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由防衛單位演變為鎮的地理劃分，是佛山形成初始城市特色的先兆。我們須看看明時期鄉村屋聚落的麵貌：每建一間新房子，街巷也就越深入，越狹窄。標準的防禦工事就是街巷組成一個羅網，晚上關起堅固的木柵保護自己。陳贄在1450年的記載寫道：
為逆者聲言欲攻佛山，父老赴祖廟叩之於神以卜來否，神謂賊必來，宜蚤為備。於是耆民聚其鄉人子弟，自相團結，選壯勇，治器械，浚築壕塹，豎木柵，周十許裏，沿柵置鋪，凡三十有五，每鋪立長一人，統三百餘眾，刑牲歃血誓於神曰，苟有臨敵退縮，懷二心者，神必殛之。[18]
1449年的鋪看來顯然是這樣一種街區防衛設施。
問題在於，陳贄文章現存的兩個版本一個說是25個鋪，一個說是35個鋪，都不是說24個。我不認為這是傳抄的錯誤。1752年版的《佛山忠義鄉誌》強調原來隻有24個鋪，該書付梓時則增至25個。[19]然則，1752年的鋪便不是1449年的鋪。但畢竟，沒有理由假定北帝廟周遭的鄉村都曾參與抗賊，或因此而受過表揚。例如，柵下鋪的兩個社一直至清朝仍自行祭祀一位1449年的烈士，這位烈士卻不在22位父老之列。[20]此外，有關柵下的資料顯示，事後的解說模糊了大眾的記憶：1752年版的《佛山忠義鄉誌》沒有把庇民社包括在原來的九社之內，而1923年的版本則將之包括在內。[21]除了在北帝廟以外自備防禦的社群之外，我們還必須思考有些社群可能在亂事中顛沛流離，有些則可能降賊。如果對1449年的佛山地理沒有若幹認識，則任何有關鋪的組織範圍的討論都必屬空談，不過，文獻中的差異卻不容把前後不同的鋪混為一談。
更為有力的說明是，在1795年各鋪參與建立義倉之前，沒有成文記載表明它們之間合作治理過佛山。[22]整個明朝都沒有官員或軍隊派駐佛山，防務的協調看來並非常製。1553年饑荒之時，紳士冼桂奇捐糧做粥，分派給饑民，此例一開，“二十四鋪之有恒產者亦各煮粥以周其鄰近”。他又“遣人分護穀船米市以通交易”。此舉意義重大，在同年一篇紀念此次義舉的文章中，我們不但有了佛山米市的最早記載，也看到了鋪在危機之時全給貶降至一個被動的地位，盡管記事的碑刻乃是由“仕民”以“佛山二十四鋪”的身份聯署。[23]
另一次建立共同防衛組織的嚐試是在1614年，由另一位紳士李待問主持，李氏也和冼桂奇一樣出身明初的佛山家庭。李氏組成的佛山忠義團，是整個佛山的地方防衛隊，斷斷續續的一直維持至19世紀中葉。那些年間，他還積極投入其他的官方修繕工程，其中有1623年的公益橋、1634年通往廣州的大路、1641年北帝廟的“照壁”，以及1642年的文昌書院；該書院在1645年他死後不久供奉了他的肖像。根據地方文獻，鋪的團練是直到1628年得到朝廷批準才出現的，與我們向來的看法即那時是許可而不是創始並不相同。1647年，佛山終於有了駐軍。[24]
本地人當上了高官，又回鄉參與鎮裏的事務，這方麵須詳加討論。但是，在討論之前須指出的是，在直至明末都沒有其他治理方式的情況下，裏甲組織即八圖，代表了佛山的製度。這一點對於了解佛山是否可能有過公司性質極為重要，是我們先要處理的問題。
八圖的主要成員陳氏宗族與北帝關係特別。“（二月）十五日諭祭靈應祠北帝，先一日，紳耆列儀仗，飾彩童，迎神於金魚塘，陳祠二鼓，還靈應祠至子刻。”之後，當地官員和鄉紳父老拜祭北帝，然後，“神複出祠”。[25]應該注意的是，金魚堂陳氏宗祠屬1752年版《佛山忠義鄉誌》的編者陳炎宗的宗族所有。此外，這裏所說的程序並無爭論。附錄於《鶴園陳氏族譜》的八圖規條明確指出，二月十四日北帝會被接往金魚堂陳氏宗祠，然後又會被護送返廟，而當晚將遵照諭旨舉行祭祀，祭祀和聚會上均會派發餅食。[26]
另一個特別祭祀北帝的日子就是北帝的生日。1752年版《佛山忠義鄉誌》的記載予人一種社群之感：
鄉人士赴靈應祠肅拜，各坊結彩演劇曰重三會，鼓吹數十部，喧騰十餘裏。神晝夜遊曆，無晷刻寧，雖隘巷卑室亦攀鑾以入，識者謂其瀆，實甚殊失。事神之道，乃沿襲既久，神若安之，而不以為罪。益神於天神為最尊，而在佛山則不啻親也。鄉人目靈應祠為祖堂，是直以神為大父母也。夫人情於孫曾見其跳躍媟嫚，不惟不怒，且喜動顏色……神之視吾鄉人也，將毋同。[27]
這段記載接著說，北帝翌日將由北帝廟的一個偏殿會真堂給護送返回廟內，並在那裏更衣。然而，在《鶴園陳氏族譜》中的“八圖現年事物日期”附錄中，對該祭祀還有後續記錄，因為北帝給送回會真堂以後，八圖的代表便會把他送往以北帝廟名義舉行的醮會。為此，代表便得“會真堂接神至水便，陳大宗下馬”。[28]這天將會派發餅食，亦會開醮會齋宴，每家一人赴宴。北帝於三月三十日返回北帝廟。[29]
在以上兩個場合，八圖尤其是陳氏，都享有比其他鎮民高尚的地位。須要明白的是，這些廟會使八圖對於北帝廟的利益關係相當清晰可見。佛山也有其他廟會，特別是柵下天後廟和龍母廟，但沒有一個比得上北帝廟的重要。佛山的北帝像和八圖接北帝的特權，確定了它們的權力地位。
八圖對於北帝廟——從而象征其對於佛山的支配權，也見於1739年兩篇紀念讚翼堂即八圖祖祠落成的文章當中。其中為南海縣丞魏綰所撰的一篇，重印於佛山的地方史。另一篇是一篇碑文，由於陳氏與北帝廟的特殊關係，恰如其分地給收錄在《鶴園陳氏族譜》之中。[30]魏綰從賦稅方麵看待這種關係。他把裏甲製比作古時的井田製，並把佛山的源頭追溯至八圖戶口的先人的戶籍登記。[31]碑文則更為詳盡。鎮的組織建基於“黃蕭養之亂”時佛山登記為總數達80家的八圖。八圖始終沒有官署的好處，而官署之所以需要，乃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必須有一筆共同資金資助八圖的廟會活動、法律許可的鄉飲之禮，以及支付賦稅所需的費用。第二，必須在鎮內舉行集體祭祀，正如宗族在其祠堂所舉行的那樣。[32]碑文說，八圖先人的靈牌安放在八圖祖祠裏。這表示，直至1739年，八圖仍舊維持著其於北帝廟廟會禮儀上的支配地位，而且與供奉22位父老的流芳祠劃清界限。生活在裏甲製之下的後人明白到他們對於1449年的父老所建立起來的領導權不一定擁有優先的權利，他們於是另外設立了一個追思先人的地點。
這些敘述也許看來相當冗長乏味，但是，對於八圖參與佛山事務方麵，必須說得十分細致，以便掌握1700年八圖與紳士之間緊張關係的潛在意義。衝突表麵上出於八圖管理北帝廟資金的手法，尤其是在吃喝的揮霍上。有趣的是，顯然站在紳士一麵的陳炎宗，選擇捍衛北帝出巡的地方風俗。爭執之點不在於北帝是否滿意，而在於紳士與八圖在權力和在做法上的衝突，而結果就是要決定究竟佛山這個鎮是否可以有一種政治性格。