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墓的所在地現已按博物館規格管理，這個地方的主要特征無疑是宋代的，盡管後來經過朝代的改變。墓地整齊地劃分為三個部分，左麵是墳墓，不隻是司馬光的，還有他的父親、兄長和兒子。中間是祠堂。現在所見的祠堂是乾隆時期所建，這座建築物的興建記錄和一幅圖，見於光緒六年刊行的《夏縣誌》[2]。現在留存下來的是建築物的內進，但縣誌的圖畫顯示，這座建築物按照家廟方式興建。不過，《夏縣誌》表明，這座建築物是1762年由縣令建造的，取代較早前位於現時入口處右方的祠堂。[3]祠堂位於佛寺的另一麵，見於縣誌的圖畫，所在之處現在仍清晰可辨。無論這座建築物有何特色，這些不同部分的位置配套卻有其特性：北宋以來，祠堂往往與墓地毗鄰，而稱為功德院的佛寺，則獲撥地修建，以打理墓地。
那個建築群雖然有趣，但我得把話題轉到那裏發現的一塊1746年的碑石上麵去。這幾乎是一塊完整的碑石，碑文記載了佛寺的重建，並且簡述了司馬光死後司馬氏的遭遇。碑文說，宋室南渡之時，官員也隨行，因而司馬氏全族也就遷離了夏縣。山西在金朝治下，後曆經明而至清初，墓地一直由僧侶打理。其時，遷移到了浙江的司馬氏族人，已經不知道墓地的所在。明嘉靖年間（1522—1566），禦史司馬相被派往山西。他在那裏聽說了那個墓地，便專程前往祭祖。他雖然沒有定居夏縣，但在臨終時吩咐兒子，他的一脈必須有一些子孫回去打理墓地。然而到1567年，才有兩個他的後人回到夏縣辦理此事。他們提出取回墓地的方式十分有趣：他們攜帶了戶口登記記錄和一幅畫像。縣令已撥了地作祭祀司馬光之用，而兩位後人到來後，縣令又在縣城建屋給他們居住。此外，出現在夏縣的幾個人看來相當有出息：兩個考中縣試，實現了一些當地人夢中的預兆。這就是碑文上所記墓地祭祀的恢複情況。
碑文曆述了六代人，也就是一直到清代的故事，以至佛寺的修繕。縣令許日熾（按縣誌為1728年的縣令）為這次重修捐出了他的官俸。太穀縣縣令司馬灝文的到訪是另一件值得記住的事情，時間不能確定，但不出1728年至1746年。司馬灝文在縣城捐資修繕紀念司馬光的祠堂，並指這可能會稍稍延緩墓地旁祠堂的修繕，卻不會影響到佛寺，說服了僧侶為修繕而每年出售小麥若幹石，為期五年。售賣共得收入五十兩，另一族人司馬衍為佛寺看管這筆錢多年，將之累積至一百兩。他在那段期間還把鄰近晁村的父老拉進來，可是他卻沒來得及看見工程迅速開展。一個僧侶接手，募捐了三百兩，變賣佛寺花園的樹又得一百兩，完成了重建工作。完成之時，在佛寺立碑為記。[4]
其他記錄所載的故事更長。我們且從司馬灝文說起，據1746年碑文的記載，他曾到該處，並詳盡記述了他的所見。他說，佛寺在那裏，需要修葺。那裏有好幾塊石碑，他全給它們起了題，或作了內容提示。那裏並不如我們今天所見的整齊。他親眼目睹了司馬光及其父兄乃至幾個家人的墳墓，墳墓西麵是十一個墳，看來很古舊，而且已經塌陷。由此看來，墓地有一段時間曾為司馬氏後人所用。祠堂似乎是一座一進建築，入口處的牌匾是嘉靖時期一位巡按禦史所贈，裏麵供奉的不是靈位，而是司馬光的父親、三個兄弟、司馬光、一子和一孫七個人的人像，都穿官服、戴烏紗。司馬灝文所見到的一副對聯，印證了這種置於背後的想法：
父子祖孫聚一堂，儼若生前對話；
禴祠蒸嚐舉三獻，依然膝下承歡。
根據司馬灝文的說法，祠堂之前可通佛寺。從側門進入佛寺，有一幢坍塌了的三進房子，裏麵有一座司馬光的石像。房子由金代一位縣令所建，他把司馬光死時皇帝禦賜的碑石殘片嵌在牆上。這就是他所說的佛寺的情況。縣令許所修建的牆，旁邊的一株鬆樹已不知去向，他希望他的親戚司馬衍可以另植一株。墓地並無河流環繞，他付了三十兩給鄰近晁村的村民挖河，引水流入。他的文章並沒有讓人覺得那裏非常殘破待修，但也沒有顯示那裏使用頻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