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過，18世紀初司馬灝文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墓地和祠堂仍待修葺。在他所見的石碑中，其中一塊記述了1607年康禦史捐地30畝，產權歸司馬露所有。另外隻有一塊石碑提到該處的重建，那就是1704年由一位河東巡鹽禦史負責的一次。1746年修繕餘慶寺之時，是由僧侶出資。1752年，縣令陳佩問及縣學附近的廢地，被告知祠堂所有產業均屬司馬氏所有，但這不妨礙他把地拿來給縣學學生建房子。[35]1762年，祠堂由餘慶寺的東邊搬到西邊，也是由僧侶出資。司馬氏似乎並未在夏縣發家；佛寺倒是存留下來了。
司馬光墓的曆史說明了神龕的發展。這個曆史顯示神龕在宋元兩代由佛寺負責，而明代則成立了對立的建製。明代的發展既有國家的密切介入，也包含了地方宗族的建設，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國家對祭祀儒學大師的規定、豁免力役，以及撥出土地供給祭祀之資，這些都是子孫後代維持宗族結構的條件或誘因。當時的記述，尤其是呂楠的著作，記錄了16世紀此地的一些事件，顯示宗族建設不局限於名人之後。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山西各個地方鄉約的社群安排、族譜的編修，以及嚴格依照明代法律規定的“家廟”建築而興建的祠堂。但是，今天到山西一看，當可發現這些建製無論如何並沒有像在華南地區如珠江三角洲那樣強大而且風格突出。在司馬氏的例子當中，建立神龕的推動力一直以來主要是來自政府的資助；沒有地方宗族負擔起財政和維修的工作。
祭祠司馬光墓的原因是偶發的，因而與外來壓力的關係，大於地方力量，幾乎每一次均與河東巡鹽禦史有關。呂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河東是16世紀其中一個以設立儒學自豪的地區。當然，河東也是好些信仰的所在地，其中尤以關羽為突出。初步的假設是，司馬光祭祀的興衰基本上與16世紀理學的**有關。而對這個假設的進一步探討，將可再次驗證把地方禮儀的悠長曆史並置起來，是否會比“地方”或“大眾”宗教所包含的意義，更能擴闊我們對曆史進程的理解。
[1] 原文為：“It Takes a Sage...：Notes on Land and Lineage at Sima Guang's Grave in Xia County，Shanxi Province”，《民俗曲藝》，2001年5月第131期，第27～56頁。
[2] 《夏縣誌》（1880），卷3，第55～56頁。
[3] 《夏縣誌》（1880），卷3，第21頁。
[4] 《重修餘慶山院碑記》（1746），司馬光墓旁，科大衛與陳永升1999年夏季記錄。
[5] 司馬灝文：《祠墓記》，《夏縣誌》，卷1，第17頁下～第19頁上。
[6] 司馬相：《司馬文正公積德事狀》，司馬晰：《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1670），重印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84，1996年，卷8，第20頁上～第21頁下。
[7] “新科士子往往廁身其間，官階盡管卑微，卻是晉身高位尚佳的一塊踏腳石。”Charles O.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45.
[8] 王廷直：《重立司馬溫公神道碑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4，第4頁下～第7頁下。
[9] 侯均：《司馬溫公祠堂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5頁下～第6頁下。
[10] 李稚賓：《司馬溫公祠堂塑像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3頁下～第5頁下。李稚賓在文章開首即指出，祠堂建在縣學左方，表明那就是侯均所建的那一座。但他接著說，縣裏的人三百年來一直祭祀司馬光，這可以理解為祠堂屹立當地已經三百年之久。按照侯均的文章，這是不可能的。
[11]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557頁。
[12] 根據李稚賓的文章，學校左方是司馬光的祠堂，但並無其他詳情，這個分歧毋庸深究。
[13] 參看《夏縣誌》（1880），第15頁下～第16頁上的地圖。
[14] 薑洪：《遷溫公書院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6頁下～第8頁下，馬化龍關於陽城廟的文章載於《夏縣誌》卷7。
[15] 《夏縣誌》（1880），卷3；這裏有一行文字顯示薑洪把萃賢堂的祭祀與墓地上神靈的祭祀區分開來。我的手抄本裏有闕文，因而文意不清，我會在下結論之前予以核實。
[16]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8，第35頁上～第38頁上。
[17]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4，第15頁上～第18頁上有當地人馬騤《粹德碑狀》一文，文中指在侍禦朱寔（實）昌到來之前，另一位侍禦丘道隆也曾到來，也希望修複該地。
[18] 呂楠：《修複宋相文正溫國公司馬先生碑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4，第7頁下～第11頁下。
[19] 朱實昌：《司馬故裏訪碑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4，第11頁下～第13頁下。據馬騤的文章憶述，當地認為餘慶禪院利用司馬光得到金牌，而且僧侶在1148年出力修複朝廷的石碑。佛寺得到社群的支持，大於官員的支持，也是可能的。
[20] 見Carney Fisher，The Chosen One，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Sydney：Allen & Unwin，1990，此書認為司馬光之所以被引述，乃是由於他認為多數人的意見最能代表宇宙秩序的觀點。紀念文章著重的不是他的主張，而是他與王安石力抗的性格，以及平民百姓對他的感情。
[21] 呂柟：《重建溫公祠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8頁下～第10頁下。
[22] 王諍：《重建司馬文正公祠堂書院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10頁下～第12頁下，以及王言大：《重建司馬溫國文正公祠堂書院記》，《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12頁下～第14頁下。
[23] 當地人馬巒指司馬相到過夏縣四次，期間安排了這些事情。但他的功勞卻被他後來的失德敗壞了。參看，《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5，第20頁下～第21頁上。
[24] 呂楠：《積德之什序》，《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8，第1頁上～第4頁上。序文題目的意義在文中有解釋。巡按沈公舉行了一個宴會，司馬相在宴上出示了司馬光的著作，其中有“積德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沈公為宴會準備了一部紀念詩集，拒用“象賢”和“光裕”（顯然是“光前裕後”的縮略）為題，而用了“積德”。他希望司馬光的功德會在司馬相身上開花結果，遂建議題為“積德之什”。
[25]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8，第22頁上～第26頁上。
[26]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7，第20頁下～第23頁下。那個畫卷於天啟（1621—1628）年間刻印在夏縣縣城祠堂的七塊石板上，拓本載於胡聘之撰：《山右石刻叢編》（1899），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卷14，第28頁下～第37頁下，其所在地載於夏寶晉撰：《山右金石錄》（1847），重印於顧燮光輯校：《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杭州：金佳石好樓，1929年，索引第4頁下及正文第8頁。
[27] 重印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1996年的版本係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1607年司馬露的增補本。
[28]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1，第9頁上。
[29]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2。
[30] 《夏縣誌》（1880），卷7，第31頁下～第34頁上，第38頁下。
[31] 前引書，卷7，第41頁下。《夏縣誌》，第7頁，第30頁下提到永樂年間一個五代同堂的解氏，但不清楚是否與解氏有關。
[32] 有關此夢的記述，見《重修餘慶山院碑記》，1746年。
[33] 梁綱：《明故癸酉解元雲鶴司馬君墓誌銘》，約1593年，《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8，第41頁上～第54頁下。
[34] 以上諸事的官方文牘，收錄在《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8，第41頁上～第54頁下。
[35] 《夏縣誌》，卷2，第7頁上～第8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