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秦蕙田這段話是否完全正確，究竟這段話是描述某一局部地區的習慣，還是執行不一的政府法令，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我們比較可以確定的是，整個明清時期有關祠祭、廟祭的討論，都把建廟視為法定行為，而法律隻允許皇帝、貴族和官僚建家廟。在宋代，在比較認真實行國家禮儀的地方，平民不建廟來祭祀祖先，而把祖先的畫像、泥塑像或神主牌位供奉在佛寺裏。這類建在墓旁的佛寺非常普遍，在宋代籠統稱為“功德祠”。[3]南宋時期，朱熹及其他人的禮儀改革針對的就是這些廣泛流傳的佛教通俗禮儀。朱熹認為雖然廟製不見於經，但是“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此，把士庶祭祖的場所，不稱為“廟”，改稱“祠堂”。其原則是：“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其製為：“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朱熹也規定，祠內放四龕，供奉先世神主。[4]這點符合五服戴孝之禮，也說明用神主或用畫像代表先靈之別。司馬光《書儀》、《喪儀》篇，《祭》段：“凡祭用仲月，主人及弟子孫皆盛服親臨筮日於影堂外”，“主人主婦共詣影堂，二執事者，舉祠版笥，主人前導主婦，主婦從後，眾丈夫在左，眾婦女在右，從至祭。所置於西階上，火爐之西向。主人、主婦盥手悅手，各奉祠版，置於其位”。[5]就是在一所既有牌位（司馬光稱之為“祠版”）又有畫像的建築物中進行。朱熹反對用畫像，所以特意把這個建築物稱為“祠堂”。
明初關於祠祭具有法律意義的規定，見於《明集禮》。《明集禮》中《品官家廟》一章引用了《周禮》的規定，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祭祖禰於正寢之例，同時也汲取了後世的修改，重點放在朱熹“創祠堂之製，為四龕以奉四世之主”之建議，認為“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為常”。但是在引用朱熹的規定時，加上了“凡品官之家”幾個字。所以，《明集禮》所規定的祠堂製度，與朱熹提倡庶人祭祖的一套並不完全一致。《明集禮》的規定是：“凡品官之家，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屋三間，外為中門，中門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外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同段又雲：“國朝品官廟製未定，於是權仿朱子祠堂之製，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饗於寢之禮，大概略同於品官焉。”在《品官家廟》章後，《明集禮》更加插了兩段資料，清楚地說明家廟的模式。頭一段是個《家廟圖》（見《明集禮》家廟圖），明顯表示一座有中門、兩階等特征的三進建築物，前有四柱、石階、入中門，三進，廟脊彎曲作“龍舟”狀。圖後附有引錄朱熹原話的《祠堂製度》。第二段資料是《品官享家廟儀》，就是四時在祠堂裏舉行的拜祖禮儀。這兩段話指的祠堂，都明顯是圖中的家廟。由此可知，《朱子家禮》中的“祠堂”，就是《明集禮》中所說的“家廟”。[6]
《明集禮》家廟圖（取材自《明集禮》，卷6，第15頁）
《明集禮》雖於洪武年間修訂，但至嘉靖九年（1530）才公開印行。萬曆年間王圻纂《續文獻通考》概述了明代典章的演變，其中記載洪武六年（1373）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及當時采納了禮部官員對品官祭祖的建議，大致與《明集禮》的規定相同；至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時這些規例才改變。《續文獻通考》所提到的夏言上疏見於夏言的文集中，疏中有三議，其一是“定功臣配享”，二是“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三是“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7]第一事與本文沒有多少關係，且不論。有關始祖祭祀，夏言先引述程頤的提議，認為“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是一種定例，進而認為“至朱熹纂集家禮，則以為始祖之祭，近於逼上，乃刪去之，自是士庶家無複有祭始祖”，是朱熹對此例之修訂。夏言以“報本追源”、“禮當通於上下”為理由，提議應回複到程頤的主張上。不過，他認為，盡管庶人也是“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但表達的形式，“皆設兩位於其席，但不許立廟以逾分”。祭祀沒有在廟中供奉的祖先的辦法，通常是把名字寫在紙上，儀式完畢後燒掉。夏言這個提議，對確立庶人祭祖的合法性有影響，但是不一定與庶人建立祠堂合法化有關係。
夏言的第二個提議，則對祠堂興建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續通考》在引用他的奏疏前，作了如下解釋：“閱大明集禮，國朝品官廟製未定……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享於寢之禮，略同於品官。”這一段話，出於《大明會典》卷九十五，禮部五十三，《品官家廟》條。夏言以相當長的篇幅，概括了曆代有關七廟、五廟、三廟的觀點，但是重點放在程頤所雲：“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嚐異也，皆至高祖服。既如此，則祭亦須如此。”他認為：“庶人祭於寢，已無可說矣。”但是，他求皇帝下詔，除去一切三廟、二廟、一廟、四世、三世、二世、一世之製，“使大小庶官皆得擬而為之”。最後一句話中“大小”兩字非常重要。以往的討論，停留在三品、四品官建家廟之分別。現在的提議，是所有品官都可以建家廟。這樣一來，夏言奏疏在實際效果上對後來祭祖禮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隻就法例條文上看，明代後期好像改變不大，萬曆《大明會典》仍然沿用正德《大明會典》的文本，還是和《明集禮》一樣，在《品官家廟》章內規定了對庶人祭祖的限製，其中“祠堂製度”“時祭儀節”“家廟圖”等內容都是原原本本照搬《明集禮》。可見，經曆了嘉靖年間夏言奏請改革祭祖禮製之後，在法律上仍然保留著品官可以建家廟，庶人隻可以在正寢祭祖的規定。但在實際應用中，在夏言奏議改製之後，情況完全不同了，政府放寬了建家廟的條件，各地建立家廟的數目也明顯增加了。
夏言疏議改變有關祭祖和建立家廟的禮製規定之後，品官建家廟獲得了明確的合法性。雖然從字麵來看，這個法律沒有賦予庶人建家廟的權利，但是我們須明白這個法律可以被很巧妙地運用，隻要可以找到一個五代前有資格建家廟的祖先，即使庶人，亦可以這個祖先為核心，建立有合法依據的家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