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會及其受雇司理在仲裁糾紛時的參與，可能是一個合適的起點。大量仲裁案件分明與土地糾紛有關，這方麵須與鄉裏的土地法律概念一起考察；但是，由於土地權力的行使是整體法律的一部分，所以裁決和執行裁決的權力是鄉政府的基本功能。
以下就是鄉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所考慮的七個個案之一，很能顯示各方在法律程序中的參與：
原石門裏人士甲，其田靠近籠坑裏人士乙的田。民國8年秋收後，甲把自己田地的稻草賣給鄰鄉吳村的吳某，價格商定，款項過手，吳某就回自己村子了。數天後，吳某駛船而至，以便收割稻草。可是，吳某誤入了乙的田地而不自知，在乙的田地中收割稻草。這時，乙正好經過，就質問吳某：你為何在這裏收割稻草？你是向誰購買稻草的？吳某說是向甲購買的。乙聽見後，就找甲理論。甲說：“我賣的是我的稻草，不是你的，是買家犯了錯。”乙說：“你是存心設局來占便宜！”兩人爭執不下，就到村辦事所去。當時村長不在，村保安隊隊長梁某就對甲說：“你有嫌疑。買家怎可能未知會你就自行前來收割稻草呢？你為何不帶他到你自己的田裏收割稻草？即使你不是有心占便宜，你也肯定是太粗心大意了。如今，無論這錯誤究竟是怎樣造成的，你必須交出五元罰款來賠償乙的損失。”甲不吭聲，這決定就算是做出了。可是，甲一直沒有賠償給乙，因此，直至今天，這案子仍然結不了。雖然此事的對錯仍不清楚，但梁隊長既然做出仲裁、而此仲裁又無人反對，因此，梁隊長的仲裁應該得到維持，我們要求甲向乙賠償五元，以便了結此事。[12]
事情發生與鄉會裁決之間足有一年光景。先是辦事所然後是鄉會，給拖了進去，但這並非偶然，而是恰當的法律程序。
在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幾點結論。第一，事情是由爭議的雙方帶進法律程序的。第二，原裁決是按照故老相傳的習俗，執法與司法不分，經保安隊長即審即決的。第三，董事局是上訴庭，而且以為其決定在鄉的範圍內是終審判決。最後，裁決不單適用於宗族成員：那位來自另一個鄉的禾稈買家並沒有參與訴訟，他既非證人，也非被告。
潭岡鄉的檔案不斷表明，辦事所的權力僅及於宗族成員。要了解這個限製的含義，便必須簡略一看潭岡鄉的地理。潭岡鄉由八個村組成，總人口可能達兩千多，位於潭江以南的衝積土上（見潭岡水邊交界略圖）。[13]潭岡鄉的西北，沿著其中一個河灣，便是羅坑和陳湧，兩處皆勝過潭岡鄉，而且主導著地方政治，尤其是在墟市和擺渡的事務上。往北一點是七堡鄉，而往南遠去則是三江，這兩處不隻在地方上，在新會縣也是舉足輕重，而且擁有大片土地。七堡鄉和三江顯然也占有潭岡鄉範圍內的農地，潭岡鄉與這兩處地方的關係，必然離不開鄉村之間的周旋。
至於本鄉附近，則阮氏須對付潭岡北麵的緊鄰水邊黃氏，和西麵的緊鄰嶺背林氏。林氏在潭岡鄉擁有一個池塘，而水邊黃氏則建了一堵牆把黃氏與阮氏兩姓的房舍分隔開。如前所述，鄉會董事局第二十六次會議的決議之一，就是建一道木欄隔開黃氏和阮氏的房舍，給出的理由表明董事局也不得不承認管轄範圍的限製：木欄晚上關閉，這樣，潭岡鄉民就不能於夜間在黃阮二姓房屋走動，以避免意外。潭岡鄉鄉會的權力不及黃氏或林氏，遑論新會縣的有權勢者。因此，潭岡鄉的裁決僅限於阮氏鄉民涉及其中的事情，例如鄉民租用了外鄉人所擁有的土地便須罰款，而不及於外鄉人在潭岡所做的事。（見潭岡水邊交界略圖）
潭岡水邊交界略圖
鄉會的權力偶然也會延伸至僑居在外的阮氏鄉民。1927年，鄉會裁決了一宗糾紛，與訟一方試圖根據一張借據索債，不過這張借據是在一位客死香港的阮氏鄉民那裏發現的。司理判原訴人勝訴，但鄉會董事局推翻了這個裁決。這個案例與董事局裁決過的糾紛相比，在法律上處理得更加隆重，這可能是因為被告在香港有法律代表。在這個案例中，借貸在鄉以外的地方進行，看來並不妨礙董事局的裁決權，而案件之所以能成立，乃是因為問題在於借據之中列作抵押品的一幢村屋的所有權。[14]
但是，1923年有另一個案例，案中與訟雙方為一間商店的賬目鬧糾紛，這間商店位於奇榜，他們到鄉會尋求裁決，除了因為他們都是潭岡鄉鄉民外，沒有其他理由，而他們接受了董事局的裁決，並據之簽署了一份協議。[15]這裏要指出的並不是鄉會經常把權力延伸至鄉外發生的事，而是鄉會對於其宗族成員所隱含的權力，使之可以把權力延伸。
司理即審即決的裁決糾紛，說明執法與日常鄉務管理之間有密切關係，這種情況與清朝時期的管治方式非常相似。[16]這方麵的獨特之處，在於一種微妙的差異，那就是鄉政府對鄉民行使權力，與鄉政府服務鄉民而向他們要求特權回報（往往與地域權利有關）兩者之間的差別。一個例子就是保安隊能夠從執法活動中取得一筆直接的收入，幫補鄉預算中的日常收入。例如在鄉視作其領地的土地上，向阮氏和其他姓氏地主收取禾耕。
切勿對禾耕存有太多想象。無論保安隊在收割時期把農作物看管得怎樣好，禾耕也是當作一種稅項來征收的。征收對象是耕種者，而不是地主，範圍是辦事所視作其領地的土地。禾耕收到後，會給耕種者打一張收條，未獲收條者不得收割。除非是根據俗例，否則鄉裏似乎沒有理由索取這種收費。在新會縣政府，甚至在省政府的訴訟中，充分證明此例之訂立乃是為了顯示收費的權力。在新會縣政府的訴訟中，爭訟者與阮氏的文件顯示，光緒時期每畝地收取70文銅錢；而阮氏自己則說，1921年每畝收取三分錢。[17]
並不是阮氏領地內的所有土地都收取禾耕。一般的規例看來是向築有堤圍的沙田征收，而在一個與阮氏有關的地點，堤圍範圍建了一個保安崗，以便保安員每天值班打收條。由於潭岡鄉的所有土地在民國大部分時間內均由鄉政府管理，故此規定收條隻可發給那些付了地租的人。然而，這裏需要注意的，不是保安隊遵照辦事所的規條行事，而是所收費用的一部分直接撥作了保安隊的收入。保安隊的收入有兩種，一種是禾耕收入的一半，而另一種則是擒賊的賞金，擒獲盜賊的保安員可獲一筆固定的賞金（一個例子是五銀元）。[18]
盡管20世紀20年代鄉政府每年的總收入不過1000銀元（20世紀30年代中期增至1600銀元），但這筆收入必定受到重視，因為禾耕範圍是不少鄉村糾紛的焦點。盡管在潭岡鄉的記錄之中沒有直接提到保安隊的枉法情況，但在這樣的收費安排之下，這種情況可想而知。[19]
於是，鄉政府便製定兩種法律。一種法律旨在約束鄉民，並且劃定鄉政府保衛的領地範圍。[20]但是，潭岡並非一個自給自足之鄉，因此，約束鄉民的法律必定不足以保衛領地的完整。鄉政府經常要與其管轄範圍以外的人談判資源（主要是土地）開發權。在這些談判中，正如在禾耕的例子中所見，鄉政府是一個提供服務以交換繳費義務的既得利益者。由於談判對手也同樣受到其鄉例或族例所約束，族、鄉和土地的通例也就成為談判的基礎。因此，權力固然重要，但權力的行使在鄉村的環境中也不一定隨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