 魯迅：《三閑集·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第4卷，1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89]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17日。
[90] 《錢玄同日記》，1917年9月24日。
[91] 《錢玄同日記》，1925年8月4日。
[92]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5日。
[93]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卷上編，30頁。
[94] 比如，在白話文問題上，錢玄同雖然激烈地攻擊文言，但他並不是完全地否定文言，隻不過是他很少肯定文言。他在1917年10月31日致胡適的信中說：“我以為將來的‘新國語’中，雖然應該摻入許多近文的字麵，但是現在我們著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作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麽便不免存留舊汙，於進行方麵，很有阻礙。”參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252頁。
[95] 《章太炎致錢玄同》，1910年12月9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9輯，15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96] 《挽錢玄同》，1939年3月10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8卷，560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97] 周作人：《錢玄同的複古與反複古》，《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115頁。
[98] 《錢玄同日記》，1922年10月1日。
[99] 錢玄同：《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52頁。
[100]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5日。
[101] 《錢玄同日記》，1923年4月1日。
[102] 錢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宋、元、明人說經，勇於疑古是其特長，我們要整理國故，很應該參考者也。”他在同年1月10日的日記中還寫道：“我嚐謂宋人病在武斷，而好在勇於懷疑，清儒好在求證謹嚴，而病在拘牽，然思想之開展。宋儒究竟勝於清儒也。清儒如定法者，宋儒如革命者。”
[103] 《錢玄同日記》，1917年9月19日。
[104] 《錢玄同日記》，1916年10月6日。
[105] 《錢玄同日記》，1917年4月4日。
[106] 《錢玄同日記》，1917年9月13日。
[107] 《錢玄同日記》，1917年4月14日。
[108]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109] 《錢玄同致胡適》，1921年12月7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298頁。
[110]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28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111]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8日。
[112] 《錢玄同日記》，1917年4月14日。
[113] 《錢玄同日記》，1918年1月14日。
[114]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7年6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
[115]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曹述敬：《錢玄同年譜》，200頁。
[116] 《錢玄同日記》1923年3月21日記載，“近兩三個月來，沈尹默、張風舉、徐耀辰三人於禮拜日對於沈氏、錢氏諸子女為文學的講演，這是很好的事，但青年，尤其是中國的，尤其是現在中國的——一心注意文學，我恐怕他們難免要走到傷春怨秋的路上去，我尤其怕他們有頹廢的人生觀。今天聽士遠來講，他也加入演講行列，但他卻不是講演文學，他講過墨子的思想和《史記·刺客列傳》，我以為這很足以和文學相調濟，我很讚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